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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低维度地区普遍呈现“印度化”,宋元后的中国也呈这样的趋势――“观网”一篇文章引出的思考兼评吴晓波现象

2021-07-23 09:43:5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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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印度化”,只在我这篇作文中有用,别在外引用。

  一个地区他的文明开化非常早,相比同期其他地区相当发达,但他始终处在中国学者常说的“邦国”阶段,别说帝国,甚至连“王国”阶段也未曾到达过;他要超越邦国到达王国或统一帝国阶段,总是在遥远外部力量(大多是北方势力)介入下才到达。

  我这个定义是否符合印度地区或国家,八九不离十吧?历史确实如此,印度地区的文明启现非常早,“哈拉帕文化”始于五千年前,“摩亨佐•达罗”更早,这两个文明都已发达的城市文明阶段,同期其他大多数地区都还茹毛饮血,但他进入王国是在北方雅利安入侵下完成的,比如列国时期和孔雀王朝,以后多次也是在月氏人、嚈哒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统治下才保持王国状态,这些外来人血统一旦稀释,又呈现邦国部落阶段,最近一次印度统一,确实是在遥远的英国殖民下完成的。是故史学界一直有一个说法:历史上的印度只是个地区而不是国家,我就把这个现象称为“印度化”。

  事实上这并非印度地区独有,而是欧亚大陆低维度地区普遍呈现,比如两河流域、埃及、伊朗都如此,与印度地区高度的相似性,这些地区的文明开化是相当早的,都是超过5000年的(我们华人对5000年非常有感情),甚至6000千年、7000年,他们的统一国家形成确实是在晚期更北方势力介入下才完成。

  中国其实也是如此。我们华人只记得5000年文明,事实上更早,八十年代几次考古证明起源也相当早,也在7000年以上,比如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高庙文化等。虽然大家对“文明”的定义还有不同看法,但不妨碍对事实的认知,他的文明开化要早于同期其他地区,甚至高庙文化的范围非常广,湖南、黔东南、广西、广东部分地区都是这种类型,但他属于早期邦国时期,学术界常说的“满天星斗”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直到再晚两千年后的黄河文明崛起向南辐射,才逐渐走向王国阶段和秦统一,这可能也是学术界常说的从“满天星斗”走向“月明星稀”吧?

  因此这是个普遍现象,是欧亚大陆低维度地区普遍呈现,他有内在原因,内在规定性;关于他的解释可能是多元的,地理禀赋、文化生成、种族和迁移,但我以为绝非一两个偶然原因所能解释,是个综合原因。

  这个现象两千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可能也看到了,他似乎也不解“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南方明明更有统一条件,可偏偏“让给了”北方。而司马迁看到的这则现象又被他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一再证实:南方或东南方向经常是实力超过北方,不管是军事和制度实力、经济和物质实力、文化和精神实力,南方经常超过北方,更有条件由南而北统一华夏,但实际进程经常是由北而南,大多数是这个方向。

  如果司马迁活到今天写世界历史,可能更会奇怪这个现象。可惜司马迁没有留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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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者网读到一篇文章,《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先生的《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不愿意打仗》,他的标题首先就吸引了我,点明观点,你非得要读下去,思想一下,你非得要评判一下,对不对?

  吉迪恩·拉赫曼先生言简意赅,文章并不长;可是历史上的中国是个战争的国度,战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不仅是今天意义上的“内战”,而更是“外战”频繁,第一个进入文字历史的“商”就做两件事:战争与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百年前挖到的甲骨文证明此言不假,又比如与匈奴的战争就持续几百年,最终击溃驱赶到欧洲,又比如与突厥的战争,与蒙古的战争,与辽金、满的战争,这大大小小的战争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并且战争意志强烈,战争文化深厚而丰富,怎么就说“因为它不愿意打仗”呢?

  迪恩·拉赫曼先生此言又不假,他是对当下中国的部分画像,可这个画像并不一直存在,而是宋元以后逐渐形成,对这个画像的解释,我以为就可引用前面的观点:这是欧亚大陆普遍现象,低维度地区普遍呈现“印度化”,宋元后的中国也呈“印度化”趋势。

  这里我还需解释一下,所谓“印度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现象层面的含义,我前面关于“印度化”的文字定义就是他的现象层面,其二是他的精神层面,畏战、怯懦就是他的表现。宋元以后虽然保持着统一国家形态,无论汉族主导还是少数民族主导,他仍保持统一国家形态,主导集团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来自北方,但政权逐渐南向化过程中,精神意志也逐渐南向化,就是我此处所说“印度化”。

  是的!国家形态上固然保持着统一帝国形态,但精神意志上逐渐“印度化”。这就是我今天读吉迪恩·拉赫曼先生这篇文章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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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否可以改变扭转,或者减缓他的进程呢?

