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文章中心 > 唱读讲传 > 讲故事

高中生活琐忆

2022-05-01 16:35:2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河洛石
点击:    评论: (查看) 字体: / /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我的家乡已然实现了村(自然村)有小学,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有初中,公社(即今之乡或镇)有高中,形成了小学直升初中,高中在全公社范围内招生的三级教育体制,这就为农村孩子的发展提供了上升渠道,同时也为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就是由村里小学直升初中,在七十年代后期考上高中的。当时,高考制度业已恢复,高考就成为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以前还有参军的渠道),但当年高校招生规模较小,全国每年也就是二十来万(包括大专,好像大专招生规模超过本科),“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难度可想而知!为了疏浚、拓展农家子弟上升的渠道和空间,县里决定设立重点高中——第一中学,人们简称为“一中”,我也因此荣幸成为“一中”的学生。

  一中设立之初,是与县城的城关高中共处一个校园,一年后城关高中搬走,诺大的校园,就为一中所独有。当时学校的教学设施都比较简陋,教室、实验室、学生宿舍、老师办公室(兼宿舍)以及食堂都是五六十年代建造的平房。不久,一座两层的教学楼拔地而起,这在当时的县属高中可谓独一份,教学条件有所改善,除家在县城的学生(主要是机关干部子弟)外,所有学生都必须住校,因此城关高中搬走后空出的教室就成为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是专门的小院),由于学校的所有建筑都是东西走向,学生就在原来的教室内,中间留出一条过道,分为南北两排睡在地上(砖铺地),冬天就在铺盖下垫一层秆草,整个高中期间我们一直是打地铺。宿舍的窗户玻璃早就不见踪影,窗格上都是空洞洞,大家平时倒也觉得没什么,尤其是夏、秋感到通风凉爽,只是到了冬天,为了御寒才自己动手,捡些砖头垒在窗台上,砖头缝隙照样透风,室内温度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只不过是求得一些心理安慰罢了。

  学生食堂(简陋的厨房,没有饭厅)位于教学楼前、操场西端,有三四位师傅负责学生的一日三餐。最初,学生的伙食与寻常农家饭没什么两样,而且每天都是家常饭,基本不会变换花样,好在就餐者都是农家子弟,大家也就随遇而安,不会在这些方面去计较。

  学校的基础设施虽然不尽人意,但生源素质较高,都是从全县选拔来的,学习基础都不错,每届招六个班、共三百来人。教师队伍则是全县挑选的最优配备,老师们大都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最重要的是对学生有爱心,有着很强的责任感。

  学校的规章制度是极为严格的,住宿生采取封闭管理,学生最初是每周回家一次,后改为每月一次,寒暑假尽可能缩短(每次两周左右)。住宿生平时非必要禁止出校门,凡有事要出校者必须持有班主任同意、教导处批准的假条,传达室(那时没有门卫、保安一说)才予以开锁放行。校门大多数时间上锁,只有等到周六下午和周日,学生才得以自由进出,或回家或上街任其自便。

  作息时间几乎一成不变:每天早上5:30起床,稍作洗漱便自觉到操场跑步,6:10操场集合听校长“训话“,然后到教室早自习(晨读);7:30早饭,7:50在教室做眼保健操,8:00上课,10:00全体师生教室外做广播体操,12:00下课(上午四节),然后午饭、午休;下午2:00(冬时)或3:00(夏时)开始上课,共两节课再加一节自习;下午自习结束是课外活动、晚饭;晚7:00上自习,9:30下课,10:00熄灯就寝。这个作息时间中还有一些硬性规定,比如早操、午休、课外活动时间以及晚自习后教室熄灯锁门,钥匙由教导处掌管(后经学生抗争,改由各班班长掌管),寝室熄灯后学生必须卧“床”休息等等,这些看似不近情理的繁琐制度,实质上是让学生做到劳逸结合,保证学生的休息和睡眠,是对学生的保护措施。

