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很正常，且不说乌克兰无所不在的民族主义阴影，就算在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也如主人公保尔·柯察金那件破旧的军大衣那样，早已经为世人厌恶甚至遗忘。今人多半视之为一本不大高明的政治宣传读物，大不了是一本“励志读物”。单从文学的角度，它的人物刻画确实粗糙和简单化，述事技艺也平平无奇，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对它的喜爱（就如我对“文笔不佳”的《三体》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样）。
是的，我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共产主义毫不动摇的信念。离开共产主义信仰谈主人公的勇敢顽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保尔·柯察金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老近卫军，在苏东事件之后普遍的崩溃和麻木中，对共产主义毫不动摇的信念起码在他们身上还有着余响。尽管小说的主要人物保尔·柯察金，在命运上与作者非常相似，但保尔·柯察金是一个群体形象，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几位苏联元帅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或者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录，都能够感受到那些对新生活的向往，对建设新国家的热情，对工作的渴望。
原著给年轻人最深印象的，大概是保尔·柯察金与林务官的女儿冬妮亚的一段恋情。从小说的描写来看，保尔和冬妮亚曾是真诚相爱的，但是由于社会地位不同而造成的思想和志趣上的差异，他们的感情出现波折。国内战争结束后，保尔曾想吸引冬妮亚参加工作，但是这位小姐不感兴趣，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在这之后冬妮亚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愈来愈使保尔感到难以容忍，他们的关系终于破裂了。小说中对感情破裂的原因作了明确的说明。保尔对冬妮亚说：“你有勇气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爱我们的思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冬妮娅也是一个小女人，所以她后来离开了保尔，嫁给了一个技术官僚。“筑路”一章中，他们又再重逢，却比陌生人还要远，读来令人伤感。小说描写了窄轨铁路工地上保尔和冬妮亚的最后一次见面。在工地上，头戴海狗皮帽子、穿着整齐的冬妮亚遇到了像叫花子一样衣衫槛褛的保尔，几乎认不出来了，她本以为保尔已经当了大官，对保尔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保尔想了想回答说：“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酸臭。”这个场面说明，两人已没有任何共同信仰，他们已无可挽回地成为陌路人。现代人（女权）极度反感的是保尔鲜明阶级的意识——而我认为，这恰恰是书的价值所在。很多人觉得保尔无情，但爱情的基础是什么呢？美貌？才华？财富？权力？都不是。宝玉对黛玉说：“任尔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何也？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否则，宝钗、袭人何尝不是佳偶，为何偏要木石姻缘？
但是，坚持信仰谈何容易。战争结束之后，保尔因多次受伤还没有恢复健康，曾经在两个通宵没有睡觉后失去了知觉。组织上安排了他去疗养院。他在院中看到了新兴的富农阶级的种种丑态：这一对怪物开始在舞台上缓缓地移动，跳着一种扭屁股的狐步舞，这使那一群站在疗养院休养员们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长着牛一样的粗脖子的“耐普曼”乐得直喊……。在二十年代初期的苏联，像保尔这样的老近卫军仍然生活在严格自律的革命道德准则里。按照最高限额的规定，即使担任最高职务的党员也不得领取高于工厂里熟练工人的工资。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铁板一块的社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漏洞，一些官员则通过名目繁多的津贴来弥补菲薄的收人。国营工业停滞不前，而私人贸易则开始欣欣向荣。当时，列宁曾邀请过去的租让权获得者和外国投资者重回俄国做生意；只是因为这些投资者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才使资本主义重要因素没有再度出现。布尔什维克怀疑：如果过去的租让权获得者果真做出反应，将会发生什么事呢？同时耐普曼越来越自信了，他们在饥饿的城镇里纵饮狂欢并嘲笑革命。乡村中的富农分子企图把雇农再一次置于他的支配之下，富农及其仆从开始到处操纵乡村苏维埃，而他们的儿子们则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支部的领头人了。大学师生们发动示威和罢课，哪儿是退却的终点？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工人——赤卫队的老战士出现在党委会前，憎恶地撕掉党证，把它对准党委书记的脸扔过去（在“筑路”一章中也有类似的情节）。
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不同的路线和利益导致了激烈的斗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经过多次的修改以符合斯大林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新版《钢铁》书中看到，在党的两派斗争中，“保尔”参加过“反对派”的活动，后来又回到了斯大林的队伍。在流行版本中，保尔·柯察金义形于色地与托派朋友划清界限。但在未删节版本中作者曾经多次流露出对托洛茨基、托派和工人反对派的理解和同情。删除的内容包括工人反对派情节，这里写出了保尔和杜巴瓦（保尔的朋友杜巴瓦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年入党。他是因为参加“工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共青团省委的三个委员当中的一个）思想和处事作风上的共同性，对两人最终政治分裂的深层次原因给予提示。 还删去了反托派辩论大会中杜巴瓦的思想活动和讲话，这是苏联文学作品对托派分子最精确的刻画。删去保尔向丽达说的对杜巴瓦后续处理（组织给予机会回头，但杜巴瓦拒绝；安娜告密使事情陷入死局）的情况。 休假那一段，删去了联合反对派和斯大林对峙的紧张气氛，还删去保尔岳父拿斯大林开涮的话。
这段历史非常复杂，后人很难评论。我们可以了解以下几个事实，1923年１月４日，病中的列宁建议撤掉斯大林总书记职务；３月５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威胁要与斯大林断绝关系，并写信建议与托洛斯基结盟（托洛斯基作为第二号领导人、“红军之父”，却多少有点书生气。虽然他对官僚化有深刻的预见，但是他正如列宁所说那样“过于自信”，对于列宁在生命最后关头进行的政治斗争的严峻性认识不足。因此，虽然他与列宁结成了反对斯大林的同盟，但是在党的十二大上却对斯大林手下留情了。玩政治，他远远不是斯大林的对手）。1924年１月，克鲁普斯卡娅给列宁读了刚刚发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项决议总结了官僚化的论战，并给发起论战的托洛斯基扣上了“小资产阶级”的帽子。这项决议给了列宁重重一击：他所担心的事正变成现实，列宁怀着深深的失望和困惑与世长辞了。斯大林以总书记的身份，以列宁逝世为由开展了党组织的整顿运动，吸收了几十万人入党，稀释了老近卫军的成色（保尔的哥哥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入党的）。（作为后话，在三十年代，被斯大林赶出国门的托洛斯基暗示列宁是斯大林毒死的。不管真假也好，托洛斯基的指控未免也太晚了些，1940年托洛斯基遇刺身亡，凶手已经证实是斯大林派去的特工）
20年代初的党内斗争虽然仍以争论为主，但斯大林集团还发明了其它“争论”方法。例如，各党委会都成立了“一些爱斗欧闹事，吹口哨之徒”组成的专门小队，反对派一上台讲演就捣乱。还有，限制反对派的发言时间。在十五大的发言记录上，加米涅夫的发言长六页，被打断56次；拉柯夫斯基长八页，打断106次。在速记记录中记下的叫喊声比发言人的发言还长。叫喊的言辞包括：“小蛆虫”“投敌分子”“叛徒”等等。（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1927年斯大林派曾捏造联合反对派阴谋举行政变的谣言，对反对派进行大规模迫害：开除出党、开除公职、开除学籍和逮捕。十年之后，这些大喊大叫的代表们也面临着别人的辱骂和批判——武器的批判。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回忆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朋友面前经常承认说：‘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我有机会同他的朋友阿纳托里·索尔达托夫谈过一次话，阿纳托里承认说：如果科利亚（尼古拉的昵称）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后一些时间就会有人‘帮助’他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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