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如果说毛主席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搞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柱，那么，蒋介石则同样成为蒋粉、果粉乃至整个历史虚无主义和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柱。不知道蒋介石有多邪恶，就不知道毛主席有多伟大；知道了蒋介石有多邪恶和毛主席有多伟大，中国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才能最终获得正确的认识与解决。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本文意在通过对被许多人健忘了的大量历史事实（虽只是冰山一角）的仔细展现、梳理（篇幅很长），用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说话，把一位反共反人民、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顶级精日卖国大汉奸及其带来而延续至今的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猥琐的形象赤裸裸地拎到世人面前，给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蒋粉、果粉们一个有力回击！虽然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达此目的并非易事，但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也是好的，欢迎广大网友批评指正与有益补充。就是不知道这会不会遭遇蒋某人的孝子贤孙、残渣余孽，和美、日反动派安插在中国大陆的第五纵队因震怒与惊恐而疯狂删帖？
蒋介石，何许人也？
看到这个标题，有人会不禁哑然失笑：但凡是个中国人，还有不知道蒋介石的吗？
是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因其反动透顶的所作所为，在全国人民中间，在我们的整个社会，本来是以臭不可闻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但自从那个著名的“理论创新典范”方某刚把蒋介石吹捧成“震古烁今的大英雄”之后，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人民公敌，摇身一变，竟然成了“香饽饽”，大量蒋粉、果粉纷纷出笼，一切都乱了套；与此紧紧伴随在一起的，还有跪美、舔日，还有贬低毛主席、反共、反人民。于是，以抬蒋、跪美、舔日与反毛、反共、反人民之一体两面为基本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应运而生，并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滚滚黑潮，祸害我们的党，祸害我们的人民，祸害着我们的祖国与我们的社会，甚至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体制内。“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是命定的夫妻，想离婚都不行”这样反动透顶的口号竟然也能从某些人口中堂而皇之、毫无顾忌地公开喊出来；国民党反动派在当今的台湾省以“九二共识”之名，顽固坚持着“一中各表”的罪恶主张，大搞隐蔽的两国论，同台独民进党本来就是一路货色，有人却总是不知好歹地把祖国统一的希望寄托到这个反动透顶、烂泥扶不上墙的国民党反动派身上；坚决反对我国金融单方面、无底线、不对等地对外、对美全面开放，多少民间人士强烈呼吁，有关方面就是充耳不闻，你能奈他何？对于当年有人借改革之名制造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天大腐败问题，人民要求清算，人家也似乎总是无动于衷；老百姓自发地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毛泽东热，主流媒体也会严密封锁，拒不报道，甚至无端打压；纪念碑到纪念堂只有一步之遥，却似乎隔着一道万水千山；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参拜毛主席纪念堂，我们的媒体也会严密封锁，拒不报道；提到毛主席，总是念念不忘“晚年错误”，对民间要求重现老人家晚年辉煌的强烈声音全然不顾；提到“九.一八”、南京大屠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落后就要挨打”，甚至鼓吹“不要延续仇恨”，而拒不声讨当年日本鬼子侵华犯下的滔天罪行，不去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现实危险，更不会去揭穿蒋介石“绝对不抵抗”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汉奸卖国罪行……改革开放四十年，成绩巨大，但累积起来的问题也是太多太多，至今没有得到彻底清算，都同那一股故意抬高蒋介石的逆流没有受到应有查处与严厉清算密切相关。
就是说，在我国，要搞好革命与建设，就离不开两位教员的作用，一位是正面教员毛泽东，一位是反面教员蒋介石。忘掉其中任何一位，甚至把两位教员的位置搞颠倒了，都会给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带来颠覆性的巨大破坏！
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英明领导及党和人民的英勇反击下，这股历史虚无主义妖风有所收敛，但并未停歇，更远未绝迹。最近才被揭露出来的细思极恐的教科书问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如不能彻底根除，必将贻害无穷，迎合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脚步，足以撼动我人民共和国根基。
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为抬蒋、跪美、舔日与反毛、反共、反人民之一体两面。我们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也集中地表现在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与蒋介石上。凡是有意抬高蒋介石的人，都是反毛、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也都是跪美、舔日的汉奸卖国分子，无一例外。我们只有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全面回归毛泽东思想（马列毛主义）的统治地位，并彻底清算了蒋介石乃至整个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的滔天罪行，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动思潮才会土崩瓦解。
我仅是一名普通百姓，不是研究历史问题的专家，但我是个中国人，我有中国人的良知。我深深地体会到，必须恢复蒋介石汉奸国贼与人民公敌的本来面目，将其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必须清洗掉泼在毛主席身上的一切污泥浊水，恢复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在今天，如果说毛主席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搞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柱，那么，蒋介石则同样成为蒋粉、果粉乃至整个历史虚无主义和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柱。不知道蒋介石有多邪恶，就不知道毛泽东有多伟大；知道了蒋介石有多邪恶与毛主席有多伟大，中国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才能够最终获得正确的认识与解决。
提到蒋介石，不能不从小日本妄图吞并中国、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谈起。
日本这个国家，本来是中华文化圈的一员，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学生，虽然其很可能一直心有不甘，但在中国面前，还是尽力以循规蹈矩的形象示人的，就连‘日本’这个国名也是经过中国皇帝批准后才确立起来的。但作为一个岛国，它始终有一种危机感与征服欲。自从横扫欧亚的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企图渡海征服日本因遇风浪遭遇失败以后，日本就自我感觉良好，野心就开始显露起来了；倭寇不断骚扰我东南沿海就成了家常便饭，明朝万历年间，还发生了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事件。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把我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日本也不能幸免。在危机面前，日本选择变法图强，这当然无可厚非。但1868-1873年间明治维新完成，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就竭力脱亚入欧，与西方列强为伍，第二年（1874年）就踏上侵略中国的进程，先是出兵侵略我国领土台湾，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仍然向卖国的清政府勒索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让它初步品尝到对华侵略扩张的甜头；1875年又入侵朝鲜，用武力打开了朝鲜大门，为日本向中国内地推进找到了立足点；1879年则吞并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王国； 1894年更通过直接侵华的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逼迫大汉奸李鸿章与之签订了罪恶满满的《马关条约》，直接吞并了我国神圣领土台湾、澎湖，把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并从中国攫取了两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这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让中国半殖民地程度大大地加深，也让中日两国的强弱对比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变，更让小日本的侵华、乃至吞并中国的野心空前膨胀起来（许多跪舔日本的公知汉奸把日本鬼子看得有多么了不起，其实日本的崛起绝不是靠它自己的奋斗，而是靠举国当强盗，并通过大汉奸们的“帮助”掏空中国才“发达”起来的）。尝到了掠夺肥大、软弱、且汉奸当道之腐败中国的甜头，得寸进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小日本不仅积极参与，而且是出兵最多、分赃不少的国家之一。它不仅又勒索去了巨额战争赔款，还取得了在京津一带的驻军权（后来到1937年，小日本发动旨在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就是利用这个驻军权发起的）。紧接着，1904年，它又在中国的（东北）国土上发动了日俄战争，结果是攫取了俄国在东北的大部分特权，占据了大连和旅顺军港，取得了在东北各地居留与从事军事的、经济的各种非法活动的权力（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也是靠这些非法权力启动起来的）。1915年1月，日本又向当时的中国总统、铁了心要复辟帝制、积极寻求列强支持的又一个大汉奸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包括五个部分的《二十一条》（第一部分就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攫取的特权）除了其中的第五部分外，几乎被袁世凯全盘接受，只是在中国人民的全力反对下才没能得逞。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中国受到的则是战败国的待遇，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正式为小日本所继承（后来残杀中国人民的“济南惨案”，就是小日本利用这个特权发动的）。至此，日本灭亡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新大陆政策正式确立。如果说在此之前，小日本同其他西方列强一样，只是把软弱无能的中国当做半殖民地看待，同西方列强一起做中国政府的“集体”太上皇，那么，其后，小日本就开始要独吞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了！1927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直接向日本天皇提出了侵略中国的“新大陆政策”文件——《田中奏折》，公然提出“惟欲征服支那（“支那”是小鬼子对中国的蔑称），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其灭亡中国、称霸全球的侵略野心已经充分暴露出来，而且连实现野心的路径都想好了，即“征服满蒙（中国东北）——征服中国——征服世界”三步走。就是说，首先入侵东北、吞并中国的野心已经变成了“大日本帝国”的基本国策，不可更改了！
而为了实现这一基本国策，就必须里应外合，在中国内部寻找汉奸当内应。其不仅需要有小汉奸，更需要有大汉奸、特大汉奸、顶级大汉奸；不仅需要有公开的汉奸，更需要有隐蔽的汉奸，尤其需要有隐蔽的、能够代表中国中央政府说话、足以影响中国整个政局的顶级大汉奸。你还别说，这样的顶级大汉奸也被它及时地找到了：一个是汪精卫，另一个就是蒋介石。为了让这两个顶级大汉奸都能更好地发挥出应有的最大效用，还必须让他们分属于表面上不同的、甚至对立的阵营，以相互配合；就像后来的美西方为了搞垮苏联，需要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两个败类在表面上分属于“不同”阵营而相互配合一样。搞垮苏联，需要有叶利钦按照美西方的旨意，在前台公开地分裂苏联；也需要有戈尔巴乔夫按照美西方的旨意，以改革的名义，在后台隐蔽地予以配合。同样，配合小日本亡我中华，既需要有汪精卫在前面公开地卖身投靠，组织卖国政府，明目张胆地协助小日本从事灭亡中国的罪恶勾当；也需要有蒋介石，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名义，从背后隐蔽地瓦解抗日阵营，避免给日本侵略行径造成伤害，或者起码也要让这种伤害最小化，暗中配合小日本灭亡中国的脚步，还不至于暴露其真实身份！
蒋介石何许人也？有人怀疑，蒋介石很可能早在1908~1910年间在日本士官学校（振武学校）念书时，或者最迟也是在《田中奏折》出笼前就变成小日本的终身战略间谍了。这并非望风捕影、空穴来风或无稽之谈。因为蒋介石其人，终其一生，除了积极反共、热衷于内战、尽心尽力地分化瓦解抗日阵营，为小日本亡我中华服务外，从来都没有真心抗日过，包括八年抗战他做了所谓抗战领袖后。否则，大量匪夷所思的历史事实根本无法解释。如果说汪精卫是小日本选中的公开的顶级大汉奸，那么，蒋介石则就是小日本同样选中的、隐蔽的顶级大汉奸。两相比较，蒋介石对中国，对中华民族的祸害，显然更远超汪精卫。
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变成了西方列强肆意侵略、欺压和掠夺的对象，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为了救中国，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继承了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和义和团英雄们等先进中国人的光荣爱国主义传统，先后领导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和中国国民党等政党组织，确定了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进行了英勇斗争。但因为没有正确理论指导，找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这些政党中虽然不乏热血青年参与，但更不乏大量投机者，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而那些革命斗争，包括声势浩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朽满清封建统治，但革命胜利成果很快就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窃取了去，中国受侵略、欺压、掠夺、瓜分现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未改变，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归于失败。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先生的共识。于是，孙中山先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主动接受苏俄帮助，及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有了大量共产党员新生力量的加入，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才显现出了勃勃生机与活力。
蒋介石原本只是流落上海街头的一个小混混，结识了青帮老大陈其美，后到日本振武学校念书，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22年，曾经帮助过孙中山的反动军阀陈炯明背叛了孙中山，发动兵变。期间，蒋介石在孙中山乘坐的永丰舰上陪伴了孙中山先生42天，骗取到孙中山先生的信任。但此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不高，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蒋介石则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后，孙中山先生在苏俄帮助下成立黄埔军校，廖仲恺作为黄埔军校党代表，是黄埔军校主要领导人——这一点，中国公知们从来不肯告诉我们。蒋介石因有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经历才被选为黄埔军校校长，在黄埔军校也只能坐第二把交椅吧。当时蒋介石就是一名隐藏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内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野心家，只是其打着国民党中派偏左的旗号而深藏未露而已。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从此，国民党右派开始猖狂起来，同年8月19日，国民党内的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被刺身亡，这才让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显著上升，一跃变成黄埔军校主要领导人、广州卫戍司令，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当上国民革命军总监，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一位置本来应属于廖仲恺的）。廖仲恺先生到底死于谁手，当时是不了了之，没有结论。根据谁因此而受益最大，谁的嫌疑也就最大的“定律”，廖仲恺之死，蒋介石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而，蒋介石也就是刺死廖仲恺先生的最大嫌疑人。加上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及残杀共产党人与革命左派的残忍程度，以后又曾多次丧心病狂地派特务去杀害毛主席、周总理（均未得逞）等铁板上钉钉的历史事实，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断定：蒋介石就是刺杀廖仲恺先生的幕后指使人！最低也是完全脱不了干系的嫌疑人之一——尽管历史学家们都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迫不及待，1926年3月，他就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先是命令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把中山舰秘密地开往黄埔港，李之龙遵命；蒋介石立马出尔反尔，污蔑李之龙图谋不轨，非法逮捕了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并趁机包围我党领导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从而进行了一次反革命政变的成功预演。蒋介石出道后第一场行动，就这样从反共开始了！首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但由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警惕性欠缺，没有予以坚决反击，就让此事不了了之了。紧接着1926年7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仍然让他顺利地当选成北伐军总司令。