  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用心良苦,但在当时,我们作为学生却并不“领情”,而且对教导处的韩老师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和抵触。韩老师时年已近七旬、是早该退休的老人,但其从教大半生,与学校、学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是故放弃退休后的悠闲生活,以校为家,继续发光发热。韩老师平时不苟言笑,对工作严肃认真,责任心极强,说话大嗓门,批评学生丝毫不留情面,我们当时只看到韩老师严厉的一面,大都对其有点“怀恨在心”。韩老师每天早上5:30准时播放《运动员进行曲》(起床信号),随后就会闯进男生宿舍,大声斥责起床慢的同学,然后把他们赶出寝室;午休时教室锁门,韩老师在各男生宿舍外巡视,对没有卧“床”休息或说话的同学记下班级姓名予以通报批评;对晚自习(教室熄灯)后仍在教室,或没有回寝室休息以及在寝室说话的同学给予同样“待遇”。

  我在那个时候特别喜爱看书,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因此就屡屡违反学校规定,并且是“屡教不改”,自然也就时常得到韩老师格外“关照”。吃一堑长一智,有了多次教训后,我便开始动心思与韩老师玩起了“捉迷藏”。午休和晚上就寝时,我事先把被子打开,被窝里放上几摞书,制造蒙头大睡的假象,午休时躲在操场的犄角旮旯看书,晚上熄灯后藏在教室(我有教室钥匙),把一支蜡烛切为几小段,每次点上一小段,用完再续,一旦被韩老师发觉“打”上门来,便迅速从另一个门溜走,所损失的不过是一小段蜡烛而已。如此这般,与韩老师“斗智斗勇”、周旋了相当长时间,幸好事情没有“败露”,但这种“冒险”的看书方式注定难以持久,被韩老师当场“抓获”是早晚的事。鉴于此,我便开始转换思路,几经踅摸,总算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夜读”场所。

  学校在操场西端的树林边上,新盖了一排小平房,作为新进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老师们一般睡得较晚,我就在老师的窗下借光夜读,而且这里偏僻,不易被韩老师发觉,至此这场“捉迷藏”才算正式结束。

  “捉迷藏”游戏结束了,但“借光夜读”又有了意外的收获。我在老师的窗外看书不久,就被突然开门的老师逮个正着,老师是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问明我在其窗外的缘由后,便把我带进他的房间,令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专心看书,而自己则坐在床沿上,打开他的画板,拿起画笔,对我画起素描。我本心怀忐忑,打算接受老师的严厉批评,没想到这位美术专业出身的老师,竟然让我当其业余模特,就这样,从此我有了安心看书的场所,美术老师也有了绘画的固定模特……

  我们对韩老师的误解直到高考结束之后才得以冰释前嫌,并对韩老师产生了深深的愧疚和无上的敬意。那时高考的时间是七月的七、八、九三天,在那个难忘、难耐、难熬的三天里,没有的家长陪伴,宾馆没有专设的考生房间,饭店也没有什么“考生营养餐”,更没有如今家长身着绿色旗袍和马裤(寓意一路绿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怪异打扮(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都是当今商家有意制造的噱头),只有学校和老师父母般的体贴与关爱。高考结束,我们自己默默收拾行装,告别敬爱的老师、朝夕相伴的同学,恋恋不舍地独自离开学校,在家中焦虑地等待、等待、再等待……八月初,在焦急的等待中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让回校报志愿,我们这些幸运者自然是喜出望外!当第二天冒着大雨(那年的雨水特别多)赶到学校,迎面碰到了韩老师,此时的韩老师没有了往日的严厉,而是满面春风、喜笑颜开,热情地与大家打招呼,至此我们才体察到韩老师的另一面:慈祥、可敬当然也很可爱!这时候我们多少有些放肆,胆大的同学竟敢与平时不苟言笑的韩老师开玩笑,韩老师这时似乎有点返老还童,也同大家没大没小地有说有笑,与以往“凶神恶煞”般的“韩老头”(我们私下的不恭称谓)判若两人,同学们还没有从诧异中醒悟,韩老师的一席心里话说得有些人潸然泪下:我已七十岁了,无儿无女,把学校当家,把你们当作孩子,对你们严厉是为了让你们有出息,你们成才了,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没白活,如果学校能恩准我死后骨灰埋在校园里,我就能含笑九泉了……

