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可是细节没法叙事，因此注定进入不了历史话语，特别是1949年革命这样的宏大叙事；我们习惯了“唯物主义”思维的人们，确实很难从成千上万次发生着的细节中推演出革命的必然性。1949年革命存在着必然性，这个至少在大陆是很少异议的，在共产党人同情者中是很少异议的，那边情况不甚明了，情况发生了巨变，今天海那边的意识形态怎么个情况说不清楚；可既使在大陆，在哪种“必然性”上也是如此的看法对立，愈往后对立会愈强烈，总括来说有传说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我看轻描淡写了――甚至连“为什么要如此‘轻描淡写’”本身也值得怀疑，我看愈往后其中的所以然也会愈加暴露清晰。
我是爱因斯坦主义者，承认“必然性”，相信“隐变量”，不认为“上帝在掷骰子”，至于通向必然性之“门”在哪？那些爱氏“隐变量”究竟在哪？人类一直在寻寻觅觅；我不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中寻找逻辑，恰恰相反，而是从他们的内在一致性中寻找，我在诸论坛是把他纳入治乱循环“周期律”叙事的。至于怎么个叙事法，这正是我今天展开一下的――也即“细节决定成败”。
1949年革命的宏大叙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解放军方面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前，总要进行一番思想动员，除了热热闹闹写决心书，还要进行战前“诉苦会”。这种“诉苦会”不象我们今天排场很大的动辄千万人那样的报告会，而是以连、排为单位，大都是那些曾经朝夕相处明天也许阴阳相隔的普通士兵聚拢一起。革命输出地苏联却不曾见到一例这种战前动员会，怪事一桩，这种不同一定存在根本的内在原因。
诉什么苦？我们这代人没经历过，不得其详，也是从后来零零碎碎的文艺叙事中串联起来――这就是我今天所指的“细节”。我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个著名演员，他名字好像叫汪洋的――《火红的年代》中饰演过钢铁工人，《大浪淘沙》中饰演大哥，他在自述中经常谈起自己沿街乞讨，后来解放军路过收留了他，后来加入解放军文艺部队。
记得当时曾浮想联翩，象他这样身材魁伟，样貌俊朗的男人也曾沿街乞讨，可见那个社会是多么的不合理，难怪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人们要重塑社会。进攻太原城，密密麻麻蚂蚁般爬城墙的士兵，未必都有汪洋那般沿街乞讨经历，但一定都有相似的故事“细节”，涌动而云集成一股天下大势，心中之恨――誓死推翻那个社会，重建那个社会。
众多“细节”中最著名的恐怕就是《白毛女的故事》：据说笑星陈佩斯的父亲陈强饰演剧中角色，演出进行时竟被士兵拔枪射击，射瞎了眼睛。这事不知真假，也许表演过于逼真，勾连起士兵的心中之恨――要怎样的恨才能如此失去理智，将表演当真了；一个如此年轻漂亮的同龄女孩被这样的霸占凌辱，结局如此凄惨，要知密密麻麻攻城的年轻士兵胸中聚集了多少这样的恨。
可是这样的“细节”怎样关联到1949年革命那样的宏大叙事中去――那个宏大叙事比如我们熟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这绝非多此一问，记得78年高考时上海考区一篇范文流传，叫做《大光明下不光明》。“大光明”是指上海的“大光明影剧院”，就在南京路――这里的“大光明”显然是一语双关，既指那个影剧院，也有更丰富的寓意。七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光明，但也有不少不如人意，既使在繁华都市大上海，哪里仍有不少沿街乞讨者，无家可归者，卷缩在大光明影剧院门口，向进进出出的人们乞讨。
那篇范文写的很好，也许是上一年高考的作文题，今年拿来做范文，也许某位同学写的好，老师拿来做推荐，也许我记忆有误，那曾经是一次社会热议事件，我把他与高考关联了……。反正是，这样的作文虽然写的好，思想性很强，但是拿来做范文肯定是误导，拿不了高分的，甚至还引来热议。记得当时《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几大报纸（当时《新民晚报》好像还没复刊）进行了讨论。一个结论性意见是：同学们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不应该受到打压，但是应该辩证的看问题，辩证的看待我们社会在发展和进步，不能片面机械的看问题。