北伐军所要对付的主要目标是作为当时中国反动力量即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代表的三股反动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与张作霖，以统一全中国。而在北伐军中起骨干与主要作用的就是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如最先打响针对吴佩孚的定泗桥与贺胜桥两场硬仗就是由以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伐军四军独立团承担的，四军也因此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解放上海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则也是由共产党人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的。而且几乎所有北伐军都有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在起作用。这样，有了这些新生力量加入，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很快就消灭了吴佩孚与孙传芳两股军阀，将革命势力迅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
时势进展得如此顺利，让蒋介石利令智昏，反骨毕现。1927年4月，他率领北伐军到达上海后，立刻就暴露出其反革命真面目。他不失时机地投靠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的江浙封建财阀，彻底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清党”的名义发动了恶行滔天的“四.一二”大屠杀，紧接着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大屠杀，其他反动军阀张作霖、许克强等则予以紧密配合。他们喊着“宁错杀三千，绝不错放一人”的反动口号，把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与革命人民屠杀到血泊之中。几天时间，光上海一地就屠杀了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300多人，被捕500余人，加上失踪，共达5000余人（多数也是被杀害）。此后，我们党领导下的农会会员，湖北就被杀害了4700余人，湖南被杀害了近两万人。我们党的优秀儿女陈延年、陈乔年、恽代英、蔡和森、赵世炎、汪寿华、向警予、瞿秋白、萧楚女，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毛主席的爱妻杨开慧等无数革命先烈都先后惨死在蒋介石、汪精卫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屠刀之下。有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其以后一年内，被杀害的共产党员达2.6万人，群众近30万！
蒋介石、汪精卫为什么要犯下如此伤天害理的天大历史罪行？历史学家们几乎没人去认真探讨过这个问题。要知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是对国民党的伤害，而是挽救了国民党！正是有了共产党人的加入，中国国民党才获得的新生，才显现出生机与活力！连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事情都是共产党人教给国民党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国民党的新生！而且在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不知感恩也就罢了，其为什么还要恩将仇报地转过头来毫不手软地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而且要赶尽杀绝？无非是因为日本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存在一天，就是它小日本灭亡中国的最大障碍；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只要存在一天，也是他们实现卖国大业的最大障碍！
而且，惨死在蒋介石等反动军阀屠刀之下的，不仅有共产党人！大量国民党左派人士与进步青年也同样不能幸免。据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字， 1927年4月前，共有国民党员65万人（有说达121万人之多），到 “4.12”“7.15”之一年后的1928年3月竟然一下子就锐减到22万。粗略计算，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与进步青年也被屠杀了近30万。从此以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中国国民党，就一下子彻底蜕变成完全脱离了工农大众的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党。这一性质，此后就从来没有根本改变过。直到今天其只能在台湾小岛上苟延残喘时，仍然不改其反共与分裂祖国的真面目（甚至在声称坚持九二共识时，心中都会始终默念着“一中各表”，时刻坚守着反共与分裂祖国的底线）；这笔滔天血债，至今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这才让大量蒋粉、果粉们滋生蔓延起来，继续祸害我们的祖国。有时候我还会想，俄国共产党人还真是幸运，他们遇到的沙皇和蒋介石比起来真是“善良”到家了，他动辄就把列宁、斯大林等革命者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不是赶尽杀绝，这才会有扭转乾坤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蒋介石呢，宁愿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白送给外敌，拱手让给小日本，也要先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人早就会被杀光了（即使没有被杀光，也很难成就大气候的），想在黑暗中“摸索”也不可得，五千年文明古国也许将被大卸八块、万劫不复啦！
“4.12”和“7.15”后，孙中山先生的这两个叛徒、两个反共卖国的大汉奸蒋介石与汪精卫，又走到了一起，这就是发生在1927年8、9月间的宁汉合流。他们既各怀鬼胎、明争暗斗，又志得意满，合在一起，成立新的“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汪精卫成为主管党政的常务委员，蒋介石则为军委主席团主席，继续执掌军权。从此以后的国民党，就同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同中国人民彻底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而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同国内封建势力相勾结、变成全力反苏反共的法西斯党了。
但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就是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其中我们党投入力量较多、规模也较大的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因为照搬苏联十月革命模式搞城市武装暴动，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蒋介石的残酷镇压下不能不遭遇到惨烈的失败。只有毛主席基于他在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伟大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悟性，坚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认真纠正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与盲从共产国际的集体错误（而非“集体智慧”），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因而他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力量虽然十分弱小，又缺乏直接战斗的经验，仍然能够变成中国革命最初的成熟火种，能够在同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留下的残余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亲手创建我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全新的人民军队和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亲手点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回到当年，革命的星星之火能够在我党领导下成功点燃并熊熊燃烧成燎原之势，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有毛主席这个伟大领袖，能够用马列主义这个精神上的显微镜、望远镜，深刻观察与剖析中国国情，看到了：中国是一个被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其在中国的不同代理人分割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它们的代理人即各路军阀之间也必定矛盾重重，军阀混战不可避免。这就使得我们的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周一片白色恐怖的夹缝中生存下去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这不，宁汉合流不久，1928年4月，就在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星星之火成功点燃的同时，自以为共产党人已经被屠杀的差不多了，大局已定，蒋介石这个小日本的战略间谍，为了进一步铲除异己，消除日本灭亡中国的一切障碍，就以统一全中国当幌子，意气风发地率领着所谓的北伐军，开始了没有共产党人参与其中的所谓第二次北伐、其实是堂而皇之地开始了一场新的军阀混战罢了。
那时候的中国，除了旧有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羽翼依然存在外，蒋介石拥兵自重就变成了新军阀，曾参加与拥护北伐的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则各占据一方、且学着蒋介石的样子同样拥兵自重，也同时变成新军阀。这一场新的军阀混战就不可避免地重新启动开来了。
蒋介石所谓的第二次北伐开始后，没有了强敌，一路顺风顺水，很快到了山东，声称要对付张作霖的羽翼张宗昌了。这立马受到小日本在山东势力的强烈阻挠（小日本这时很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同蒋介石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双簧，甚至很可能还包含有对蒋介石这个自己战略间谍之忠诚度的精心大测试！）小日本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幌子，当即从其国内调来5000余人的兵力，又从天津抽掉3个中队的兵力入侵山东，赶到济南。日军在济南设立了东西两个“警备区”，构筑工事，架设路障，实施戒严。4月30日，奉系军阀张宗昌撤离济南，5月1日，蒋介石率领的所谓北伐军进入济南，早已做好准备的日军则四处寻衅，随意捕捉北伐军的士兵。5月2日上午，北伐军营长阮济民等数人徒手行经纬五路时，被日军堵截后当场全部杀害。3日上午，日军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七千余人的武装。
日军又闯入山东交涉使署，将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尽数捆绑毒打。蔡公时据理痛斥日军，日军竟割掉蔡的耳、鼻、舌头，挖去眼睛，然后将他同众人一起杀害。是日，日军在商埠制造事端，惨杀中国军民多达1000人。此后，日军就向北伐军发起猛烈攻击，不久就迅速占领济南全城，抢劫财物，焚毁建筑，强奸妇女，枪杀战俘，屠戮百姓，无恶不作，令人发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济南惨案（或“五三惨案”）。这是“田中奏折”确立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后，日本鬼子给中国人民犯下的第一笔滔天血债！
回顾这一段历史。显而易见，济南惨案之所以发生，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当然罪不可赦，但蒋介石的密切配合，才是惨案能够发生的根本原因。对日军的一再挑衅，蒋介石再三地屈辱退让，甚至直接命令北伐军各部“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这是“百度一下”就能查到的）。之后则干脆“绕道北伐”，直接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蒋介石作为小日本的战略间谍同日本鬼子的第一次“战略配合”，就的确不同凡响。这绝不是我们要无辜去冤枉蒋介石。如果不是这样，在日本鬼子的野蛮兽行面前，作为中国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眼看着小日本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公开地残杀与侮辱中国人，包括残杀、侮辱自己的大量部下，怎么会如此无动于衷、毫不在乎、并丧尽天良地给北伐军下达这个“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的命令？！
蒋介石的第一次“战略配合”，让小日本非常满意。本来，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是日本人的走狗，但同蒋介石相比较，小日本明显地感觉到后者会更好用！于是，一个月之后的1928年6月4日，小日本就迫不及待地一手策划了“皇姑屯事件”，除掉了不甚听话的张作霖！
这时候，小日本完全没有把张作霖的儿子、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张学良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没有了张作霖，东北的中国军队乃至全东北都会立马一片混乱，而此时耀武扬威的蒋介石又绝不会从中作梗，它小日本只要趁火打劫、火中取栗，很快就可以把中国的整个东北地区迅速变成它的囊中之物。
谁知天不遂人愿，“花花公子”张学良竟然爱国心未泯，并没有随小日本的指挥棒起舞。他在及时、果断地剪除了张作霖身边的汉奸杨宇庭等人后，迅速控制了东北军，掌控了全东北的政局。接着，又在1928年12月29日，果断地推动了东北易帜，摆脱了小日本的干扰，果断地投身到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蒋介石说了算的“国民政府”的怀抱，服膺“国民政府”的指挥。让蒋介石“北伐”的目的迅速“完成”，“统一全中国”的目标顺利“实现”。
这样的结果，是作为小日本战略间谍的蒋介石所不愿意看到的，但又有苦难言。他作为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对张学良将军的爱国正义行为，总不好断然拒绝吧？！
但蒋介石有的是办法。那就是趁着张作霖死去不久，不顾我国在东北的地方政权尚不不巩固的现实，竟然命令张学良去进攻苏联，一手制造出“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到12月）。其中的是非曲直不必细说，但其目的则是一目了然的。一，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敌人是日本而不是苏联。让张学良搁下小日本于不顾，无事生非地进攻苏联，就会成功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让小日本有时间为灭亡中国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做好准备；二，张学良刚刚改旗易帜，能不能从此以后死心塌地地服从他蒋介石的指挥，蒋介石心里没底，正好用这个办法做个试探；三，如果能通过这一协定成功收回中东路主权（虽然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蒋介石心知肚明），那也是他作为当时中国主要领导人的一件了不起的大功绩，会让自己的权势更加巩固，同时也是向小日本送去了一份大礼；失败了，也只会削弱新军阀张学良的势力，对他蒋介石有百利而无一害；若能借苏联之手灭掉张学良，那更是他蒋介石求之不得的！四，苏联（乃至以前的沙俄）与小日本乃是世仇，进攻一下苏联，表达一下其反苏反共的决心，不论成败，都可以取悦于他的主子小日本！何乐不为？由此让张学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同苏联结下梁子不是也很好吗？（以后的西安事变，斯大林对张学良并无好感，就是此时种下的因）。
“中东路事件”的最后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张学良一败涂地，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但蒋介石的目的还是达到了。达到目的的显著标志就是张学良在不久后的中原大战中率军入关，公开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新军阀最终败北，让蒋介石的地位巩固起来。
蒋介石开启所谓第二次北伐，不仅仅是要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是要乘机削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乃至汪精卫等的实力，实现自己的最终独裁统治，助推小日本灭亡中国的步伐。所以，从那时开始，他与各路军阀之间时而“联合”，时而分裂，一直战乱不止。先是1928年末到1929年2月发生了蒋桂战争，最终从1930年5月开始，到同年11月结束，酿成了声势浩大的蒋冯阎大战、蒋冯阎李大战或称中原大战，历时半年之久，双方动员兵力达110万人以上，死伤30万人之巨，战火波及20多省，导致无数家庭流离失所、妻离子散，饱受战乱之苦，也为时刻觊觎中国的小日本造就了可乘之机，也顺便削弱了小日本未来的对立面——中国军队的力量。在这些大战中，蒋介石采取拉一派、打一派，拉拢、离间他们的下属为自己所用等各种阴谋手法，全力以赴，无所不用其极……这同他对小日本一再地妥协退让恰成鲜明对照！
——这就无须多说了。
中原大战尚未完全落幕，蒋介石就腾出手来，不去顾忌小日本灭亡中国迫在眉睫的现实危险，而要全力以赴地对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了。
在此期间，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已经燃遍了十一个省，先后建立了中央（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闽浙赣、广西左右江等大片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人数已经发展到10万人之多（其中居于中央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就有4万多人）。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迫不及待，1930年10月，蒋介石抽调10万兵力；1931年4月又抽调20万兵力先后两次围剿中央苏区，均以失败告终；1931年7月，蒋介石更是毫不顾忌小日本正在加紧灭亡中国准备的现实危险，亲自出马，率30万军队（包括20万“中央军”），兵力超过红军十倍，对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实施第三次围剿，仍然遭遇到可耻失败。他蒋介石这时候才知道自己遇到了他的强敌——毛泽东！
而时刻梦想灭亡中国的小日本就在蒋介石忙于内战的有利形势下加紧了侵华部署，觉得时机成熟，就一手策划了“柳条边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炮轰东北军北大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并在事实上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其“安内”、打内战、铲除异己是真；“攘外”、抵抗侵略是假），早就逼迫张学良同意、并必须执行他“绝对不抵抗”的秘密国策，所以，尽管当时在东北的中国军队实力绝对占优（当时北大营中国守军就多达8000余人，又是主场作战，而进攻的日军步兵则仅有区区300人左右，加上身处二线的炮兵也不过600多人），许多中国军人也空有一腔热血，仍然很快就被击溃，继而兵败如山倒，短短六个月时间，就让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东三省的140余万平方公里全部国土。今天细想一下，如果没有蒋介石这个隐藏极深的日本超级战略大间谍坐镇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借给小日本几个胆，它也不敢如此贸然行事、更不会如此顺利地得逞啊！
长期以来，中国的公知们一直都在为蒋介石洗地，以种种“访谈”的名义，把“绝对不抵抗”的罪名安插到张学良一个人身上。可是，台湾地区现领导人、台独分子蔡英文可管不了那些，为了台独之私利，她最近就直接把蒋介石当时的手稿公之于众。对此，国民党虽然痛心疾首，也只能质问蔡英文公布这些手令是什么意思？却不敢质疑这些手令的真假，这就足以说明此事铁证如山，蒋介石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累累罪行是任何人也无法为他洗白的！
