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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中国国有企业历史特性分析

2019-01-10 15:28:1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许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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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马克思企业理论视阈看,国有企业本质是对劳动合约特殊类型的特别历史利用,是对特殊历史劳动过程的特别运用。因此,可以运用“生产方式-劳动合约”这一劳动过程总体分析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整体的历史演化-博弈结构剖析。根植于官民经济的统合斗争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分化、分立和不断采取新的形式,中国国有企业历史发展形成内在模式——5种基本模式。中国经济历史截面——作为农业社会的经济变迁和发展——大体就是由这些模式的转换与衔接所“谱写”的。这一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分析需要从“资本主义至上”模式中根本挣脱出来,从而对于指导当下国企改革与发展富有深远意义,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经济学面向现代的发展和应用化也不无启迪。

  关键词:国有企业;发展模式;劳动过程;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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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导言

  从马克思企业理论视阈看,国有企业本质是对劳动合约特殊类型的特别历史利用,是对特殊历史劳动过程的特别运用。所谓“劳动合约”,既可以规定为劳动过程内合约安排的总称,即宽的规定——关于“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或“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以及围绕“工作日的必要界限”(工作日本身“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力量斗争的全部安排①,也规定为围绕剩余生产的劳动过程的社会定制关系,即窄的规定——“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②,因此“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③两种规定是有机统一的,前者使合约理论与企业理论“联盟”,规定企业的劳动合约本质和总体分析框架——作为“技术-权威-合约”,后者使企业合约理论进而严格根植于劳动价值论,规定劳动价值论的企业视角——作为企业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基础。从而劳动合约在内涵上严格区别于一般经济合约(作为“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作为技术规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作为权威规定,促成“直接强制劳动”、“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或完全强制“劳动过程转化成社会过程”;而作为社会形式中介规定,“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④。

  当马克思说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劳动合约规定的以下几重内涵:(1)任何社会制度的运行都不能只以(法律上的)平等缔约双方间的自由合约网为基础;(2)人们达成合约协议的基础并不能够是简单抽象的理性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或心理算计,而是正式法规法令与不太正式世代相袭的传统习俗的结合;(3)作为狭义视阈——市场劳动力合约的一个资本主义的特别执行过程,劳动合约是完全合约与不完全合约的统一,而作为广义视阈,劳动合约则是纯粹合约(或合约因素)与非纯粹合约(或非合约因素)的统一⑤。说明作为合约内容(技术-权威)与合约形式的统一,劳动合约规定内在于“生产方式-劳动合约”分析。即通过将社会权威与企业内权威统一化为资本的社会权力,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历史上升规定中提炼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雇佣合约”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狭义一般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本质上乃是一部排斥劳动过程非合约因素的过程史,使“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⑥,从而造成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相反,从广义过程的非合约因素考虑,企业劳动过程将会受到社会行政权威或企业生产权威的双重或多重的复杂强制——“在职业的分离是自然地发展起来、随后固定下来、最后由法律加以巩固的早期社会形式中,一方面,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另一方面,工场内部的分工还完全受到排斥,或者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⑦,由此决定在总体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还必须同时考虑和分析除资本雇佣劳动合约以外的奴役劳动合约、徭役劳动合约以及社会管理型劳动合约等等纯粹合约或非纯粹合约的形式。

  整体运用这些规定,中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发展模式乃是内生于中国总体生产方式(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与总体劳动合约(以劳动过程总体分析为基础)的相互型构。即大体说来,根据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原则,可以将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界分为五种基本模式:(1)纯粹官营工场,(2)官营工场+分包制,(3)官营工场(厂)+准工业化,(4)国家工厂+计划科层制+工业化,以及(5)现代企业+现代分包制+市场化。从而中国国有企业历史发展特性,既直接体现出企业本质的劳动合约性质——作为对劳动合约特殊类型的特别利用(通过发展模式的内部构成要素),又总体体现出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经济性质(通过发展模式内部构成要素的有序结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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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古代国有企业发展模式I:纯粹官营工场

  中国国有企业的古代发展源出于官营工场,时间跨度于秦汉唐宋元。根据发展特点演进,划分为三大阶段:萌芽阶段——约在商周至战国时期,走向成熟阶段——为秦以后至明以前这段历史时期,以及逐步转化(向近代企业生产方式)阶段——在明以后至近代以前。所以可以说,中国古代国有企业的发展滥觞于商周和春秋战国,成熟于秦汉唐,流变于宋元以降,其中,秦始皇的建政、国内统一市场和经济体系的初步确立以及《秦律》(作为中国规定土地私有合法化的首部法律)的出台是确保商周以降的官营经济最终在与民营经济的争锋中胜出的三个主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应,这一时期官营经济的深入发展始终伴随了三个共生的经济过程:(1)对春秋以降的“中国前市场经济”发展条件加以不断摧毁,先是“工商食官制度”控制,最后是劳动人事管理上的统一工匠制度,从而不断形成和巩固了中国作为大一统经济的微观劳动和生产体制基础;(2)法制基础、农具的改造、多种水利器具的发明以及全国性统一灌溉系统的形成等条件支撑和催生下的中国小农经济型式的整体确立和发展;(3)与此相应的官营经济通过此阶段的发展并利用对于民营工商业的政策性遏制,最终获得了压倒性的经济优势。

  根据以上这些概括,可以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古代国有企业(作为“纯粹官营工场”)的三个内在特征:

