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美国人带来了光明、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我带来了繁荣。你们说这是垄断，我说这是企业的自由行为。
这是1907年7月6日在美国传出的一个声音，说上面那句话的是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被美国反垄断英雄、大法官肯尼索·兰迪斯重罚2924万美元时的表态。
恰似马云的那句：
阿里为社会提供了3000万的就业……
1反垄断
一百多年前，根据通胀和汇率的话，洛克菲勒那笔罚款比之前马云的182.2亿人民币显然要重得多。
更恐怖的是，四年后，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再次被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且遭到了最严厉惩处——不再是罚款了事，而是直接被拆成了34家公司，就此解体。
洛克菲勒当时把触角伸向了美国石油产业上下游各个领域，用今天中国创业公司们的话说叫做“搭建生态”。
转过来把，洛克菲勒又把枪口对准了一起压制石油同行的铁路公司，想方设法让后者的业务和自己的标准石油死死捆绑到一起。
当时，宾州铁路公司成立了帝国运输公司，对原本只是短途运输的两条石油管道进行合并，准备建造仓库和储油槽，作为运输中转站，这在当时形成了革命性的输油管道运输系统。
然而对于依靠铁路低价运输的洛克菲勒而言，新式管道运输无疑将极大威胁自己的低成本优势。
为了压垮宾州铁路公司，洛克菲勒针对其铁路线覆盖区域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倾销，当地石油企业苦不堪言，以运输石油为主要利润的宾州铁路每个月要亏损上百万美元。
旷日持久的倾销战打到第三年，工人们越来越累但收入却越来越少，饥寒交迫、忍无可忍、揭竿而起，不但罢工进行游行示威，还拆除铁路枕木，破坏转运站和仓库。
资本家联合政府进行镇压，劳资双方出现了流血惨案，其中仅匹兹堡一次罢工事件就死了25人。
宾州铁路最后终于扛不住了，向洛克菲勒投降，标准石油由此把两条输油管道收入囊中，彻底控制了美国三大铁路巨头。
1882年1月2日，标准石油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正式组建托拉斯。
这直接刺激了在钢铁、运输、金融、糖酒等几十个行业，许多大企业纷纷学习洛克菲勒，疯狂并购垄断。
“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糖果大王”……各种行业的大王到处横行霸道，获得了远超地方政府的权势。
他们在扩张时往往不择手段，比如标准石油的市场经理就公开恐吓那些依靠加油引流、杂货赚钱的加油站小老板，如果不承销标准公司油品，我们就要在你边上开一家杂货店，成本价出售（肉、麦片、食糖、咖啡等），直到把你挤垮为止。
当年洛克菲勒垄断的是资源，关乎国计；今天阿里巴巴垄断的是数据，同样关乎国计。
数据，你可以看做是一支无形的军队。
2数据安全
过去二十年，原本从属于国有的国民生产资料、以及用来席卷生产资料的抓手——国民信息数据，已有大部被吸纳到私有资本即巨头财阀的手中。
而21世纪已进入第三个十年，数据必将成为与粮食、水、石油、天然气、矿产等同等高度的战略级国家资源。
因此，和能源、土地、军工等核心领域一样，国民数据的管理必须纳入国家之手、所有权必须国有，绝不可由资本、尤其是由涉外资本掌控。
从战略角度思量，这层意识绝非近现代萌发，古代中国的战略家已有。
当年汉高祖刘邦率先攻入咸阳之时，所有人都抢物资抢红了眼，只有萧何先派人把户籍土地税赋等材料收集起来——这成为后续刘邦能在封地站稳脚跟，尔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根本。
到了政治制度已趋近成熟完备的大明朝，数据安全的意识也成了朝野共识，朱元璋曾在玄武湖（后湖）建立黄册库，用来存储国家数据。
朱皇规定，黄册库建立的小岛上严禁生火，仓管人员吃饭得去另外一座小岛。且大部分库房都是东西朝向，便于利用日光防潮，有人专门定期晾晒。
同时，访问黄册库的权限同样严格严格分明，主要限制在三波人手里：南京户部（相当于现在财政部副部长），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南京守备太监。
一般官方要接触数据，需到户部申请，再由内监开锁。加上四周湖水环绕，岗哨密布，可谓“四面环巡照大禁，中州守护绝通衢”。
政治文明绵延千年的中国古人尚知国家数据之于政权、主权的重要性，现代人则更应精警。
在云时代，数据关乎国策机密，尤其关乎维系国家稳定的相关要素的生态状况，比如粮食稳定、矿产稳定、就业稳定、人口稳定。
数据能够为政府和国有企业高层提供决策支持，将重要行业的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的海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挖掘后，能够让最高层制定最合理的措施。
这一点，敌对势力看得太透了。