1931年7月24日，九一八事件前夕，张学良已经看出了小日本的罪恶企图，就打电报问蒋介石怎么办。蒋介石竟然让部下假装没收到张学良的请示，批示“留中不发”。事变发生后，日军打进沈阳，还把手伸向山东，蒋介石却给张学良下令，让张学良的军队撤退，避免与日本军舰发生冲突：
“张副司令汉兄勋鉴，瀛眷及尊府家属想均已安全离沈。遥深系念。请代慰问。再，青岛海军，鄙意可迅予集合塘沽。因在青或恐与日舰发生万一意外，集合塘沽，则在各国军舰监视之下，较为安全。请即酌行。
中正，养印。”
当听到小日本侵占东北，全国的爱国人士纷纷发来电报，想尽各种办法对付鬼子，呼吁一致抗日，甘肃某组织还会电蒋介石，表示愿意带着全省人民誓死当后盾。然而，就在九一八后第三天，蒋介石就给手下发了手令，要求各地官员保持克制，积极压制老百姓抗日游行：
“日军侵鲁，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举动。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谨守之。
——中正，养午”
1931年10月7日，小日本派军舰到镇江搞事，蒋介石非但不去抗议，反而让地方官派警察帮日本人把菜买好，送到船上，不要和日本人闹纠纷：
“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这个蒋介石，对侵华的日本鬼子不仅不予抵抗，而且简直视同遇到了亲爹！何其体贴入微啊！！
蒋介石不打鬼子，中国爱国军人建立东北义勇军自己打。当义勇军奋勇抵抗一年后，弹尽粮绝，第一军军长邓文向国民党桂永清求助，桂永清问蒋介石怎么办时，蒋介石竞回复说，“集宁分校重要，应专心办成，不可末于无定，分心他务，致碍正务也。”事实上，蒋介石就是要说：你办自己的差，少给我管闲事，让抗日军队自生自灭好了！
仅凭以上所述，就能看到，作为国民党执政当局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面对小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罪恶行径，如果不是后来迫于中国共产党人与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他自己从来都不会有把小日本赶出中国的任何打算，反而自始至终，都是在给日本人当帮凶，忠心耿耿地为小日本罪恶行径服务！——若其并非小日本的战略间谍，焉能如此行事？
总之，回顾历史，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看到，不管蒋介石是不是真的给张学良下达过绝对不抵抗的命令，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绝对不抵抗”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蒋介石的骨子里，并已经不打任何折扣地形成了铁的历史事实！如果张学良胆敢违背蒋介石的旨意而执意抗日，蒋介石会立马千方百计地寻找时机，要了张学良的命！（而在当时的张学良远远没有认清蒋介石卖国真面目的情况下，则是绝不能违抗蒋介石的旨意，而只会选择帮蒋介石背黑锅！）就是这个蒋介石，不仅在“九一八”当时是“绝对不抵抗”，而且在事后，整整六年时间，面对小日本对中国大片领土入侵、践踏与瓊吞，作为当时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除了毫无意义地乞求（事实上是托词于）“国联”外，他曾下过一道抵抗的命令、有过一丁点抵抗的意思表示吗？六年啊，事实上的“绝对不抵抗”！本来应有的十四年抗战，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竟然整整缺席了六年！请问，除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铁杆内奸、间谍与国贼，在古今中外几千年历史上能够找出另一个先例来吗？这满身的污秽，哪一个蒋粉、果粉能够为你们的“领袖”拎得清、洗得白？！
与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恰成鲜明对照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三天的1931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就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并先后派出了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赵一曼等抗日英雄赶赴东北，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同东北抗日军民一起，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日本侵华十四年，中国共产党也领导全国人民整整坚持抗战十四年，一天也没有缺席！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同守土有责的“国民政府”竟然缺席了整整六年，恰成鲜明对照！六年啊！如果是短时间，蒋介石还可以等待“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当托辞，到1933年2月，“国际联盟”已经宣布调停失败的的情况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又生生地“绝对不抵抗”了四年之久，请问其怎么能够自圆其说？！
对竭尽全力灭亡中国的日本鬼子是“绝对不抵抗”，对始终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必欲赶尽杀绝而后快！这才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这不，由于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小日本迅速地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并在这里建立了伪满洲国，还对华北和整个中国虎视眈眈。蒋介石对此统统视而不见，除了一再地乞求“国联”（其实也是在作秀）外，没有抗日的任何举动，反而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地“剿共”。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我们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加上我党中央重要人物顾顺章及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我党的白区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几乎丧失殆尽，我们党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实在无法待下去了，不得不在1933年1月，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临时中央的博古等人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剥夺了毛主席对他亲手创建的中央红军的领导权。
蒋介石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他对侵占了全东北，并接着要侵吞全中国的日本鬼子仍然是“绝对不抵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则必欲尽快斩尽杀绝而后快！
从1932年冬开始，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剿共总司令，调集了近30个师的40万大军，组织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这时候，毛主席的领导权虽然被剥夺，但毛主席英明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影响还在，在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多次战斗，到1933年3月21日止，就基本上歼灭了蒋介石的军队近3个师，俘虏了1万余人，缴获枪支1万余件。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仍然基本上被打破。
不甘心失败，紧接着1933年5月，蒋介石就决定对时刻想灭亡中国的小日本不管不顾，而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时候的蒋介石简直是下了血本，他竟然调动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来进攻苏区的军队就达50万，甚至还用上了空军！又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这时候的中央苏区范围已经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红军主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此时，不懂中国国情、又没有革命实践经验、完全以教条主义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博古（秦邦宪）及以他为代表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在我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推行“左”倾关门主义，鼓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敌，而且在军事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完全无视敌众我寡的的现实，竟然以“乞丐”之身同“龙王”比宝，直接用自己的短处去面对敌人的长处，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堡垒对堡垒、集中对集中、正规战对正规战、阵地战对阵地战，在苏区外御敌，声称 “不放弃一寸土地”。他们又请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完全不懂中国的德国人李德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先是让我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来不及修整和补充的情况下仓促迎敌，或盲目进攻，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冒险不成，导致处处被动，又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分兵把守，处处设防，短促出击，同装备精良的敌军拼消耗；此后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最终又极不负责任地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也始终不知变通，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长征（其实开始时只是仓皇出逃）。
第五次反围剿从1933年9月开始，到1934年10月结束，持续了一年之久。为保卫革命成果，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 浴血奋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大量杀伤。但由于博古、李德完全排斥毛主席的领导，又拒不接受毛主席等人多次提出的正确意见，致使红军失去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一次又一次良机，让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
这时候的蒋介石更是不依不饶，直接在红军长征的路上布设了16个师77个团筑成的四道严密封锁线，必欲置红军于死地而后快！其中最惨烈的是我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血战湘江，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我军与绝对优势之敌苦战五昼夜，其中红五军团与成立不久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红八军团更是损失惨重，担负断后重责的红34师被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数以万计的红军将士血染湘江。终于最终撕开了蒋介石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强渡湘江。
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我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长征开始后的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我中央红军就由出发时的8.6万人一下子锐减到4万人。这时候，蒋介石不去打时刻都在祸害中国人民的日本鬼子，反而不惜血本专打内战，集中力量专门打红军。他欠下这一笔笔血债，每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如果当时的蒋介石能够拿出一半的精力与决心去认真对付小日本，日本鬼子怎么会那么痛快地迅速占领东三省？怎么会有力量在此后那么快地发动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乃至后来的横扫东南亚、偷袭珍珠港？
同时，血染湘江的惨烈，全军覆灭的现实危险，也让我全党全军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毛主席！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有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军队可以有军队，没有根据地可以创建根据地，中国革命就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而脱离了毛主席领导，有了人，有了军队，有了根据地，也会统统弄丢了！于是，这才有了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有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我们党终于迎来了自己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不，毛主席一返回领导岗位，我中央红军立马变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河，突破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巧渡金沙江，不动声色地把蒋介石玩得晕头转向团团转，并迅速甩开了老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跨雪山，过草地，1935年10月与陕甘红军在吴起镇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历尽千辛万苦，毛主席领导、指挥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终于迎来了亘古未有的伟大长征的辉煌胜利，谱写一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英雄史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抗日战争事实上的总指挥部胜利地转移到了陕北！
就在蒋介石对我长征红军围追堵截，力图赶尽杀绝之时，小日本继成功地侵占了我全东北之后，又马不停蹄，加速了灭我中华的下一步行动：策动华北事变。他们收买汉奸，强奸民意，制造刺刀下的地方自治，既有序蚕食，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又想掩人耳目，缓和国际舆论，以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这受到中国人民无情地揭露与斗争，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小日本的罪恶行径则一而再、再而三地妥协退让，1935年5月31日，竟然直接电令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同日本的梅津美治郎谈判，接着就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又在6月27日批准了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的土肥原贤二签订了卖国的《秦土协定》，主动配合日本鬼子，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又先后默许汉奸殷汝耕于同年11月25日在通县成立了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下旬又批准成立了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让我国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五省主权岌岌可危。
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直接面临亡国灭种的生死危机，真真切切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中国人民愤怒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2月初的北平各个大学开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12.9”的爱国运动，为此后的全面抗战准备了抗战的思想、抗战的人心与抗战的干部。
与此相反，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小日本的侵略行径则一再地妥协退让、事实上是密切配合，而对“12.9”的爱国运动则极力镇压。这还不算，继而，在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紧急关头，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他一方面置急欲灭我中华的日寇于不顾，另方面又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落脚未稳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命令张学良把曾对日寇“绝对不抵抗”的东北军急调陕北，命令与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一起去围剿红军，急欲将红军一举剿灭，以彻底了却小日本灭我中华的后顾之忧！
作为蒋介石的下属，张学良、杨虎城也只得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不得不把兵力投到内战战场。
但这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我工农红军虽然人数大大减少，但历尽他老蒋围追堵截、疯狂轰炸与爬雪山、过草地，千难万险磨练出来的红军指战员，个顶个都是我中华民族的精华！都是促进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战无不胜的种子！
早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毛主席就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毛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居住的楼墙上就留有两条标语：“白军弟兄，团结起来，到北方抗日！”；“白军士兵们，抗日去！”1935年6月15日红军长征途中，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同年6月26日，一、四方面军两河口会师后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的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召开瓦窑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主席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灭亡中国的步伐，中日民族矛盾已经取代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决定了即使国民党内也会发生分化，国民党军队官兵中也会产生强烈的抗日意愿，从而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对于东北军西北军的“围剿”，我们已经能够应对自如了。
