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共富论”取代“红利说”
何干强
内容提要： 红利，正被许多人用来阐释改革成就，宣扬改革目的，这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红利说”是资本、土地拜物教观念的表现，是不科学的；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就应当用“劳动共富论”或简称“共富论”取代“红利说”；绝不应当放任这种话语成为经济领域的主流思想舆论。
关键词： 共富论 红利说 价值观
“红利说”值得关注
最近，在舆论传媒中，“红利”话语悄然出现，频率越来越高。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了土地红利、外贸红利、人口红利，但是如今这种红利越来越少，下一步要靠改革取得红利；也有人说，原先的改革红利潜力到头了，下一步要靠城镇化红利、人才红利。红利，正被许多人用来阐释改革成就，宣扬改革目的，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舆论倾向，这种倾向可以概括为“红利说”。
如果有人把红利偶尔作为一种比喻使用一下，无可非议。不过，那么多经济学家带头说，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跟着这么说，导致“红利说”形成某种时髦，这就很值得关注。
红利，原本指股东从股份公司可分配利润中分得的股息收入或一部分利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地揭示出，红利是非劳动收入，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那就是剥削收入。红利概念有时在一定程度上被引申使用，例如，过去集体所有制生产队的社员，在工分收入之外，还可以“分红”，但是这种“红”本质上不同于红利，属劳动收入。目前形成舆论倾向的“红利说”，显然不是指过去社员的分红收入。
从报刊论文中的诠释，不难看出，所谓人口红利，是指给农民工低工资而获取的利润；所谓外贸红利，是指主要用低工资这种低成本的产品出口而获取的利润；所谓土地红利，指低价使用土地使用权而获取的利润；而所谓城镇化红利，是指主要通过城乡置换土地使用指标、扩大城市工商用地而低价使用土地的利润；所谓改革红利，无非是要从体制转换的本身中获取利益，足见种种“红利说”，都是在非劳动收入的含义上使用“红利”概念的；至于红利归了谁，则深藏不露。
这样看来，我们就不得不对“红利说”，做认真辨析了。因为这关系到当今中国用何种价值观对思想舆论进行导向，直接关系到振兴中华的理想或“中国梦”是否成为现实。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然而“红利说”，却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领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毫无顾忌地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这样判断，一点也不冤枉“红利说”。
“红利说”宣扬不劳而获的价值观
种种“红利说”，不论说话者本人是否意识到，它们确实暗含资本主义价值观或资产阶级价值观。因为“红利”属于拜物教观念。拜物教这个概念是马克思首创的，有些人把它的含义理解为对物的崇拜，这并不准确；它的科学含义是，在商品生产社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人们直观地看经济现象，会形成错觉，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属性，张冠李戴地看作自然物质本身的属性。例如，商品交换源于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实际上是人们用不同的具体有用劳动，按其中凝结的等量抽象劳动来相互交换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但是，在外观上，商品交换却显示出商品使用价值的物质本身就具有社会交换的属性，人们直观地反映这种外观，就会产生拜物教观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客观存在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和土地拜物教四种拜物教形态，这些反映到人们观念上，就形成四种拜物教观念，它们当然都是不科学的观念。不过，后两种观念与前两种观念有本质区别。商品拜物教观念、货币拜物教观念在任何商品生产社会都会产生，不属于剥削阶级观念；但是资本拜物教观念和土地拜物教观念却不但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觉，而且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观念，因为它们认为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收入，直接来自资本和土地的物质本身，否认它们实际上是不劳而获地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收入。可见，“红利说”就是资本、土地拜物教观念的表现。其实，目前流行的“红利说”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相通的。后者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渗透上述四种拜物教观念，因此是不科学的，并由此具有表面性、主观性、片面性、虚伪性和辩护性。
可见，即使作为一种比喻，用“红利”来阐述改革成就和改革目的，也很不恰当。我们改革的真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简单的投资行为，更不是非劳动的行为。说改革中获得了各种红利，无异于说改革的成就属于不劳而获。凡是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科学的学者，都确信一个真理，土地、外贸、人口、城镇化、人才、改革，它们如果不与生产劳动结合或不通过生产劳动，就绝不能生产出红利。红利是价值化的物质财富，它的分配必须以生产劳动创造出价值财富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财富的增长，都是生产劳动的结果。价值财富的实质是劳动的凝结，因此，改革以来的财富增长，都是包括知识分子、管理工作者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红利”说却暗暗地否定了这个真理。
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就要坚持“共富论”
我们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就应当用“劳动共富论”或简称“共富论”取代“红利说”。使用“共富论”这个简要提法，是为了与宣扬不劳而获的“红利”说作对比；它有利于在经济改革和发展领域，更好地遵循党的十八大精神，发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坚持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的正能量。
