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平衡大国竞争的有效的战略力量
张文木
如果说英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初发动的鸦片战争的动因，是对俄国以占领阿穆尔河为目标的远东扩张的反制，那么50年代末，英国全面占领印度则是俄国冲刺中亚并觊觎中国新疆、蒙古和西藏的反制。80年代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动土，英国感到力不从心，便扶持日本崛起以牵制俄国持续东进。
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边疆的危机是全方位的，而俄国对中国疆、蒙、藏的干涉只是与英国争霸亚洲战略的互动部分。
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入侵中国台湾，并于1879年将琉球并入日本版图。在中国西南，1843年8月，英国将北印度的信德并入英属印度。1849年3月英国又吞并旁遮普。1857年印度爆发民族反英大起义，1859年英国镇压了这次起义并对印度形成全面的统治，此后开始觊觎中国西藏。1875年英国趁中国政治危机在中国云南策动“马嘉理事件”[1]，并迫使清政府于1876年签订了《烟台条约》。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先后将尼泊尔、哲孟雄、克什米尔、不丹纳入其殖民势力范围,并在大吉岭设立军事基地，准备入侵中国西藏。西藏地方政府派兵200人在隆吐山(今锡金龙头山)设卡戍守,英国却无理要求限期撤卡，并于
就在东南、西南出现危机的同时，沙俄也同步从北方向中国出击。1858年和1860年，俄国趁英国在东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迫使中国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去包括黑龙江北岸在内的中国东北近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失去进入日本海、鞑靼海峡和鄂霍次海的绝大部分港口。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英国对中国西南攻势的加强，俄国也加大对中国西北的干涉力度。此间新疆暴乱，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局势混乱。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4]司迪克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决定派手下金相印等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孙，号称“圣裔”的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立为傀儡。1865年春，浩罕摄政王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并在喀什组织兵变，将司迪克逐出新疆。1867年，阿古柏自称“洪福之王”，在南疆建立了包括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等七城的“哲德沙尔国”。1870年，阿古柏占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势力扩展到北疆。在得到大批英国先进装备后，阿古柏势力迅速扩展全疆。
就在阿古柏立足之际，英俄立即开始介入。英国将阿古柏伪政权当做“可以作为阻挡俄国人前进的一个障碍，好像是另一个喀布尔，可作为从印度斯坦山脉延伸到中国的天山山脉的另一个‘缓冲地带’”。[5]1868年，英国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承认其“政权”。阿古柏也基于“倚仗着他作为中亚最正统和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的日益提高的声望，并深信在俄国人打败他的国家以前英国会出来干预”[6]的判断，于次年派亲信米尔扎·沙迪赴印度会见英国总督，争取英国支持。英国决定向其赠送大批军火，并允许其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设立军工厂。维多利亚女王甚至亲笔致信阿古柏，与其修好。
尽管“建交”，但是，俄国还是不信任这个紧邻反俄情绪日益高涨的浩罕国[7]的伊斯兰“阿古柏伯克”——这使人不能不联想到100多年后俄国人对塔利班政权所持的不信任态度，1874年，俄国考夫曼将军就同意对喀什噶尔进行一次远征。[8]1875年浩罕国发生反俄起义，俄国很怕这些起义与阿古柏控制区连为一体。同年初，清政府采纳左宗棠的建议，派军进入新疆，于1876年收复天山北路，1877年进入南疆，“为中国军队办理伙食的主要经办人就是中亚的俄国商人”，同时，俄国政府“即使不是事实上批准，也继续默许他们的商人给中国人供应粮食”[9]。就在失败前几周，阿古柏曾分别打发使者请求英国和俄国人帮助，“但俄国人只给他的使者几句好话，并没有干涉卡曼斯基先生[10]和中国军队进行的商业交易”[11]，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和英国驻华代办分别在伦敦和北京同时向中国政府“就阿古柏前途进行‘调停’”，遭中国拒绝；[12]阿古柏希望利用英国制约俄国、利用俄国制约中国的希望彻底破灭后，于1877年5月底在库尔勒服毒自杀。
研究19世纪下半叶英俄在中国藏疆地区的角逐以及中国击败英俄支持的阿柏古伪政权的结果，对于认识英俄在中国西部扩张的能力极限和中国在其间的张力空间，是具有文本意义的，它至少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这一时期英国和俄国对中国西藏、新疆的角逐，仍是英俄角逐印度洋战略在中国境内的扩展。但西藏特有的高寒地理和气候条件，大大缩小了英俄两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的能力极限；也就是说，英国力量越不过青藏高原；[15]另一方面，鉴于通往印度洋的必经的中亚地区存在着强大的伊斯兰反俄力量，又鉴于中国新疆不在其进入印度洋的中途，只要中国力量不过多地卷入中亚，俄国人的战略重心就不会放在中国新疆。俄国人需要防止的是新疆伊斯兰与中亚伊斯兰国家形成反俄联盟。鉴于此，俄国不仅不会使用其全部力量在这一地区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正面战争，相反还会适度对中国力量西进表示欢迎，这样可以用中国的力量遏制伊斯兰反俄力量，同时也利用中国从东面牵制英国向中国西北推进。英国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俄国力有余而心不足的状况，使得此后几乎所有的“藏独” “疆独”等尝试，尽管都没有形成阿古柏伪政权那样的规模，但其失败的命运却都与阿古柏并无二致。对此，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 1853~1928年）在阿古柏失败后所著的《阿古柏伯克传》一书中说得明白：
