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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 关于左翼、儒学与领导权问题:批判性政治视野的几个认识台阶

2022-09-29 09:32:2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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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早就成为一个腐朽堕落的制度,其生存仅仅由于对手的弱小;而各路左翼思考的缺陷和短板,显然就是“资本主义幸存于对手弱小”的一部分体现。从儒家的“左眼开”政治观察方法入手,对照孙中山先生走过的政治弯路,才能够看到革命导师毛主席的认识突破所在。从历史和前人身上学习,是少走弯路和节约认识成本的关键。

  一、人类最后觉悟的难点

  左派的基本问题,大多数是堵在“最后觉悟”那堵墙之前,翻越不过去,或者自己拒绝翻墙过去。王明式的纯左派,还在不断地自我复制,原因就在于走不出“文化资本决定论”这种“知识的小生产”本能局限,然后,就以自我的文化资本得到承认为中心,把左翼的理论方向——阶级觉悟提升与集体理性形成过程——扭曲为小资的“文化资本”积累、推销与接受过程。

  左派的觉悟难点与短板,算是人类最后觉悟所遭遇到的共同困境,当然,首先和主要是体现在被堵在最后觉悟高墙之前的那群人身上。

  然后,一些走极端的纯左,还往往把知识的小生产本能,贯彻到底,丧失了对现实和历史的必要敏感度,最后变成了不读书不看报,作茧自限的民科:一个人沉迷于构建无穷无尽的体系和套话,与阶级觉悟和集体理性形成过程都彻底脱钩了。

  二、先秦儒家的“左眼开”视野——作为儒家盲点的领导权

  孔孟不是左派,但看问题则具有一种“左眼开”的全局视野,孔夫子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是结合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去看待统治地位稳固性问题;孟子说到“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把统治者得罪老百姓视为最强大的反对力量形成机制。毛教员也说过,“人愈穷才愈要革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看起来是对孔孟思考的再发现。

  但是,毛教员与他们的关键区别,在于有没有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视野;孔孟试图在统治者的自我修养中间培养德性,由内圣而外王,以个人德性为支撑点去寻求阶级矛盾的协调,还往往摆不脱精英主义的局限,因此,他们的“左眼开”就停留于一种基于阶级相互关联的全局认识方案,而拒绝寻找必要的实践路径和实现方法。

  在1980年代开启的告别革命中间,党史重写潮流,是把土地革命的政治内涵取消,宣扬一种纯粹的物质刺激解释框架——给农民以土地就能够得到群众拥护,还说这样就体现了党代表人民利益,这个解释框架的逻辑缺陷多多,后来在秦桧吴思等公知手上,这个解释路径就继续发展为——革命是忽悠穷人去瓜分富人的土地财产,并以此绑架农民参与革命。

  另外一个思路,革命首先是政治领导权的建设,是提高群众觉悟和组织能力——这两项加起来就是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这个情况下,劳动群众能够认识到旧社会不给穷人出路,还能够组织起来批判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间,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地位,仅仅是与群众的觉悟过程和组织能力提升联系在一起的,此时,党是内在于群众自己的革命要求和过程的,从来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在这个政治化的思路中间,土改和分田,是一个组织群众和觉悟群众的过程,目的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向地主夺回土地,而党组织只起引导作用,还明确提出要反对包办代替。这就与告别革命的思路相反,在去政治化思路中间,土地革命被说成是给群众以好处,然后获得群众拥护,似乎给钱群众就跟随搞事,这是一种近乎雇佣劳动制的想象力,相应地,党领导作用和地位,就被浓缩为行政领导和自上而下,恩赐群众以好处来体现“代表人民利益”,而非政治上始终与人民一体。

  上述两个思路,是相互对立的,1980年代之后,把物质刺激的作用突出出来,去遮蔽和否定政治挂帅和领导权问题,这是非毛化的政治逻辑所在。从儒家的左眼开,刘少奇的思考盲点,到告别革命的理论支持点,都在于取消或者无视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

  三、党内高层争论中间的资产阶级法权——一种遮蔽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异种”想象力