“共富论”主张，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领域，把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的科学原理紧密结合起来。就是说，要遵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收入分配的基本原理，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认真实践劳动人民当家，弘扬劳动光荣的社会风气，动员中华民族同心协力、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
“共富论”强调在深化改革过程中，用劳动实现共同富裕，这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代表了劳动人民根本利益和心声的；而“红利说”却与此相反。尽管说，现阶段红利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到银行存款可得到利息，投资入股可以分得红利，股息红利比银行利息还会高一些。但是，红利的本质是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这一经济现象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阐述这一本质的经济学原理绝没有过时。当今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主要靠勤劳致富，而不是靠红利发财。一般群众即使去买一点股票、存一点钱，那也只是从属于自己劳动收入的少量额外收入。
毋庸讳言，主要靠“红利”不劳而获、大发其财的人是有的，那是官商勾结玩“空手道”倒卖国家土地的投机者，是占取土地级差地租谋暴利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是“暗箱”操作股市和炒作股票的投机者，是在公有制企业“私有化”改制中变公有资本为私人股本的“老板”，是收受贿赂的贪官等。可见，“红利说”倒是比较符合这些人的发财的事实。显然，不能把一般群众买点股票、存点款取得的红利、利息与这些靠“红利”暴富的少数人混为一谈，更不应以一般群众得些红利为“红利说”做诡辩。
所谓“通过改革获取红利”的说法，实际上只能起到淡化党中央提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个正确方针的作用；还会让人把中国的改革与导致原苏东国家亡党亡国的那种“改革”联系起来。当然，某些“精英”说，你批判“红利说”，这是“仇富”。然而试问：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对这种捞取不义之财的“富”为何不能“仇”？宣扬“红利”说，人民群众自然就会联想这些捞取不义之财的人。劳动人民对“红利说”反感，不爱听，这完全正确。我们的舆论阵地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就应当大力宣传“共富论”，阻止“红利说”！
着眼于促进共同富裕的改革才是正道
在唯物史观看来，“红利说”不过是经济现实在人们思想上的理论表现。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对“红利说”反映了什么经济现实问题做一些分析。所谓“如今土地红利、外贸红利、人口红利越来越少”、“原先的改革红利潜力到头”等，这其实反映出，多年来某些决策部门受所谓现代经济学其实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影响，放任企业实行私有化“改制”、把住房制度改为“私建私有”（在国有土地上让私商建房、私人购房），导致贫富分化、结构失衡等严重后果，这些措施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到了用旨在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的真改革、好改革来取代这类伪改革、错改革的时候了。这些说法还反映出，经济学领域某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诸如：“私有产权高效论”、资本土地等“要素创造价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商品论”等，已经被现实撞得粉碎；宣扬这些观点的“学术权威”如再不对照现实做理论反思，就要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庸俗经济学家”的耻辱了。“红利说”所谓下一步“要靠改革取得红利、城镇化红利、人才红利”的说法，如果依旧搬用拜物教观念作为指导思想的话，那么，后果必然是被广大劳动人民所唾弃。因为劳动人民处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最懂得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已经越来越明白，让少数人得红利暴富的改革，绝不会给自己送来共同富裕；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着眼于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的改革，才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道。可见，为了落实党的十八大强调的科学发展、共同富裕，就得毫不犹豫地抛弃“红利说”。
党的十八大要求“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想舆论，理应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的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在国内依然存在私有制经济的今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自觉地、能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去战胜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改革大潮中，这在经济思想领域尤为重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红利说”暗含的不劳而获的价值观，发出的是侵蚀民族精神、腐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铜臭”和负能量，因此，绝不应当放任这种话语成为经济领域的主流思想舆论。
（201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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