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家庭闹矛盾，孩子很气愤，跑到阳台上对他父母大喊：“难道非要让我跳楼你们才高兴吗?”这家父母以为孩子是吓唬人的，又恰在气头上，就没好气地说：“你跳啊!”孩子竟直就跳了下去。
一场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根源且不说，从处置方式上，这家父母是失当的。凡事都有两种可能性，你只想到了一种好的可能性，孩子不会跳，而没有想到另一种最坏的可能性，即孩子会跳，没有采取孩子会跳楼的处置方式，也就没有避免令人心痛的悲剧的发生。
只想其一，不想其二;只想其中一面，不想其中二面;只想好的，不想坏的;只想轻的，不想重的，这是广泛存在于我们身上的痼疾。
在这方面，毛主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很多。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为了民族大义，采取与国民党合作抗战的统一战线政策，共赴国难，一致抗日，但国民党时不时地就搞一下反共磨擦，皖南事变爆发后，毛主席给党内起草指示，对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进行总结，他说：
“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1945年4-6月间，中共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形势一片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拥有一百多万党员了，人民军队也近一百万了，解放区人口也近一个亿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这样威武雄壮过，于是不少同志便陶醉了，沉迷了，以为打败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便指日可待了。这个时候，毛主席却从头到脚泼了不少冷水下来，他说：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他还说要“准备吃亏”，他一口气列了十七条困难，每一条困难都很要命。例如“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爆发内战”、“天灾流行，赤地千里”，他在讲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时说：
“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打电报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那时我们有五十万军队，准备被搞掉二十五万，还有二十五万。 这二十五万是什么? 原来五十万是伸开的手掌，二十五万是握紧的拳头， 虽然缩小了，可是精壮了。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一百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一百五十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一百万，搞掉一半，还有七十五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他在讲到因为革命的长期性可能导致出现的悲观、疲劳情绪时说：
“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
中共七大之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随着美国对日本进行核打击，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日本在亚洲迅速崩溃，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成了过去时，1945年8月13日，在日本投降前夕，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及时提醒人民和党内干部要注意内战危险，他说：
“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产生怕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他从历史的经验中告诫人们做好准备的重要性，他说：“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
他向人们呼吁：“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正是因为对内战作了充分的估量和正确的预测，并对此做了全面的准备，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了相应的政策和对策，所以当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拿刀杀过来的时候，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和军队才能够抵御住力量远大于自己的国民党的全面和重点进攻，并在短时期内使自己的力量由劣势至均衡再至反超，把那个骄横不可一世的蒋先生赶到那个小岛上去了。
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仍不忘提醒：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全国解放以后，他没有长舒一口气，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而是依然保持着那种从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的思维习惯。
1955年3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
“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个，也只有五双，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估计到了。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1957年11月18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世界战争问题，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 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 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 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 这就要损失人。 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 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 讲过这个问题。 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 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据说曾引起许多与会者的惊诧，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毛在谈到中国面对导弹核战争时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赫氏的这个回忆，难免夹杂着一些断章取义的东西，毕竟跟毛主席是多年的对头嘛，而与会者的惊诧，则可能源于语言、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搞懂毛主席讲话的真正意图，而至于后来据此演绎出的所谓毛主席“拿3亿中国的生命进行战争”等的骇人故事来，则完全出于编造者的恶意了。
1958年12月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他针对社会主义建设及大跃进中出现的过热的现象说道：“我们就要注意到可能发生的那种不利于巩固的大规模的分裂。你如果不想到，不准备着，就会发生;你准备着，就可能避免。关于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我看还是两个可能，或者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避讳这个问题的，他屡次三番地说或者是胜利，或者是灭亡。我们现在就要积极准备，比如搞钢铁，搞粮食，搞机械，搞电力，搞铁路，搞各种事业，争取在三四年内基本建立我们的基础，使我们这个国家比较现在巩固一些。我们现在是虚名很大，实力不大，名实很不相符。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强国，在实力上，在经济上和军事土，我们还是个弱国。因此，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个任务:我们要来一个变化，由弱变到强。不要因为外国人一吹，把我们自己的报纸打开一看，净是干到劲冲天，搞得神平其神，飘飘然。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要估计到不高兴的事情这一面，索性讲清楚。两种可能性中间，不仅要估计到好的可能性，还要估计到不好的可能性，这样有益无害。”
针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对远东的政策》等讲话中提到的“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毛主席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表示了深深的忧虑。1959年11 月12日，他在讨论国际形势问题时说：“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他还在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到：
“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主席晚年的许多重大思想和决策，无不是站在最坏的可能性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他在为中国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从后来苏联的解体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分崩离析看，毛主席从最坏的可能性做的准备是非常英明和远见的，他虽然无法决定身后历史发展的走向，但他却使中国避免了一些可难发生的灾难，躲开了一些象苏东那样全面瓦解的严重后果。毛主席为什么会如此注重从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这样一种思维呢?除了自身异于常人的战略禀赋之外，更是来源于血的历史教训，尤其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带来的巨大灾难。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当时的中共领袖陈独秀采取了右倾路线，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就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夜，蒋介石磨刀嚯嚯了，陈独秀仍然心存侥幸，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企图麻木不仁，麻痹大意，跟汪精卫一起发表什么《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诉革命人民不要相信反革命的造谣中伤离间，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结果使蒋介石的政变得逞，革命人民处于血雨腥风之中，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拥有5.8万名党员的强有力的组织，到这年年底，只剩下不超过1万名党员。
几年之后又相继出现的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妄言新的革命高潮，要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城市中心论，决定立刻、马上占领城市，看不起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结果又差点让中国革命遭受灭顶之灾，中央苏区根据地全部丧失，被迫进行战略退却和转移，红军从几十万损失到只剩几万人。
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无不是由于没有预测到最坏的可能性，没有对最坏的可能性做相应的准备，以至于最坏的可能性降临的时候，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被动挨打，无所适从，只能走上失败一途。
毛主席最成功之处是他善于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从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便是一条，这就是他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凡事想到最坏的可能性，留有后手，留有退路，这样就会在大难来临的时候不致于惊慌失措，而是从容应对，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当然，这种准备是建立在极端的可能性上的，因此这种可能性并非能够转化为现实，你准备了，它可能不来，这是会常有的现象。现在就有人拿这个来指摘毛主席，说到毛主席的错误时，总会说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云云，这是什么道理啊?不是毛主席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是你的眼光没有毛主席看的远。
毛主席关于“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的，因为今天仍然盛行着非常严重的机会主义，在工作中，总想着形势一片大好，经济总想着年年增长，社会总想着一片和谐，前途总想着一片光明，而不愿去考虑可能面临的巨大危机，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暖风频频吹，平安无事情，面对突发事件也是这样，心存幸运，蒙混过关，不从最坏的可能做准备。在国际关系上也是这样，一些人总是看不到危机，人家都对你实施战略包围了，往你身上插刀了，却仍然保持不切实际的幻想，得过且过，妥协退让，这样令人忧虑的事情不胜枚举，让人着急上火。这样的结果是很危险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镜鉴，不可不察。
毛主席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
反过来讲，如果不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是着眼于眼前的点点滴滴，针头线脑，将来，是要吃大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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