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二伯4

　　（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崇尚英雄的时代，课本、小人书、有限广播里、课堂上都在宣扬英雄的事迹。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本家叔叔，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二伯的故事。他说二伯骑着高头大马，手里拿着盒子枪，杀鬼子除汉奸，甚是英勇。他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如痴如醉，那时我很崇拜我二伯。后来二伯回家探亲，我把老师讲他的事告诉他，他只是笑了笑，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日本）鬼子是毫无人性的，（抗日）斗争也是很艰难的。我那时候正上小学，不能完全理解二伯话中的含义。等我长大后，通过参观博物馆、纪念馆、查阅文史资料才知道，日本人当年在金乡可是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残忍程度超出现在人的想象。据史料记载：

　　1938年5月13日下午，日军血洗了金乡县城周围的王楼、大义、孙瓦房、苏楼等村。

　　日军进入王楼村，逼迫该村和逃难而来的村民，为其挖战壕、修工事。黎明时分，日军把他们捆绑起来，拉到村南树林中，先把他们的上衣撕掉，再用刺刀猛刺胸膛，有32人被刺死。村民王大孩挖枪眼时，日军嫌他挖的枪眼太大，就向他连刺数刀并绑在了树上，砍掉了双臂，将他活活折磨致死。

　　日军进入大义村，将未逃脱的19名村民杀害。独身老人刘明余被日军按倒在地上，割下了头颅。年逾七旬的李洪前老人，被日军活活肢解。村民王永吉被日军剖腹，肝肠涂地。一位60多岁的老妇和一名15岁的少女，被数十名日军轮奸后，又被用刺刀挑开了胸膛。在紧邻大义村的小代庄，日军用铁丝把6名村民并排吊死在村内油房的房梁上。

　　日军进入孙瓦房村，用机枪扫射聚集在村头的教徒，50余人全部被残杀。

　　日军进入苏楼村，挨家逐户地搜出了未逃走的50余名村民，除村民苏炳铎一家6口被当场杀死外，其余则被集中押到一处院子里。日军先将他们逐个搜身，村民所带的钞票、银元及贵重物品全被搜去，然后用刺刀逐一挑腹，遇害者达43人。

　　5月13日下午，日军进犯金乡县城西南的张草庙村，将村东口正吃午饭的张同祥、张同会、荆大顺等15人杀死，又把在其他地方抓来的7名百姓，用军刀挨个挑腹。

　　5月14日，日军攻入金乡县城后，连续屠杀了四天。城内奎星湖前的天主教堂里，躲藏着教徒、民工和居民180余人。日军将他们搜出后驱赶至文峰塔前，先用机枪扫射，后又投掷了大批手榴弹，180余人全部被杀死。

　　城西关高步清一家13人有11人被杀，德茂祥商号19人被杀。在城内西南角的南家后坑边，日军分三次屠杀了400余人。东关一段城墙上下，横尸300多具。北门里女子学校的二楼上躺着30多具少女尸体，有的披头散发，有的裸露身躯。她们是被日军奸淫后又残杀的。城内奎星湖、蝇子坑、眼睛坑、南家后坑等大小坑塘内，都漂满了尸体，水变成了红色。城内大街小巷，尸骸遍地，血腥冲天。

　　以上这些还只是日军在金乡所犯罪行的一部分。

　　该死的日本人企图通过杀人立威的方式，迫使人们甘当亡国奴。但英勇的金乡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

　　我们村位于金乡城南约30里，是金乡、单县、丰县交界之地，属于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带。早在“七七事变”前，李志锋大伯（化名李吉珊）就以教师做掩护进行地下活动，他是我村最早的共产党员，解放后享受老红军待遇，他在村里的家作为情报站遗址被济宁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志锋大伯在离我们村七八里的鲍楼中学教书。鲍楼村是金乡县第一个边村党支部诞生地，是中共湖西地委和苏鲁豫区党委驻地。刘少奇主席（1942年8月，化名胡服经微山湖前往延安途中在此停留8日）、罗荣桓元帅（1939年8月至11月间，湖西边区内错误地开展肃托斗争，许多党、政、军干部被诬为“托派分子”，先后被逮捕、受审查，有的被错杀，罗荣桓获悉后飞马奔湖西，制止了事态发展）、肖华上将（115师343旅政委、115师政治部主任）、张国华中将（1941年2月，115师组建湖西军分区，张国华兼政治委员，并担任中共湖西区委书记）、潘复生书记（湖西地委书记，解放后任平原省委书记，湖西地区曾划入平原省）、秦和珍书记（湖西地委秘书长，解放后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周冠五书记（湖西专署金巨县大队大队长，解放后曾任首钢党委书记）等许多革命前辈都曾在此工作、生活和战斗过。鲍楼及其周边地区群众基础好，抗日热情高，作为红色堡垒的鲍楼自然也是日伪军重点“照顾”的对象，日军在侵占金乡七年多的时间内，多次对该区进行“清乡”、“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加之该区地处平原，没有青纱帐的秋冬季毫无遮蔽，抗日武装的斗争异常艰难。