以新冠疫情这场全球灾难、也是事实上的大国博弈为例，2020年5月时即有国外机构披露，疑似与越南有联系的黑客组织APT32（海莲花OceanLotus）从2020年冬季开始，持续对我国重要卫生医疗机构发起网络攻击，以获取和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重要信息情报。
虽然在2021年4月23日的记者会上，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否认了相关指控，但我国知名网络安全企业360后续通过检测表示，该公司的技术研究团队近期的确发现有黑客组织在不断尝试窃取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的相关机密，通过360安全大脑多次监测、追踪到的证据分析证明，该组织确为越南黑客组织APT32(海莲花OceanLotus)。
根据360发布的报告显示，“海莲花”发动的APT攻击，地域广泛涉及我国29个省，以及境外至少36个国家。
其主要使用的是“鱼叉攻击”、“水坑攻击”两种方式。在APT潜伏期间，至少使用了4种不同程序形态、不同编码风格和不同攻击原理的木马程序，恶意服务器遍布全球13个国家，注册的已知域名多达35个。
其实在2020年2月4日时，360就曾捕获并通报了另一起由印度黑客组织的定向APT攻击，该攻击的目标同样是我国重要卫生医疗机构。
后来2021年4月24日在外交部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路透社记者关于APT32在疫情期间攻击中国实体组织组织的相关提问，耿爽也作出了明确回应：
网络攻击是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的背景下，针对抗疫机构的网络攻击无疑应当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声谴责。
APT的背后是谁？当然是一百年来全球最大的法西斯国家：美利坚。
而美利坚正是全球四处窃取各国数据（包括自己盟国的数据自信）的头号技术强盗，最近几年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已不止一次表示抗议了。
至于中国，当然毫无疑问与俄罗斯、伊朗、古巴等，是美利坚排在前列的进攻对象、数据窃取大国。
2017年，维基解密接受了来自约书亚的“拷贝情报”，向全球披露了8716份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网络情报中心的文件。
其中包含涉密文件156份，涵盖了CIA黑客部队的攻击手法、目标、工具的技术规范和要求。
这次的公布中，就包含了核心武器文件——“Vault7（穹窿7）”。
还是我国的360安公司，成功通过对泄漏的“Vault7（穹窿7）”网络武器资料的研究，首次发现与其关联的一系列针对我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长达十一年的定向攻击活动和数据盗取行为。
这些攻击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从2008年9月一直持续到2019年6月左右），并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浙江等省份。
而上述这些定向攻击活动都归结于一个鲜少被外界曝光的涉美APT组织——APT-C-39（360安全大脑将其单独编号）。
就在2020年2月初，《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联合调查报道指出，CIA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布局收购并完全控制了瑞士加密设备厂商Crypto AG。
在长达七十年的历史中，该公司售往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加密设备都被CIA植入了后门程序，使得这期间CIA都可以解密这些国家的相关加密通讯和情报。
至此，可以推测：CIA在过去长达十一年的渗透攻击里，通过攻破或许早已掌握到了我乃至国际航空的精密信息，甚至不排除CIA已实时追踪定位全球的航班实时动态、飞机飞行轨迹、乘客信息、贸易货运等相关情报。
2020年1月，伊朗“军神”卡西姆·苏莱曼尼被特朗普轻易运用无人机定位“猎杀”，其中掌握到苏莱曼尼航班和行程的精确信息就是暗杀成功的最关键核心。
这些信息正是以CIA为代表的美国情报机构通过包括网络攻击在内的种种手段获取的。这一事件，也是美国情报机构在现实世界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3支付安全
除却数据垄断，支付垄断同样是买办财阀控制国家的门路之一。
2022年3月13日，因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反击行动而受到西方制裁的七家俄罗斯银行，将正式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断开连接。
