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沙扬出去，即便碰到人身上，也不会觉得痛;用沙混凝结成的水泥块要是砸到人身上，那就不仅是痛的问题，还会伤人、伤命。
聚沙成塔，塔基是不牢靠的，筑的塔再高，也会倒下来。抗洪防水，没有直接用散沙堵的，都是把沙装到袋子里，做成防洪沙袋，才有效。
这些都是常识。联合，组织，团结，才有力量。
毛主席年轻的时候，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曾呼吁：
“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解决社会问题，需要这些常识;解决大灾大难，同样需要这些常识。
中国是个灾荒大国，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瘟疫，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算是好的，很多时候是年年有灾，灾情连连。有人研究过救灾史，说中国自商汤时期到民国时期，在三千多年里发生了五千多次灾荒，平均约六个月便有一次。厉害的时候，赤地千里，十室九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人相食的事情也是有的，《前汉书》里记载武帝时，“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明朝末年的河南大灾，也是“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说起明朝这个崇祯，也够倒霉的，流年不利，据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结果逼出了一个李自成，要了崇祯的命。
清朝乾隆年间，13省受旱，“草根树皮，搜拾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
清朝光绪年间，“河南全省大旱，夏秋全无收，赤地千里，大饥，人相食。”
民国1942年的中原大旱，仅河南一省就饿死、病死200多万人。
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每一次的大灾，都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些常常把“爱民如子”挂在嘴边的政府，他们不施救吗?恐怕也不是，历朝历代对灾荒都很重视，有的还专门制定了“荒政”，即应对灾荒的政策，拿现在的说法叫“应急机制”，比如大清朝总结前人荒政经验，制定了十二条荒政大法：“一曰备祲;二曰除孽;三曰救荒;四曰发赈;五曰减粜;六曰出贷;七曰蠲赋;八曰缓征;九曰通商;十曰劝输;十有一曰兴土筑;十有二曰集流亡。”不可谓不全面、不完备，从备荒到救荒，从减赋到通商，米也便宜卖给你，借钱给你重建家园，该征的税也延期了，在外讨荒的人也收容下来进行安置，说的多好，简直就是一人民政府啊。可结果如何呢?那就只能用“呵呵”来表达了，说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最关键的一条，那就是在所有的“荒政”里面，都没有民众参与这一条，民众只是被动救助的对象，而没有成为抗灾的主体，这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荒问题。在一家一户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时代，整个社会是原子化的，碎片化的，散沙化的，形成不了抗灾的合力，在大灾临头之际，只能是各自飞，各寻活路，成群结队地讨荒，通过乞讨度过灾荒，而不是联合起来抗灾自救。然而乞讨之路在大灾之年并不是一条活路，更多的是一条死路，美国记者白修德曾经这样描写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饥荒时的讨荒者：“路边简陋的坟冢，说明了衰弱的人曾在这里倒下。有的时候，一家几口人都站着，在沉默的困窘之中，注视着一个尸体。小孩子象老人一样撑着拐棍。有的小孩子背着的包袱象他自己一样大。更有些孩子似乎是梦游病者，他们不看任何东西的眼睛，仿佛已有一千年的痛苦了。在所有这些人的后面，寒冷的风从灾荒之区吹过来，扬起尘土，把他们追逐到黄色的平原那边。”一幅“流民载道，饿殍盈野”的凄惨景象。
解决大灾大难的根本出路或路径在哪里?
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曾经预设了一个场景：天灾流行，赤地千里。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到此事，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世界大战来了， 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困难， 也是我们的大困难。 但是， 中国人民， 尤其是共产党人， 经过了多年战争，对此是不怕的。 我们有了精神准备， 就会更好一些。 再比如说，来一个大旱灾。 在七大上我们讲过这一条， 它很有可能来， 来了确是个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战胜它。从前太行、山东、晋绥都有对付灾荒的经验。 如果出现了大旱， 别无办法， 只有全党动员起来，组织人力克服它。”
动员，组织，联合，就这么简单 。这条孙中山致力于中国革命四十年所取得的经验，毛主席已经运用的得心应手了。在江西、在陕北、在广大的解放区，通过“变工队”、“扎工队”、“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合作社”等形式多样的组织，把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发展成集体的组织形式，工业方面建立起公营经济，创办自给工业，发展起了“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化运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克服了围剿以及各种自然灾害，保障了供给。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就指出：
“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
毛主席靠着组织与联合的法宝，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不断得到壮大，并最终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并愈演愈烈的混乱时代，孙中山曾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地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全面改造，尤其是农业，毛主席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认为：
“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为了编写《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毛主席精心选材料、改文字、拟标题、写按语，仅按语就写了八十五篇。在《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一文的按语中，他写道：“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曾刊载《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通过生产自救获得巩固与扩大的》一文，在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主席将题目改为《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文章介绍了繁昌县峨桥区浮湖乡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六月遭水灾后，将社员们组织起来，大力开荒增产粮食，通过生产自救渡过了灾荒，并巩固和扩大了合作社的情况。受灾后要求入社的中农柯先富说：“像我们这些中农，就像江里的小船一样，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平平而过，遇到狂风暴雨，就寸步难行，若不赶快爬上大船，就有翻船的危险。”失去母亲的十六岁贫农柯百法在入社后说：“我从小靠娘，现生产在靠社，合作社就是我娘。”毛主席为这篇文章写下了这样的按语：“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灾荒的生动的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