  我们入校之时,改革的大幕已徐徐揭开,但社会依然依其惯性滚滚向前,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传统、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仍是社会的主流意识。1979年,《中国青年》杂志复刊,随后以潘晓署名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由此引发了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中国青年》每期都要刊登几篇观点不同的文章。我当时就有自费订阅的《中国青年》,里面的文章每篇必看,但当时无论是阅历或是知识水平,对各篇文章是懵懂无知、认识不深,对讨论中提出的各种各样观点难以辨明是非,但就我们当时的认知能力而言,对这次大讨论中提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观点,同学们还是高度认同和赞赏,受此影响,落实到我们行动上就是:努力学习,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学好本领,报效国家和社会。正因为有了这个巨大的驱动力,同学们学习都很刻苦、努力,也取得了应有的效果……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是唐代韩愈对教师职责的高度定位,“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乃是当代社会赋予教师的神圣使命。一中成立之初,师资配备相当强,学生们私下赞叹是“群贤毕至”!这些可敬的老师们,无论是按照传统的观念或以当时的规范,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师”、“辛勤的园丁”和“灵魂工程师”!

  学校是德高望重的王校长一手创办的,王校长自然就成为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和开创学校的元勋。王校长是教师出身,博学多才,是一位在当地很有影响的社会名流。他是戏剧作家,在戏剧创作方面小有名气,他的不少作品被搬上戏台、到各地巡回演出,反响很好。王校长也曾发表过一些小说,但其最大的造诣当在书法方面,尤其对明末清初书法名家王铎的作品颇有研究,可以称得上是这方面的权威。王校长在借鉴、吸收王铎书法精华的基础上,潜心研修,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并成为当之无愧的书法家。1999年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上,伴随着童声《七子之歌》(闻一多的诗作《七子之歌*澳门》),现场展现了一个漂流瓶,它寓意着澳门这个漂泊的游子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而这个漂流瓶及瓶内的《七子之歌》书法作品,就是我们王校长的杰作。

  王校长作为学校的首任校长,不愧是深谙教学之道的行家,他能把自己“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化做“润物无声”的春雨,细雨般地滋润着学生的心田,王校长倡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成为学生的座右铭,而且是大家行动的指南……

  王校长并没有直接给学生开课,他对学生的教育和熏陶最主要的途经就是每天早操时的“训话”。

  那时候,学生每天早晨(周日除外)被高音喇叭的《运动员进行曲》惊醒,便迅速起“床”,简单洗漱,赶到操场加入到跑步的人流中。6:10,随着体育老师的哨声,大家急忙跑到各自班级固定的位置列队集合,气喘吁吁地听从王校长的“训话”。王校长知识渊博,阅历丰富,每天“训话”所灌输的内容几乎不加重复,励志故事、历史典故、传世警句更是信手拈来,与自己的“训话”浑然天成,完美结合,诸如“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凿壁盗光”、“萤囊夜读”、“头悬梁锥刺股”等等不一而足,使学生眼界大开、深受启发……此外,王校长还时常在星期天,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邀请一些相关专业的大学教授和本藉知名作家如叶鹏、李準等社会名流,在县城人民剧院为全体师生举办讲座。尽管这些讲座的内容,像红学研究、文学流派、鲁迅与冯雪峰以及左联等等,似乎有些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范围,使大家对讲座内容不甚了了,但由此却增强了学生的求知欲,激发了大家对大学的向往和对教授的敬仰!

  那时候,但凡具有重大教育意义或有经典名著改编的电影上映,王校长就会包场组织全体师生观看,并要求学生写出观后感。“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大字标语,就镌刻在校门内的两侧墙壁上,时刻警示,让就此路过的学生不想看也得看……

  知耻近乎勇。那时候的学生绝对没有现在学生的娇气和脆弱,更不知所谓的“维权”。王校长规定,学校是每周必考,每次考试后,各科成绩排名张榜公布,并且把各班、各科最好和最差的试卷贴在教室公开示众,王校长还要在周末大会上进行点评。学校由此形成的激励机制,不仅便于师生的查漏补缺,更是激发了学生的上进心,王校长真可谓用心良苦,自然也赢得几届学生(王校长在职时的学生)的敬仰和爱戴……