这七家银行分别为俄罗斯外贸银行（VTB Bank）、“俄罗斯”银行（Rossiya Bank）、Otkritie银行、Novikombank银行、Sovcombank银行、Promsvyazbank银行和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VEB.RF）。
早在2月26日，也就是俄军打响反击战的第三天，美国和欧盟、英国及加拿大就发表了联合声明，要将俄罗斯银行剔除出SWIFT。
根据联合声明，制裁手段将确保切断俄罗斯银行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损害它们在全球经营的能力”。这意味着俄罗斯银行将无法与境外银行进行安全有效的沟通。
若某个国家被排除出SWIFT系统，可以类比于某自然人在社交媒体中被删号，SWIFT因此被认为是制裁手段中的“金融核弹”。
把俄罗斯逐出SWIFT系统确实是较为严厉的金融措施之一，会对俄国的外贸与国际结算造成重大打击。
届时，俄罗斯将无法与多数欧洲国家进行能源结算，而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煤气供应。
早在2012年时，美国人就曾把一批伊朗银行剔除在SWIFT系统之外，使得伊朗的外贸进出口在2016年重新解禁之前直接被腰斩。
这件事情从我们的角度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仅3月2日至9日短短一周的时间，俄罗斯公司开立人民币账户的需求就增加了十七倍，此后也一直在攀升。
俄罗斯MTS银行的代表也公开称：
由于人民币账户近期将在俄罗斯受到欢迎，约有十家俄罗斯大型银行将推出人民币存款。
但是还是要回到俄罗斯的角度去看待这次制裁：结算系统和支付系统被外域控制或干扰的结果是什么？
2月28日时，也就是美英加欧发表声明的第三天，俄罗斯的老百姓一觉起来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刷不进地铁站了，银行账上有钱，但就是刷不开那道窄门，只能排队改用现金。
很简单，SWIFT对一些俄罗斯银行的制裁，让Apple Pay 和 Google Pay 暂停了在俄服务。
国计民生就这样在事实上倒也并没有进入战时状态的俄国被小小的掐了一下脖子，那么真到进入战时状态呢？
SWIFT是由数千家成员机构组成的合作机构，支持几乎所有货币的支付，总部设在比利时，本旨在贸易争端中保持中立，但这次显然被撕下了外皮。
其实俄罗斯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国际社会”停用SWIFT的系统了，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俄罗斯就曾经因为SWIFT系统被停用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的金融瘫痪。
而在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央行就开始下大力气去构建自己的转接清算系统，2015年俄罗斯国际支付系统就发行了第一批符合俄罗斯本国支付系统标准的银行卡“米尔卡”；随后，俄罗斯又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支付系统(МИР) 和金融信息交换系统(СПФС) ，从根本上奠定了俄罗斯去美元化的金融基础设施基础。
2020年，俄罗斯替代SWIFT系统（SPFS）的使用量相比2019年提升1倍，在俄内的使用比例达到20.6%。
对于当前的俄罗斯来说，被停用SWIFT系统可能会有一定的金融影响，但是已经不像2014年的影响那么大，基本处在可控状态。
说到克里米亚事件与“支付制裁”，可谈的往事则更多。
在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举行之后，美国便开始动用行政手段，推动Visa与万事达卡停止向制裁名单中的俄罗斯银行提供支付服务。
在未通知俄金融机构的情况下，支付网络的关停对部分俄罗斯民生造成了严重影响，包括交通工具使用障碍、商户消费受理陷入瘫痪等。
Visa和万事达卡在当时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国际银行卡组织。俄罗斯银行卡用户中有超过80%为信用卡用户，其中90%属于这两大公司，等于彼时是控制了俄罗斯的支付命脉。
而后，2015年，俄罗斯启用了新创建的国家支付系统处理境内银行卡交易业务，以减轻用户对西方同类金融服务的依赖。
俄罗斯国家支付系统运营商以开放式股份公司形式组建，公司100%归属俄罗斯中央银行。
其法律规定：支付系统运营商、支付基础设施服务运营商、结算中心、以及支付系统的参与者，无权单方面拒绝必须提供转账的服务。
包括Visa、万事达卡、美国运通、日本JCB等在内，均表示愿与其开展业务，中国银联也提供了建设思路等支持，算是俄国本土自建系统的半个老师。
俄罗斯国家杜马金融市场委员会成员鲍里斯·卡申曾公开表示：
中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在创建本国独立支付系统方面的主要伙伴是中国银联。中国银联的发展对俄罗斯有借鉴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成立了俄罗斯国家支付卡公司（NSPK）和Mir支付系统。
