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就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发表讲话。他说，“土地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
第一关是战争，第二关是土改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绝大多数农民终年辛勤劳作，仍难以维持生计。封建土地制度是造成农民贫穷和农业生产落后的根源。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基本纲领之一。
1947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随即，一场消灭沿袭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的暴风骤雨迅速席卷老解放区。摆脱了封建枷锁的农民，迸发出难以想象的革命热情。他们自觉自愿地投身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正如当时广为传唱的一首民谣里写的那样：“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土地制度的改革，为夺取全国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有约2亿农业人口(总人口约3.1亿)的新解放区（指1947年夏秋之际，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以后解放的地区）还尚未进行土改，这是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一个最大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
继续推进土地改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也是一项关系到新中国政权稳固的重大举措。
1949年11月29日至3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他在会上指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过三关以后就好办了。第一关战争，第二关土改，到社会主义这是第三关就好过了。”
3亿多农民分到7亿亩土地
在1950年6月14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就土改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刘少奇在报告中说：“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会议结束时，毛主席致闭幕词。他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民、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月30日，毛主席签署命令，正式颁布该法律。由此，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拉开了帷幕。
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解放区开展起来。按照规定，农村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几个阶级和阶层。没收来的土地和财产，被重新分配。无论是地主还是雇农，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土地。
最高兴的当数那些从前一无所有的贫雇农，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把土地证当作宝贝，一直珍藏到今天。一位叫张德宽的贫雇农，分到了土地，拿到了土地证，另外还分得一件皮衣，他说，这个东西他祖祖辈辈都没有穿过。
农民的热情使得土改进展十分顺利，到1952年秋，全国土地改革基本结束，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7亿亩土地。
这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它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全体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的梦想。
通过土地改革，新政权获得了农民的高度信任，巩固了工农联盟。
到1957年底，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其他牧区和渔区、林区也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到1959年，西藏废除农奴制度，完成了民主改革。中国废除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并在劳动中把原有的地主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知识分子受到强烈震撼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毛主席明确指出“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
1950年1月27日，在清华大学任哲学教授的冯友兰第一个报名参加了京郊土改。他和夫人任载坤，先到丰台西北的张仪村，后转到卢沟桥镇，参加了一个半月的土改。
冯友兰深入农村后，发现农民中落后思想很普遍，感觉自己有教育和引导农民的责任。于是，冯友兰在他的《土改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中写道：“在参加土改工作的一个半月中，我开始了解怎样是走群众路线，并且也学了一点怎样走群众路线。”
1950年5月至8月，在毛主席的建议下，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参加了以章乃器为团长的土改考察团到四川考察。梁漱溟长期关注农民问题，毛主席希望听听他在实地考察后对土改的看法，看看土改还有哪些不足。
1951年9月3日，毛主席同梁漱溟谈话并共进晚餐。在梁漱溟谈到土改有过火现象时，毛主席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梁漱溟说：“四川解放不到两年，能出现这样安定的形势不容易，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
王淦昌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96年，他向撰写他传记的作者讲述了他参加土改的整个过程。王淦昌说：“许多年后，我曾多次回忆起这段经历，一直觉得受益匪浅。尽管我生于农村，幼年时也在农村生活了多年，但对于地主如何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并不了解，因此，参加土改对我来说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使我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农民组织起来，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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