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新中国的建国史，特别是期间所遭受的挫折时，不少文章把问题归结于个人崇拜，认为毛泽东不赞成反个人崇拜是错误的。至于为什么毛泽东不赞成反个人崇拜，他们说，是因为毛泽东“骄傲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翻开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经历千辛万苦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历史，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你可以明显注意到，每当毛泽东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由衷的拥护时，他总是特别清醒，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自得，反而述说自己的错误和教训，告诫全党不要把功劳挂在他一个人身上，不要突出个人。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上完全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正式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指针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毛泽东取得这样的地位，是他在多次危机中力挽狂澜，使革命转危为安的重大考验的结果，是他与形形色色的反对派，特别是有第三国际和斯大林背景的王明路线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是在全党一片拥戴声面前，毛泽东特别“要发表点意见”的却是自己的错误和不足，他说:“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在党务工作上，我都犯了许多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悲惨状态，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完全有引以自豪的理由，可是，毛泽东这时所考虑的却是如何防止在胜利面前出现骄傲自满的情绪。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在他的建议下，专门作了防止突出个人而主要是针对他本人的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在新中国迅速医治好战争创伤，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并且顺利实现了农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短短几年就使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顺利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毛泽东的威望在全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都如日中天。毛泽东自己也说那时是他最感到高兴的时候，比全国解放时还高兴，可他在会上还是强调不要突出个人，并且基于党的建设长远发展的考虑，提出了自己从最高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想法。在八大预备会议上, 毛泽东不提他创造的那么多战争史上的胜利奇迹，却坦诚地历数自己所打过的败仗:“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 高兴圩打了败仗, 那是我指挥的; 南雄打了败仗, 是我指挥的; 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如此等等。”
翻阅《毛泽东年谱》，在他担当最高领袖后的各个年份，直到他的晚年，被毛泽东自己划掉、删去的对他的颂扬和溢美之词不计其数。他自己就说过，不要写这一类“关于我的话”，“我曾讲过一百次”。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事实。(这里，可以和斯大林的作风做个比较，苏联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是一部毫无节制地歌功颂德的书，把斯大林写成神，而那些阿谀奉承的句子都是斯大林亲手写在清样上的。)那么，怎么会扯上“个人崇拜”的问题呢?
根据这个年谱和其它资料，与“个人崇拜”有关的话题，实际上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开始的。这个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当政期间犯下的许多严重错误。赫鲁晓夫把这些错误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被描述成一个“白痴、心眼狭窄、爱猜疑、心理性格无常”的“暴君”与“独裁者”。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立即引起了中共高层和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在毛泽东的建议和主持下，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和高层领导人的多次商议，中共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1956年4月5日)，其中有多处是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的，并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其中，“在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下面”，批评斯大林“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同时又指出：“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以此鲜明地表明中共的态度：“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强调:“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时隔几个月(1956年12月29日)，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八易其稿，又发表了一篇针对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前后两篇文章，简称“一论”和“再论”)。文章更为全面和清晰地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高层对赫鲁晓夫报告的看法和态度。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再论》不再提反个人崇拜的问题，甚至连“个人崇拜”这个词也没有了。赫鲁晓夫的报告是以反个人崇拜为主题的，而评论他的文章却连“个人崇拜”这个词也没有，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负责起草《再论》的康生向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干部介绍《再论》时说：“《再论》和《一论》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可见，中共中央，首先是毛泽东，对“反个人崇拜”有了新的看法。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只要观察一下这几个月中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明白。赫鲁晓夫的报告出来之后，马上就引起苏联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剧烈的思想混乱，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乱。报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队伍中也引起巨大混乱，大批党员，包括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内的党员骨干纷纷退党，二战后曾一度成为本国最大政党的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其影响力迅速削弱，失去了许多基本群众的支持。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下子跌落到二战以后从未有过的低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站在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看，毫无疑问，这一切都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有严重问题，正如毛泽东在一听到这个报告时就已判断和预见了的：“捅了娄子”。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1958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给出了他思考的结果。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其基本思想就是“一论”中所强调的：“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崇拜现象是不是可以分析?是不是应该分析?像斯大林这样重要而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一方面犯下了许多严重错误，另一方面也立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功绩。他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继列宁之后建设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他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提升到世界工业化强国的地位，他在打败法西斯德国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建立了举世公认的功勋。这“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否应该予以肯定和受到敬仰?实践证明，那种不加分析的“反个人崇拜”，颠覆了人们对斯大林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严重冲击了世界上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这种含混不清的口号实际上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论伪装。
