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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皓阳:请给基层松松绑吧

2022-12-02 11:12:37  来源: 大浪淘沙公众号   作者:赵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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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毛泽东

  毛主席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当时生产任务、征粮指标层层加码压向了基层公社、生产队,所以老人家用非常通俗俏皮的比喻,让大家理解基层工作和普通农民的负担与困难。毛主席这是带头否定了“既要……又要”的两难困境,表示从来就没有这样的道理嘛。

  自从疫情一开始,基层就是最累最辛苦的,什么琐碎的工作都要他们去做。然而最近情形又变得恶化了,基层与上级关系,基层与百姓关系,都变得非常怪异了起来。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对于如何防控疫情,上级基本不会下达特别明确的指示了,基层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没人跟他们把话说明确,所以只能靠猜,工作量一点都不少,猜错了还背锅。

  最典型的,疫情爆发之初下达通知,都是“红头文件+公章”的形式;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文件也不发了,改微信群群发通知;再后来群发都没有了,改语音电话或者语音群聊通知,说是怕被截图发到网上。那基层就天天神经紧张等电话,生怕错过一个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

  不给明确通知和指令这种事,负面效应在近日集中爆发。小区封控,居民向居委会要说法,但居委会永远接到的是上级的口头命令,怎么能服众呢?于是居民指责居委会滥用权力封小区,但是居委会本身就忙得焦头烂额,人家闲着没事随便封你小区啊,还不是街道下来的指令?而街道也往往是更上级的“口头通知”,所以最终矛盾层层转嫁到了最终执行者和居民身上。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基层工作人员,他给我讲前一阵他负责的有小区封控,为什么要封不知道,是上级下达的指令(后来还是从其他渠道,得知是有十混一阳性了)。但是居民要相关文件,因为上班请假得用充足理由,毕竟公开信息我家就是低风险地区,得拿红头文件才能让黑心资本家不扣钱。

  开始居民还是很善意的要封控文件,但是拿不出来,居民就越来越焦躁,你一不说理由,二拿不出文件,这不明白了就是自作主张层层加码吗?于是说的话也越来越重,到了晚上直接开始骂街了。

  我这朋友逼到没办法,夜深人静一上头,直接P了一份文件丢群里,街道办事处的大红抬头,但是没敢P公章。他后来跟我说其实他事实上已经犯法了,但P公章可能罪加一等,他实在不敢。第二天去上班魂不守舍,不过他们居委会一大妈人挺好的,跟他说不会有人追责,就算真出了事,就说是我干的,反正我快退休了没人能把我怎么样。

  我这位朋友一直善良谨慎、任劳任怨,疫情三年就没一天正点下过班,忙街道防疫、给居民送物资、应付各种检查,还要填海量的、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表格。就这,除了居委会的前辈们,就没人给他的工作任何一点有力的支持,把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基层工作者逼到伪造文件的份上,究竟是谁的过失?总不能说怪疫情吧?

  最近基层与老百姓的对立逐渐加剧,很多地方居民开始“自主解封”,这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开始还是人民有理有据,反对层层加码;现在开始越来越变味了,很多明确的高风险地区也开始组织冲卡、自主解封。上级不给基层明确的指示和支持,那基层面对这种情况,也就开始“躺平”了,你冲就冲吧,反正我没文件,找谁谁也不支持我,我总不能说领导给我口头交代的吧?这最终的恶果就是左右横跳、矫枉过正,疫情只能进一步失控。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可以以小见大。现在是“既要……又要……”,这就要基层很难办,因为话好说,实践起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古人云:“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个很简单的道理讲明白了——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头兼顾。但是偏偏基层上负担了“既要……又要……”的责任,怎么干都干不好,领导和百姓总有一头不满意。这种两难境地之下,最终只能导致基层开摆。

  还有一个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前几天有些地方忽然取消了核酸,或改为进小区做核酸。然后有的社区积极一点,就把路边的核酸亭给拆了。我另一位朋友就是某个“积极社区”的工作人员,结果核酸点拆了之后,隔两天又恢复了,又得重新装回去。他们社区就被友邻社区偷偷嘲笑,说“瞎响应”“没有经验”。

  我这位朋友跟我讲,他们之所以拆核酸点是因为想重新安装进小区里,因为这些天气温骤降,在小区做核酸的防疫人员太冷太辛苦,所以想把街边的核酸点拆了装进小区里,至少能给防疫人员挡挡风寒。结果忠实执行上级指令、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层被嘲笑,真正老油子躺平、笑看政策左右横跳的人反而站在了智商高地。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琛。

  所以基层是最容易被甩锅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上级领导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分担一些基层的压力。别的不说,至少明确指令,规范一些条条框框,科学决策出“既不层层加码,又不一放了之”的种种细则出来,让基层工作一切有规可依,而不是只能通过猜测、揣摩上级意见去工作,这就是对基层最大的支持。