毛主席决定首先做好前来围剿的东北军、西北军官兵的工作。1935年9月，东北军110师在“剿共”时反被红军消灭，10月，107师又被红十五军团袭击，损失惨重，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下旬，109师又被红军全歼，106师也被歼一个团。张学良苦闷至极，要求补充兵员，蒋介石也置之不理，让张学良看清了蒋介石让他去围剿红军，还隐藏有利用红军之手削弱他张学良实力的图谋。我们党和红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让张学良看清了我们党深明大义与责任担当。一二九运动带来的全国人民炽热的抗日救亡斗争形势也强烈刺激了亡省亡家、国恨家仇集于一身、满怀悲愤的张学良。1936年1月中旬，之前被红军俘获的东北军107师团长高福源被红军派回联络张学良，张学良亲自架飞机到洛川会见高福源。我们党及时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的救亡口号，深受东北军下级官兵的欢迎，他们自动停止和红军作战，并同红军联欢。毛主席及时派周恩来同志与张学良会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从而在事实上把东北军变成红军的友军，把我们党的抗日救亡纲领变成东北军的纲领。
这样的局面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虽然他在当时还不知道详情）。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赴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杨则极力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而遭无理训斥（可见其放纵日寇侵华与反共的决心是何其坚定!）。无奈之下，张学良、杨虎城于同年12月12日联手逮捕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看到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终于栽在人民的手里，举国上下，人心大快，认为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国人皆曰可杀！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会忘记蒋介石屠杀成千上万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的深仇大恨与滔天罪行（毛主席一家这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3人：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潭、妹妹毛泽建），但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会忘记民族大义！蒋介石名义上还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手中还掌握着人数最多的中国军队和政府资源。如果他公开地同日寇站在一起，为虎作伥，必会加速中国的灭亡；如果能够把他争取过来，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来，即使他只能半心半意抗日也是好的！更何况争取了蒋介石，更有利于争取众多尚存爱国心的国民党官兵抗日！由此，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历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无疑为我们党提供了逼蒋抗日、进而联蒋抗日的最好时机。
所以，我们党及时派周恩来等同志亲赴西安，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粉碎了何应钦等亲日汉奸妄图利用事变轰炸西安、挑起内战、破坏抗日大势的罪恶图谋，促进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虽然这时候，蒋介石还耍了一个花招：以“领袖”的人格担保，拒不在共同抗日的协议上签字。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全国上下抗日高潮下，蒋介石想不履行协议，再继续打内战而不抗日，他也已经力不从心、完全做不到了！人民不答应，他手下的许多国民党官兵也不会答应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全国抗战正式开始。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抗战还是相当尽力的。首先，卢沟桥事变一爆发，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与宛平城的中国第29军何基沣旅219团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但由于蒋介石政府根本就没有增兵的举动，29军本身也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就仍然未能挽回危局。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包括日本关东军两个旅团，朝鲜军一个师团，和日本原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西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各自在驻地背水一战。其中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掘壕进行阻击，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但最终失败的还是中国，不足一个月，北平与天津就相继陷落。
紧接着，七七事变后发生最早、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是发生在华东战场、蒋介石势力中心的（1937年）“8.13抗战”即淞沪会战。淞沪会战被认为是中日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
让人深感诡异的是，据说淞沪会战是蒋介石（中途开始）亲自指挥下、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事实上，利于长期作战的所谓好处，人民没有看到，加速了中国大片领土的沦陷倒是真真切切发生了），而在上海采取的唯一一次主动反击的重大战役。所谓“唯一”，是指这是八年抗战中唯一由蒋介石直接指挥的重大战役；是整整八年抗战中，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前，乃至“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前在国内战场上国民党唯一一次对日主动反击的重大战役；自然也应该是国民党投入兵力最多（共投入73个师70余万人——只是仍然少于他当年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的100万兵力，对垒日军9个师团30余万人）、也应该是准备最充分一次重大战役；还是在全民抗日浪潮推动下，国民党官兵抗战情绪最高涨的一次重大战役。
有这么多的“唯一”与“最”，中国军队本来应该处处主动才是。但情况远远不是这样。
此役一开始就极为不顺。按预定方案，是想由陆军集中兵力歼灭日军驻上海的三千海军陆战队，海军则堵塞江阴以全歼日军长江舰队。谁知这样天大的机密竟然也会泄露，让日军长江舰队提前逃出，日军海军陆战队也得以从容应战，并让日寇趁机加快了灭亡中国的步伐。1937年8月13日，中国陆军仍奉命按原计划向日军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试图赶敌下海，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但很快，8月15日，日本就宣布全国总动员，成立作战大本营，日本天皇裕仁命令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两个师团的六七万精锐部队在上海投入进攻，这时，中方已经无力消灭日军陆战队了。8月31日拂晓，日军以飞机30余架，并以海军舰炮猛击吴淞，强行登陆；日军另一部由市轮渡码头登陆。中国守吴淞的第六十一师的一个团，伤亡过半，因不支而后退。9月初，日本天皇召开"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御前会议，正式宣布准备向上海陆续派遣5个师团约30余万人的精锐部队。到9月下旬，这些兵力就基本部署到位，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则不得不转入防御，深陷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后的中国军队虽然在局部也曾取得过胜利，但在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可以防守的淞沪平原，面对海空占绝对优势的日军，两个多月下来，伤亡巨大，败相已露。
尽管这样，参战的许多中国官兵英勇奋战，仍然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令人们永志不忘。例如，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奉命坚守宝山的98师第583团3营500余人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必死决心，一次次打退敌军疯狂进攻。日军施放硫磺弹，城中燃起冲天大火，所有建筑化为瓦砾堆。战至7日晨，日军以坦克为前导始得突入城内，姚子青率全营官兵与敌巷战，打尽最后一颗子弹，至当日上午10时，除一人前夜受命突围向上级报告军情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10月26日，鉴于中国军队败像已露，蒋介石决定将主力部队逐步撤出上海战场的同时，让孙元良的88师留下一支部队继续留在闸北抗战，试图向居住在苏州河对岸的租界洋人特别是美国人证明，上海仍然没有被放弃，希望以这些人的牺牲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主要是企图获得美国人的青睐）。于是就有了以副团长谢晋元为首的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414名将士（对外号称“八佰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壮举。面对敌军王牌师第三师团数倍于自己的绝对强敌，英雄们毫不退缩，英勇战斗，从10月27日到30日，打了四天四夜，击毙了敌军200余人、击退敌军多次进攻，直至31日遵命撤入英租界，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意志，绝不屈服，得到了中外人士高度赞扬。
11月8日晚，蒋介石下令中国所有军队全部撤出上海战场，分两路退向南京、苏州——嘉兴以西地区。由于命令仓促，指挥失控，大撤退结果演变成全面大溃败。11月12日，宣告参战的中国军队以60%精锐部队损失殆尽的代价造成上海最终陷落，淞沪会战落下帷幕，也为紧接着首都南京不可避免的沦陷与三十万生灵惨遭杀戮埋下了伏笔。
纵观整个淞沪会战，中国以大量兵力集中于淞沪，既严重削弱了我国华北抗日战力，又让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严重地威胁武汉和华中腹地。感觉蒋介石就是无能至极，整个指挥毫无章法，不仅同其围剿中央红军时的穷凶极恶恰成鲜明对照，而且同其在中原大战中对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的殚精竭虑也毫无可比性。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实在让人生疑。若不是故意为之，也实在让人无法解释。
再回到同时开战的华北战场，卫立煌等指挥的忻口会战、李宗仁等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则不是这样。
日军攻陷平津后，立即分兵进攻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企图夺取整个华北。1937年9月，开始分路向晋北进攻，突破晋绥军第61军天镇防线，12日攻陷大同。并以主力由蔚县直趋广灵，矛头指向平型关。阎锡山急令所部在平型关布防，同时，八路军由陕西来援，于9月19日抵达平型关右侧的上寨地区。9月23日，敌向平型关发起攻击。国共两党军队商定，除国民党军队主力在平型关正面阻敌前进外，八路军第115师抄袭敌后，晋绥军第71师由团城口出击，共歼敌于平型关前。结果，阎锡山的晋绥军失约未动，9月25日，日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一部进到平型关东南我伏击圈内。我115师准时出击，在林彪等直接指挥下，取得歼敌1000余人，缴获大批枪弹、大炮、车辆等军用物资的平型关大捷。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有力地打破了日本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但日军并未停止侵略的步伐，9月28日，大同之敌南下，平型关、宁武关、雁门关以及整个内长城一线相继失守，30日日军占领代县。紧接着1937年10月11日，日军又集结重兵，进犯太原北边的门户忻口。国民党的卫立煌、阎锡山、傅作义等在我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下的八路军120师、115师独立团、第344旅，第129师769团、359旅等部队有力配合下认真组织了忻口会战。此役从1937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历时21天，是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紧密配合下取得的一次成功的防御战，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斗。我军直接参与的最著名战斗是我129师769团3营在团长陈锡联、营长赵崇德带领下，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以伤亡30余人、赵崇德殉国的代价，取得了烧毁敌机24架、歼灭敌军100余人的阳明堡大捷。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了重大伤亡，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战，郝梦龄、刘家麒两将军在前线壮烈牺牲；各部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以伤亡10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万余人，创造了华北战场歼敌的最新纪录。它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和不可一世的骄蛮姿态，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
在华东战场，淞沪会战之上海沦陷后开始的南京保卫战，则让人感觉是极不负责任的。1837年11月中旬，蒋介石在他的官邸连续召开了三次幕僚会议，其手下的将领们毫无信心可言，只是觉得南京乃中国的首都，不加抵抗就自动放弃会遭人耻笑，因而只需要进行一下象征性的防守就行了。只有唐生智一人信心满满，扬言“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愿意承担重任，蒋介石正好借坡下驴，在11月20日将南京政府迁往重庆，11月24日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12月4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前夕，召开守军师以上干部训话，要求军人守土有责，不成功则成仁，死守南京6个月。结果日军12月7日拂晓开始向主阵地发起总攻，到12月13日，短短六天时间，南京就陷落了。当蒋介石下达撤退命令时，只有两个军遵命执行，其他部队一片混乱。船少人多，秩序全无，人人争渡，任意鸣枪，以致船行至中流时，有的就被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有的因装载过重而沉没，惨不忍睹，十几万守军除少数突围成功外，多数部队困于城内而渡不了江，城破之后惨遭日军杀戮。
南京沦陷后，端着带血刺刀的日本兵，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本来，在11月下旬，留在南京的少数外侨在南京城内划定了一个中立的“安全区”，组织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唐生智下令区内中国军事机构全部迁出，日军当局也保证不致故意加以攻击。“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29万人，另有几千名中国军人到此缴枪，要求保护，被接受进入“安全区”。“安全区”人满为患，一部分进不去的难民和伤病士兵便涌向江边，希望渡江，但是都被守城部队堵塞，城破之后他们首先成为大屠杀的牺牲品。13日上午，日军谷寿夫率部入城，立即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目标，以各种火器射击，顿时街巷内、马路旁血肉横飞、尸体成堆。14日，日军大部队涌入城内，继续搜捕中国军民，并开始了空前残酷的大屠杀。15日，中国军民及俘虏9000余人被押往鱼雷营屠杀。雨花台、水西门外、上元门、和记公司等处，都是日军集中杀人的屠场。躲入“安全区”的老百姓也毫无安全可言。日军完全不讲信义，对集中在这里避难的大批难民肆意屠杀。16日，从“安全区”搜捕的数万青年被绑赴下关煤炭港枪杀，尸体被投入江中，鲜血把江水染得殷红。被“安全区”接受的中国军人也未能幸免，统统遭日军杀戮。18日，日军又将城郊难民及俘虏5.7万余人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猛扫，然后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浇洒煤油纵火焚烧。经过日军浩劫的南京城，完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墓。星罗棋布的大小不一的湖泊池塘里，几乎没有一个不见尸骸的。有的全部被尸体堆满，有的则沉尸浮出，遍布水面。堆积或浮泛在湖泊池塘里的骨肉同胞，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死不瞑目，有的血肉模糊，有的断腿剖腹。被砍头、剖腹、挖心、火烧、割掉生殖器、肢解、刺穿阴部或肛门的，各种惨绝人寰的死法应有尽有，让人难以想象这竟是同为人类的所谓“人”能干得出来的。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疯狂的一次灭绝人性的暴行，比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残害犹太人的野蛮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血债。同时，从淞沪会战开始，蒋介石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直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完全置千百万人民群众生命安危于不顾，致使南京三十万军民惨遭屠杀，同样罪责难逃。可惜，至今讲到南京大屠杀时，还很少有人强调过或提到这两点。
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于是，国民党军队在李宗仁的指挥下，进行了徐州保卫战。
1937年12月下旬，日军沿津浦路自北向南进攻，负责防守的韩复渠为保存实力，拒不听从李宗仁调动，未战先走，不但使中国军队失去黄河天险，而且将济南、泰安等地拱手让敌，使得日军沿线长驱直入，直逼徐州的门户、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台儿庄。
与此同时，自北向南进攻的日军则遭到李品仙、于学忠、刘士毅、张自忠、周祖晃所部的顽强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包括新四军在内的抗日武装也予以 积极配合，张自忠的59军更向敌军发动反攻，李宗仁在指挥徐州以南阻击北进之敌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有条不紊地指挥各部对敌作战。
1938年2月下旬，日军开始南下、李宗仁命令庞炳勋部，在临沂建立防御阵地，以诱敌深入，挡住日军正面攻击；然后急调远在淮河流域的张自忠59军增援，结果59军以一天一夜急行军、远远超出日军最快也需要三天的估计赶赴临沂，在敌方完全没有预备的状况下，与庞炳勋部内外夹攻，在1938年3月14日到18日的临沂决战中，让日军遭到无法继续支撑作战的极其惨重的损失，不得不撤退待援，从而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促成了之后台儿庄会战中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日军矶谷师团的契机。
3月20日，日军矶谷师团在飞机的掩护下，集中4万人，配以坦克、大炮，向台儿庄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企图一举攻占徐州。3月23日，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日军在台儿庄北五里刘家湖村设有炮兵阵地，排列10门大炮，向台儿庄猛轰。91旅183团3营营长高鸿立率领士兵，每人一把大刀，8颗手榴弹，杀入敌人炮兵阵地，砍得敌人无法招架，弃炮而逃。3月24日，日军2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开始向台儿庄大举进攻。坚守台儿庄北门的186团1营在王震团长和姜常泰营长的指挥下顽强抵抗，王震团长甚至亲自架起机枪向城外日军扫射。日军反复向台儿庄猛攻，多次攻入庄内。守军第2集团军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猛攻3天3夜，才冲进城内。3月27日，得到增援后的日军对台儿庄城发动第3次攻击。日军炮轰台儿庄围墙。李宗仁根据早已制定好的作战计划，让参谋长封裔忠部以部分兵力死守台儿庄，尽量拖住敌人。31日，中国守军将进入台儿庄地区的濑谷支队完全包围。4月3日，李宗仁下达总攻击令。第20军团汤恩伯部三个军在台儿庄附近向敌展开猛烈攻势。日军拼力争夺，占领大部分街市。国军与之展开街垒战，逐次反击，肃清敌人，夺回被日军占领的街市。4月6日，李宗仁赶到台儿庄附近，亲自指挥部队进行全线反击，4月7日凌晨1时，中国军队吹响了反攻的号角，以孙连仲第2集团军为主组成的左翼兵团和以汤恩伯第20军团为主组成的右翼兵团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大举反攻，杀声震天。双方展开了巷战、肉搏战，台儿庄城内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日军头一次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如此顽强进攻，很快便溃不成军。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矶谷知已陷入反包围圈，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矶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激战4天，国军重创日军濑谷支队、坂本支队，其余日军残部于7日向峄城、枣庄撤退。至此台儿庄战役大获全胜。