1959年10 月 14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由萨瓦茨基率领的波兰党政代表团，“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公社成立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我们曾研究过苏联一九一八年的农业公社章程，那时列宁很想搞公社，但没有经验，章程中有的条文不够妥当，如规定自留地一点不要，更严重的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主要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生活来源百分之八十来自集体经营的生产，百分之二十来自自留地和其他副业。将来，若干年后把私有部分逐步减少。总的形势是好的，顺利的。问题的性质是属于局部的、暂时的。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变成近代化的工农业国家，要人民掌握科学知识和文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三大改造”是中国社会高度组织、高度联合、高度集体化的过程，它使中国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形态。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中国才克服了象三年自然灾害那样的大灾，才建立起了星罗棋布的水利网络，才消灭了象血吸虫病那样几千年都无可根除的传染病，才建立了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标杆的医疗卫生体制，规避了许许多多可能发生的灾难。团结就是力量，人定胜天，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这些充满社会主义色彩的语言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特色，而这些特色，正是广大人民抗击灾难的最可靠的保证和最坚固的后盾，这是社会主义不可替代的优势。
回看这次武汉新冠病毒阻击战，疫情乍起时，所表现出来的迟滞以及诸多不可思议的行动不力等现象，跟今天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应对新冠疫情的状况是不是有几份相似呢?这恰恰说明，如果盲目跟资本主义接轨，就不可避免地染上资本主义的病症，无法高效地应对大灾大难。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以利益为纽带的，统治阶级是资本的化身，它的本质是追逐利润，这是他们衡量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的整个社会结构是相对松散的，无论它多么发达，多么高科技，多么富有，都无法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很难出现象“同舟共济”、“群防群治”、“众志成城”这样的文化现象。中国武汉自本年1月20日之后，毛主席集其一生革命经验创立的集体主义思想开始登上舞台，发挥作用，社会资源有效地被调动起来，包括对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应收尽收”， 拉网式排查，“一方有难，八方来助”，全国各地医疗资源驰援武汉，全国动员，人民战争，短短的时间，一场看来几乎无法控制的疫情在集体主义的坚强组织面前节节败退，我们不由得得长舒一口气，这就是毛主席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有疑难之时，就象当年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柯先富所说的那样，只有社会主义的大船，才能避免狂风大浪，才能避免翻船。现在不少人都在以嘲讽的口吻谈论意大利、美国、韩国等国家处理新冠疫情的态度和采取的漫不经心的措施，把意大利称为“意呆利”，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呢，更是令人不可思议，他对疫情的冷漠和无所谓态度，备受人们的指责，然而他自己还觉得很委屈，说自己已经“做得很棒”了，其实，也别太难为这个老头子了，就资本主义的“德性”而言，我相信他说的“做得很棒”并不是假话，他真的做的已经够好的了。
来看看我们曾经的蒋大总统，河南大饥荒，美国记者白修德发疯似的吼着“人民正在死去!”他通过宋庆龄的帮助，面陈蒋总统，而蒋总统呢，“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因为是他多管闲事的妻姐逼他接见我的。”当白修德讲述河南灾区的人民如何被饿死，如何被征税，如何被趁火打劫，如何人吃人的时候，蒋总统都予以了否认，他坚定地说：“人吃人的事情决不会在中国发生!”当福尔曼(跟白修德一起的摄影记者)拿出了照片时，“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些白修德的回忆文字时，是不是会感到似曾相识啊，是不是很像特朗普的作派呢?
前两天，我在一个金融系统的论坛上看到一个年轻人发的贴子，题目是“今天我才认识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国家面对疫情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其实，如果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大船被侵蚀的千疮百孔，我们会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对照处在中日韩包围下的朝鲜，他们一例新冠病例也没有，根本原因是他们的社会主义被保存的完好无损，他们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应对疫情的能力是资本主义所无法做到的，我经常读到朝鲜的新闻，朝鲜的新闻里经常会出现“群防群治”、“自力更生”这样的词，有时候我就感到很惊讶，我觉得朝鲜一定有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机构，他们已经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都学到手了，所以他们在今天应对疫情的时候，做得那么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在迎战这次世界性大疫情的战斗中，朝鲜才真正做到了“完胜”。
历史证明，“一盘散沙”的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而私有化是把中国引向一盘散沙的幕后黑手，我们必须反对它。任何认为私有化才是救中国的良药的思想，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应成为这种思想的驳斥者和斗争者。如果任由私有化在中国做大，中国将滑向无底的深渊，不但灾难会频发，而且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一定会出来比今天的特朗曾更“骚”更“骚”的操作，一如当年的蒋总统。
毛主席说：“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历史已证明，未来的历史也必将证明：
毛主席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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