  当然,也必须承认,有一些基层工作者素质较差、官瘾很大,拿着鸡毛当令箭,借疫情之由大发官威——但这毕竟是少数。就像我上一篇文章中写的,坏人也会混入人民群众之中,无产阶级也有堕落为流氓无产阶级的落后分子,居民中也有无理搅三分的老油子。虽然总是强调这些都是少数,从数量上绝对超不过整体的5%,只是但凡出一个,观感就很差,能让你恶心好几天。

  5%“坏的”基层工作者,比如著名的“软肋书记”,“找个黑地拘他几天”“孩子是他的软肋”——如此平静地说出这些话语,简直令人齿冷,让人恍惚间怀疑这到底是基层干部,还是扫黑除恶的漏网之鱼?

  还有很普遍的例子,一些人穿上了“大白”的防护服,就好像穿上了一层“保护罩”,恣意挥洒着权力带来的野蛮和人性之恶。看到过很多语言暴力甚至肢体暴力的视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为了本文的安全就不具体贴了。从三年前到现在、大江南北都有,说明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只要基数上来了5%的坏分子也很吓人。

  同理,5%的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巨婴也很恶心人,尤其最近几天,看到了很多辱骂防疫人员、核酸检测人员的事例,你说骂人家干什么?人家能决定什么呢?核酸公司确实有造假,确实有官僚和资本在背后大快朵颐,但是关人家工作人员啥事呢?人家也没多挣一分钱,还有好多是义务加班、被拖欠补贴。

  我经历过的,居民跟基层最严重的冲突,就是在消弹窗的场所。北京健康宝这个弹窗,机制其实挺迷的,经常会有“误弹”的现象。消弹窗的主要工作在基层,这就给本来工作量很大的基层又平添了海量的任务。我消过两次弹窗,都是“误弹”,每次去居委会门口都排着老长的队伍,这就意味着本身宝贵的基层人力,相当一部分都用来弥补程序一刀切的工作失误了。

  而且北京大爷大妈们嘴都挺毒的,无理还能搅三分呢,得理更加不让人了。我一次消弹窗的时候,前面是个北京的老大爷,跟工作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说争吵其实是老大爷单方向输出,居委会的小年轻解释一句就被大爷打断施法,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碾压了小年轻之后,大爷还意犹未尽,还冲着我们排队的人员发表了一番演说:“得嘞,咱在这京城活了几十年,头一次遇到不让出门这事,今天把你关家里,明天就得把你关牢里……”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机对着后面排队的人们招呼:“给老哥几个看看啊,弹窗,嘿,还是个3——就这玩意让咱坐了牢了……”然后又远远地对准了正在登记弹窗的工作人员:“有些人啊,就是想当狗,咱也不知道当狗有什么好的,是狗粮香吧……”然后有老街坊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他劝走了。

  讲道理,这个弹窗也不是居委会给谈的,甚至弹窗什么机制我问他们,他们都不知道纷纷摇头。但是消弹窗的工作交给他们了,就相当于变相承担了防疫不太精准的向下压力——老百姓浪费了很多时间消弹窗,耽误了很多既定日程,肯定不满意;本来就紧缺的基层人手,又要承担一部分额外的工作,也很委屈。

  之前我分析过外卖骑手和用户的矛盾问题,在本文中一样适用:资本凭借其优势地位,成功把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和骑手,本应反思大公司吃人吸血的问题,然而终究还是上演了“无产阶级斗无产阶级”的戏码。

  为什么外卖小哥频频违反交通规则,很简单——超时了要罚款。这就是大公司和其背后资本的强势之处了:从生产的维度上讲,通过控制成本,把外卖员的数量定在将将够用的水平,让他们不得不拼尽全力冒着危险才能完成所规定的工作——这跟一百年前的血汗工厂是一个套路,把劳动者剩余价值榨到最大化,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管理”。

  从消费的维度上讲,大公司和资本可以转嫁风险和矛盾,比如超时配送,罚的是外卖员的钱;快递投诉,不用问直接罚快递员。反正资本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不会吃亏:本应是剩余价值剥削过度、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转移到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让你觉得是外卖员服务不好,让外卖员觉得是你太苛刻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是背后的庞然大物在吸取双方骨髓。

  现在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各地财政都开始紧张了,除了北上广深这些家底厚的大城市,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拖欠一线防疫人员补贴的现象,很多地区通过让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下班义务劳动,来去填补基层防疫的缺口。这就真应了毛主席“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的吐槽。

  三年防疫,基层的弹簧也快被撑得丧失弹性了,为了未来国家长治久安,为了给国家留住一大批负责任的基层干部,是时候要给基层松松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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