台儿庄战役，历时1个月，中国军队约29万人参战，对垒日军5万人。在李宗仁的亲自指挥下，以自身伤亡约5万余人的代价，击溃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是国民党战场在抗战初期取得的一次大胜利。在战役开始前，蒋介石亲自决定枪毙了避敌畏战的汉奸将军韩复渠，后又三次亲临战役现场视察，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正面的，这也许是蒋介石一生中，起码在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应予充分肯定的正能量作为。即使他蒋介石身为隐藏极深的日本顶级战略大间谍，为了隐藏其真实身份，为了保住其“领袖”的位置，也总得干点好事吧？同时也让人看到中国共产党人逼蒋抗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统领下，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救亡气势面前，连蒋介石这样的顶级卖国大汉奸也不得不竭力伪装自己！
总之，在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广大国民党官兵中还是有不少人真心抗战的，他们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但由于他们执行的是只要政府与军队抗战，不要广大老百姓参与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即使在曾取得暂短的战场胜利的情况下，仍然不免节节败退，不断地丢城失地，完全无法挽回败局。
忻口会战后，仅仅半年时间，华北许多重要城市相继落入敌手，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均相继沦陷。台儿庄大捷后，国民党军队也是相继退却，5月19日徐州失陷，让日军得以把南北战场连接起来，调集兵力沿陇海线西进，准备进攻中原、夺取武汉。
1938年6月初，日本侵略者就开始进攻中原。6月5日，日军攻下开封，准备一举而拿下郑州，以便打通平汉、津浦、陇海三条铁路线，造成进攻武汉的有利条件。这时，国民党从阻滞敌军前进的主观愿望出发，完全不顾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悍然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让黄河之水去挽救其军事上的腐败无能，致使豫皖两省三千多平方公里大片国土尽成泽国，数十万人民惨遭溺死。但这至多能稍微迟滞日军侵略的脚步，不会阻断日军亡我中华的迷梦。日军马上重新部署沿江西上，6月15日、25日，日军先后攻占安庆、九江，拉开了进犯武汉的序幕，8月初，日军正式开始了以夺取武汉为目标的进攻，10月25日、26日，武汉三镇相继失陷。同时，为策应武汉的攻势，切断中国海上的对外联系，日军还于十月间进攻广州，10月21日，广州失陷。
至此，从卢沟桥事变开始，仅仅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内，日本侵略军就从华北、华东、华中一直打到华南、四川，侵吞了大半个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大浩劫、大灾难。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大失败！
回过头来，小日本看到，它可以短时间内占领大半个中国，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斗争并未止歇，反而日益壮大起来。小日本占领到哪里，抗日武装就在哪里建立、发展起来，哪里就变成埋葬日寇的坟场。在它的占领区内，到处都活跃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抗日武装斗争。这时候，毛主席已经及时地把抗日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的高度。1937年8月底9月初，我八路军除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外，其余都先后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而整个华北，开辟敌后战场，主要是分散兵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暂时集中一些部队打一、两个胜仗是应该的，但之后或无歼敌之机可乘时），而是以发动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主。9月15日，党中央发出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游击战争，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有计划地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从此以后，国民党不断地在前线丢城失地，共产党则在敌后不断地收复失地，并在这些收复的失地上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游击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最前线！1938年5月，毛主席适时地发表了他的不朽著作《论持久战》，系统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性质与中日力量对比，深刻地揭示出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论述了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也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小日本这时才看到，只顾在前面不断地攻城略地，不顾及后方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动员起来的亿万人民群众，以及遍及占领区各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才是它的劲敌！于是，一方面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方针，暂缓、甚至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步伐，另一方面则更强调要“确保占领区的治安”，将其主力转向对付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秋冬开始，就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残酷的大“扫荡”，到1939年，日军用于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的兵力达54万人，占日军侵华总兵力的62%，伪军达14.5万人，几乎就是伪军的全部，而解放区与敌后根据地变成了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由防御阶段转向相持阶段。
紧随着日寇转向的脚步，蒋介石、汪精卫这两个顶级大汉奸，迫不及待地要出来亮相了。
首先是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先后两次发表诱降声明，立马得到汪精卫的相应，他极力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打乱”的投降论调，于1938年12月，带领一班汉奸人马赶赴河内，卖国投敌，公开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的“艳电”，并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死心塌地地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帮凶与鹰犬。
蒋介石呢，则腾出手来，则马不停蹄地重操反共卖国“大业”，于1939年1月就召开了以防共、限共、溶共、反共为主题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将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他们一方面在舆论上污蔑共产党“图谋不轨”、“扰乱后方”、“游而不击”；在国民党军中，还流传着“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另方面在行动上于重庆、兰州、上饶、西安等地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派遣特务潜入我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更在军事上直接制造了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直接袭击、残杀我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及其伤病员和家属共计1000多人。并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集中向我陕甘宁边区、晋西根据地北、晋东南根据地三个区域向我进犯，其中进犯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军队曾侵占了5个县城，并准备进攻延安；进犯晋西北的阎锡山部集中了六个军的兵力；进攻晋东南的朱怀冰、庞炳勋、张荫梧部则奉蒋介石的命令，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纵观蒋介石，终其一生，可以说凡是可以反共不抗日的时候一定会反共不抗日；要是抗日不反共了，一定是被逼得不得已了！只是由于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及时纠正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方面同其反共投降政策进行坚决斗争，另方面又尽可能争取其较久地留在抗日阵营；强调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团结抗日，“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规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在同顽固派斗争中则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犯，则直接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胜利原则，保证我们党和人民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让蒋介石的一切反革命技俩统统都只能以失败告终！今天看毛主席亲手制定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政策与策略会感到很平常，其实这些才统统体现出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卓越智慧之精华。没有这些智慧之精华，我们就驾驭不了蒋介石，保证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始终正常运转，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这些精华当然包含有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但更多的是表现了毛主席的个人智慧；没有毛主席，任何人都无法从战略的高度考虑得如此周全，也无法从战术的角度部署得如此得当，也就不仅不能从容应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更不可能在对付人民公敌蒋介石来如此得心应手。
在战略相持阶段，同国民党战场上几乎毫无建树相反，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同敌伪展开了英勇斗争，不断粉碎了日寇的围攻与“扫荡”，壮大了抗日力量，发展了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9月23日到11月7日的45天中，晋察冀边区我军进行了大小七十余场战斗，打死打伤敌军官兵四、五千人，俘敌八十余人；1939年的黄土岭一役，击毙了敌“名将之花”阿部信行中将；晋冀鲁豫边区，1939年7月，敌人集中六个师团13余万人对晋东南进行“九路围攻”，并在根据地周围广筑铁路公路，实行“囚笼政策”，我129师英勇抵抗，歼灭日军近万人，打破了敌人的围攻，取得了许多平原作战的成功经验；晋绥边区，1940年日军动用数万兵力向晋西北大“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被粉碎；山东地区，1939年3月，罗荣桓率115师进入沂蒙山区重创敌人，让根据地稳步扩大，建立起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联系的枢纽； 1940年8月20日到12月初，在彭德怀等指挥下，我军以104个团30兵力，在华北千里战线上对日寇同时发动了百团大战，共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消灭日伪据点2993个，缴获步枪54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及其他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940多里，公路3000多里，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取得八年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华中新四军则在江淮河汉广大敌后打击敌人，深入到苏南、上海近郊、乃至淮南路、津浦路、豫东、鄂中，在淮南、淮中、苏南、苏北、皖中、鄂豫皖、浙中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包括了江苏、安徽、湖北大部与河南、浙江、湖南一部分。在华南，我军建立了东江纵队和东江抗日根据地；在海南岛，还建立了琼崖抗日游击纵队和琼崖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7月，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50万人，民兵发展到200万人，根据地总人口达到近亿人；抗击着58%的侵华日军与几乎全部伪军，收复县城150余座； 在我党领导下，抗日战争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震撼了日本侵略者，也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极大恐惧与仇恨。于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又迫不及待地发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矛头直指新四军。他们在不断袭击我江北新四军遭到我军强烈反击而失败后，污蔑新四军破坏团结与抗战，并强令我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企图乘机对新四军进行围歼。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我们在有力地驳斥其无端污蔑、揭露其投降反共阴谋的同时，答应将皖南新四军移至江北。1941年1月皖南新四军主力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他们竞丧尽天良地悍然发起皖南事变，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7个师80000余人突然扑向我军，我军奋不顾身、英勇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地形不利，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突围、少数人被俘外，余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蒋介石见阴谋得逞，喜出望外，又于1月17日发布反动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番号，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军法审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皖南事变。
从皖南事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蒋介石这个中国顶级大汉奸，其亲日、仇共、反人民的立场表现得何其淋漓尽致！但尽管其心机费尽、良心丧尽，使尽了浑身解数，在毛主席高超的斗争艺术面前，其罪恶图谋也始终无法得逞。
我驻重庆中共代表团与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揭露蒋介石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周恩来还亲自为《新华日报》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悼词，愤怒地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6个大字，有效地激起了一切正义人士的强烈义愤。我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勾结日伪联合“剿共”的全部阴谋罪行，要求严惩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号召全国人民与之坚决斗争的同时，表示我党和人民有能力收拾时局，绝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我党中央则于1941年1月18日发出《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20日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将全军改编为七个师与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由于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妄图一举消灭新四军，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空前独立。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有了更大的发展，华中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巩固，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成功打破。
1941到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狂、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据统计，两年中，日军仅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用兵力千人以上的就达174次，使用总兵力达83万人。由于日、伪、顽的夹攻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我解放区处于严重困境，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及解放区的地盘与人口均有所减少。毛主席又领导我们党适时地开展了延安整风与大生产运动等十项措施，为我们战胜困难和巩固解放区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在军事上，我主力部队灵活机动地寻机歼敌，在1941年6月到1943年5月两年时间里的反“扫荡”中，就作战42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4万人，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山东泰山28壮士等无数英雄人物，我们还实行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创造出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各种战法，发动群众坚壁清野，让敌人进入根据地后草木皆兵、寸步难行，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民党一方则相反，他们一方面调遣大军配合日寇包围、封锁解放区，另方面又指使和放任大批高级将领率部投敌。据不完全统计，到1943年8月，先后投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就有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达50万人，占到伪军80万总数的62%，并马上跟着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扫荡”。蒋介石一伙对侵华日寇的“贡献”可谓大矣！在汪精卫与蒋介石两大汉奸共同紧密配合下，在中国战场上竟然出现了协助日军侵华的伪军（皇协军）总人数超过侵华日军的千古奇观！