如今，俄罗斯依旧是Visa与万事达卡的第三大市场，两巨头并不愿意为了美国的政治施压而退出俄市场，为了持续在俄罗斯经营业务，两巨头也接入了俄罗斯国家支付卡公司（NSPK）。
不过，严峻的现实还是很清晰：Visa和万事达卡已被纳入美国国会批准的《通过制裁法案》(CAATSA)，以对抗美国的政治对手。
该法案允许华盛顿对那些被视为敌视美国或忠于敌视美国的政权的企业和个人实施惩罚。
作为防御，俄罗斯官方也早就加强了对俄境外国际卡组织的支付系统工作的严管，要求境外支付系统每季度向俄罗斯央行特别账户缴纳日平均交易利润25%的保证费。
同时，所有的卡组织包括Visa、万事达卡均要接入俄罗斯国家支付卡公司，这是一个集中式的本地数据处理中心，俄罗斯当地的信用卡交易都是转接NSPK处理，美国单方面无法进行干预。
4迷雾
以地铁即交通工具的支付为切入点，不得不点明中国国内的一个现实：多年来，阿里巴巴集团投资控制的交通支付（以支付宝渠道为主）已涵盖了国内超过一百个城市。
我可以梳理一下时间线：
2015年，阿里巴巴投资立方控股，后立方控股成立“小码联城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阿里巴巴成立杭州市公共交通云科技有限公司，由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数梦工场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一站式公共交通云服务智能出行平台，而数梦工场由阿里直接参股，目前服务的城市包括杭州、温州、沈阳、济宁等城市；
2017年，阿里巴巴投资广州佳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NFC技术为基础，为城市通卡、轨道交通等行业企业提供移动支付的解决方案商，核心产品云通卡已应用在广州、武汉、平顶山等多个城市的公交、地铁等场景，蚂蚁金服在广州的智慧公交项目就是携手佳都数据共同推进；
2018年，阿里巴巴投资通卡联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B轮亿级融资协议），由金卡工程城市卡运营联盟成员单位联合发起成立，早期致力于搭建城市卡联盟TSM平台促进互联互通，二维码支付逐步进入交通后，定位也变成了城市卡公司的“移动互联网服务商”。目前与全国四十几家城市卡公司已达成战略合作及业务合作，在公共交通领域拥有相当丰富的资源。
……………………
当然，还有那个有名的“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是刚落马不久的杭州大老虎的亲弟弟的公司，也是阿里巴巴投资。
蚂蚁集团旗下有一家全资控股公司：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019年3月22日蚂蚁集团对其进行了一轮股权融资，交易金额未披露，蚂蚁金服副总裁、战略投资部负责人纪纲担任公司董事。
而这个上海云鑫，正是杭州周老虎的弟弟的优城联合的股东之一（出资166.67万元，占股14.3%）。
优城联合的五大股东分别是：宁波云创智健投资合伙企业，占股58.3%，认缴出资680万元；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占股14.3%，认缴出资166万元；朱晓辉，占股13.7%，认缴出资160万元；刘伟，占股6.8%，认缴出资80万元；李凌枫，占股6.8%，认缴出资80万元。
优城联合，就这样在权力与财阀的双重加持下，成为了宁波地区唯一一家由阿里系投资的企业，同时还涉足浙江地区的地铁支付和大数据业务。
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是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在经过后续的股权变更后，蚂蚁集团副总裁、战略投资部负责人纪纲担任了优城联合的董事。
一直到2020年12月31日，温州幸福轨道交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的中标人还是这个优城联合……
至于阿里巴巴、蚂蚁集团…到底是不是严格的外资企业，可以看一看2021年时蚂蚁的境外机构股东：
新加坡GIC，持股4.27%；
新加坡淡马锡，持股2.73%；
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持股1.09%；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持股0.55%；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持股3.28%；
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持股1.09%；
马来西亚国库控股，持股3.56%；
泰国正大集团，持股0.55%；
银湖投资，持股3.28%；
华平投资，持股3.12；
普信集团，持股2.74%；