是吧？绝非多此一问，今天的同学们还会如此之问吗？辨证法肯定比以前强多了，这是不用多问的。我今天提出这个话题，包括“沿街乞讨”、“霸占白毛女”这样的“细节”无数复无数，汇流聚集成1949年那场革命的大“势”，可怎样关联到1949年革命那样的宏大叙事中去，向后人交待，以较为简短、逻辑、可信的方式向后代交待？我们今天的“辨证法”显然还有待开发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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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什么又谈起这个话题？
几天前因为防疫执法纠纷，广州俩女子被反绑跪地，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昨天我也写了一篇《将人反绑跪地是重罪》(请编辑加个链接)，原本还有个副标题《17年以上死刑（枪决）以下》，发表时编辑给删除了。可见我对这事的胸中之恨，编辑也看出来了，过于强烈可能降低文章的可读性，把他删除了。其实这篇文章并无多少情绪色彩，主要集中在两个话题：
1）“双漆跪表示臣服”在欧亚大陆是共同的文化现象，那么他究竟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或者是各自封闭发展，但在共同规律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2）“双漆跪具有羞辱的含义”在欧亚大陆也是共同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心理，但在欧洲并不过于显式的表现出来――似乎总会受到某种更强势文化的压制，而在中国却经常强烈而显式的表现出来，一点小事就把人捆绑、下跪、示众。
抱着这俩疑惑写了那篇文章，其实也可看作过于愤恨反而让人冷静理智，仿佛大搏杀之前士兵的冷静，此文本身并无多少情绪。这在中国相当普遍现象，一点小事就羞辱他人人格，而受到的制裁和惩罚是如此轻微、不对等，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文化；今天再写一篇，依旧“大搏杀之前的冷静”风格，把他纳入1949年革命宏观叙事进入不了的“细节”中去。
逻辑上有啥不妥吗？解放战争太原攻城战中，密密麻麻的攻城的年轻士兵中，难道不也有无数这样的士兵，他们对动辄将人捆绑、下跪、示众的社会极度愤概，誓死将其推翻重建！逻辑上难道有啥不妥？我们对1949年革命的叙事大都是宏观的，诸如“新民主主义革命”，诸如“社会主义革命”，而诸如汪洋的“沿街乞讨”，“白毛女的故事”等等只是纳入“小说”，艺术之流，怎样将宏观叙事与“细节”结合起来？我今天只是将“动辄将人捆绑下跪”看做一个实例加入进来而已。
有个时期这块土地上的官民对立是非常弥漫而又强烈的，我想执政者们也许看到了这点。大家是否注意到一个细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各大城市开始进入“下岗”期，那时还没进入这个阶段，但各大工厂机关都存在所谓“富裕人员”，这些“富裕人员”不能下岗但又要寻找出路，当时社会管理机构比如警察队伍恰又需要大规模充实人员，但又种种限制，于是两者一拍即合，“富裕人员”大量充实到这些执法机构，他们在原单位拿基本工资，在上班单位拿些微薄津贴，他们或者穿执法机构制服执勤，或者穿平民制服执勤――比如夜间巡逻之类，也算不突破当时体制的最好办法了。
但我总是怀疑，这样的“两全其美”可能掩盖了其中一个不愿为人捅破的小秘密：那批人当时有个统一称呼“联防队员”――他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城管”的前身。当时他们既解决了实际问题（比如巡逻需要大量人员）而不至突破体制，在执法过程中一旦发生冲突，又可降低官民对立的意识，减少政治事件，因为这批人被视作“市民自治”力量，当时包括警察队伍往往被视作“国家专政”力量――甚至连穿戴大盖帽制服的消防队员也被看作这种力量，“联防队员”或者“城管”的充实也许可以淡化这些观念，在执法冲突期间可以淡化一些尴尬。
确实我总是在怀疑，究竟“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还是以他做障眼法，来掩盖某种尴尬的对立。确实我总在怀疑，在各论坛不断写，一有机会就表达这个怀疑。这个怀疑并非空穴来风捕风捉影，几十年来大量社会事件证明了我的怀疑，“城管队员”与执法对象一旦发生冲突，主管机构就会出来致辞：他们不是我们的正式员工，只是临时聘用人员。