在此期间，公知们津津乐道赴缅甸、印度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以杜聿明、戴安澜等为代表的中国远征军在缅、印作战，确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应予肯定。据说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的还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这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八年抗战，在蒋介石权力所及范围内竟然没有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这个“抗战领袖”竟然当得如此窝囊，真不知公知、蒋粉、果粉们的兴奋点在哪里？
1943年2月，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胜利的转折点，我解放区也渡过了最困难时期，1944年一年中，我军对敌作战20000余次，毙伤日伪军26万多人，俘获日伪军6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30000人，收复县城16座，攻克日伪军据点5000多个，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主力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建立了19个解放区，面积9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亿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的战略包围，为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在这个接近最后胜利的大好关头，在国民党战场上竟然还发生了豫湘桂大溃败。1944年4月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准备以中国大陆作为它垂死挣扎的基地，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先是集中了五、六万兵力进攻河南，汤恩伯、胡宗南等指挥下的四十万大军竟然望风而逃，郑州、洛阳等38座城市相继陷落，损失兵力20万。5月，日军进攻湖南，陈诚、薛岳等人指挥的国民党军队依然一触即溃，长沙守军弃城而逃，衡阳守军不战而降。接着，日军进攻广西，11月间接连侵占了桂林、柳州、南宁等重镇。12月2日，日军打到贵州独山，极大地震动了贵阳与重庆。短短八个月，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50多万，放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一部，丢掉了四个省会和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使这些地区的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即使蒋介石并非日本顶级特大间谍而有意放纵日寇逞凶，也充分暴露了蒋介石腐朽无能的丑恶嘴脸。本来应该组织大反攻的关键时刻，竟然不可思议地大溃败！指望这样糟糕的“领袖”，统帅着这样一支糟糕的军队，还会有丝毫希望吗？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欲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污蔑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解放区是“新式割据”，叫嚣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内政”问题。6月，蒋介石又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人假冒“民间团体”，召开座谈会，打电话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胡宗南则调动驻守河南的六个师，加上原有包围边区的50万军队，准备“闪击延安”，“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7月7日，进行了试探性的挑衅进攻，妄图发动大规模内战。由于我党对此展开了坚决斗争，掀起了广泛的抗议运动，7月9日又在延安举行了三万人参加的声讨大会，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各解放区军民也纷纷集会、示威，广泛开展抗议运动，毛主席、周恩来等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共内战的罪恶阴谋，批判蒋介石在宣扬法西斯主义，党中央发表了《国民党六十二个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概况》、《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活动的一笔总账》等材料，以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边区军民又积极备战，抽调部队，保卫延安，引起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及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不满与反对，也引发国际舆论的斥责。这样，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没有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的情况下就被制止了。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不久，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在此前后，我解放区军民也展开了对日战略大反攻，切断了敌军用来封锁解放区的几十条重要交通线，迫使日伪军向许多孤立的据点与小城市撤退，军心开始动摇。紧接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加紧了对日攻势，8月6日和9日，美军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日，苏联红军进入我国东北和朝鲜，在我军民配合下围歼日本关东军。8月9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重要文告，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8月14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向我各解放区发布接收日军投降命令，我解放区军民理解立即展开了对日全面大反攻，仅在8月11日至10月10日两个月中，经过激烈战斗，就毙伤俘日伪军23万，收复城市197座，收复国土31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00余万。
在此最后消灭日寇的紧急关头，蒋介石终于破天荒地展现了一次“抗日”的“真诚”意愿：8月11日，蒋介石亲自给他的国民党军队发布命令，命令他们要“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要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这不，同一天，蒋介石还同时给八路军发布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寇收缴枪械，禁止八路军新四军打日军、打伪军。紧接着蒋介石又通过他的发言人，把中国人民的军队宣布为“人民公敌”（名副其实的人民公敌竟然阴谋把“人民公敌”的帽子戴在人民军队的头上，这是多么滑稽的讽刺）！表明了蒋介石继“八年抗战”中不愿意抗战，却接连发起三次反共高潮均无法得逞之后，终于忍不住在抗战胜利后，就立马要肆无忌惮地把中国人民拖入内战之中了！只是其大部分军事力量都逃跑躲藏到远离抗日前线的西南大后方，没有一个相当长时间做准备，想立马发动内战也不可得罢了。
回顾蒋介石的全部历史，特别是他引以为傲的全部“抗战”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终其一生，其人从来都没有真心抗日过！除了不断地丢城失地、消极防守，除了因搪塞塞责而极度混乱不堪的淞沪会战以外，也从来也没有真心策划过哪怕一次主动以收复失地与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战役与战斗，也从来都没有改变他骨子里亲日与反共、反人民的坚定信念过（一天都没有！）！只是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英明政策与高明策略（通过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与国民党军队内尚存的爱国人士与爱国官兵之人心）逼迫下，才不得不违心地走上抗日道路，并不得不一直违心地留在抗日阵营而公开投降卖国不得的！
所谓八年抗战，也是毛主席同蒋介石斗争的八年，斗争的焦点始终紧紧地围绕着坚持统一战线还是破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还是投降卖国的问题展开。斗争的结果，毛主席完胜，蒋介石完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没有破裂，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罪恶阴谋也始终无法得逞！所以，蒋介石没有像汪精卫一样成为臭名昭著卖国大汉奸，做了那么多反共反人民与事实上的卖国勾当，仍然能够让众多公知们顶礼膜拜，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他最最痛恨的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共产党让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罪恶阴谋始终无法得逞的！——虽然人们都知道此人是从来都不会感恩的！
蒋介石何许人也？百度一下，我们还能看到以下资料：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1年8月16日，鉴于东北中日外交问题日趋严重，蒋介石就由南昌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8月22日，蒋介石又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这成为他坚守一生的座右铭！也成为他作为顶级反共汉奸卖国贼而自我做出的生动表述与写照！）并发誓3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这就清楚地表达了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投降卖国与反共反人民的坚定信念！还会把话说得如此丧心病狂、又大言不惭！！蒋介石，何许人也？其反共卖国汉奸的生动形象，从蒋介石自己的口中描绘得何其淋漓尽致！蒋粉、果粉们即使使尽浑身解数，焉能为他辨得清？！
面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国内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不仅竭力压制，还为自己的卖国行径辩解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训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这同汪精卫此后的卖国腔调已经完全如出一辙了！如果没有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烈束缚，蒋介石也会同汪精卫一样投入到小日本怀抱中去了，只是要根据日本人的要求，早一天晚一天而已。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的9月22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南京市党员大会上的公开演说当中明确要求，“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我全体同志，服从三民主义，革命救国，自当有不顾生死之决心，以保民族之生存，但国家存亡，关系至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面对日寇妄图灭我中华的罪恶行径，蒋介石不仅公开表示他自己不会抵抗，还公然要求举国上下要“以和平对野蛮”，“逆来顺受”，“勿做轨外之妄动”。其卖国汉奸的嘴脸已经又一次自我表达得何其赤裸裸！至于他还处心积虑地打着“服从三民主义，革命救国，自当有不顾生死之决心，以保民族之生存”的旗号，实在可笑至极，又可恶至极！也让人恶心至极！大量蒋粉、果粉、公知们不顾一切地为蒋介石洗地，可是，蒋某人身上这满满的污秽，恐怕蒋介石自己也难以洗白吧？
这样“有不顾生死之决心，以保民族之生存”，能够收复失地吗？则蒋介石压根儿想也没有想过！1931年10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东北不久，蒋介石就派谈判代表许世英明确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让出东北。”“让出东北”四个字说得何其轻松！执意卖国的决心又下得何其坚定不移！——这才是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舔日、媚日、跪日、精日的顶级卖国大汉奸蒋介石！所以此后的蒋介石，包括所谓“八年抗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蒋介石都没有针对入侵日军向东北派出过哪怕一兵一卒，没有做出过收复东北失地的一丝儿行动，而且针对广大学生举行要求收复东北进行抗战的示威游行，蒋介石不但未予支持，反而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打伤100多人！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便愤怒地写下了那篇曾经长期被收录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的老课文《友邦惊诧论》，强烈谴责蒋介石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直到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江西抚州对中央军高级将领的演讲中更明确地表示，“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军事方面，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主义在东北不能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看一看吧！蒋粉、果粉心目中“震古烁今大英雄”蒋介石是个什么东西！寡廉少耻地宣扬卖国有理！“绝对不抵抗”无罪！！也能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说”，且说得如此振振有词、冠冕堂皇——无须多加一语，一个令人作呕的顶级卖国大汉奸形象就活灵活现地自我展现到世人面前！当然，这丝毫不影响日后为了同人民抢占抗战胜利果实，他还会在日寇投降前夕，迫不及待地向东北派兵，甚至乞求苏联出兵东北，乞求美帝帮助他抢占东北。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仍然强调，“抗战到底这句话，有很多人发生疑问，究竟战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到底？这问题很严重，要研究这问题，如果没有明白界限，或者以为战到中国亡了的时候才是到底；假使到底的意义是如此，那我们抗战非到国家灭亡不可。要我们抗战到日本灭亡，也是事实上所不能的。抗战到底的意义并不如此。”
蒋介石还说，“我们要解释‘到底’两字的意义，先要检讨这回抗战起头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得到结论。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所谓“抗战到底”也只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而已，即使丢掉了东北三省的主权，他也会在所不惜的！显而易见，如果让蒋介石说了算，我整个东北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国土早就会让小日本吞入囊中而完全无法收回了——顶级卖国大汉奸蒋介石之邪恶程度，完全颠覆了一切善良人的想象！至于后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想也不要想了！
整个“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一直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我们已经讲了不少，无须赘述。这里再说七个基本史实：
一是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一旦长期开战，都会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然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年，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竟然都没有正式宣布断交，也未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小日本不宣而战，毫不影响其侵略野心的实施；蒋介石政府不予宣战，表现的则是其畏战卖国的可耻灵魂。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同年12月9日，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政府”才敢大着胆子，装模作样地紧随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正式对日本宣战，表演了一次抗日秀。是不是要故意做给新主子美国佬看就不知道了。
二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已经侵入东三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居然还在向小日本支付所谓庚子赔款；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暴发后，“国民政府”继续支付给日本赔款，直接支持、甚至帮助日寇从事侵华战争。直到1938年8月，由媒体曝出此事，国民政府非常尴尬，这才让孔祥熙出面表态，于1938年9月才终止对日赔偿。在全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都义愤填膺，坚决抗战之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仍然“忠诚”地履行卖国的不平等条约“义务”，送钱给日本人，助力其侵略中国！让人不能不加以质疑：这到底是“国民政府”，还是卖国政府呀？如果蒋介石还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而并非小日本的战略间谍与帮凶，焉能如此行事？！
三是看蒋介石是怎样对待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