泛大西洋投资集团，持股2.74%；
凯雷集团，持股2.74%；
Sanne Group，持股2.19%；
贝莱德，持股1.45%；
巴美列捷福，持股1.44%；
Discovery Capital Management ，持股1.31%；
富达投资，持股1.30%；
HedosophiaGroup，持股1.02%；
红杉资本，持股0.82%；
Dragoneer InvestmentGroup，持股0.82%；
Coatue Management，持股0.45%；
瑞信，持股0.44%；
Falcon Edge Capital，持股0.27%；
纪源资本，持股0.11%；
BPAFLimited，持股0.92%。
蚂蚁集团的境外私人股东：
虞锋，持股3.01%；
李嘉诚，持股0.54%；
沈国军，持股0.55%；
董建华，持股0.05%；
法国穆里耶家族，持股0.55%；
尹崇尧，0.55%；
李开复，0.16%；
美国KKR多名管理层共同持股0.19%
何志安，2.19%。
这些外资股东，其背后的架构基本都设在维京群岛等离岸天堂里，现有的工具很难穿透。
蚂蚁在港交所的披露也算不上详尽，但总体而言，囊括了境外最顶级的投资机构，以及人们能想到和想不到的港岛大拿。
因而，乱事总有发生，倒也不让人意外：
2019年2月，阿里云代码托管平台也曾因隐私权限设置问题引发争议，一位网络工程师向媒体爆料自己登陆阿里云之后可以访问众多公司“内部”代码，例如万科公司客户上传的手持身份证照片，各地销售人员报表均能看到；
去年6月，某阿里云用户反馈多次接到与阿里云相关的第三方推销电话，对方竟然能准确说出用户姓名，以及用户阿里云上服务器上使用的公司名称一事；
去年8月，一份浙江省通信管理局对投诉人的答复函自网络流出，显示在2019年双11期间，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未经用户同意，擅自将用户留存的注册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合作公司；
直到那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终于在中国人大常委会（注意，是常委会，而不是早已被各路资本渗透的人大）获得通过，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
《信息保护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这其实已经敲响了阿里云、蚂蚁集团等以依赖算法操控市场数据为生的“科技财阀”的丧钟。
真以为我们的领导班子看不透吗，瞅瞅这几年：
5铁拳
当一家财阀同时垄断了数据与支付，那么下一步迈向金融放贷几乎是必然。
就在2020年秋天蚂蚁风波时，央行旗下的《金融时报》曾发表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明显“热度不高”，被资本控制的媒体人为地忽略了。
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大型互联网公司进入金融行业的潜在风险与监管，表示要警惕大型互联网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带来的市场垄断、监管套利、数据安全及保护、信息科技监管有效性以及更易处罚系统性风险等一系列问题，要求国家层面的监管层应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市场准入，严格金融业务准入和持牌经营要求，强化功能监管，保持监管一致性。
变化，随之到来。
2021年双11之后，戴珊和蒋凡在阿里巴巴内部被调整——调整前，他们分别是阿里第一个业务B系和最重要业务淘系的两位总裁——调整后，戴珊从蒋凡手中接过大淘宝（淘宝、天猫、阿里妈妈），蒋凡则分管原戴珊负责的全球速卖通和国际贸易两个海外业务。
同时，阿里在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和近二十个事业群总裁之间，增加了四个分管大总裁：戴珊、张建锋、俞永福、蒋凡，分别负责中国数字商业、云与科技、生活服务和海外数字商业四大板块。
这四位是阿里目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最核心的四位管家，特别是蒋凡，地位堪比鹅城黄四郎手下的胡千。
此前深受马云热捧（私生活丑闻爆出后都依旧被马云带在身边力保）的蒋凡，彼时承担起阿里“出海”的使命，原因很简单：国内市场，阿里玩不动了。
众所周知，2020年10月底的外滩风波之后，11月蚂蚁集团的IPO被国家强制终止，阿里的股价下跌超六成，市值蒸发约4000亿美元，目前也就刚过3000亿美元。
看阿里发布的2021年第三自然季度财报，营收2007亿，同比增长29%，刨除合并高鑫零售的影响，阿里本季度收入增速只有16%，这是马云2014年美利坚敲钟以来的阿里增速历史最低谷。
且阿里那时还主动调低了2022财年的总收入预期（2021年第一自然季度时预计9300 亿元、对应增速是 29%），将增速下调到20%-23%。
那期间，阿里因被判定垄断交了182.28亿罚款，又举办了一个史上最为低调的双11购物节（这其中也夹杂了国家要求去娱乐化、晚会规模被迫缩减的原因助推）。
