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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 坂本龙一:文化精英,还是赤色分子?

2023-04-06 14:31:51  来源: 刘继明微博   作者: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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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罹患癌症多年,但坂本龙一去世的消息,还是让许多音乐发烧友乃至公众“泪流成河”,不仅各种悼念文章刷屏网络,登上了热搜,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悼念,让这位日本音乐家成了一个时尚符号和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中国文化场域,无论生前死后,坂本龙一都堪称一个神话般的存在。这从他去世后短短几天引发的悼念海啸看得出来。其受到关注的热度,恐怕没有一个本土艺术家能够比拟。在他身上,最引人瞩目的身份当然是音乐家。他最被人熟知的是电影《末代皇帝》的配乐。同时,他最经典的曲目《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广为流传,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大岛渚的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本身。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坂本龙一和朋友去到现场,找到一架曾被海啸淹没过的钢琴,这架钢琴已经严重走音,坂本说:“我只是想听听它的声音。” 他利用这架钢琴弹奏了一首不安、短促,甚至有些刺耳的音乐,这首曲子被命名为《disintegration》,收录进2017年4月的专辑《async》。关于这部作品,坂本解释道:“钢琴是通过‘文明的力量’让自然符合人类的标准,海水重击钢琴,对人类而言他们是失准的,本质上,他们只是恢复了自然中原本的状态。”这使他赢得了一顶“环保主义者”的桂冠。

  打开百度百科人物搜索,坂本龙一的名字下罗列着以下头衔:日本作曲家、音乐制作人、歌手、演员、钢琴家,东京艺术大学音乐系作曲专业学士、音响研究科硕士,以及一大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2年,被授予巴西国家勋章。2005年,为剧情电影《东尼泷谷》配乐。2009年,出版了口述自传《音乐使人自由》,同年获得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军官勋位。2011年,为历史动作片《一命》配乐。2012年,获得第6届亚太电影大奖-电影杰出成就奖。2015年,担任剧情电影《荒野猎人》的音乐监制。2017年,获得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武士奖。2018年,获得第2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年度亚洲电影人奖,以及“亚洲最具影响音乐人”等荣誉称号。

  像20年前去世的美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苏珊·朗塔格那样,中国主流文化界倾心打造的坂本龙一,是一个令小资大众心仪的“文化精英”形象。

  但坂本龙一身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不止于此。正如一位作者指出:“在一个被流行化,标签化了的坂本龙一背后,还有另一个坂本龙一被遮蔽了。那就是他音乐中的社会性,以及他对公共议题、左翼理论的关注,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与警惕。”(周郎顾曲《坂本龙一:我很悲观,因为年轻人不再抗争了》)

  或者直截了当说,作为公众人物的坂本龙一,最真实的身份底色其实不是什么环保主义者,而是跟竹内好、柄谷行人、宫崎骏、藤子不二雄和加藤登纪子等齐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一个伟大的左翼艺术家。

  上世纪60、70年代,左翼思潮在日本非常流行,热衷介入现实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大部分属于左翼阵营,比如当时知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柄谷行人,就曾把坂本龙一奉为座上宾。左翼思想直接影响了坂本龙一的音乐,高中时期,他读毛泽东的著作,听柄谷行人的讲座,经常去一家叫“维也纳”的咖啡馆,那是日本学运分子的聚集场所,相隔一个店面,就是音乐咖啡馆“风月堂”,据坂本说:“那里聚集了许多感觉前卫的左翼诗人与画家,但是店里的气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所以我们只会去感觉比较粗犷的维也纳。”和朋友喝酒,他就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让我们仿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用音乐为劳工服务!”(《音乐使人自由》

  坂本龙一还是当时日本知名左翼组织“全共斗”的一员。1978年,他发表了Solo出道专辑《千刀》(Thousand Knives),开篇的歌曲歌词选用的就是毛主席《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千刀”这个名字取自郭沫若的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坂本有一句名言:“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仿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我们也要用音乐为工农兵服务”。他一直以来反对版权法的立场,也跟其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立场密不可分。