  第一,官僚科层制。从中国古代国有企业以一整套的行政管理体制直接链接了特定形式的技术组织和社会关系组织这一特性而言,可以将其一般地规定为“官僚科层制”经济组织。显然,国有企业作为官僚制与科层组织的一个内在嫁接,使得“官僚制”本身必然同时具有“韦伯式”与“马克思式”的内涵特点,作为二者的综合⑧。具有了双重的含义:作为权力与权威直接耦合的二维视角,以及作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内在结合的历史载体。前者表明科层组织(作为经济和生产协调功能或权力属性)与官僚组织(作为劳动过程控制职能或权威属性)在中国古代国有企业的规定性层面上,是密不可分的,从而“权力-控制”与“控制-效率”是一体化结合的,中国古代国有企业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生产的基本类型,又是全部等级制经济生活的基本类型,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统治和生活类型的二重构建。后者则表明官僚科层制仅仅是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总体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外显形式,它直接型构了农业技术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力与农业社会生产关系结合的各种特殊类型,从而进一步内在地扩大了农业技术的历史作用基础,将工业技术作为农业(总体)生产方式发展的内部构成要素或农业技术本身的一个有机成分。

  第二,规模经济。关于解释“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马克思强调,在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以及“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造成了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从而造成了“在生产方式上的坚固性”⑨。美国中国史和中国问题专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从“治水社会”理论出发,给出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集权国家与水利设施的公共产品供给之间,客观存在有内在相关性的强调,比如认为治水经济是具有严格劳动社会分工和大规模协作要求的一种经济体制,集规模、一体化以及强有力的领导于一体,因而需要大规模的工程投资(包括土木和桥梁、道路等)和相应的重工业建设,以及在治水社会里,治水国家比社会更强有力,治水国家控制劳动力的权力大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这一权力,等等;魏特夫进一步认为,在“治水社会”中只存在两种基本生产行为和组织形式,亦即:由农业政府机构组织的集体工作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于后者无力承担由大规模灌溉公共工程任务所必需的投资,相应由前者来统一管理和投资,因而凸显了农业政府的官僚制属性⑩。魏特夫的观点已经实质地指出了官营工场的规模经济特征。另一方面,魏特夫仍然不可避免地混淆了所有制与经济实现形式的差别。中国很早就进入了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时代,其中,铁犁牛耕时代始于春秋,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始于战国,而人工水利灌溉的推广和应用则可以推至更远,追溯到夏商周。在生产力历史水平整体较低的制约下,精耕农业从根本上决定必须由国家政权来承担举办公共工程的经济职能,以便集中灌溉或排水,提高土地肥沃程度和农业生产力,相应使得“集权专制”成为其经常性的政治实现形式,而“治水”本身成为其必要的经济实现形式。所以说,“集权专制”与“治水”之间并不具有相互决定关系,两者均由背后的实质因素——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的历史演化及其相互推演关系所决定。官营工场作为“集权专制”与“治水”的社会经济中介,进一步将官僚科层制属性与规模经济属性内在结合起来,将古代国有企业的经济职能一般地拓展为:提供公共产品、奢侈消费品和服务以及相应的军事服务。

  第三,垄断性。根据以上分析,官营工场的最为典型特征是历史形成官僚科层制,形成特殊二重职能和性质,从而官僚科层制与规模经济的内在结合进一步内生出其独特的经济行政垄断功能。从合约博弈结构看,中国自秦建政以来就具有自己的独特模式,这就是“契约租佃制”,它的基本内容是规定中国独有的中央集权的赋税制度:地租归地主,赋役归国家,地主拥有经济权,皇帝拥有政治权,因而中国农民具有二重人身依附关系11。说的更为清晰一点,所谓“官营”工场,乃是政府与地主官僚机构在工商业层面与民争利,并从中获得独垄或优势垄断地位,其中最为突出的形式是行业垄断方式,对于早期的中国官营工场经济而言,这种垄断过程是从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因此,除了水利工程任务十分艰巨所需要有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的高度集中以外,皇权和地主还对国家实行全面的经济行政垄断。首先,秦的统一即直接得益于其对手工业作场运营的成功统制。如前所述,春秋时期完成的官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的充分竞争发展,促进了手工业技术和农业技术的共同发展;战国时期,铁器生产开始替代商周的青铜器生产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为大量人口聚居所必须的制盐业也逐渐成熟起来12。这两项生产和生活技术标志了中国农业经济开始步入“起飞”成长阶段。而秦皇朝则充分运用官手工业作场进行规模生产的低成本的优势,将官手工业置于主导地位,满足其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军队的各类手工业品的需求以及各项建筑工程的需要,最终征服了经济势力相对弱小的其他诸侯六国13。其次,在汉代铁器真正取代青铜器生产之后,为了发挥生产优势和提高生产效率,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低廉劳动力供应的不断增加,汉王朝进而因地制宜建立了以采矿冶铁为主的官营作场和铸造铁器为主的作场;同时,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政策,中国开始出现官营商业企业的雏形14。最后,伴随着唐代以来的一些新的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如印刷术、制糖技术,官营经济不仅在已有的传统行业(如军器制造、矿冶、陶瓷、铸钱、纺织、建筑)上得到巩固,而且发展了一些新的行业,如印刷造纸业、制糖业、制茶业、制瓷业等15,并越出国境,在发展国内垄断商业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海外垄断贸易16,等等。