  我既然红坛安家,那就肯定不缺信心,我坚信可以改变和扭转他,至少可以减缓他的进程。

  关于文明进程有两种哲学观,第一种是自然主义哲学观,认为人类文明进程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是自然的函数,这种自然包括地理纬度、气候禀赋、人口因素等诸如此类;第二种是意志论,认为有一种客观存在的“意志”主导着人类文明进程,人的意志也是某种意志,人的意志外化成“上帝”也是,属于更高级的意志,自然存在中的某类意志(比如交感巫术中的“灾异祥瑞”)也是。

  这里顺便说一下,道家语境中的“自然”并非花花草草那种纯自然,他是纯自然与神秘意志耦合的自然,与马克思思想中的“人化自然”可能具有某种相通性。

  最近正在对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大部分人都是无用的,因为世界不需要很多人同时思考”进行批判,吴晓波正好可以给今天的观点做注脚:

  宋元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印度化”,一个显著的,被后人捕捉到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充斥着两种类型的人物:

  第一种是吴晓波这种类型,他们占据精英话语层次,运用一套话术主导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国家命运,并且他们自我意识中也认为是国家精英。

  第二种是实际权力执掌型,他们仍然保持些许来自北方统治者的外形,看似凶悍,但大都沦落到口头,嘴巴上凶悍,在弱者面前凶悍,实质上怯懦畏战,在强者面前立刻疲软,一付典型的、百姓口中“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形象――这付形象在满清统治者比如“八旗”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确实是宋元以后中国社会显著,且被后世捕捉到的社会败象,社会精英和统治者充斥着这两种类型,比如明清之际外部传教士大批涌入,就观察到这个现象,被他们记录到文本中传回到他们国内,大量的明清笔记更是实录到这个现象,这在宋元以前是不存在或不显著的,宋元以前强悍的民风民俗再也难见于明清笔记实录中,吴晓波仅凭一直笔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种类型在宋元以前确实很少见,而宋元以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弱者面前凶悍而强者面前怯懦,更是招致近代西方列强一波又一波侮辱的重要原因。

  这两种类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文”与“武”交替两手,某种统治术,而是宋元以后统治者性格逐渐“印度化”的具体表现,并不是真的存在泾渭分明的两类;某种人可能身兼两种类型,某个场景场合下,可能利用话语术,类似吴晓波类型,某个场合下又展现出弱者面前凶悍而强者面前怯懦的“八旗”相貌。满清末期这个相貌非常清晰。

  是的,宋元以后这个现象非常显著,被后世或外来者观察到、记录到,当然也是个逐渐强化的过程。机理上我就是认为:中国人口94%集中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历史统计一直维持在这个比例附近,并且宋元以前文明活动中心南北界限非常明显,主要在长江以北,无论经济活动还是文化活动,此地民风民俗强悍,宋元以后活动中心逐渐南移,来自北方的统治者面向更为广阔的南方,自己也逐渐南方化――也即我此地所说“印度化”。

  既使今天,胡焕庸线以东民风民俗性格南北差异仍然显著,北方地区民风民俗性格强悍,南方地区民风民俗性格懦弱畏战,而南北交汇地区的长江两边一个较宽阔地区则介于两者之间;遇事争斗,其“凶悍性”往往表现在嘴巴上,不停的打嘴仗,其心里意念就是期望对方示弱,而北方遇事争斗,往往直接就动手开打,南方遇事争斗,双方大都会朝“息事宁人”方向,大家似乎都“懒”的去“斗”。

  宋元以后,胡焕庸线以东长江两边一个较宽阔地区内,进入中国统治阶层的人数比例逐渐增高,这个地区的文化在国家版图上的比重逐渐提高,这都是有历史统计数据的,这直接牵引引起了中国文化性格的嬗变。

  是的,既使今天,胡焕庸线以东南北民风民俗性格差异仍然显著,既使汉族内部也是如此,反映在文明演化由北而南进程上,宋元以后中国民风民俗性格的“印度化”是客观现象。当然我今天说话是特指针对的,是针对吉迪恩·拉赫曼先生的《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不愿意打仗》有感而发,千万别扩大我说话的含义,也别其他地方引用。

  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是可以改变和扭转的,至少可以减缓他的进程。普遍性中又有偶然性,欧亚大陆低维度地区普遍呈现“印度化”是普遍现象,但在中国他又有偶然性和具体性。

  既使普遍性,融入现代世界文明后,他又会呈现与以往不一样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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