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印度化”，只在我这篇作文中有用，别在外引用。
一个地区他的文明开化非常早，相比同期其他地区相当发达，但他始终处在中国学者常说的“邦国”阶段，别说帝国，甚至连“王国”阶段也未曾到达过；他要超越邦国到达王国或统一帝国阶段，总是在遥远外部力量（大多是北方势力）介入下才到达。
我这个定义是否符合印度地区或国家，八九不离十吧？历史确实如此，印度地区的文明启现非常早，“哈拉帕文化”始于五千年前，“摩亨佐•达罗”更早，这两个文明都已发达的城市文明阶段，同期其他大多数地区都还茹毛饮血，但他进入王国是在北方雅利安入侵下完成的，比如列国时期和孔雀王朝，以后多次也是在月氏人、嚈哒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统治下才保持王国状态，这些外来人血统一旦稀释，又呈现邦国部落阶段，最近一次印度统一，确实是在遥远的英国殖民下完成的。是故史学界一直有一个说法：历史上的印度只是个地区而不是国家，我就把这个现象称为“印度化”。
事实上这并非印度地区独有，而是欧亚大陆低维度地区普遍呈现，比如两河流域、埃及、伊朗都如此，与印度地区高度的相似性，这些地区的文明开化是相当早的，都是超过5000年的（我们华人对5000年非常有感情），甚至6000千年、7000年，他们的统一国家形成确实是在晚期更北方势力介入下才完成。
中国其实也是如此。我们华人只记得5000年文明，事实上更早，八十年代几次考古证明起源也相当早，也在7000年以上，比如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高庙文化等。虽然大家对“文明”的定义还有不同看法，但不妨碍对事实的认知，他的文明开化要早于同期其他地区，甚至高庙文化的范围非常广，湖南、黔东南、广西、广东部分地区都是这种类型，但他属于早期邦国时期，学术界常说的“满天星斗”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直到再晚两千年后的黄河文明崛起向南辐射，才逐渐走向王国阶段和秦统一，这可能也是学术界常说的从“满天星斗”走向“月明星稀”吧？
因此这是个普遍现象，是欧亚大陆低维度地区普遍呈现，他有内在原因，内在规定性；关于他的解释可能是多元的，地理禀赋、文化生成、种族和迁移，但我以为绝非一两个偶然原因所能解释，是个综合原因。
这个现象两千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可能也看到了，他似乎也不解“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南方明明更有统一条件，可偏偏“让给了”北方。而司马迁看到的这则现象又被他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一再证实：南方或东南方向经常是实力超过北方，不管是军事和制度实力、经济和物质实力、文化和精神实力，南方经常超过北方，更有条件由南而北统一华夏，但实际进程经常是由北而南，大多数是这个方向。
如果司马迁活到今天写世界历史，可能更会奇怪这个现象。可惜司马迁没有留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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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读到一篇文章，《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先生的《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不愿意打仗》，他的标题首先就吸引了我，点明观点，你非得要读下去，思想一下，你非得要评判一下，对不对？
吉迪恩·拉赫曼先生言简意赅，文章并不长；可是历史上的中国是个战争的国度，战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不仅是今天意义上的“内战”，而更是“外战”频繁，第一个进入文字历史的“商”就做两件事：战争与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百年前挖到的甲骨文证明此言不假，又比如与匈奴的战争就持续几百年，最终击溃驱赶到欧洲，又比如与突厥的战争，与蒙古的战争，与辽金、满的战争，这大大小小的战争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并且战争意志强烈，战争文化深厚而丰富，怎么就说“因为它不愿意打仗”呢？
迪恩·拉赫曼先生此言又不假，他是对当下中国的部分画像，可这个画像并不一直存在，而是宋元以后逐渐形成，对这个画像的解释，我以为就可引用前面的观点：这是欧亚大陆普遍现象，低维度地区普遍呈现“印度化”，宋元后的中国也呈“印度化”趋势。
这里我还需解释一下，所谓“印度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现象层面的含义，我前面关于“印度化”的文字定义就是他的现象层面，其二是他的精神层面，畏战、怯懦就是他的表现。宋元以后虽然保持着统一国家形态，无论汉族主导还是少数民族主导，他仍保持统一国家形态，主导集团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来自北方，但政权逐渐南向化过程中，精神意志也逐渐南向化，就是我此处所说“印度化”。