2018年，阿里的国内用户达到10亿人次；2021年，这个数字依旧是10亿。
2017年6月时，当时阿里刚结束投资者日活动，CEO张勇说：
希望到 2036 年服务全球20亿消费者。
如今看，想实现，只能去中国以外的地方，中国国内的风向已然大转特转。
肉眼可见的，在中国大陆市场，阿里这家在1997东南亚经济危机后、在入世浪潮里成长起来的中国老牌财阀，已经在国内触达了增量边界。
且可以毫不避讳地说，让阿里增量减速的，就是代表人民的「社会主义铁拳」。
2021年4月被重罚后，根据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和蚂蚁集团当日的说法，阿里被迫进行了一系列整改：
① 蚂蚁集团整体申请金融控股公司牌照；
② 借呗、花呗全部纳入消费金融公司；
③ 断开支付宝与花呗、借呗等其他金融产品的 “不当连接”；
④ 个人征信业务将申请牌照；
⑤ 压降余额宝规模。
在整改之前，蚂蚁金服2020年全年收入为1627亿元，这是阿里巴巴这家越来越脱离科技、转而以来房贷为生的“钱庄式财阀”（微贷收入占比高39%、利润占比70%）最赖以为生的业务板块。
截至外滩风波前夕，蚂蚁联合金融机构共放贷超2.1万亿元，约合全中国人民两年的个人所得税税金，甩开招商银行的消费信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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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截至外滩风波前夕，国内数字支付规模达到100万亿元——要知道，2007年时这个数字才刚刚超过1000亿而已。
2021年的11月8日，山雨欲来：蚂蚁集团正式针对部分用户 “借呗”的页面，更名为“信用贷”，并对“借呗”进行品牌隔离，“借呗”和“花呗”都将划归新成立的蚂蚁消费金融公司。
日后，只有由蚂蚁消费金融提供的分期付款服务或者信用贷，才会标上“花呗”或者“借呗”——而由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资金、但只是借助蚂蚁集团提供数据信息渠道的贷款，全部会变成“信用贷”。
这一伤筋动骨的巨大变动，让一直被马云嗤之以鼻的银行系统，重新走向台前。
同时，也令马云的蚂蚁彻底失去了过去“用2块钱本金放贷100块”的钞能力。
从此，必须最低得有10块钱才能放贷100块，蚂蚁的放贷难度一夜之间提高四倍。
这就是国家监管部门对蚂蚁十倍杠杆率的限制。
如果蚂蚁和金融机构一起放贷，假设放贷100元，根据最新贷款新规，蚂蚁最少要出资30元，且还必须要满足资本金大于信贷余额10%的硬性规定。
铁拳，不祭出是不行了，否则会直接动摇国家的根基，即共和国的性质与党执政的基础。
蚂蚁集团自己都在2020年的招股书中援引第三方数据称：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人背负的消费贷款规模约占现金和存款的14%，这个比例大约是日本的3倍。
这是什么概念？等于是说：大半个中国的人民，几乎都是他马云的臣民子孙了，他才是中国的太上皇……
什么是「找死」，这就是「找死」。
当共同富裕的百年大计被提出、且是重新以民族复兴的高度被党中央再度提出，诸多财阀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图景。
阿里在国内市场的遇冷，也直接让这家中国头号电商财阀背后的西方势力同遭打击：7-9 月间，日本软银愿景基金投资浮亏100亿美金，在二级市场炒股、买卖期权的软银北极星（SB Northstar）亦浮亏13亿美金。
孙正义的亏损，正是来自于中国市场——准确来说，源于中国大陆的政策重拳。
2021年第三季度，阿里、滴滴、贝壳的股价分别下跌34%、45%和61%——这都让软银来到在华投资历史的最低点。
同为泰山会成员的柳家的滴滴公司，其海报：彼岸中国，此岸美国；突出日本，示好股东（软银与丰田汽车）
从2021年开始，包括美国共同基金巨头富达投资、贝莱德、普徕士均下调了蚂蚁集团的估值。
悲观如富达投资在2022年5月对蚂蚁集团的估值降至700亿美元（约合4787亿元人民币），较巅峰期蒸发7成；乐观如贝莱德（参与了C轮投资），在2022年3月份对蚂蚁集团的估值下调至1510亿美元（约合1.03万亿元人民币）。
不得不重温一下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第六条「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内容：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支付清算、数据安全、金融稳定，均属“国之重器”。
一家欧洲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创始人曾表示：
如果明天美国决定禁止Visa和万事达卡同欧洲金融机构合作，法国的电子商务将在4秒内跪下，零售业在5秒内跪下。
上个世纪90年代时，国内银行卡发现和受理规模较小，且不能互联互通；1993年，长者推动了“金卡”工程，要求实现POS机与ATM机网络资源共享，改善用卡环境，要求银行卡要走联网联合的道路、成立一个中国银行卡联合发展组织。
