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这一百多年来，他与孔学文化的关系，历来存在两个完全对立不相容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与孔学对立，完全不适用于中国，第二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孔学具有内在一致性，几乎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制。
第一种观点流行于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前，比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戴季陶主义”，他的代表作《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认为“三民主义”和孙中山思想直接继承自中国传统的东西，与孔孟思想最接近，而不是“共产主义”；第二种观点流行于今天。1949年后可以看作我们华人理论思维空前大爆发，过去两千年的理论思维总和不及我们如今的一天，但我发现，1949年立国至“文革”结束这三十年，似乎不曾有过哪怕一篇，谈及“马克思主义与孔孟思想最接近”，或诸如此类的文章，反而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的事情。
我的这个观察不知对不对？反正我不是理论家，不是哲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事实上是个“标题学家”，标题不合口味就来内火，就想辩一辩。第二种观点确实是最近二十多年显学传播的，得到越来越多“主流”的认可，甚至我们党校一些教授也持这类观点；尽管在具体的文辞文句表述上各有不同，其实翻翻花样，实质意思一样，诸如“马克思主义与孔孟思想最接近”、“几乎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制”、“中国的历史更易于使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只有中国人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等等诸如此类，表述上各有不同，意思都一样。
这些变着花样的东西越读越堵心，我也在《红歌会网》发表几篇文章反驳过。惭愧的是我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反驳是苍白的；以我有限的马克思主义认知，如果硬要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内在相似性，我到以为更像道家学说，与“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类道家思想更接近，而不是孔孟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向前看的，道家思想表面上向后看――人类文明越是复杂化，离“道”就越远，但是仔细辨析，内在“革命”性却是一致的；我们从道教的起源看道家理论的革命性，足以证明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与道家思想有内在贯通性，而不是孔孟思想。
然而真正要梳理马克思主义与孔孟或儒家思想的关系，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置于西方文明，孔孟或儒家道家思想置于东方文明，将东西方两大文明作为一种整体对比，然后才能更准确的认识其中的具体，否则总也说不清楚的。
这也是我《红歌会网》几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今天则是更突出一下。刚才我读了郭松民先生的《马克思进文庙”？——评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忽然又想了起来。
郭松民的文章我非常爱读，包括他的影评。观点直接、凝练不罗嗦，我也不拖沓。作为一个书评，郭松民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胡适到戴季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态度，实际上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而近二十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拥泵”，实际上也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然而你不将他们置于各自的文化环境，你是很难看出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很巧妙的。
这里我所说“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包括：第一阶段的环地中海古代文明，包括西亚、古希腊、希伯来和古罗马文化，第二阶段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第三阶段是欧洲近现代资本主义文化。这三个阶段文化是连贯继承的，他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继承性。东方文化是指中国文化，不包括印度、伊朗、日本、南亚等。
为什么要东西方文明（文化）直接比较，而不能各自取出其中一块去比？