理论家们会说，“个人崇拜”有特定含义，“崇拜”就是错的，否则就是偷换概念。可是，“崇拜”是人类社会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哪一个民族没有被崇拜的民族英雄?许多国家的国民对他们的开国领袖和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怀有崇拜之情。如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所说：“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崇拜“明星”以及各种偶像的现象到处都有，更不用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都信奉某种宗教，而每一种宗教都有被崇拜的对象。用理论家们定义的“崇拜”无法正确认识和分析现实社会生活普遍存在的“崇拜”现象。如果不是玩概念游戏的话，只有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方法才是最有效最可行的，那就是看崇拜的是什么，把崇拜的对象是否符合真理、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作为检验这种崇拜是否合理的标准。
从社会心理学来说，崇拜与信仰相通，信仰的建立必是以高度的崇敬与信服为基础。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凝聚力的;但信仰既然与崇拜相通就必然也有正确与否的问题，只有正确的信仰才能引导一个民族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追求真理和进步的共同信仰凝聚了一大批坚定无畏的先进分子。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认为，只有用先进分子的这种正确的信仰引领整个民族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信念的基础，才能改变旧中国因缺失信仰而一盘散沙的状态，扫除束缚人们思想的旧传统意识，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因为这样，赫鲁晓夫的报告在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甚至一些党员中也造成对社会主义信仰发生怀疑和动摇的情况，就使得毛泽东对报告的负面影响更为警觉。
也许，理论家会说，不应该崇拜“个人”，否则就是无视群众。然而，许多真理是以对此真理贡献最大的人物来代表，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上有一个人格化的表达。例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整套的理论体系，通常就以对此贡献最大的马克思作为代表而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同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也是以对此贡献最大的毛泽东为代表而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在自然科学上，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等也同样是这样。这种人格化的真理表达方法，并不否认这些真理代表人物的突出贡献是建立在无数前人的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如牛顿所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毛泽东就一再强调他的著作是亿万革命群众斗争实践的经验总结。1964年3月24日，他在同薄一波、李先念等人谈到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革命运动的兴起，必须要用革命的真理来启发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时就需要以一个真理的代表人物来作为革命的旗帜，这是革命实践中的常识。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当然，树立这样一面旗帜，不是哪个人说树就树得起来的，要经过实践的严格考验。毛泽东说：“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一再拒绝“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之后，还是接受了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意见，但仍然强调“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与此同时，对于那种错误的“个人崇拜”，毛泽东一直予以严肃的批评，他把这种错误的“个人崇拜”用“迷信”来加以科学而清晰的界定。可以说，整个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历史就是毛泽东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种种迷信作斗争的历史，其中主要是对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迷信。斯大林的错误被揭露，毛泽东认为“完全必要”，其积极意义就在于“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对于自己，他也是同样的态度。他说：“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毛泽东的逻辑完全是前后一贯、里外一致的，也是清晰透彻的，那就是：是否追求和坚持真理，是区分正确服从与盲从迷信的分界线，不管是对任何人，无论是大权威，还是普通劳动者，包括他自己，都是这样。
就毛泽东的个人性格而言，他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他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而且十分执着地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拍案而起，怒发冲冠，严词激辩甚至拂袖而去之类的事都曾发生过。他明确申明：“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为了推行他所认为是正确的主张，他当然希望和需要得到别人的支持，越多越好。在中共早期历史上，就多次发生过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为战友和同志们理解而令他深感无奈和痛苦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斯诺说过：“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然而，他又极其厌恶言过其实的阿谀奉承之词，无论对同事还是下级，党内还是党外，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公开表态还是私下谈话，都是这样。刚建国的时候，许多民主人士对毛泽东大加赞词，一次，毛泽东会见李济深，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二十年后，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特拉奥雷说：“我们马里共和国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泽东马上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我是地才，我的著作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请你少吹一点了，我的好朋友啊，你也不要强加于我。”这样的话，只有出于内心才如此坦诚率直。毛泽东性格上这两个方面都很鲜明，其实就是一个共同的基本点，那就是要“真”不要“假”，坚持真理，鄙视虚伪。当然，毛泽东也会发生自以为是对的但被实践证明有错的情况，这时他也如实坦诚地承认错误，这在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明显，期间所作的自我批评和沉痛反思在《年谱》里比比皆是。1961年，他对身边卫士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缺点，我不是圣人。”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要“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他自己是实践这个原则的。
如果说，对于一般人不合适的歌功颂德，毛泽东大都采取劝导或批评的态度，那么，对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鼓吹神化个人的情况，他就觉得难以容忍了。因为，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基础，如果身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号称懂得马克思”的人，却宣扬先知先觉的“唯心论的先验论”，那就是一个“大笑话”。如果明知不对，还要大加宣扬，那毛泽东就怀疑是在别有用心地散布“谣言和诡辩”。
毛泽东晚年对强加在他身上的“天才论”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判，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著作，但他最满意的是《实践论》。《实践论》的中心思想是：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实践，这同以“先验论”为特点的“天才论”是根本对立的。在他的晚年，毛泽东一直想把《实践论》的思想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进一步加以发挥和深入，更加完整地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已经给出了答案的要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这段话中，在给出结论之前发出的几个语气强烈的反问，就是针对和驳斥了“天上掉下来”、“头脑里固有”之类神化领袖人物的理论企图。在毛泽东看来，那些鼓吹神化他本人的说辞，实际上是在否定他几十年来通过实践探索和发现真理的艰辛努力，是在隔断他与共同奋斗的亿万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他极大的伤害。他一再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类似的话，从1936 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到晚年跟党内军内许多干部谈话，不知说了多少遍。他就是在告诉人们，我跟你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全心全意和你们一道去探索真理、为创建理想社会而奋斗的一个人。
这样的人，才是人民大众最可亲近，最可信赖，永远敬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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