冈村宁次其人，可以说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就被派来中国青岛为日军搜集情报；1923年就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与沙基惨案并将矛盾转嫁给英国；1924年则挑起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江浙战争，并向双方各自派遣军事间谍，担任军事顾问，操纵双方作战进程，将双方玩弄于股掌之中，肆意削弱中国军队的力量；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参与策划了一二八事变，让中国军队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1941年他被调任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随后便在占领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发明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中国军民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伤害；1944年11月，冈村宁次升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成为侵华日军的最高长官，1945年9月9日，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日方代表也就是这个罪恶累累的冈村宁次。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14年，给中国造成了惨痛而巨大的损失，3500万军民伤亡，经济损失高达6000多亿美元，无数中华文明的瑰宝、名胜古迹、文化传承被日本毁于一旦。作为日本侵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更是罪恶滔天！即使处死他一百次也不足以平民愤！可就是这样一个顶级大战犯，抗战胜利后，竟然也被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地包庇起来，就连军事法庭也没有上。后来的蒋介石还干脆把他任命为自己的军事顾问，甚至妄想通过这个冈村宁次，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在华120万日本侵略军直接参与对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内战！（在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干预下，这个阴谋才未能得逞）其亲日反共行为的猖狂劲头简直表现到了无以复加、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了！
四是关于琉球群岛的归属问题。琉球群岛在如今虽不好直接说就是中国的领土，但历史上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同日本毫不相干，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近代被小日本通过侵略行为掠走，自始就是非法的。1945年7月26日，在安排战后事宜的《波茨坦公告》中，明确将日本领土范围限定在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个岛屿及其附属岛屿，明确把琉球群岛排除在外。在此前的开罗会议上，美国罗斯福总统还曾先后两次欲将琉球群岛归还中国，当面向蒋介石提议，也均被蒋介石以希望由中美两国共管的理由拒绝。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看这很简单，作为中国头号精日分子，即隐藏在中国政坛头号精神上日本人的蒋介石，对日本侵略攫取我东三省，可以无动于衷；但动了日本人的奶酪（虽然那个奶酪是日本人非法攫取的），那会比死了老娘还难受，他怎么会轻易接受呢？
不要小看了蒋介石这次拒绝，它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损害是无比巨大的！如果琉球群岛那时候归还给我们，美帝日后还会想建成一堵岛链来围堵中国吗？小日本还会觊觎我钓鱼岛吗？特别是，美帝还能够将琉球私相授受给小日本吗？（虽然这种私相授受完全不合法，我们完全应该、而且必须明确支持琉球的国家独立！）推而广之，如果通过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胜利，让小日本不得不把其非法侵吞的琉球群岛吐出来，而受到应有惩罚，使日本军国主义受到一次沉痛打击，让日本整个民族都知道了疼痛，对他们真正洗心革面，清除法西斯主义影响，一定会大有裨益的！从这个角度看，直到今天，日本国内仍然一直有一股势力竭力想复辟军国主义，拒不承认当年其侵略行为给中国、朝鲜、东南亚乃至整个世界造成的巨大伤害，死不改悔地执意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蒋介石因拒绝收回琉球群岛绝对是罪魁祸首之一！
五是，面对战后各个受害国纷纷要求小日本战争赔款的合理诉求，蒋介石竟然大笔一挥，宣布要“以德报怨”，免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款。理由竟然是战争后期的日本受到美国的原子弹轰炸和其他常规轰炸，又有李梅火烧东京，日本本土如同火星表面一般，几乎都是废墟，因而值得“同情”（？）！说中国如果完全按照战争损失向日本索赔，足以让日本永不翻身！
好家伙！日本长达14年的侵略行为，直接造成了中国3500万人员死亡和600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损失！受害国的中国不值得同情，加害国反而值得同情？这个世界上还有天理吗？问题是，如果日本人这样想、美国人这样想也许还勉强说得过去，但你蒋介石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这样想，丝毫不考虑中国人的感受，千方百计地站在中国人敌对方的小日本立场上考虑问题，他还有一丝一毫中国人的良心吗？同样，蒋粉、果粉们为这样的中国败类辩白，在他们身上还会闻到一丝一毫中国人的味道来吗？
再说了，3500万人是什么概念？那时中国总人口不过4亿多，由于小日本侵略行为，偌大的中国，每十几人就有一人被小日本直接或间接地残忍杀害！这该有多么骇人听闻？蒋介石竟然无动于衷；这6000亿美元也不是现在的6000亿美元。当时小日本的数字找不到，但美国一年的GDP总量也不过2000多亿美元！这6000多亿的财产损失，会把当时的中国洗劫到何等程度？！“日本永不翻身”会让精日的蒋介石痛心疾首；中国是否能够翻身，就完全不在蒋介石之流算计之中了！ 而且，即使小日本“永不翻身”，难道不是他们咎由自取吗？请不要跟我说日本人民是无辜的，那种举国支持侵华的疯狂势头，每一位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当然，日本国内的反战人士是有的，但那也只是极少数！这是小日本直到现在都应该举国深刻反省的！应该深刻反省而始终不肯反省，反而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供奉与参拜那些罪恶滔天的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蒋介石放弃战争赔款、拒收琉球群岛，乃至后来拒绝参与分区占领日本列岛等等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罪不可赦！
当然，事后在中日建交时，我们也主动放弃了赔款要求，但此时已经时过境迁，即使我们坚持，想要回那个天价赔款也是根本不可能了。
评价一个人，不能仅凭一时一事，而必须纵其一生，综合考量。如果没有其他事实作参考，仅凭放弃对日赔款要求一件事，也许还可以用一时疏忽来搪塞。但这个蒋介石，纵其一生，遇到任何同小日本相关的事情，总是设身处地地为日本人着想，宁愿损害中国人的利益！从来都没有站在中国人民、中国国家立场上思考问题！如果他并非精日大汉奸，焉能如此行事？！
六是，赔款不要了，去分区占领日本领土，让小日本也品尝一下被受害国占领的滋味，对它们能否真心反悔，总是绝对必要吧！谁知这时的蒋介石已经把反共看得高于一切了！到最后，他不仅拒绝了派兵去分区占领日本的提议，而且干脆把原来准备派往日本参与分区占领的国民党第67师毫不犹豫地转投向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战场（令其进攻苏鲁豫解放区）。其反共亲日的反动立场表现得何其鲜明，已经到了不想加以任何掩饰的地步了！
七，我们还要用相当大的篇幅特别叙述下面这一点。
本来，中国是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到了最后胜利的紧要关头，也应该是中国军队担负起对日战略大反攻的作战职责。可是，由于蒋介石长期推行了一条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卖国路线，除了抗战初期似乎还有一点模样外，自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起，整个国民党军队就畏敌如虎，稍有风吹草动就能望风而逃，根本不敢同日寇在战场上对峙；豫湘桂大溃败之后，更是让他们远逃抗战战场。在抗战胜利前景凸显之时，他们竟然已经完全无力组织对日寇的战略大反攻了，却又极端害怕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深入前线，接受日军投降，组织对日反攻。在这种情况下，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已经对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失望了。1945年2月，在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减少美军伤亡，逼迫日本尽快投降，不得不请求斯大林对日宣战。而蒋介石呢，为了更利于他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及早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就紧跟美英的脚步，也积极请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而不是由中国军队自己出兵反攻），以便它能够腾出充裕时间将“国军”兵力从远离前线的大西南投送东北前线，同我们党抢占战略空间与内战先机。
苏联同意出兵。但却是有条件的。斯大林预见到，中国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必会改换门庭，全面投靠美帝，让中国变成美帝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时的斯大林，还根本就没把中国共产党看在眼里）。为了警惕美国未来霸权的威胁，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要求把中国东北、正北（外蒙古）与西北（新疆地区）建成苏美势力之间的缓冲区，其实就是要把中国的这些领土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其中首当其中的就是要推动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
罗斯福很快就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背着中国完成了利益交换，签订了带有上述内容的《雅尔塔协定》，并于1945年6月将协议的主要内容告知了蒋介石。蒋介石则将他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儿子蒋经国派往苏联谈判，在苏联的强硬要求与坚持下，于同年8月14日同苏联签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一系列协定，其公开声明，“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独立，即以其现在的边界为边界；旅顺口海军基地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其港口工事设备的一半，无偿地租与苏联，为期30年；中长铁路中苏两国共有，并共同经营，为期30年。”此后的10月20日，蒋介石又派人去“见证”外蒙古独立公投——100%赞成独立。1946年1月5日，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这个蒋介石，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一直坚持反苏反共的基本国策，但为了其反共卖国大业，两害相权取其轻，竟然可以转变立场，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割让神圣领土，也要联苏反共。给小日本当狗，他在所不惜；给美国人当狗，他在所不惜；给苏联人当狗，他照常在所不惜！在将国家主权利益出卖给他最亲近的小日本时，他的眼睛也不会眨一下的；出卖给他曾经十分痛恨的苏联时，他仍然可以毫不在乎！——一个反共卖国超级大汉奸形象立马自我生动地展现到世人面前！从此，通过这一条约，原本属于中国领土的多达15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原有陆路国土14%的的外蒙古就无可挽回地分裂独立出去了，并且连同整个东北，统统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可以预计，如果蒋介石继续当政，祖国新疆的广阔国土之主权完整也根本就不可能保住了！
事情还没有完。蒋介石的日本爹完蛋了，为了反共卖国大业，他又向 的美国爹卖身投靠。具体表现就是在1945年末到1946年，蒋介石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包括：1945年11月21日签订了《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给美机提供了在中国领空作军事调查的充分权利；1945年12月27日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给美国提供了对中国货币的独占权；1946年5月签订了《成渝铁路修建协定》，给美国提供了修建与占有此铁路的权利；1946年8月30签订了《中美航空协定草案》，向美国提供了对中国领空权；还签订了《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规定中国所有海港，美军舰皆可自由出入使用三十年……1946年11月，更通过他的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直接规定：缔约此方之国民有在彼方“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与从事商业﹑工业﹑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职业的权利；以及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的权利；并且在经济上享受国民待遇；此方商品在彼方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彼方本国商品的待遇﹐此方对彼方任何物品的输入﹐以及由此方运往彼方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此方船舶可以在彼方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彼方领土的自由；此方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时﹐开入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乍一看，该条约洋洋数万言，规定了中美双方具有完全对等的权利，而实际上由于当时中国的落后状况，根本无法、美国也绝然不会允许中国与美国平等地实现其中规定的权利。而通过该条约，全中国领土都要向美国开放，美国可以在中国的领土上为所欲为。美国资本家可以在华享有包括最惠国待遇在内的种种特许的待遇，可以让美国资本全面占领中国，压倒中国民族工商业，最终让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属国、殖民地，让中国全境变成美帝国主义者的势力范围（只是必须把可能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国“三北”——东北、正北的外蒙古、西北的新疆排除在外吧）！
有人会说，不管怎么讲，我国对东北的主权还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被收回了吧（虽然留下了许多隐患）？可是我要说，那也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十四年以来一直坚持东北抗战，如果蒋介石继续无所作为，整个东北都会落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手里的。蒋介石是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才会坚持要通过苏联之手接收东北的！否则，日本的傀儡伪满洲国很可能会很快变身为苏联的傀儡——“新的”伪满洲国的！从而让比外蒙古小不了多少、比外蒙古更重要的大东北也会分裂而独立出去的！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也不得不让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享有的特权转到“真正的”战胜国日本手里一样。大东北被小日本侵吞了，蒋介石可以毫不在乎；被苏联收入囊中，蒋介石也不会难受丝毫；但若被中国共产党解放了，那才是他蒋介石完全无法容忍的！
纵观所谓“八年抗战”或中国人民实际上的十四年抗战乃至其此前与此后全部历史中的蒋介石，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都是活脱脱一个顶级反共汉奸卖国贼的生动形象！
是毛主席、共产党在抗战接近胜利之时，及早布局东北，让众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率领大量人民军队挺进东北，并及时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随后通过举世震惊的辽沈战役，率先解放了东北；毛主席又亲赴苏联同斯大林谈判，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废除了同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通过抗美援朝的胜利，让苏联人对我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最终完全收回了东北主权！
不仅如此，当时觊觎中国领土主权的，除了日本、美国、苏联之外，还有英国，还有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印度。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毛主席，而让蒋介石主政，屈服于美、英、印的压力，紧步外蒙古后尘，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也会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候，再把东北、新疆算上去，中国的实际陆路领土不会是现在的960万方公里，也许只剩下三分之二甚至更少也说一定，而且还会是被分裂成美苏两国的势力范围、而不可能是完全主权的三分之二或更少！至今，美日反动派还时刻阴谋把中国分裂为七八块，就是因为有卖国的蒋介石曾经给了他们以分裂中国的无限遐想……就像战败国的小日本没有被分裂，而且还把琉球群岛（改名成“冲绳县”）收入囊中；而作为战胜国的朝鲜却被分裂成朝、韩两个国家一样。
抗战结束了，蒋介石就可以一门心思用来反共、反人民了。
在内战尚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蒋介石就开始玩假和谈、真备战的两手策略，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他是既要铁了心打内战，又阴谋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栽赃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毛主席则以真和谈、不忘备战的革命两手从容应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毛主席不仅如期赴约，让蒋介石之流措手不及，而且在谈判中做了充分让步，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热望和平、争取民主、加强团结、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新中国的真诚愿望；同时拒绝了国际共运上刮起的那一股阶级投降主义歪风（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法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都曾领导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人民军队，但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都热衷于到资产阶级政府中去当官，从而无端葬送了极其宝贵的人民武装、乃至人民政权和美好的社会主义前程），毛主席还明确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能交出去！如果国民党背弃协议，向我进攻，则“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从而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和包括我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但蒋介石一旦感觉到他的内战准备完成，立即就迫不及待地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后来签署的《停战协定》，于1946年6月26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并叫嚣要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但最终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经过短短三年多一点时间，这个汉奸卖国贼与人民公敌就自作自受，被赶到台湾小岛上去了，我们则实现了除台湾省外的全国空前统一。在这一过程中，毛主席紧紧依靠亿万人民群众和英勇无畏的人民军队，同蒋介石斗智斗勇，甚至曾率领区区二百多人组成的中央“昆仑纵队”（于1947年3月18日—1948年3月23日）转战陕北达一年之久，同胡宗南率领的三十万国民党军队周旋，将其牢牢地地牵制在陕北，让彭德怀率领的三万解放大军不时地把它胖揍一顿，最终钉死在陕北！同时指挥着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个胆略与气魄，古今中外，绝对无人能比！一旦时机成熟，毛主席又亲自部署、指挥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和此后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又通过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把道理讲透，接着就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渡江战役，粉碎了国内外各种势力以长江为界，仍然把中国分裂成美苏势力范围的图谋，一举摧毁国民党反动力量，推翻了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千古奇迹！而蒋介石呢，则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动力量包括土匪、黑社会等一切邪恶势力之大成，无所不用其极，在战场上无法取胜的情况下，竟然包括派遣特务直接给毛主席投毒；派特务侦查毛主席驻地，然后派飞机直接轰炸毛主席住处，暗杀毛主席；还把直接派特务暗杀民主进步人士、制造白色恐怖这样下三滥的手段都用上了，疯狂杀害了反对内战的李公仆、闻一多等众多爱国民主人士，以图堵住芸芸众生之口，挽救蒋家王朝免于灭顶之灾，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仍然不改其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性，残酷镇压了同大陆人民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紧密联系的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后又野蛮地残杀了我们党派往台湾的地下工作人员1500余人，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还秘密部署了在毛主席访苏回国途中，暗害毛主席；一手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公然在国际会议召开的场合，暗害我们的周总理——为了反共反人民，完全把黑社会、极端恐怖组织的下三滥手段都用尽了。