是的！国家形态上固然保持着统一帝国形态，但精神意志上逐渐“印度化”。这就是我今天读吉迪恩·拉赫曼先生这篇文章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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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可以改变扭转，或者减缓他的进程呢？
我既然红坛安家，那就肯定不缺信心，我坚信可以改变和扭转他，至少可以减缓他的进程。
关于文明进程有两种哲学观，第一种是自然主义哲学观，认为人类文明进程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是自然的函数，这种自然包括地理纬度、气候禀赋、人口因素等诸如此类；第二种是意志论，认为有一种客观存在的“意志”主导着人类文明进程，人的意志也是某种意志，人的意志外化成“上帝”也是，属于更高级的意志，自然存在中的某类意志（比如交感巫术中的“灾异祥瑞”）也是。
这里顺便说一下，道家语境中的“自然”并非花花草草那种纯自然，他是纯自然与神秘意志耦合的自然，与马克思思想中的“人化自然”可能具有某种相通性。
最近正在对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大部分人都是无用的，因为世界不需要很多人同时思考”进行批判，吴晓波正好可以给今天的观点做注脚：
宋元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印度化”，一个显著的，被后人捕捉到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充斥着两种类型的人物：
第一种是吴晓波这种类型，他们占据精英话语层次，运用一套话术主导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国家命运，并且他们自我意识中也认为是国家精英。
第二种是实际权力执掌型，他们仍然保持些许来自北方统治者的外形，看似凶悍，但大都沦落到口头，嘴巴上凶悍，在弱者面前凶悍，实质上怯懦畏战，在强者面前立刻疲软，一付典型的、百姓口中“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形象――这付形象在满清统治者比如“八旗”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确实是宋元以后中国社会显著，且被后世捕捉到的社会败象，社会精英和统治者充斥着这两种类型，比如明清之际外部传教士大批涌入，就观察到这个现象，被他们记录到文本中传回到他们国内，大量的明清笔记更是实录到这个现象，这在宋元以前是不存在或不显著的，宋元以前强悍的民风民俗再也难见于明清笔记实录中，吴晓波仅凭一直笔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种类型在宋元以前确实很少见，而宋元以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弱者面前凶悍而强者面前怯懦，更是招致近代西方列强一波又一波侮辱的重要原因。
这两种类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文”与“武”交替两手，某种统治术，而是宋元以后统治者性格逐渐“印度化”的具体表现，并不是真的存在泾渭分明的两类；某种人可能身兼两种类型，某个场景场合下，可能利用话语术，类似吴晓波类型，某个场合下又展现出弱者面前凶悍而强者面前怯懦的“八旗”相貌。满清末期这个相貌非常清晰。
是的，宋元以后这个现象非常显著，被后世或外来者观察到、记录到，当然也是个逐渐强化的过程。机理上我就是认为：中国人口94%集中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历史统计一直维持在这个比例附近，并且宋元以前文明活动中心南北界限非常明显，主要在长江以北，无论经济活动还是文化活动，此地民风民俗强悍，宋元以后活动中心逐渐南移，来自北方的统治者面向更为广阔的南方，自己也逐渐南方化――也即我此地所说“印度化”。
既使今天，胡焕庸线以东民风民俗性格南北差异仍然显著，北方地区民风民俗性格强悍，南方地区民风民俗性格懦弱畏战，而南北交汇地区的长江两边一个较宽阔地区则介于两者之间；遇事争斗，其“凶悍性”往往表现在嘴巴上，不停的打嘴仗，其心里意念就是期望对方示弱，而北方遇事争斗，往往直接就动手开打，南方遇事争斗，双方大都会朝“息事宁人”方向，大家似乎都“懒”的去“斗”。
宋元以后，胡焕庸线以东长江两边一个较宽阔地区内，进入中国统治阶层的人数比例逐渐增高，这个地区的文化在国家版图上的比重逐渐提高，这都是有历史统计数据的，这直接牵引引起了中国文化性格的嬗变。
是的，既使今天，胡焕庸线以东南北民风民俗性格差异仍然显著，既使汉族内部也是如此，反映在文明演化由北而南进程上，宋元以后中国民风民俗性格的“印度化”是客观现象。当然我今天说话是特指针对的，是针对吉迪恩·拉赫曼先生的《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不愿意打仗》有感而发，千万别扩大我说话的含义，也别其他地方引用。
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是可以改变和扭转的，至少可以减缓他的进程。普遍性中又有偶然性，欧亚大陆低维度地区普遍呈现“印度化”是普遍现象，但在中国他又有偶然性和具体性。
既使普遍性，融入现代世界文明后，他又会呈现与以往不一样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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