  关于东方社会和经济,马克思正确指出,虽然一定形式的经济基础和所有制是解说“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以及“独特的政治结构”的根本锁钥,但是“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别”,并强调“这些变异和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17。因此,客观的说,官营工场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具有伟大成就的一面,大大拓展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当然这种经济的封闭运作方式(具有高度的生产和经济生活两方面的劳动等级制形式)及其强烈的垄断性也造成了相当的流弊,从而不仅在所有制(大土地私有制)和经济体制(小农经济)方面对于典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极大的限制性,而且在经济型式和发展模式上(集中展现为大一统经济的内向性)对于更为先进的工商业形式也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官营工场的历史特性进一步概括为一种中国古代企业生产的“理想类型”,它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发挥了独特作用,促成了中国传统二元企业生产结构的“双稳态”格局(图1)。可以将其历史成因和内在机理具体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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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中“实线直线”代表生产联系,“虚线直线”代表商业联系。 图1 中国传统双稳态的二元企业生产结构的形成机理

  首先,官营工场与小农经济的匹配直接形成的是“消费控制型”的社会生产模式。并存有两个稳态的企业生产结构:一是以自给型商业为中介的国家政权与一般农业(即边远农业)的直接结合,形成广大的小农经济生产(即农村经济),相应得到发展的仅仅是农村小工业,是封建国家政权利用土地所有制对于农业剩余的进行直接榨取的经济单位和体系;二是以供给型商业为中介的官营工场与郊区农业的直接结合,形成国家政权统治下的官营经济(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城市经济),如前所述,完成国家统制经济的二重职能,因而也是封建国家政权利用土地所有制对于农业剩余的进行间接榨取的经济单位和体系。这两个企业剩余生产体系相互补充和结合(其中后者实质是以家庭生产组织为载体的剩余生产体系),既构成社会生产层级结构上具有质的差异的二元经济结构体系,又形成中国式国家统制经济以及相应的经济生活的特殊二元稳态类型。

  其次,社会主导生产方式为官僚地主社会分层及其社会合约博弈结构控制,而商人社会分层和农民社会分层同样处于弱小的社会经济地位。(1)城市手工业作坊没有完整和独立的经济地位,更多意义上应被看作是介于官营工场与郊区农业之间的一个生产和技术中介,城市手工业作坊与郊区农业一起成为官营工场的提供产业剩余劳动单位。(2)供给型商业能否真正地从官营经济分享部分经济剩余完全取决于它的性质状况,即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与自给型商业的社会不同,因而也取决于从事这一职业的商人阶层能否有机地溶入国家政权之中。(3)商人社会分层和农民社会分层进一步被整合和社会地利用起来,服从于官营工场的整体经济职能的有效发挥,服从于国家经济对于农业经济的最大化榨取、占有和剩余劳动消费,从而商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商人”。

  最后,分工直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介,劳动职能分工社会地严格依附于农业技术分工体系,对应地,企业生产权威受到历史生产力和社会权威等多种复杂因素制约和影响。因而与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一般地制约于社会内部分工不同,在中国,手工业、小农生产及商人生产乃至一般意义讲的商业经济则构成了官营工场实现其社会经济控制和垄断的多重的中介和实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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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古代国有企业发展模式II:官营工场+分包制

  根据以上阐述,从历史的追溯看,不仅中国官营经济(官营手工业作场)要比民营经济(民营手工业作场)更为久远,前者在商周时期即已经较为成熟、后者则延迟至春秋晚期,伴随着“工商食官”制度逐渐衰落,才逐渐兴起和成熟起来18,而且进一步在与民营经济的较量中最终胜出,成为主导经济形式。这还可以从对于“劳动力的迂回中心”的特殊社会生产力控制类型方面给予充分的科学说明19。中国官僚体制的特殊经济控制从两方面抑制了劳动团队合约类型的完全向雇佣劳动合约转化,一是通过农业经济的成熟有条件地发展了劳动迂回中心的劳动力的作用基础,二是能够整体利用进一步在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商业组织实现官营工场的自我否定发展——从而相对改变其纯粹的官僚统制经济性质。归根结底,官营工场经济既发展了新的生产力进步因素,又同时能够始终将之作为其社会治理实现的一个有机成份,所以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传统二元企业生产的双稳态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明清以降的官营工场经济的发展既继承了原有内容,又相应采取了新的经济实现形式,其中最为显著之处就是一般采取乃至实现了官营工场和商人分包制相内在结合的方式或形式。简单的说,这也是中国农业生产力历史累积发展属性的一个集中体现。试进一步分述如下:

  首先,分包制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和因素直接体现于官营工场的劳动用工和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之中。自明以来中国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和有限发展,但分包制仍然没有直接成为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很显然这种格局与明初的皇权膨胀直接有关20。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使六部直隶皇帝,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合一,由土地高度集中所烘托的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地主阶级更加虚弱,旧的生产方式得以原封不动地保持21。这使得官营企业的社会经济垄断地位空前上升。但另一方面,自唐宋以来官营企业劳动力来源一直仰仗于工匠劳役制度,因此长期以来的匠役制度的衰落和名存实亡也直接促使了官手工业的不断衰败。这实际上是以熟练手工艺人为基础的个体经济对官营经济的一个不断的历史否定发展过程:(1)由于手工业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硬化,手工业者的身份便不能硬化,一如个体农民,致使唐宋以雇工制替代匠役制为主流的发展趋势;(2)随着小手工业者竞争的加剧,行会手工业内部分化加剧,政府事实上已不能保证匠役制下的手工业者不破产,也就不可能保证匠役制的顺利实施,所以自明以来匠役制必然向雇工制转化;(3)清廷鉴于匠役制名存实亡,于实行地丁制的同时正式明令废除匠役制,使匠役制的范围大为缩减,最终促使雇工制和包买制盛行起来22。具体而言,明代首先将工匠分为轮班匠和行坐匠,其中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而且连往返服役地点的盘缠也得自筹,行坐匠又有民匠和军匠之别,但轮班匠和行坐匠都隶属于匠籍,手工业工人本来是小生产者,它们被划入匠籍之后就失去了独立性,因而这种制度遭到了工匠的反抗;工匠的反抗以及官营企业生产效益的低下,迫使明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对工匠的榨取方式,在轮班匠中逐渐推出了以银代役制度23。而延至清代,在官府雇工及雇工工价均成为法律上通行的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始普遍实行包买制(因为雇工制仍然不能根本改变工匠的社会地位),包买即指按官价采买,民匠包造,包括制成品和原料在内,这种制度起于宋,至明渐盛,入清,便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但包买并不是等价交换,官府仍然具有强买的特权;从而,官营企业由匠役的直接征取到雇役招募,再到政府不直接经营手工业以及采买乃至包买手工业品,标志着工匠对封建国家和行会、业主的二重人身依附关系相继解除的历史进程24。

  其次,分包制渐渐发展成为对官营工场官僚科层制的一个互补性替代。分包制的劳动用工初步形成了劳动力的执行合约的企业社会治理类型,提高了明清以来的近代官营工场的生产效益,并相对缓和了阶级统治的尖锐矛盾。因此这种经验进而推广到官营工场的科层治理上来,以节约因官僚机构日益庞大、经营品种日渐增多以及统制范围愈益空前扩张而带来的巨大的运作费用25。明史《食货志》记载:“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26《中国企业史》(古代卷)详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情况:“何谓‘开中’?洪武初年,边镇缺粮,有官员建议令商人运粮输边,官府根据其纳粮的多少和道途的远近,发给商人盐引,商人领盐出售,‘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朱元璋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此法又称‘中盐’。从粮区买粮运到边境,毕竟费时费力,转输困难,后来商人干脆雇人在边镇屯田,就地交粮,以换取引盐出售,这就是商屯的由来。它既解决了边镇军队的用粮,又促进边地的开发和繁荣。”27而分包治理能够广泛渗入到盐业官营工场的生产方式之中,也与盐业生产的特殊情形有关。明代有10大产盐区,散布于全国各地,在管理体制上采取的是分级管理形式,盐户生产的盐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盐课的形式交给官府,称为“正盐”或“引盐”等,二是用来维持盐户生活的“余盐”,初始官府对余盐实行严格的管制,所有余盐须交给场司相应换取米麦,明正统以后,随着米麦换取不易以及钞法破坏,官府便不再收取余盐,从而使之有了商品生产的性质。如果说盐业充分体现了官营经济利用商人包买的手段实现了与小农经济的结合,藉以巩固自身的利益,那么,分包制也是商人社会分层进一步与官僚社会分层进行内在结合的一种体现和运用。简单的说,在明以后中国的从事供给型商业和自给型商业的商人根据其与政治权力结合的紧密关系的不同,逐渐分化为官商和普通商人两种基本形式。诸如上面所说的盐商即属于官商这一类型。虽然官僚经商在中国自西汉以来就已经出现,但真正具有典型特征和普遍性的仍然在明以后,显然这应当归结于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的逐渐繁荣和发展,在这一形势之下,皇帝是最大的“官商”,通过层层分包,既有效节约官僚科层的运行成本,又利于官僚群体的利益分享和整合。

  最后,分包制发展成为官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社会联结纽带。明代以来,行会开始大量涌现并取得长足发展,城市经济进一步成熟,意味着官民经济的利益争夺围绕行会和城市这两个新的维度愈加剧烈起来。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包买商企业的出现在两方面局部打破了传统双稳态的二元企业生产格局:一是盈利性商业的发展,打破了供给型商业和自给型商业的两分,使商业的分享剩余具有了社会普遍性,一是工场内部分工的发展,促使了行业门类的朝齐全化和细密化的方向迈进,进而也打破了封建大一统经济的封闭性产业分工。所以说,从较为单一的行会到公所、会所、公馆、公会、庙、宫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也就是工商行业逐渐增多,社会分工和工场分工逐渐增长,手工业独立化、专门化以及分工协作的形式逐渐发展的缓慢的历史进程28。另一方面,由于民营企业在劳动用工制度的管理上也同样普遍运用雇工与包买相结合的工匠制度,这样,通过官民经济的竞争实质地提升了民间手艺匠人的社会地位,夯实了手工业技术基础,也为具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全国统一市场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把包买制仅仅作为一个手工业生产的较低阶段,把工场制作为手工业生产的较高阶段,是有片面性的,实际上,在官民经济进行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什么条件下采用规模生产,什么条件下以包买商组织分散生产,都视具体经营需要而定。商人活动的这一权衡手段具有普遍性质,因而可以抽象出来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经济协调体制——分包制,也正是它既链接了官商与普通商人的利益权衡,又协调了用于社会生产的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不同的模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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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近代国有企业发展模式:官营工场(厂)+准工业化