以我和其他许多人的看法，这两大文明在各自历史演化过程中都发展到了极致，具有相当的可比性，两大文明外还有更多其他，比如阿拉伯文明、印第安文明、草原文明、斯拉夫文明等等，都缺乏这样的极致可比性。
比如西方文明的文字是拼音文字，而东方文明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有证据证明，任何文字的前身都是象形文字。两种文字都有相同的前身，而各自演化终至分途，文字的不同对人的思维产生决定性差异，而人的思维又对社会的产生和结构具有决定性作用。比如有人证明：象形文字抑制了思维逻辑的发展，而拼音文字强化了逻辑思维。
又比如罗素认为西方文化存在三种形态（或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神学（阶段）、哲学（阶段）、科学（阶段）。无论形态说还是阶段说，这三样东西都有内在一贯性，那就是终极思维，比如物质的终点在哪儿（古代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说，近代的道尔顿分子说，现代的夸克说），比如世界的本原是意识还是物质，比如这个世界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动力在哪儿，未来是怎样的（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等等这些他们仨在各自不同领域相互攻伐，而中国的终极思维（比如“归一化”思维）在道家学说中昙花一现，未曾发育成熟。神学不发达这是有共识的，中国从远古多灵鬼神社会一举进入无神社会，实际上是巫傩化（现实政治中的人格取代宗教的神格），中国的哲学不发达也是有共识的，中国古代有思想无哲学（以《本体论》、《逻辑学》和《认识论》三大哲学为核心的哲学）。中国为什么技术发达而科学落后？自“李约瑟之谜”问世以来纠缠了华人一百多年，最近《红歌会论坛》也有争论，我也参加了，见《怎样解释“李约瑟之谜”？阴阳之道不可偏废》。罗素认为中国文化从未在这三个阶段上运行，更甚至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是唯一运行在这三个阶段的。
总之以罗素的观点，神学、哲学和科学，这三者无论形态说还是阶段说，他们是辩证一体的，是统一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的，不能将他们分别掰开细究的，而这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中国也曾有过“庄周梦蝶，蝶梦庄周”，可再也没有下文，没有发展出“存在”概念；中国也曾有过“白马非马”的思辨，可是《形式逻辑》只在《墨辩》中昙花一现，再也没有下文了――中国历史上所谓“墨辩的沉沦”；中国史前有过高度发达的音律系统，与宗教有过亲密接触，孔子曾经有过研究，他自己也曾“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我们有所谓“礼乐文化”、“礼乐文明”之说，其实秦汉以前处处“礼乐”并举，但这个文化终止于秦汉，再也没有下文【注】；中国有过高度发达的数学成就，向人类贡献过《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但也嘎然终止于隋唐……。等等这一些，不能将神学、哲学和科学这三样掰开来分别看待，他们是同存同亡的，要么一起存在或出现，要么一起消亡灭失。总之以罗素的观点，他是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包括中国文明）的重要标志。
再比如西方文化两千年以来基本上同纬度（东西向）发展，而中国文化主体在胡焕庸线以东，因此他的两千年文化发展呈南北向。文化与地理、气候、禀赋密不可分，东西向文化与南北向文化存在不同逻辑，最近我发表的《欧亚大陆低维度地区普遍呈现“印度化”，宋元后的中国也呈这样的趋势――“观网”一篇文章引出的思考兼评吴晓波现象》就谈了这个问题。
――比如“伪娘文化”（或“娘炮文化”、“男性雌化”），我以为就是中国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我有许多证据，比如古代文献记录中，北方或南方很少有“伪娘”的记录，这种文化在北方或南方并不彰显，然而在胡焕庸线以东，南北交汇的较宽阔地区（也即长江流域地区），“伪娘文化”甚为发达，我们确实可以从古代文献记录中得到证明的。
――最近有同志将“伪娘文化”看成资本在作孽，誓将炮口对准“资本”。我稍稍有不同看法，以为应该从中国文化特性中去找寻原因。资本和商业确实在作孽，但他只是将“伪娘文化”放大而已。资本主义发达体系（比如英国）很少看到“伪娘文化”，“伪娘文化”与资本主义并无必然相关性。也有同志将“伪娘文化”看成东瀛日本或韩国韩流文化输入，我也持不同看法。地球与乒乓球在一起，乒乓球能够撬动地球？想想也不可能呀，他只能从地球本身成因看问题呀，这是基本的哲学观。本想写文章反驳，后来觉得不妥，今天一并在此表达一下吧。
――南方国家泰国固然人妖发达，但他从未构成“凄凄复戚戚”的伪娘文化，而在胡焕庸线以东，南北交汇的较宽阔地区间，这种文化非常发达，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我们别吵，可以到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证据。如果不做文化比较，这是发现不了的。
我只随手列举这三样――文字的不同，罗素的“神学、哲学和科学”一体观，东西向文化与南北向文化，以此来阐述东西文化的根本不同。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许多大哲人都探讨过中西文明的异趣，比如辜鸿铭、梁漱溟等，我也不是什么家，以自己的认知随手列举。总之从更宏观时空尺度去看待中西文明异同，然后做出推演。