  刘老师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也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刘老师早年曾经到过朝鲜战场,是志愿军的随军记者,而且多次采访过彭总,对彭总颇为敬佩。当时彭总的《自述》刚刚出版发行,我就是因刘老师的推介在新华书店买到该书,对彭总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老人有了初步了解。刘老师时年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身材匀称,红光满面,再加之满头银色短发,显得格外矍铄。刘老师说话略带湖南口音,课堂上富有激情,讲课时声音洪亮,有很强的穿透力。朗读古诗词抑扬顿挫,讲解朱自清、冰心、冯牧的散文和鲁迅作品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同学们大都觉得听刘老师的课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

  除精心安排教学内容外,刘老师还极力主张同学们多读书,读课外书,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从中广泛汲取营养,以扩大知识面和词汇量、提高文学素养。我是深受刘老师的影响,时常驻足县城新华书店,看书、购书,我的藏书生涯就是由此开始的。

  刘老师教学的最大亮点就是作文课。刘老师时常讲,作文实际上就是“说什么(思想性,即主题)”和“怎么说(艺术性即写作技巧)”,其核心是思想性,即你要表达什么。至于怎样表达,用什么方式去表达,这是手段,是技巧,是为“表达”服务的。因此作文一定要突出主题,要言之有物,论之有据,不做空洞的说教,不做无病呻吟,一个正常的写作者,从来就不是为写作而写作,其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表达其主题意境,表达思想观点,无论是景物、人物描写,或者是故事叙述、情感抒发,都是为突出主题,阐述思想观念。写作水平和写作技巧的提高,可通过扩大阅读量,借鉴他人、多做练习等方式加以解决;但人的思想意识来自社会实践,来自生活的体验,要解决作文的“主题”,就必须有生活阅历和素材的积累。因此,我们班每周四下午作文课(固定不变),刘老师都是事先拟好作文题目,然后特许大家走出校门外出“采风”,作文批改后还要讲评。刘老师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不仅大受欢迎,而且收效显著,我们班高考时,就有包括本人在内的四个学生获得了作文高分(语文成绩几乎满分)。

  我们的班主任是孙老师,六十年代初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孙老师最初是我们的《历史》老师,到高三时改教《政治》课。多少年来,社会上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文科的课程都必须死记硬背,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当年孙老师曾试图改变这种不适当的学习方法,但收效甚微,我在教学岗位几近四十年,无数次的说教,还是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孙老师从教历史课开始,就一再向我们说明,要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前因后果,任何事件都有来龙去脉,文科各科都是密切联系,都有其内在逻辑,重要的是理解,理解后就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掌握了这个方法,根本无需死记硬背,而且会收到事半功倍甚至更好的效果。注重学习方法是孙老师教学的一大特点,我从中获益匪浅,学起来轻松,成绩提高非常明显,以至于到了高三,孙老师就让我当了政治课代表,成了孙老师的助手,新开设的《辨证唯物主义常识》、《政治经济学常识》这两门课,许多同学对一些抽象的概念难以理解,孙老师干脆就把解疑、批改作业等辅导工作由我来承担。高中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我当着孙老师的面,怀着感激的心,颇为自豪地“宣布”:我是孙老师教学方法的最大受益者……

  教《地理》的梁老师,是北师大五十年代的毕业生,高高的个子,严肃的面孔,教学认真,不苟言笑,有一种不怒自威的风度。梁老师是学校唯一的《地理》老师,因此《中国地理》、《世界地理》自然都由梁老师一人承担。古装戏台上,诸葛亮出场白就是“仰知天文,俯察地理”,其实,要把这句话用到梁老师身上,还须再加上一句“贯通古今中外历史”。梁老师的教学特点就是把枯燥的地理内容与有趣的历史知识完美地融合,强化大家的记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学习效果。凡是梁老师教过的内容,同学们大都不会忘记的,因为每次考完后,梁老师都要对试卷进行讲评,虽然梁老师一脸严肃,但梁老师从不批评学生,在讲评中,对考试出错的学生,梁老师的利器是讥讽和挖苦,讽刺得你羞愧难当,挖苦得让人无地自容,所以我班同学的地理考试绝对“无二过”,因为大家都没有地缝可钻…….