  中国近代社会的国有企业发展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社会为总体的历史背景和开端。自1840年以来的两次鸦片战争中的中国致败,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蜂拥而入,它们从业已腐败的清政府手里掠取了各种各样的特权,这些经济特权确保了帝国主义各国的在华大肆攫取廉价原料和倾销廉价商品,这不仅根本阻碍甚至是扼杀了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到官营工场的具体生产和经营模式。正是在这一背景条件的严格约束之下,晚清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民营经济的管束,开始准许民间兴办现代工业,并于1903年正式颁行了使各类官民企业在法律上初步取得平等形式的《公司律》和出台一些工商业奖励章程和法规。清政府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这些“新政”,使传统官营工场特有的优势地位很快地丧失。进一步,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实行近代工商企业法律制度,于1914年颁布的《公司条例》,使采用新式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场制度最终在法律意义上被真正地确立了起来。自从这之后,中国也就相应进入以落后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制度同采用先进生产方式的大机器工厂制度同时二元并存的时期29。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基本上由各地军阀接管,有的则被转为民营。北洋军阀政府在晚清政府的基础上逐渐完善和制订了包括公司法在内的一系列的企业法律和制度。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并可以称为“现代企业”的公司和工厂,它们的企业制度与当时的西方企业制度基本一致。但民族资本在国家官僚资本以及外来列强资本的双面夹击下,同样得不到有效发展。并且,出于取得在军事、政治或经济上的直接控制考虑,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也都倾全力于“强制性”创制大量的官营工厂,为其统治服务;毫无疑问,这种“国有企业”在经济上的意义已不复存在,虽然也应该历史地看待它的作用30。

  因此,中国近代国有企业的发展虽然同样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不变以及官民经济相互竞争、消长的基础上进行,但由于外敌的入侵以及经济技术层面的大开国门,使其相应被牢牢打上“求强救国”和“利于统治”的双重内涵。民族性与统治性的交织一体,逐渐改变官营工场的运行的传统环境,使其向官营工厂转化,并伴随有分包制的为买办制所取代,官僚资本的买办性质也愈益明显。由此官营经济必进一步与外来的以西方为背景的“工业化”相联结,且决定这种工业化不仅在水平上是初步的,而且在性质上又必然直接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社会特点联系和交融在一起。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31中国近代国营或公营企业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所以这既是一部外国资本勾结官僚资本统驭民族资本的经济过程史,又是一部中国传统双稳态的二元企业生产结构格局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发展和崩溃的逐步瓦解史。进一步分述如下:

  首先,集中于军事工业。如前所述,洋务派办实业既起因于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屡屡吃尽洋人“船坚炮利”的苦头,又起因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所尝到的使用西方洋枪洋炮的甜头。因此,洋务运动所办官营企业多集中于军用工业企业。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仍然是一种“创新的事物”,毕竟中国社会内部自然经济刚刚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因素还远未发展成熟,中国突然矗立一些近代机器工业,不能不具有复杂的性质。所以总体来说,洋务派早期所兴办近代军工企业,其作用除“安内”、“攘外”,强化清政府军事力量以外,也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开启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程,其所办学堂等也同时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发挥了作用32。但另一方面,这种军事工业的获得发展终归是与其对于民间自发进行工业化的排斥分不开的,因此,它实际上同时扮演着阻碍工业化进程的角色。后期北洋军阀政府以及国民政府利用其官僚资本的雄厚势力,效行或步洋务派后辙,同样不惜血本举办了大量的军事工业企业。如袁世凯政府从清政府手中接收了汉阳兵工厂(原湖北枪炮厂)之后,先后向其拨款100万元和200万两用做恢复和扩充等,使之大力扩充为全国军火工业基地33。这种企业运营也就具有十分的垄断和反动性,且与民争利,直接建立在对国内劳动进行严厉剥削的基础之上。

  其次,集中于直接为军事提供服务或便于获取垄断暴利的民用工业。中国早期的洋务派所操办的军事工业具有明显的买办性质,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经济是脱节的34。鉴于这种状况,早在在清政府统治时期,工业化就是从军事工业本身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采矿和交通运输业同时开始的。从洋务派所操办的民用企业来看,主要行业集中在采矿业(如煤、铁、铜、金)、航运业、冶炼业、纺织及其机器制造业以及修筑铁路,等等。这些行业无一例外都是与相应的军用工业相配套的,或者集中于基础设施,或者集中于生活必需用品。北洋政府时期所新办的官办民用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造纸、自来水、供电、照明、印刷、制革、面粉等行业,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除直接接收北洋政府的“破败官营业”之外,则利用国家资本的行为又新添了为数众多的官营工矿企业,既涉及路、电、邮、航等交通“四政”,又涉及财政金融和重要的农商工矿企业等,而且在管理上政出多门,既有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又有经济委员会和直属军委会的资源委员会,等等;简单的说,民国时期所兴办的大量官营民用工厂为了壮大国家官僚资本、实现垄断的捷径,更多地是采取国家权力的手段,乃至诉诸武力和经济暴政,对私人资本企业进行渗透、收夺和吞并,所以其对民营工矿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牺牲和限制,对近代民营企业由盛转衰的消极影响毋庸讳言35。