　　一是武器装备太差。我二伯说，那时区小队、县大队别说山炮、机枪，连步枪也没几条，有几支短枪谁执行任务谁用，子弹看得比命都珍贵，多数人使用土枪、大刀和长矛，土枪、地雷的火药都是自己配制的。自制火药这件事我听奶奶讲过，当年西庄因为试制火药不慎发生爆炸，还炸伤了几个人。

　　反观日本鬼子，人手一条带刺刀的步枪，身上挂着手雷、子弹，小队中队都有山炮、机枪，大队还能呼叫飞机支援，打起仗来，炮弹、子弹就给不花钱似的。别说武器简陋的区小队、县大队，不敢和敌人死打硬拼，就是115师那样的正规军在鲍楼和日军打的那一仗也是很吃力的。

　　那时候党领导的各地方抗日武装普遍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不和敌人正面硬刚，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打击和消灭敌人。比如袭击敌人的补给车队，在敌人经过的公路埋设地雷，击杀清乡、扫荡时落单的日伪军，破坏公路、桥梁和电话线，清除极为反动的汉奸，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给保安队、伪军家属投递宣传单，夜间向炮楼的伪军喊话等等。正是这些土办法，搅得日伪军疲于应对，整日不得安宁，战线被迫一再收缩，最后只能龟缩在县城，乡下的炮楼也都被抗日武装一个一个地端掉了。

　　二是条件太艰苦。那时候老百姓本来就不好过，再加上兵荒马乱日伪军的烧杀抢掠，日子就更难了。二伯他们和老百姓一样，吃糠咽菜也是家常便饭，实在困难时也找富裕人家借点钱粮（国共合作抗日期间，不再打土豪了）。由于缺少换洗衣裳，一件衣裳在身上穿很长时间，夏天有馊味，冬天容易生虱子。晚上往往找村里空闲房子向老百姓借点麦秸、稻草铺在地上，大家并排躺下休息。形势紧张时，睡坟地、树林、田野、破窑洞也是常有的事，有时一晚上要转移几个地方。

　　二伯说，那时候有两怕：一是怕秋冬天，二是怕生病和负伤。平原地区春夏天麦子、高粱、谷子都长起来了，鬼子来了跑进青纱帐就可以躲避起来。秋冬时节地里空荡荡的，遇到鬼子扫荡，队员们无处藏身。后来挖了地道，有些地方挖成了，有些地方因为土质松软等原因没有挖成。

　　生活的苦还能忍受，毕竟都是穷孩子出身，就怕生病和负伤。他们地方武装不同于正规部队，没有卫生员。队员生病了，用老百姓常用的土办法自己配点药，病情严重了寄养在可靠的老乡家里。如果战斗中负伤，不能随队行动的，就通过地方党组织秘密通知其家人，由其家人抬回去治疗。

　　奶奶每当给我说起二伯当年受的苦就掉眼泪，他也不止一次劝过二伯：虽说家里条件也不好，但也比你在外面好点，别在出去了，就呆在家里吧。任凭奶奶如何劝说，二伯就是不为所动，坚持要走。奶奶说，她也不知道外面究竟有什么魔力？奶奶的话让我想起了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嘎子，嘎子不就有部队情节吗？那时我二伯年龄比嘎子大，他和队里战友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所结下的生死之情恐怕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抗日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抗战后期，有些地方武装直接并入了八路军。我二伯就是这时候随周冠五一起加入了八路军苏鲁豫军区。解放战争时期，改为华东野战军，华野经过淮海大战和渡江战役，攻入南京和上海，此后我二伯一直定居在上海。

　　【文/李靖，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