直接从各自文化中取出其中一块（比如将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文化中剥离出来）去比，是很不能说明问题的，往往被其他因素而遮蔽。好比同样一幅剪贴，放置于五颜六色不同背景上，他的美学和视觉效果是截然迥异的，完全就是两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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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文化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放置于西方文化背景与放置于中国文化背景，他很可能完全两样东西。哪怕从语言学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庞大术语库，他只能在他所在文化中得到解释，他是很难翻译的，甚至是无法翻译的。比如“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头到尾叙说的内容，可是马克思（包括恩格斯）本人从没专门专题论述过“意识形态”，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未曾出现过这个“术语”，你不到德意志或盎格鲁-撒克逊底层文化中去理解他的含义，然后对应到中国本土文化中，那怎能正确理解“意识形态”呢？马克思理论中“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诸形式”经常切换，你不去德意志或盎格鲁-撒克逊底层文化中去找寻他本根含义，怎能理解他细微而又“差之毫厘，远之千里”式的差别呢？又怎能对应到中国本根文化去呢？
而这种术语盘根错节，是一个庞大的术语库，根本无法翻译的；既使翻译成功，那也得漫长的文化对接过程（既使《化学》这类纯粹器文化，从徐光启那个年代到满清末期，才算真正翻译成功，用去三百多年；而马克思主义是道文化，得用去更漫长时间），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在他母体文化中才有意义。一个一个抠字眼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说的”，不行的。
东西方文化比较，好大的课题呀！
事实上“东西方文化比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叫做《东西方文化比较学》，然而依我看一百多年来从未成形，都是一些“民科”在担当，比如辜鸿铭、梁漱溟等，把我道一人也算一个吧。为何总是成不形？我看是缺少方法论，缺少方法论的共识（或者叫做“论域”），道一人今天从这三样东西去分析，辜鸿铭是那个角度，梁漱溟又是另个角度，人手一萧，各吹各调，从未有过统一的方法论或论域。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也有这个意思，不知哪天哪月《东西方文化比较学》可以走进我们的课堂，从第一版、第二版到第三版，并且正儿八经的一门学问，要考试的。期望不要太长的时间，我也真的等不及了！我们的子孙将会感念，诺！真的一门学问呀，产生在某某时代；东方人西方人确实不同，原来不在鼻子高鼻子塌，不在皮肤白与黄，原来在这呀！
是的，这门学问进课堂，我们的子孙一定会有此感念。可我的想法毕竟人微言轻，激不起浪花呀！
【注】：
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与今天的欧洲有过相似的重视音律的文化，比如“三代”非常重视音律，声、音、乐、律、听、闻、圣、风、气等等构成了一个“天人合一”的音律系统。“天人合一”就相当于西方的“人神共治”、“政教合一”之类，上古乐官制度就有“听风知政”的传统，从《国语》记载，古代宫中设有作为神人中介的盲瞽乐官，其重要职责就是省风、辨音、知气，也即察节气、协农事、成万物。
“三代”人认为禽兽只知道“声”而不知道“音”；普通人只知道“音”不理解“乐”，只有君子通“乐”。“律”字的本义是“必须遵循的规范，用文字书写下来”，引申为“标准”。又引申为音色音律的一种标准，再引申为调节声音乐的一种工具。“气”是取律和调律的基础，需要吹气入管以调律。律者，所以通气，故知吉凶；而气的存在形式或自然表现就是“风”。
这一组概念通过“律”关联在一起，并且与“数”叠加，构成中国数术文化中蔚为壮观部分。不理解就他不理解华人。比如中国“十二音律”体系的“隔八相生”：定准某一音律开始，每隔八律定准一音，连续相生十二次之后，又回到开始的那个音准位置。这个“八”就是一个律数；再比如中国另有一套音律体系叫做“五音”体系，与五行观念结合，这个“五”字既是象数又是律数，加倍神圣。
郭沫若先生认为，古代的“听”、“声”、“圣”为同一字（《卜辞通纂•畋游》），马王堆帛书也有“听者，圣之藏于耳也”、“圣者，声也”（《五行篇》《德圣篇》）的说法，因此“三代”圣人重“听”，听风知政，也重调律，所以有孔夫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美谈。
然而此地我以为要明白一个道理：音律系统是依“天人合一”而存在并发展的，秦汉以后天的神秘性不再，“天人合一”当然也趋于消亡，沦入为一个汉语词汇，音律系统当然也不复存在，面临分崩离析，更别说发展了。也即中国汉族音律不发达，他是秦汉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与宗教消亡是同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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