  再次,集中于维护在华列强之“特殊利益”的依附和垄断工业。鸦片战争之后,有着4亿人口的中国大市场,成为帝国主义争利的直接对象,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具有新式企业涵义的第一批近代企业,并非是中国自身创办的民族企业,而是先后征服过清政府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沿海口岸投办的贸易洋行。这些外国洋行所投办的实业早期多集中于航运、货栈、地产、缫丝、棉纺、西药、五金,甚至铁路等,后期则直接集中于金融和资本输出,不仅经营商品门类齐全,而且所办实业集中于机械、电器以及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而更具有垄断中国市场和重要经济命脉的特点。买办制度始终是帝国主义列强从经济上控制和掠夺中国的中介。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形式各异的买办企业全面渗透到中国民族经济体系之内的方式,最终大体控制了中国的航运、铁路、采矿、大部分重要的工业门类(如船舶修理、纺织、面粉等)乃至公用事业,从而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了中国经济。对此,怯懦无能而腐败的晚清和民国政府,不仅听之任之、任其摆布,而且客观上纵容了这种事态的发展,通过“大借款”的方式,使之所办官营经济直接成为维护在华列强“特殊利益”的依附,同时加剧着重要工业的依附性和垄断性。例如,据有关统计,仅1895~1913年期间,外国资本在华投资数额不仅在数量上翻了一倍以上,与全部国内投资额持平并超出,而且产业投资分布高度集中于矿冶、造船、纺纱、烟草、公用事业,占九成以上36;这不仅直接增加了上述产业的集中度,使这些部门经济牢固地控制于在华列强和晚清民国政府手中,而且极大地限制和排斥了民族工业、民营经济的发展,最终深化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程度。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建基于“三民主义”理念,以及深受社会主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晚年的孙中山具有通过“制造国家资本”和“实业救国”双管齐下的大力发展国有经济的思想,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国有经济功能远离孙中山的设想,反而成为强化独裁、获取垄断利润以及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统治工具。另外,中国红军苏维埃政权、抗日根据地以及解放区政府本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也兴办了早期的国营或国有企业,虽然这些企业为建国后的国有企业发展,直接积累了大量管理经验和储备了大批经营人才,但它们对于当时中国工业化的贡献也同样是微不足道的——主要是规模不大且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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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国传统国有企业发展模式:国家工厂+计划科层制+工业化

  上述论证充分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社会条件使中国无法实现在充分的工业化道路上进行发展,从而,中国工业化的真正意义的历史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工厂”的建立和发展。其基本运行特点是:(1)国家以全社会的名义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体所有制则是一种从属性、过渡性的安排。(2)国家凭借政权、生产资料所有权及意识形态力量的结合,直接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因而国家行政组织体系直接成为最重要的全国性经济组织体系。公有制通过国家占有达到自身的实现。从生产、分配、交换到消费,一切都是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进行。全国性经济组织体系所保留的商品、货币和市场因素等商品关系,是内部化、不完整和从属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占有规律不能发挥作用。(3)生产的社会性基本不依赖产权组织和产权交易来实现,微观经济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事实上是行政关系,而不是以产权为基础的“合约”。这决定了各种经济组织都是行政系统的附属单位,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集体所有制也不例外。(4)劳动成为个人获得消费资料和与之适应的财产的基本前提,普通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地位大大提高。37

  计划科层(制)既然是国家工厂在现实基础上的进一步的逻辑扩展,那么,它显然将会具有如下的内涵特征:

  第一,计划科层制作为官僚科层制的现代的实现形式。如上所述,中国传统国有企业经济起步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总比重较高,小农经济特征明显,从而工业化水平初步,并且结构单一,具有对外部的依赖性特征。这样,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变迁任务——从“劳动力的劳动迂回中心”到“机器的劳动迂回中心”——就使工业化乃至重工业优先增长成为其优选目标。重工业优先增长的逻辑起点进一步内生了传统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本极为稀缺的经济中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须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38。在这里,计划体制作为官僚制的现代形式,也是一个权力与权威的二维视角的结合物:首先,计划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一种生产权力,是对机器大工业的计划、协调、指挥和监督;其次,计划是一种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计划通过“单位组织”行使其国家资本的社会权威39。所以广义的看,在国有制下公用权主体可以抽象为“计划者”,即公用权主体必须承担起对社会主要经济活动进行计划调控的责任40。

  第二,计划科层作为对于市场的经济替代物。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组织结构是沿着与资本主义恰好相反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起步于一个接近纯粹市场结构的竞争体系,社会主义则起步于一个几乎覆盖整个国民经济的大科层结构。因此从功能形式上看,历史形成的计划科层恰好构成了对市场的一个完全替代。在具体管理体制上,计划科层采取的是政企合一的形式,意味着大一统的国有经济组成为一个“超级科层组织”。它不是科斯意义上的“企业对市场的替代”,而是“科层结构对市场结构的替代”。显然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力组织形式之间的替代,这种关系侧重点并非在于企业外部的交易关系中,而在于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关系中,或者说,是通过统一的行政计划手段致力于以人为设计的社会内分工关系替代客观存在的企业内分工关系。

  第三,计划科层对国家大工厂的强有力的经济支持。计划科层在发挥对国家工厂经济的强有力支持作用的过程中进一步体现为一种大科层体式。这表现在:(1)与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发展道路相反,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一开始就是靠科层力量来组织的,科层结构本质上要求集中计划和行政协调;(2)计划在与实际经济运行的对接中,客观上助长了科层组织的成长,也就是说形成了“条条”和“块块”相结合的统一的社会大分工体系;(3)大科层结构的触角在极其广阔的领域进一步延伸到国家工厂之外,从政企合一到政社合一,市场结构被压缩在科层结构的缝隙中生存。41

  第四,计划经济体制下科层协调和治理形式的变异。计划科层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大科层体式的滥觞和发展进一步铸就了中国传统的单位化企业与社会的治理结构。单位治理的基本特征是:(1)功能合一性——所有单位都同时具有政治的、社会的以及自身专业分工的多种功能,(2)生产要素主体之间的非合约关系——作为功能合一性所反映出来的本质关系,(3)资源的不可流动性——作为生产要素主体间的非合约关系的根本表现;因而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可以将整个社会的运转不得不依靠单位组织形式的结构定义为“单位体制”42。单位制既进一步社会化了官僚制,也进一步发展了官僚科层制与小农经济的现代适应性。

