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界理论”是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的。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国由于长期对外扩张，特别是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中，实力遭到削弱，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而苏联则乘机加紧扩充军备，并依仗其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对外扩张。在双方激烈争夺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三个世界理论”正是毛泽东根据这一战略态势做出的论断。
“三个世界”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以及50年代“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的逐渐成熟化，是毛泽东基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总体形势演变，特别是大国博弈和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历史背景，围绕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进行政治思考的结果，他明确指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时造成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它们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从而激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也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大不满。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和控制的斗争，反对超级大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对美国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侧重打击苏联霸权主义，有效地牵制了苏联的扩张主义势力。
由此可见，“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建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变修”为标志出现分裂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反霸反帝思想，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产物，堪称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政治理论运用于国际政治舞台的经典之作，因此被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视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武器和指路明灯。
“反霸反帝”的另一层含义是“反殖民主义”。在主流语境中，殖民主义是一个久违得让许多中国人感到陌生的词汇。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反殖民主义与反\体制、反对霸权、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一起，掀起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大潮，成为第三世界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那是一个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社会主义凯歌行进，“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一天天烂下去”，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天天好起来”，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但随着“短二十世纪”的结束，这一进程被打断了。中国和世界很快卷进或融入了现代化的发展主义浪潮，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詹明信的后殖民文化理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了学术界的抢手货，新自由主义更是成了主流知识界所向披靡的超级理论武器。与此同时，殖民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全球化进程，摇身一变，开始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开新一轮的经济入侵和文化入侵——这一招比二十世纪前半期和十九世纪以前的“坚船利炮”更奏效，而且冠冕堂皇，因为它有一个很漂亮、也很拉风的名号——全球化。（拙作《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
直到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和曾经被划分为“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都深陷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预言的不同，全球化时代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不只是经济入侵和文化入侵，同样伴随着“坚船利炮”的战争威胁，其惨烈和严酷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战争频仍的二十世纪；从美国入侵伊拉克、阿富汗和北约对利比亚、叙利亚的入侵，到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都是这种战争的表现和延续。
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阶级政治角度，美西和俄罗斯的冲突，都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之家的利益争夺所导致的结果，不能因为俄罗斯是弱于并遭受美国打压的次级帝国主义国家和俄是中国的“盟友”，就否认这一事实，西方左翼所谓“不同国家工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在趋同，不同国家资本之间的界限也在消弭。迎接我们的将不再是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考茨基所预言的资本主义联盟。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斗争，将在空间上更加统一，而不是因地域而分化。在这样的预期之下，短期内劳动者就更应该聚焦于资本主义内的改良斗争，而不必担心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妥协所伴随的国际战争，因为去地域化的资本已很难如此转移矛盾”的观点，实在是过于幼稚。
中国的民族主义左派（以下简称“民左”，参见拙文：《俄乌之争：要么民族主义，要么自由主义？》）同样犯了这样的幼稚病，他们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国家主义逻辑，十分武断地赋予俄发动对乌战争的正义性，并且用“三个世界理论”进行包装，以图获得道义上的正当性，比如他们在批评拙文《俄乌之争：要么民族主义，要么自由主义？》时说：“普京所启动的旨在解放乌克兰人民，维护俄罗斯的统一和安全，摧毁美西在此建立的为害全球的生物实验室等的战争是自卫战争，是正义的，革命的。普京是在为全人类的安全而战。支持普京，就等于支持我们自己。”他们不仅认为俄对乌军事行动是正义的，而且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将俄罗斯和普京塑造成了人类福祉与世界公正秩序的维护者和拯救者：“站在建立全世界人民立场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立场，支持俄罗斯打败霸权主义及其走狗乌现政权，是毛泽东思想在这场战争中的具体运用。”还有人认为：“俄乌之战，为俄罗斯，为中国更为全世界弱小国家，提供了一个百年难遇的机遇，那就是以此为开端，以中国、俄罗斯等国为核心梯队，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反霸联盟，从而促进人类走向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等。这些论调不仅显露出某些“民左”对二十一世纪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极端无知，而且漠视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和无产阶级曾经拥有的国家权力被资产阶级以各种名义剥夺，世界业已沦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残酷现实，沉浸在国家主义营造的意识形态幻觉中，“错把梁州当卞州”，全然忘掉了马列毛主义关于国家和阶级的教导。
列宁曾经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国家在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因此，列宁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中国的“民左”却完全无视俄罗斯作为次级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狂热地支持俄乌战争，这不仅与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中的立场南辕北辙，而且是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再次证明了我的观点：“抛弃掉马列毛主义‘总体理论’的民族主义左派，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树，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只能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他们连“天下大乱，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这样简单通俗的社会历史逻辑都不懂，一头扎进自己阶级的对立面而不自知，而且宣称：“我国确实存在着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这是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的伟大力量。这个革命大军的根本标志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帝修反作坚决的斗争。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或红色战土。这个队伍是宏大的。而且越来越大。”他们这样说时也许是真诚的，我也毫不怀疑他们对马列毛等无产阶级导师的朴素感情，但他们想没想，这支所谓的“革命大军”，恰恰是正在以为俄乌战争摇旗呐喊的方式，背弃革命导师遗训的他们自己呢？
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1848年，法国革命历经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后的结果，却是波拿巴独裁统治的建立；同样，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高峰跌落低谷四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其意识形态从物质和精神上对人民不断进行欺骗和控制，阶级剥削和压迫日趋严重，帝国主义为了扩张势力不惜发动战争，越来越威胁世界和平，仍然视自己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民左”，却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和阶级自觉，在国内政治上一日复一日地寄希望于所谓“左转”，在国际政治上指望俄罗斯这样的次级帝国主义国家及普京这种新沙皇式的政治强人遏制美国，为“民族复兴”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不知不觉充当了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吹鼓手和资本权贵集团的维稳工具。民左们这种吊诡的姿态，总给人一种没有摆正自己位置和拿错了剧本的违和感，使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位长工在地主家干久了，渐渐把自己不当外人，竟然跟地主称兄道弟起来了。”
这个长工有点像中国的民左。我想，如果马列毛在天有灵，会不会像海涅那样，发出“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慨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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