  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门槛水平的实践形态;而专政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能够得到制度化的守护和解释,这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达到的成熟状态;同时无产阶级也需要一个较高的自为阶级觉悟水准,跟劳动群众相比也是一个彻底觉醒和觉悟的群体,这也是现实社会状况还达不到的。

  如果从领导权视野出发,1975年姚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隐晦地提出了一个复辟派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公有制变成一个空壳;第二步是按资按权分配,然后化公为私;第三步公开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所以,领导权问题才是核心所在,不管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得在这个地方下手,这是一个双方都无法回避的关键节点。由此,姚才能够提前准确预言对手的各个复辟步骤及其宣传策略,因为这些都得从领导权下手,不然的话,连搞破坏都是搞不了。

  四、革命者的批判视野及其认识进步的四个台阶

  如果以孙中山的认识进步为例,可以看到革命者自己需要走过的认识弯路有:从排满革命(驱逐鞑虏)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从五族共和到扶助农工(眼光向下)。然后,在毛教员的手里,才从初步的眼光向下出发,达到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阶段。这样合计起来看,有四个政治认识的台阶,需要一步步跨越。

  孙中山的革命意识,最初阶段是鼓吹排满革命,后来正式一点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意识,是诊断出统治阶级不行,咋看他们都不顺眼,这是认识的第一步,从反对坏人坏事出发,选定目标和努力方向。此时,在政治上缺乏最基本的投入产出分析,也实际上不知道如何积累自己的力量,壮大自己同时消灭敌人,所以,还处在“前政治现实主义”阶段,属于政治的门外汉。

  然后,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就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而到了五族共和阶段,就开始知道革命需要创造一个新的政治基础,如果排满有害于新的政治基础形成,那就不提排满的事情,此时,已经是把新的政治基础再造放在第一位,知道了需要积蓄自己的力量才能够成事,初步有了投入产出的观念,算是踏入了政治现实主义的门槛。

  到了扶助农工阶段,开始知道民族总人口意义上的政治基础再造,并不具有可操作性,而是需要在底层中间寻找新的政治基础再造路径,这个时期算是有了“眼光向下”的崭新问题意识,能够从社会阶层结构内部,去识别动力和阻力,此时,算是政治现实主义的深化——初步学会了划分圈内圈外,以前孙中山长期在会党、军阀和上流社会寻找革命的依靠力量,近似于长期工作于圈外。

  毛教员则处在上述认识进步阶梯之后,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的基础上,从经验提炼出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的观察视野,以群众的普遍觉悟和有组织斗争能力为中心,这两者构成新的领导权。有了领导权的中介,旧社会不给多数人出路的社会势能,就能够经过“领导权”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动能。对领导权的发现和自觉运用,才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升华,算是化蛹为蝶的质变,此后,就知道了如何最大化自己,同时最小化敌人了,革命开始转入正规并逐步走上快车道。

  在五族共和阶段,算是跨入政治现实主义的门槛;而直到意识到领导权的存在及其关键位置,在认识上,才算是站到了革命导师的肩膀上。

  五、纯左的批判彻底性意味着什么

  网络舆论场域的各路纯左,最乐于展示他们的批判彻底性,还汲汲于从反贪官到反皇帝的上升,乐于做出种种统治阶级及其制度依托都彻底不行的诊断,这仅仅说明其批判意识和政治理解水准,还局限于早期孙中山“排满革命”阶段,各种努力还仅仅满足于说统治者坏话(纯左往往想当然地假定群众觉悟和组织能力是说坏话的函数),连独立地寻找和创造自己的政治基础的“五族共和”认识都还没有达成,更不用说实现眼睛向下的扶助农工了。在政治认识上,还有三步台阶,等待跨越。

  以此而论,纯左的狭隘批判意识,是死抱住排满革命的问题意识不放手;然后,拿着知识的小生产本能,想要占据君师合一的个体领导权地位,一步不进一步不退;然后,就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指向各路“非纯左”且长期乐此不疲。应该说,与孙中山相比,这样的批判彻底性,说明纯左尚未跨入政治现实主义的门槛——此时的思考还没有达到再造新的政治基础阶段。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发表前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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