当前，在外资云集国计民生的情况下，俄乌战争已经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启示和警醒。
还是前文提到的问题：SWIFT对一些俄罗斯银行的制裁，让Apple Pay 和 Google Pay 暂停了在俄服务，国计民生就这样在事实上倒也并没有进入战时状态的俄国被小小的掐了一下脖子——那么，如果真的进入战时状态呢？
恐怕不仅是掐脖子的问题，交通工具所反映的人流走向、武器运输、物资调配，都会像被扒光了衣服一般暴露。
别忘了，去年的滴滴风波以及滴滴此前“监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出行”的闹剧，并不久远。
6拆分
当时间走到2023年，去垄断化、去金融化、去马云化、拆分蚂蚁与阿里巴巴，已经不可避免。
事实上，水温也一直在升腾。
2020年9月30日，阿里发布公告，集团董事会成员为张勇、蔡崇信、武卫、J. Michael EVANS、井贤栋、Kabir MISRA，独立董事为董建华、郭德明、杨致远、E. Brje EKHOLM及Wan Ling MARTELLO——没有马云；
2021年7月，另一份最新一期阿里股东名单上也失去了马云的名字，阿里方面回应称：“由于马老湿已不是阿里管理层同时持股比例低于5%，所以对其持股信息进行了隐藏……”；
同月，蚂蚁公布了新15人管理团队，相较过去的20人团队，新增了CCO（首席合规官）李臣、负责蚂蚁集团战略发展部的副总裁尹铭（前人寿高管）、负责大安全事业群的副总裁赵闻飙——首席合规官（CCO）这个职位，在蚂蚁原有团队中根本不存在，这个变化极为耐人寻味；
2022年6月1日，蚂蚁集团官网更新董事会团队信息，引入杨小蕾、史美伦担任独立董事，其中史美伦为港交所主席。由此蚂蚁董事会架构发生变化：过去董事会组成是三位执行董事（井贤栋、胡晓明、倪行军）+三位非执行董事（蔡崇信、程立、蒋芳）+三位独立董事（郝荃、胡祖六、黄益平），而新董事会改为两位董事（井贤栋、倪行军）+两位非执行董事（蔡崇信、程立）+四位独立董事（郝荃、黄益平、史美伦、杨小蕾）。新董事会中，已卸任CEO的阿里合伙人胡晓明也卸任执行董事，阿里创业元老“十八罗汉”之一的蒋芳则卸任非执行董事。
2023年1月7日，蚂蚁集团官方网站发布一份《关于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的公告》，显示马云通过解除一系列协议，放弃了对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权，蚂蚁集团已无实际控制人（目前蚂蚁董事会八名董事中包含四名独立董事，下设六个专门委员会，阿里退潮明显）；
一天后，恒生电子（600570.SH）、奥比中光（688322.SH）、金桥信息（603916.SH）、永安行（603776.SH）、吉大正元（003029.SZ）、朗新科技（300682.SZ）六家A股上市公司齐齐发布公告，通告了马云在各自公司的权益减少情况；
同日，阿里巴巴同样公告确认，并强调阿里或其他任何股东均不控制蚂蚁集团。
其实自2022年10月起，蚂蚁就和阿里事实隔离，员工内部直接转岗通道关闭，只能离职后再入职；蚂蚁的工牌也进不了阿里集团的园区；此前绩效特别好的阿里员工，年终奖会额外授予部分蚂蚁期权，这一激励方式也已被取消。
在最新的阿里巴巴财政年度报告中，“阿里动物园”里已不见了那只熟悉的小蚂蚁。
阿里剥离蚂蚁，蚂蚁剥离马云。
而就在蚂蚁集团发布《关于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的公告》的一周前，蚂蚁消金的百亿增资计划就已经获得了重庆银保监局的批准，注册资本从80亿扩张至185亿——国资与实体产业资本齐齐入场，已是风声落地的前奏。
同在1月7日晚间，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释放出重磅政策信号：
14家平台企业金融业务专项整改已经基本完成，少数遗留问题也正在抓紧解决。后续将实行常态化监管，鼓励平台企业合规经营，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一锤定音，江湖已清。
跋
1953年春季，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8月，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中指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该文件在1956年2月由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并确认为正式决议。
决议指出：
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任重而道远，行稳方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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