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二伯5

　　（六）

　　抗战胜利之后，我奶奶接到过大伯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驻防威海期间结识了一位当地姑娘，两人已成了家。奶奶听到这消息，并不感到吃惊，生逢乱世，九死一生，孩子能活着就好，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对眼前的儿媳妇说，但事情来了总得解决，思虑很久，奶奶终于给儿媳妇说了实情。果然，奶奶话刚说完，大伯母嚎啕大哭，吓得她七八岁的女儿也跟着哇哇哭起来。奶奶知道这时候对她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于是抱起小孙女默默地走了。

　　此后两天，大伯母把自己反锁在屋内，饭也不吃，喊也不应。

　　奶奶怕出事，但也无可奈何，有时搬个小板凳，坐在儿媳妇门外，不停地劝解着。

　　第三天上午，大伯母的房门打开了，她梳洗打扮的干干净净，两只眼睛红肿着，走到奶奶面前，从奶奶怀中接过女儿，对奶奶说：“我要去找他。”奶奶下了一跳，忙对她说：“那么远的路、那么大个地方，你缠着脚怎么去？上哪儿找？再说日本人刚走，局势还不平静，你去了我们也不放心呀。”

　　“那就等，我等他回来亲口告诉我，看他还要不要我们娘俩？”大伯母坚定地说。

　　接下来，国共对决，老蒋兵败退守台湾，两岸隔绝，大伯失去了音信。

　　大伯母这一等就是三十多年，直到她1982年冬天去世，也没有等到她心心念念的那个人亲口对她说出那句话。不过，让她欣慰的是，她一直坚信，她的男人没有死，还活着，总有一天会回来看她的。

　　这期间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是奶奶告诉我的。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是重要战场，国共双方都有军队经常从村里经过。每当国军来村里时，奶奶就把大伯的照片放在屋内显眼的位置，国军士兵看到大伯的照片，也不抢粮要钱了，也不抓丁拉夫了，简单地问几句话就走了。共产党的军队一般不进老百姓院子，如果进院来了，一定是借什么东西，说话非常客气，奶奶就问他们：“认识我儿子吗？也是你们队伍上的。”对方问她是哪支部队？奶奶也说不清楚，对方笑着答应帮她问问。他们借的东西用完也很快就还回来了。

　　（七）

　　二伯随解放大军一路南下，在部队认识了一位青岛籍姑娘，两人结了婚。上海解放后，二伯母转业到上海金融系统工作，二伯在华东军区后改为南京军区的部队机关，两人在上海安了家。1956年7月南京军区一部和福建军区合并成立福州军区，二伯从上海调到福州军区工作直到离休。

　　二伯对我奶奶很孝顺，解放初期，就把我奶奶接到上海，一方面帮他们照看孩子，另一方面也是觉得城里条件比农村好。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奶奶年纪大了，坚决要求回农村老家，二伯劝也劝不住，只好把她送回来。我后来听二伯说，奶奶是害怕在上海死后火化，所以坚持要回农村。

　　奶奶从上海回来后，二伯每月都给奶奶寄钱和粮票，有时也寄些奶粉、饼干之类的东西，一直到奶奶去世。

　　我父亲兄弟姊妹7个，除他两个姐姐嫁人外，其他四个哥弟都在外面工作，就我父亲一人守着老家。他不仅要操持自己的家，还要照顾大伯母和她的孩子。

　　我大伯母是小脚，干不了生产队的农活，也就挣不了生产队的工分，我父亲就把我们家的工分匀给她，这样她就能分到足够的口粮。大伯母也会帮我们家看孩子、做饭、做点其他家务。

　　大伯母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姐长大后嫁给邻县的一位教师，有了孩子之后，大伯母就去给她女儿看孩子去了。我父亲仍一如既往地把生产队分的东西用板车给她送过去。即使分田单干后，我父亲帮她耕、种、管、收，也没忘记送给她的那一份。

　　（八）

　　我十六岁那年申请入团，那时候入团、入党、提干、参军等，不仅要填写清楚亲属的情况，而且政审也非常严格。我拿着表格问奶奶，大伯的情况怎么写。奶奶想了一会，对我说：你就写死了。当时正好我大伯母来看奶奶，听奶奶一说，立马不高兴了。她对我又像是对奶奶大声说：他没死，谁也不许说他死了。

　　其实大伯死没死，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你说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死在哪里？你说不出来。你说他没死，那他现在在哪儿？有谁见过他？你也拿不出证据。有人确实怀疑他跟着老蒋逃到台湾去了，但你若仔细问他，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能写他死，写他活着又说不清。我感到为难，就去问老师，老师给我出了个主意：不再写大伯二伯三伯，把二伯三伯写成伯父就行了。

　　过后我想，奶奶并不是咒她儿子，实在是她大儿子给家庭带来了太多的麻烦。

　　我奶奶说，我二伯的官职一直提不上去，就是因为他有个当国民党的大哥。那时两岸对峙严重，与台湾有关系确实是大忌。

　　大伯的女婿也就是我那个做教师的堂姐夫，多次申请入党，一到政审就通不过。原因就是他说不清岳父的情况，直到他退休也没有加入党组织。

　　我大哥高中毕业，是大队团支部书记，青年突击队队长，公社给大队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大家都说非我哥莫属，结果政审时卡了壳，还是因为大伯的问题。

　　每年春节，大队就给我奶奶（我爷爷去世早）发军属慰问信，门楣贴上“军属光荣”四个大红字，但这并没有抵消大伯给我们家带来的影响。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改革开放好几年了，没有人再去关注这些事了。

　　大伯母去世的时候，我正在读大学。听说她走得很安详，那天早上，我堂姐做好了饭，发现大伯母还没起床，她感到奇怪，以前这个时候她应该早就起来了。堂姐走到大伯母房间门口喊了两声娘，没有回音，她急忙推门进去，走近床前，看到大伯母穿戴整齐，躺在床上，好似睡着一般。她又大声喊了几声，还是没有反应。伸手摸了摸大伯母的额头和手腕，已经冰凉了。

　　我不清楚大伯母是否知道台湾已经解除了老兵赴大陆探亲的禁令，报纸上也时不时有这方面的报道。但有一点令所有人都感意外，大伯母去世的第二天，一封从台湾高雄发出经由香港中转寄来的信件递到我父亲手中。收信人写的是我爷爷的名字，收信地址写的是“山东省金乡县城南三十五里xxx（村名）”。从邮戳上看，这封信在大陆已经辗转了两个月之久。邮递员也说，由于收信地址不准确，也没人认识收信人，局里本来准备把这封信退回去，他是抱着再试一次的心理来到村里，正好问到了我父亲。

　　非常感谢这位认真负责的邮递员。

　　这封信先是到我爷爷奶奶的墓前宣读，最后作为陪葬，埋在了我大伯母的坟墓里。

　　【文/李靖，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