  第五,计划科层制的系统封闭性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工厂、大科层、单位化的三位一体的雇佣和治理体制在企业层面集中体现于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企业具有高度的行政属性,并且雷同于外部社会行政组织,企业组织内部权威相应雷同于外部权威;二是企业办社会,国有企业具有系统一统的经济社会功能,本身就是一个功能泛化的小社会;三是企业要素和资源具有完全的非流动性,身份制、供给制、计划配给制三位一体,构成企业经营体制的稳定三角;四是劳动阶层的非分化性质,单位体制形成以后家庭保障为单位保障所代替,企业成员具有相对平等的劳动和分配权,平均主义替代了利益和阶层分化,等等。

  总之,如果说可以将传统国有企业基本分成为两类:自给性生产企业(企业I)以及商品性生产企业(企业II),并且,后者可以具体分为三种情况:企业II1——通过等价交换把产品或服务供给消费者,企业II2——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企业II3——无偿地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那么传统国有企业体制的逻辑起点显然对应于企业II3,传统国有企业体制下的“农村生产队”(作为传统国有企业的一个基础约束条件)对应于企业I,企业II1和企业II2的现实融合则进一步构成传统国有企业的发展取向和历史空间。由此,传统国有企业演化出了一个以“铁饭碗”的劳动用工制度和“工厂福利”的工资分配制度为核心的封闭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系统结构,这一结构实际上重新生成了中国双稳态二元企业生产结构的“现代类型”,催生了现代涵义的中国二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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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中国现代国有企业发展模式:现代企业+现代分包制+市场化

  不同于传统国有企业的发展(时间跨度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以前),改革以降的国有企业发展则全面体现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向中国现代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和飞跃。从历史形态层面看,现代国有经济的发展取向和历史轨迹是:从国家占有逐步迈向市民占有和社会占有,从而在所有制经济形态上,以“后国有制”(可以规定为以社会主义市民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为社会主导实现形式43,而以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制发展的多态形式为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其内涵特征包括:(1)以现代企业为历史发展和逻辑起点,从而所有制形式从“国家本位”(作为一个单一的经济体)解放出来,转向于“企业本位”(作为联合体的经济单位)的发展,企业从承担过多行政职能的准经济组织转为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44;(2)转向于这样一种“新型二元经济模式”发展:一方面是几百家最大的企业,通过层层控股而形成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系统,它们将决定中国工业化方向和技术进步方向,一方面又是几十万家甚至上百万家小企业,包括合作经济的、个体的、混合所有制的小企业,它们既相互竞争又形成紧密的协作网,它们将着重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副产品生产和加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小城镇建设、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等问题45;(3)伴随着所有制形式发展与产权改革的同步进行、相辅相成,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向深层次发展:企业制度成为所有制的微观深层结构即实现形式,企业经济进入所有制层面的深层次调整阶段——具体表现为企业制度创新,所以,以生产力标准和经济发展过程内生决定作用为总体判断,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将会更加多样化46;(4)与此相应,现代分包制作为扬弃的“分包制”和“承包制”并入现代股份经济形式中,完成完整企业制度层面的功能结合,从而实现农业总体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的内在融合,乃至“机器的劳动迂回中心”向“人本身的劳动迂回中心”的历史逐步转化。

  由此决定当下的中国国有企业必须进一步实现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契合,其在发展模式选择及相应的劳动社会治理方面,则应具体凸显如下的基本点:

  第一,以实现农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为根本依托。中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存在与中国农业社会的历史延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进一步的说,在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由农业社会及其现代转型所整体内生的。因此,中国现代经济和社会转型不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和社会直接转向工业文明和社会,而是经由传统自然经济不断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化和累积,最终实现农业社会的整体转型和现代化,从而从根本上为国有企业发展确立坚实的劳动过程条件和劳动方式基础。

  第二,以有效率的公有资本运营为核心。从最顽强的历史事实出发,公有资本始终历史地掌握着中国劳动过程的社会控制权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所有制取向是从传统国有制到现代国有制,这一新体制建立的现实起点是:重塑劳动和生产过程的管理控制,确立科学的管理型式和组织形式,以完成一个独立化的组织改造和转变过程47。这表明作为一个公有资本生产和运行范式,当代的中国国有企业同样没有失去效率优势,所谓的国有企业“效率悖论”的分析,更应当到公有资本的多样化实现形式的具体寻求中进行解读。

  第三,努力促进和实现劳动所有权。劳动所有权范畴的着力点既不单纯在于劳动主体,也不单纯在于劳动客体,而在于促进两者的重新内在结合,在于促使两者之间的能够较为顺畅地进行社会交互作用。因此,公有制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现实发展和治理仍应以促进劳动所有权为中心维度进行历史展开,着力培育人力资本和企业所有权,发展和推进劳动合作博弈。具体措施是,通过大力发扬企业治理民主决策基础上的企业本位与职工本位的内在结合,积极有效地激励价值创造,以及科学实行劳动主体间的剩余分享型分配制度。