阿古柏对我们（英国——引者注）没有象阿富汗统治者始终保有的那种影响力。实际上，对于我们说来，他的国家比西藏更难进入；对于我们说来，俄国人在叶尔羌也比好战的怀敌意的中国人在拉萨的危险性小得多。总而言之，英国和喀什噶尔（阿古柏伪政权——引者）做朋友是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做仇敌；但他们是泛泛之交。为了彼此的不幸可能流些眼泪，当发生悲痛的事件的时候也可能说些安慰的话，但仅此而已，按真正意义来说并没有联盟，也没有坚实不变的友谊。在一个短时间内曾经有过同情和亲善，接着就是长时期不变的淡漠。……不管我们是慎重也罢，不慎重也罢，真诚也罢，虚伪也罢，仁慈也罢，不仁慈也罢，当阿古柏伯克由于指望我们的支持而向俄国挑战时，他所倚靠的只是一根折断了的芦苇罢了。[16]
不管我们对他本人（阿古柏——引者注）多么钦佩，也不能使我们永远保证喀什噶尔不受俄国的侵犯，因为，只要一想到两地中间的地区的情况，就使我们的同情心立即冷却下来。[17]
读史至此，使我们联想到目前正在跃跃欲试的“台独”分子们的命运。看看100多年前夹在英国和俄国之间而无出路的阿古柏的结局，再联系曾对大国干预报有幻想的达赖之类分裂分子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结局，就能看出那些卖国求荣的“台独”分子的前途更没有指望。
第二，英国在中国南方扩张的主要目的在于遏制俄国进入印度洋，而不在于占领多少领土；而俄国的目的则在于从北方进入印度洋，如再考虑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战略力量的牵制，英俄最终作出了在中国西藏既不做大的投入——中国西藏高原不可逾越的地理条件，使双方为实现其目标必须做出巨量投入——又能遏制对方的选择。对此，时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的维特在其回忆录中也说得明白：
至于西藏，根据协定，英国和俄国都保证不往那里派任使团，根本不派任何部队。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作任何限制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平心而论我们在西藏不可能有任何影响。要想染指西藏，非得大动干戈不可。[18]
这样，引入并接纳中国力量向西伸展，在相当的意义上成为俄英双方的共识。中国力量西进既阻止俄国南下，也阻止英国北上。但条件是中国的力量西进不能过于接近俄国南下印度洋的中亚通道，在西南不能影响英国在印度洋的霸主地位。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1907年《英俄协约》中的《西藏协定》[19]中第一条就表示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权，这一原则也部分地扩展到阿富汗。[20]有意思的是，1905年英俄谈判中有意把瓦汗山区划给阿富汗以使英俄缓冲地带与中国西陲连接起来。[21]这实际是默认中国是平衡中亚地区大国竞争的有效的战略力量——这种平衡作用在1950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的出兵抗美援朝的请求、2009年美国向中国提出的在瓦罕走廊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开放补给线”的请求[22]中为世界大国反复默认。这种默认正是中国近代版图呈东西扁平状伸缩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是包括台湾——如果再联系17世纪下半叶康熙时期南方“三蕃之乱”[23]、台湾郑氏[24]及北方准噶尔噶尔丹叛乱[25]的失败结局——在内的处于这一扁平区域的所有分离主义势力必然失败的原因，毋庸置疑，这也是1881年中国得以在俄国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收回伊犁的原因。毛泽东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规律性的现象，1964年他在回答斯诺用肯定句提出的“我不认为中美之间会发生大战”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26]
[1][1]
“马嘉理事件”：中国云南各族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入侵的自卫斗争。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国军官柏郎率武装“探路队”200余人，准备由缅甸入侵滇西。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派译员马嘉理前往迎接，马沿途多方刺探情报，公然测绘山川地形险要图，激起当地人民公愤，迫使地方官员将其护送出境。马嘉理到达缅甸与柏郎部会合后，于翌年1、2月份率武装部队侵入中国领土，不顾当地景颇、傣、汉等族人民警告，首先开枪击杀中国边民。中国边疆各族人民奋起回击，将马嘉理及其武装人员消灭，并迫使柏郎率残部逃回缅甸。英国公使威妥玛借此事件进行无理讹诈，要挟清廷屠杀景颇族爱国同胞数人，并迫使腐败的清政府于1876年（光绪二年）签订了卖国的《烟台条约》。
[2][2]
转引自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版，第190页。
[3][3]
[4][4]
伯克，在当时伊斯兰国度中相当于“王公”，低于可世袭的君主“汗”。参阅[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8~179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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