  坂本龙一的这种文化或政治立场,在中国语境下有一个贬义的标签:极左或文革余孽。而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语境下,则同海明威、毕加索、福柯、萨特以及列侬这些前辈大师一起,被视为“六十年代”象征和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对于这一身份,中国的主流文化界和舆论场,是刻意掩盖、删除和屏蔽的,如同他们对美国民诗人鲍勃·迪伦和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诺贝尔文学奖后,竭力掩盖其左翼政治立场那样。这种恐左症固然有些神经质,但也反映了中国主流文化精英在“伤痕”和强烈报复情绪支配下的右翼综合症,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在全世界范围,大概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

  不必讳言,随着以“六十年代”为高峰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退潮,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坂本龙一看到了一个更复杂的世界,其政治观念也发生了调整,但他依然积极介入公共事件,福岛核电站事故后,他积极参与反核游行,并且多次表达对日本右翼政府的不信任。他说:“我仍在关心日本的状况,不管是环境上的,还是政治、社会议题上的,因为与在美国发生的非常相似,右翼正在上升,日本五年了,在美国只是几个月而已。”

  1980年代后的青年们热衷于接受一个时尚和音乐的坂本龙一,而他更希望人们严肃思考,关心包括政治在内的“沉重”话题。在1984年的记录片《东京旋律》中,他说:“我很悲观,因为年轻人不再抗争了。”有一次接受Lens采访,他感慨不已:“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愿意再去关注那些沉重的话题了……真的好悲哀呀。”宫崎骏也曾说,“我们到死都是赤色分子!”从中,我们读出了一种“心有不甘”和“壮心不已”的烈士情怀,让人感受到一种同那些“右转”后扎进资产阶级怀抱的自由派文人截然不同的立场,这是典型的“六十年代”气质,这种气质不仅从宫崎骏、坂本龙一这些日本艺术家身上顽强存在,在中国作家如魏巍、张承志、曹征路等人身上也同样存在。

  近日,从张承志谈日本著名诗人谷川雁的文章《《诗与游击队的谶语》中读到一段话:

  给我击打般感觉的,是日本左翼的真挚。我见惯了对这种感觉的白眼,但那是因为人们看惯了伪左派。我一再怀疑、再三确认的那一股真挚,以及它挟带的个人魅力,早已超越了民族、国家与短暂的历史。如那些执著的亚细亚主义者,如那些 “脱欧返亚 ”、为亚洲被侮辱的 “他者”轻掷性命的红色サムライ(武士)。

  他们没有退场,也没有失踪,只是换了面孔。跨过巨大的间隔,他们一路游击,化作了一种拒绝编辑与翻译的诗,以立誓坚守的时光,淘汰了污蔑更征服了质疑,终于使人来到他们的墓前致敬。

  是的,像那位网上青年所说,“我现在怀念死去的革命诗人 ”,一点也不晚。

  这里,“诗人”当然是一种泛称,指一切站在左翼及无产阶级立场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多数受众来说,“六十年代革命”早已成为一处涂满污秽的废弃景点;许多以精英自诩的文化人避之唯恐不及,为了从体制内分一杯羹,获得进一步升迁,向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极尽谄媚逢迎之能事,归顺、附逆、变节甚至叛卖,连做人的基本尊严和操守都不顾了。在这些人眼里,坂本龙一大概也是 “压根儿就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会把他们纳入“文化精英”之列,为自己涂脂抹粉吧?

  然而,对于葆有“六十年代”政治理想的人们来说,悼念坂本龙一,不但是纪念他这个人,而是悼念一个时代——“那个资本还没有掌控文艺创作方方面面的时代,那个艺术家还在用独立的精神去一点点解构资本主义,传递革命理想的年代。”(赵皓阳《悼念坂本龙一同志》)

  那就这样,让他们纪念他们的“文化精英”,我们纪念我们的“赤色分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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