  第四,始终坚持面向知识信息经济社会发展。从劳动过程最终推进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变迁过程而言,每一新的劳动过程的具体形式即对应着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积累体制和社会结构形式,在知识信息技术被纳入生产过程的时代,则更是如此。公有资本不仅规定着人力资本在资本组合形态中的主导性和决定性的中心地位、作用,而且也进一步导引人力资本治理型劳动合约的社会产生和发展,从而给现代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创新提出挑战和带来机遇。国有企业需要在新型生产方式的不断历史导引下,推进劳动过程治理的权力、效率的内在结合,带动和实现历史生产力的整体飞跃发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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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简评

  从时期划分看,中国国有企业发展模式选择分析全部涉及了中国古代、中国近代乃至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和发展,它一般凸显了国有企业的历史本质——对于特殊类型劳动合约及劳动过程的特别利用和治理,重新将企业的劳动剩余合约的拟制关系在国有企业、私人企业的统一层面一致起来,因而是一种完全内生的考察和分析思路。从而,中国经济分析需要从“资本主义至上”模式中根本挣脱出来,增强对于当下国企改革能够成功的信心,既然中国国有企业完全内生于中国总体生产方式的发展,那么,应该客观承认国有企业的总体经济性质,国有企业既具有“非市场合约”和“公共域”的产权治理属性48,同时本质上仍然是基于劳动力执行合约的一种特殊类型,因而又具有纯粹合约(即市场合约属性)与非纯粹合约的内在统一属性。根本上说,国有企业传承和包含了中国总体经济过程的太多的制度(非正式制度)、历史文化内涵和组织社会学因素。

  西方企业理论当前依旧朝着彼此相异的研究路径进行发展。虽然每一企业流派的研究对象与应用之间是高度统一的,但在“具体分析”之间则有着强烈的技术手段偏好,比如交易费用的分析与技术的分析、演化的分析、有限理性的分析与完全理论的分析之间、权力的分析与效率的分析以及能力、惯例的分析与机会主义、信息的分析之间,等等,彼此难以互补和一致起来。与西方企业理论框架不同,马克思企业理论框架倡导总体分析逻辑——作为“生产方式-劳动合约”分析,努力实现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劳动逻辑和资本逻辑基于历史、社会、现实三维时空的内在结合,从而能够增强人们对于企业经济性质及发展的总体判断力和理性认知。因此,如果说企业理论具有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两个层面——企业理论经济学(作为企业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企业应用经济学(作为企业理论的方法工具性质),那么,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有效参与并发挥马克思企业理论在应用领域的解释力和作用,是现有马克思企业理论经济学尽快完成面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原文载于《经济评论》2008年第1期第5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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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③④⑦《资本论》,第1卷,202、216、269,349,95、103、204、359、389,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⑥⑨(17)《资本论》,第3卷,927、219、372、894-8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根据霍奇逊关于“契约与产权”的论述整理(《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175-2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⑧Beetham, David, 1996. Bureaucrac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⑩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1)(12)(16)(21)(22)(24)(28)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195-196、212、381,154,523,682,811-816,816-817,76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13)(14)(15)(23)(27)郑学檬:《中国企业史(古代卷)》,65,78-79、149-150,161-162,451-460,395页,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

  (18)中国官营手工业作场的迅速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布局是相适应的,当时手工业经济组织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官营手工业作场远比民营作场发达;二是从官营手工业内部的行业来看,能形成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工艺分工的劳动与经营组织的行业极其有限,突出的只有青铜冶炼和铸造业,其他如制陶业、酿酒业、骨器和玉器制作业等,较大规模的作场很少见。”(《中国企业史(古代卷)》,54页,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郑学檬,2002)

  (19)许光伟:《再论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企业的生产力累积论》,载《经济评论》,第3-13页,2006(3)。

  (20)明代官营分属于中央和地方各个系统,设有专门官员进行具体管理。官营企业可以划分为五个系统:工部系统、内府系统、户部系统、军事系统以及地方官府系统。(《中国企业史(古代卷)》,408-412页,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25)同样,如果进行适当的历史追溯,则官营经济的分包治理更可以上溯至中国宋代。宋代对手工业的管制,受到民众越来越顽强的抵抗,于是,一个又一个的行业从赢利变为赔本,朝廷只好允许民众承包。而承包制的长久实行,又使各行业出现了私有化过程,朝廷终于发现,最好的方法莫过官府向私人抽税,而不要过问具体的生产与流通过程。盐业中的盐引制便是这一改革的体现。

  (26)开中盐法实际上是汉武帝时期与匈奴作战所广泛推行的军粮支边——“入粟为爵”方法后来的一个应用。

  (29)沈祖炜:《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144-14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30)郭冠清:《文化、技术与企业制度变迁》,163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6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2)(33)(35)(36)吴承明、江泰新:《中国企业史(近代卷)》,208,428,429、431、441,312-313页,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

  (34)凌耀伦等:《中国近代经济史》,17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

  (37)(41)荣兆梓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通论》,250-251,120、123、125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8)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26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9)(42)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1)。

  (40)樊纲等,1994:《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36-3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3)它的表现形式分别为“劳动者所有制”、“劳动者社会联合制”以及“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于金富:《公众股份制是我国现阶段一种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载《经济学动态》,2004(4))。

  (44)蒋一苇:《企业本位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1)。

  (45)厉以宁:《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的探索》,第78-86页,载《河北学刊》,1987(1)。

  (46)黄少安:《论所有制深层结构改革与企业制度创新》,第59-63页,载《经济研究》,1990(3)。

  (47)路风: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第4-27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5)。

  (48)周其仁:《公有制企业的性质》,第3-12页,载《经济研究》,2000(11)。

  (中华《资本论》读书系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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