如真有后一种动机，这类致辞虽妙，但解决不了真实，遮掩得了一时解决不了长治。只要存在“国家专政”与“公民自治”分野而其界线如此模糊，那么这类积蓄何时爆发，那真是个值得全体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国家1949年建立就是人民的国家，警察也叫做“人民警察”，哪有“国家专政”与“公民自治”分野之说。
当然我今天思考立论不在此，而是归入“细节”，怎样将1949年革命的诸多细节与宏观叙事统一起来。难道不是？这样的细节无数复无数，隐藏在人们心间，每天都会传来，
网上流传几张群聊截图，说的是武汉某知名985高校内，一名学生因睡过头错过了核酸，导致楼栋长动了真怒，宣布整栋楼的学生“中午饭停止发放。”――我们论坛今天也在传说着这则故事。
我们小区做核酸，下楼时听闻隔壁小区一楼道有阳性给封了，我拿手机核酸扫码时向那位白大褂志愿者打探一下，他先说了一句“请把口罩戴好”――这也说的对，我在与他说话时确实下意识的将口罩鼻下移了下，差不多嘴巴都露出来了；可后面一句话让我滋味翻腾，让我有与今天的思绪联系起来的冲动，他说“人家的事阿拉（我们）别管，侬（你）自己管好自己少出门就可以了”。
这句话多么正确，没有啥可挑剔的，无论最新二十条，还是十九条，十八条都是这么说的，可我滋味翻腾，特别他那言语的口气，让我有与1949年诸多联想的哲学冲动，而不是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中寻找逻辑。或曰：如此小事竟有如此冲动！我说是的，正是我今天写一篇的动因，写什么呢？就写“细节”。
千万不能让那位白大褂志愿者知道我今天写了他了，知道了会难受的，事实上他就是你我他中一员；六点一刻核酸检测结束，他会和你我一样站在弄口东张西望，闲聊侃大山，平平常常过着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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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数复无数的“细节”诉说着我们人民心中的那些隐秘，他确实不能也不该上升到“国家与人民”这类宏观叙事，但又不得不正视的“细节”。
还有，我在昨天那篇《将人反绑跪地是重罪》稍微谈起过：
1）将人“捆绑下跪”这类严重侮辱人格事件大都发生在强势人员与弱势人员之间――比如妇女就是弱势人员；
2）广东等南方地区是近代华人先进意识的发祥地，可是我长期观察注意到，这类严重侮辱人格事件，华南地区发生频率大大高于华北地区。
这是为何？华北地区发生这类严重人格侮辱事件，往往伴随着更强烈对抗事件――比如今年八月份唐山一群流氓欺凌妇女，被欺凌者的反抗是如此强烈；事实上我们读历史哪怕只是小说之类“艺术”作品，也能发现，北方妇女遭受如此侮辱，大都伴随着激烈的反抗，哪会这次俩广州妇女乖乖跪着，竟然没有下文。
中国北方妇女的刚烈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北方妇女的温柔也是世界著名的，这个巨大的反差恰恰统一在一个躯壳；我还注意到：明清以来“礼教杀人”事件大都发生在华南，在华北要以此借口杀一个妇女还是不太那么容易的，在华南以此借口杀一个女人就象杀一只鸡那么容易――这话我又没法说得太透，说得太透大有“地域歧见”之嫌，于是乎假借哲学（比如“阴阳论”）口吻去说。
这种事我是绝对支持反抗的，当时我在场，恰又年轻十几岁，又有凶器在身的话，也许会捅翻他几个，那些参与者会捅翻他几个――这也是我昨天撰写《将人反绑跪地是重罪――17年以上死刑（枪决）以下》时的心情。
事实上我是理智冷静的，希望我们的人民不能淡忘1949年革命中那些被称作“细节”的东西，更不能重犯；侮辱白毛女，我们的士兵是如此的愤慨激越，涌动起1949年革命的巨大洪流，将妇女捆绑，镜头下的乖乖下跪，难道整个社会可以默不作声，或者不痛不痒嘘嘘几声？
如果中国南北社会真的存在道一人时常怀疑的民风民俗差别，那绝不是地域、文化、种族上的差别，而是背后有只无形的手在指使；华南人民应该明白这点，应向华北人民学习，对此类严重侮辱人格事件进行反抗，扇他的脸，打断他的脊梁，就象八月份那几位勇敢的唐山妇女――管他打着什么旗号，诸如“执法越位”之类。没有这类对等反抗和制约，社会就难以进步，某些情况下“以刚对刚”、“以烈对烈”的血性是社会存在和进步的必然法则。
末了，我还是重申：那虽是“细节”，没法上升到“国家与人民”这类宏观叙事，但必须牢记，更不能重犯。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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