如今蒋粉、果粉和中国公知们津津乐道、唯一能够拿得上台面上的“菜”，就是这个蒋介石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其实，那也是大打折扣的。因为蒋介石中的“一个中国原则”，就是死抱住所谓“中华民国”僵尸不放，就是要阴魂不散地妄想“反攻大陆”，企图恢复蒋家王朝的黑暗统治！这同真正的一个中国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分明是背道而驰、根本对立的嘛！哪有丝毫共同之处？在他自以为准备完成，蒋介石就趁我们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和苏修叛徒集团同我们翻脸、印度反动派蠢蠢欲动之机，紧密配合国内外反动派的罪恶图谋，多次派遣小股部队试探着“反攻大陆”，都被我大陆军民成功击溃。随着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蒋介石的“反攻大陆”阴谋遭遇到彻底破产。这时候，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一纲四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有效方案，并派代表同蒋介石秘密谈判，都被他一再搪塞，久拖不决，结果到死也没有成行，从而让这个蒋介石彻底失去了改过自新、把反共反人民的顶级汉奸卖国贼帽子摘下一点点的最后良机！
蒋介石去世后，直接把宝座交给了他的儿子蒋经国，仍企图让蒋家王朝的黑暗统治通过“中华民国”僵尸的形式，永远地世袭下去。蒋经国接手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立即推出同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反动三不主义，直接拒绝了我中央政府通过谈判实现祖国统一的正义要求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一心要让蒋家王朝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依托乃父遗留下来的非法割据政权僵尸的形式永远世袭下去，甘当分裂祖国的千古罪人！——这才是历史上真实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
1967年，蒋经国的门生、台湾情报局（原军统）特务刘宜良以《台湾日报》记者身份被派往美国。在此期间，他又成为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线民，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以江南为笔名，发表了许多披露蒋氏父子独裁统治台湾黑幕的文章，写出了大名鼎鼎的《蒋经国传》。这直接威胁到了蒋家王朝在台湾的世袭统治地位。于是，在蒋经国的支持下，蒋经国的儿子、内定继位的蒋孝武继承了其祖父蒋介石的残暴本性与野蛮手法，决定用他们蒋家最擅长的下三滥暗杀方式除掉刘宜良，于是，他就直接通过台湾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派台湾黑帮人士陈启礼等人于1984年10月15日在美国旧金山刘宜良的住所，将刘宜良三枪击毙，直接酿成了著名的“江南刺杀案”。并最终被查证属实——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迫于内外压力，蒋经国只得公开宣布蒋家后人从此不再涉足政治，蒋家王朝自此才最终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谁也无法洗白，蒋经国的最大罪恶，就是在他生前，以“解除党禁”为名，纵容台独势力的坐大；死后，又把位置交给了自认为是日本人的岩里政男——李登辉，并且始终拒绝同大陆谈判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从而同样把自己釘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登辉上台后，立即搞起什么“戒急用忍”，对抗大陆。接着又欺骗大陆，明面上通过了“九二共识”，暗地里又迫不及待地搞出了一个“一中各表”。事后，则伙同台独分子蔡英文，公开地抛出“两国论”，接着就直接支持台独分子陈水扁取代无能的国民党，让台独毒水泛滥成灾，一发不可收拾。蒋经国精心挑选的继任人（也是国民党党主席的）李登辉自己也就自然变成了“台独教父”。
陈水扁上台后，台独、贪腐两手抓，两手都很“硬”，搞得天怒人怨，终于让国民党的马英九重获执政大权。
马英九上台，本来让大陆人民对他、也对蒋介石、蒋经国与李登辉之后的国民党满怀期待。谁想到他上台伊始，就推出了“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主义”，继承下来的仍然是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之流所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衣钵。他一方面欺骗大陆同胞不断地向台让利，以不断地提升台湾非法割据政权继续谋独、搞分裂的经济实力，把大陆同胞骗得团团转；另方面又明确地将“不统”即把拒绝祖国统一问题放在其 “三不主义”之首，公然挑衅我中央政府真正的一中原则！对民进党的台独挑衅行径则一再纵容、妥协、退让，而让民进党等台独势力越发不断地发展、嚣张、不可一世起来了，以致2014年台湾中期选举时，国民党执政的县市一下子由15个断崖式跌至6个，民进党趁势崛起，彻底改变了岛内蓝强绿弱的态势，形成了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包围马英九当局的情势！直把国民党既反动透顶、又软弱无能、甚至濒临灭亡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不知道大陆上的许多人为什么至今还对这样一个无能的民族败类深有好感？——只是因为他始终宣称坚持“九二共识”？这些人为什么就不能用脑子想一想，坚持“九二共识”的唯一目的不就是为了推动和促进祖国统一吗？把“不统”放在首位、拒绝祖国统一的“九二共识”岂不是被马英九弄得连狗屁都不如了吗？！还有，为了拒统，马英九执政八年，从未想到大陆来走一走，也从未想邀请中央政府领导人去台湾走一走，更是根本没有谈到过如何促进祖国统一这个最重要的天大问题！结果是白白地浪费了长达八年宝贵时光，在推动祖国统一这个最大事情面前竟然没有做出一丝贡献，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费尽吃奶气力搞了一个教科书“微调”，但很快又被民进党推翻！并最终造成台独势力的空前坐大与铁杆台独分裂分子蔡英文的上台。
马英九推出“三不主义”，对大陆竭尽欺骗之能事，对民进党则一味地妥协退让，直接把国民党本身搞得声名狼藉，以致在面临2016台湾地方所谓“大选”时，整个国民党内竟然找不到敢于同蔡英文同台竞选的提名候选人：身为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副主席郝龙斌、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吴敦义、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等人个个都在打退堂鼓，当缩头乌龟。在此关键时刻，是洪秀柱挺身而出，勇敢地登记参选，并于2015年7月19日获国民党全代会上正式提名。让人们在一片腐朽、黑暗的国民党夹缝之中似乎看到了一丝亮光，稍微寄托了一丝希望。
作为国民党内另类的洪秀柱，在获得提名后，立即做出了两个举措。一是宣布她不会像历史上其他被提名人那样在选举前到美国去接受测试而甘当美国人的走狗；二是对“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原则，提出要由“一中各表”改为“一中同表”，显然要力争向正确的一中原则靠拢，努力推动祖国统一进程。这就直接触动了整个国民党反动派们的敏感神经，尤其让那些反动成性的国民党大佬们极为光火。于是，他们处心积虑地也要把洪秀柱换下去！导演了一副极端丑陋的“换柱风波”。原先一直拒绝参选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为了搞掉统派洪秀柱，干脆自己顶上去，却在此后同蔡英文的选战中输得一败涂地。这个灰头土脸的家伙不得不辞掉党主席职务。2016年3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举行党主席补选，洪秀柱成功当选。但洪秀柱在腐朽反动的国民党内仍然不受待见，2017年6月30日正式卸任，由教训洪秀柱“不要乱说‘一中同表’”的吴敦义所取代。
吴敦义领头的国民党哪里是蔡英文、民进党的对手？直接被以追查所谓“不当党产”等名义，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喘不过气来。
正在大家已经对国民党不报任何希望之际，谁知在国民党内的主流之外竟然闯出了一匹黑马——韩国瑜。2018年台湾地区所谓“九合一”选举时，趁蔡英文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之机，韩国瑜竟然是一人救全党，使国民党大获全胜，一举拿下了民进党老巢高雄市的执政权。最终，民进党遭遇惨败，原有的13席县市长，只剩下6席；国民党则获得大胜，由6席又重新增加到15席。从而为国民党参加2000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描绘出一幅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
谁知这时候，国民党内竟然出现了两件奇葩事：一是身为党主席的吴敦义，不是趁此良机，筹划如何为台湾人民谋福祉，而是迫不及待地把他的亲信江启臣派往美国，低声下气地表白“国民党从来都是亲美的！”，乞求美国主子能对自己这个忠实奴才刮目相看；二是一下子就让国民党内热闹起来了：同筹备2016大选时，大佬们个顶个都在打退堂鼓、当缩头乌龟的情景恰恰相反，角逐2020，则是个个奋勇争先，各不相让，打得不可开交，疯狂争夺台湾地区领导人在国民党内的候选人提名权。连造成大陆打工人“十三跳”的掌门人郭台铭也耐不住寂寞，忍不住制造出“妈祖托梦”的神话，削尖了脑袋往前钻——活生生地上演了一出《群丑争屎》的闹剧！这时候，刚刚掀起了一股“韩流”的韩国瑜不顾才当选高雄市长不久、立足未稳的现实，利令智昏，当仁不让，其实仍然拜国民党满满的臭气所熏陶，更上一层楼的欲望爆棚，最终获取了这个“高贵”无比的独一份提名权。
韩国瑜获提名之后所做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惯例”去美国主子处接受测试。为了赢得美国主子好感，竟然别出心裁地喊出了“国防靠美国，科技靠日本，市场靠中国，努力靠自己”的“四靠”口号。注意：这里，他已经把以前讲过的第三“靠”由“市场靠大陆”进一步“创新”成“市场靠中国”了（更明确地暗含其同民进党毫无二致的一中一台之主张），直把国民党反动派倚美、亲日、欺骗大陆、进而按照其美国主子的意愿，奋力分裂祖国的反动理念表达得淋漓尽致！以为这样就会取得美国主子更大的青睐！谁知在美国佬的眼里，他的这个台独分裂言论仍然不如民进党蔡英文来得更干脆！从而最终，蔡英文的高票胜选，韩国瑜惨败而归，连累得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也不得不黯然辞职，由江启臣取而代之。
江启臣变成党主席后，作为国民党“新生代”的代表，表现得更加“抢眼”，一是他竟然企图推动国民党改名，直接去掉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二字；二是想紧步民进党的后尘，不承认“九二共识”。这两条，虽均没有成行，但他们紧踩着蔡英文、民进党的脚步，加紧分裂祖国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三是在台立法机构提案，要求蔡英文当局积极推动“台美复交”，促使美方派航母到台海“协防”，让台美互动回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时期，还建议民进党当局推动“加入联合国”。这些，无须多加一语，国民党反动派在台独、分裂祖国的道路上已经比蔡英文、民进党走得更远了，则是不争的事实！——起码其主观愿望就是如此。
重新上台、第二次当上党主席、国民党现任党主席的朱立伦，不仅曾有一手导演了“换柱风波”等种种劣绩，让人恶心，而且还被同台竞选的张亚中怀疑他是美国派到台湾来的线人、间谍，与美国所谓在台协会联系密切，朱立伦则根本不敢回应！继而，丝毫不加掩饰，朱立伦充分利用6月2日至12日的访美时间，为能在他的美国爹面前同蔡英文、民进党争宠夺爱，不惜亲手撕掉伪装在他身上的一切外衣，包括不知羞耻地扒下最后一块底裤，让朱立伦自身乃至整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亲美、卖国的汉奸真面目赤裸裸地展露到了世人面前。他在各个场合反复宣称，国民党就是亲美政党，国民党亲美路线立场不会改变；并告诉他的美国主子，“国民党一百年来都持续对抗共产主义，与中共做价值与制度的竞争”；并称“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就像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创造性模糊”……声称国民党坚持与大陆展开“基于原则的交往”，把所谓“保卫台湾”当做第一要务。在布鲁金斯学会访谈中还提及“被解放军控制的台湾”可能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宣称强有力的防御和与自由国家的联盟对于台海地区安全不可或缺，直接把蒋介石的反动卖国衣钵原封不动、一脉相承地继承了下来，并发扬光大开来，直接投敌卖国、引狼入室，鼓动美帝等外部势力干预台湾问题，让非法的台独割据政权能够持续地存活下来、让祖国的分裂局面持久地维持、发展下去了！——怎么样？无须多加一语，比起蔡英文、民进党来，其台独、卖国的汉奸立场已经自我表露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同时，蒋家第四代、蒋介石的曾孙蒋万安，最近似乎也变成一个人物了，其曾祖崇美、反共、仇视大陆等卖国、分裂祖国反动传统也被他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在他刚刚被提名台北市长候选人，就不自量力地对大陆放言，宣称解放军加大在台湾空域巡航力度，已经对台湾构成干扰——公然把解放军为对付民进党的台独挑衅行为而军机、军舰“绕台”污蔑成“扰台”，并大言不惭地出言威胁：如果解放军军机不停止“绕台”行为，促进两岸友好交流的“双城论坛”就不举办了！不知天高地厚地向大陆要挟，真不知今夕何夕了！
综上所述，蒋介石其人，不仅他自己的一生反动透顶，而且他死后的遗产——中国国民党仍然不改其反共、反人民与分裂祖国的汉奸卖国政党之真面目！至今仍然如此，甚至更坏了！在今天的国民党内，虽尚有统派爱国人士如洪秀柱等人存在，但也根本不足以改变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除连战、吴伯雄等人一时难以评价外，不算无法决定国民党政策走向的一些基层党员，国民党内能够拿得上台面上的人物，可以说没有一个好鸟！在台独、分裂祖国上，他们同蔡英文、民进党都完全是一丘之貉！甚至比后者走得更远、表现得更恶劣，只不过比后者更多了一些狡诈而愚蠢的欺骗性而已。
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人还会对如今的国民党抱有一丝幻想，那就是非蠢即坏了！不久后解放台湾的战斗一旦打响，必须立马取缔民进党、国民党等一切台独、汉奸、卖国政党，砸碎台湾现有的政党制度，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强制介入下，要让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在全省各地普遍地建立起来，担负起宣传教育群众、组织领导群众和领导全省一切事业的职责。要把台湾广大民众最广泛地组织到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民兵、共青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之中，对民进党、国民党的反动言行进行毫不妥协地批判和清算斗争，并为通过直接选举（这是必须加以保留）的方式建立全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府做好充分准备。在中共中央（直接或通过中共台湾省委、市县党委）具体部署、直接领导和强有力的监督下，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盟即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政党组织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可以深入到台湾省基层中去，协助我们党做好对广大台胞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发展自己的组织，为在解放后的台湾省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协商制度和人民政协（省与市县）两级组织做好充分准备。
今年，2022年，无论对蒋介石、蒋某人、蒋该死，还是对蒋中正、蒋总统、蒋主席、蒋委员长、蒋校长、蒋先生、蒋公来讲，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10月31日，是他出生135周年纪念日；4月12日，是他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启在中国长达22年反革命独裁统治95周年纪念日；4月5日，则是其逝世47周年（不要说不逢十、不逢五不值得纪念哟，今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97周年，全国政协就专门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只是毛主席享受不了这样的待遇罢了）。就以此文对他聊表纪念之意吧！
最后，我还想再说几句题外话。有人会说，不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吗？为什么要强烈主张，在彻底取缔民进党、时代力量、台联党、喜乐岛联盟等台独政党、组织的同时，也必须坚决取缔现今的国民党呢？当年，我们可以同蒋介石的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天，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同当今的国民党结成爱国统一战线呢？我们说，此一时彼一时也。记得有一个伟人说过，为了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甚至可以和魔鬼结成联盟，问题在于是你影响魔鬼，还是魔鬼影响你！抗战时期，虽然我们党的整体实力大大弱于国民党，但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抗战还是投降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党始终牢牢地掌握着话语权和社会舆论的主导权，虽然蒋介石骨子里时刻都想卖国投降，但在正义的社会舆论威慑下，蒋介石始终不敢贸然行事！而在连阶级斗争都已经变成“敏感词”的今天，连宣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都会受到人家口诛笔伐的情势下，你以为我们还能够有效地影响国民党吗？（所以，必须坚决地取缔国民党，批倒、斗臭蒋介石！）在台湾岛内，民进党的赖清德连“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样明目张胆地鼓吹台独、肆意分裂祖国的言论说出来都不会遭到质疑，反而会人气大增；在美帝事实上已经把中国看成它头号敌人的情况下，朱立伦公开宣称“国民党就是亲美政党，国民党亲美路线立场不会改变”，“国民党一百年来都持续对抗共产主义，与中共做价值与制度的竞争”！对这样一个反共卖国政党，你以为还有丝毫可以挽救、“团结”的余地吗？
【文/于泮泉，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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