  那时候,英语开始列入高考科目,高中都必须开设英语课,怎奈英语老师非常短缺,我班的英语老师是年已八十的韩老师,一个慈眉善目、可敬可亲的老人。他的孙女是一中的学生,与其同住,也算有个照应。韩老师的办公室(宿舍)与我班教室相邻,直线距离不超过二十米,所以韩老师无论是到教室给我们上课、辅导,或同学们上门求教都很方便,几年的相处,韩老师与大家的情意远远超出了师生的范畴,是同学们心中可敬的祖辈……

  大约在我们高考前一个月左右,一个周六的晚上(学校特例,周六晚自习可以延长一个小时)的十点半,大家正准备离开教室回去休息,突然从韩老师宿舍传出其孙女尖利的哭叫声,当我们在惊愕中醒悟跑出教室时,已有临近的老师赶到,同学们也在其他老师的劝说下回寝室休息……次日早自习,班主任流着泪沉痛告诉大家,昨晚韩老师改完了学生的最后一份作业,歪在办公桌上溘然长逝,享年八十有二……上午,王校长联系县医院的救护车到达学校,全校师生自动列队路旁,眼含热泪送韩老师魂归故里……三天后,学校派出师生代表到韩老师的故乡参加葬礼……五年后,韩老师的孙女大学毕业,孙承祖业,回到一中成为一名英语老师……

  学生补课是教学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师者不仅要传道、授业,而且还要解惑,补课当属解惑的题中之义,因此,老师给学生补课是天经地义的,这是老师的职责所在。

  一中老师的教学水平毋庸置疑,学生的整体素质也相当不错,但常言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天份再高的学生也难免有偏科的状况,学校的周考、月考目的之一就是查漏补缺,补齐学生短板的有效方法就是补课,我们称其为“开小灶”。

  老师们义务给学生补课,都是在老师的业余时间进行的。在一中学习期间,从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大多在老师的宿舍(都在校内)进行。补课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是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颇有耐心地“开小灶”。学校大概有十几个教师子弟在校学习,有的还是我们班的同学,到老师“家”里补课时间长了,与他们的孩子也都熟悉了。我的数学学得不好,贾老师,这位五十年代兰大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令我至今感念难忘。周日全天补课则是在教室里,由于参加补课的人数多,老师是依学生的程度,是分批次进行的,尤其是高考前的一个月,各科老师更是日夜操劳,诲人不倦,我们从老师哪里学到的不仅是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怎样做人,做老师那样的人!

  当年高校的招生规模根本不能与今天相提并论,那时候全国每年仅仅招收二十多万人(本科、大专),这样的招生规模就注定了大多数考生与高校无缘。为减少社会资源无端耗费,我们参加高考的那一年,高考政策突然变化,在七月份高考前,增加了初选和预选两道门槛(我至今都弄不明白这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上的土政策),更是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

  当年四月底,我们参加县里组织的初选考试,几天后,一些同学黯然离校,自此远离高考。留下来的同学忐忑不安,既为自己庆幸,又为离校的同学伤感。五月底,地区组织的预选考试结束,又有一批同学与高校绝缘,我们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冷酷与无情。在被前两轮无情淘汰的同学中,十几个机关子弟“全军覆没”,我们不为他们的落选难过,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又有家庭背景,不愁找不到称心的工作。老师子弟落榜,我们为老师难过,为其子弟和其他落第的同学感到惋惜。难过也好,惋惜也罢,但我们当时并没有想得那么多。时隔几十年,当今高考和高校方面出现的“冒名顶替”等种种乱象,令我们心中不寒而栗,联想到当年,我们无比庆幸,无比感激,庆幸我们处在风清气正的好时代,感激我们恩师的无私和坦荡!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们这些“漏网之鱼”得到学校和老师们的精心呵护。查漏补缺、精准补课有条不紊地照常进行;体育锻炼、课外活动的规定严格执行;午休和晚上就寝,由老师专人值班监督;老师对学生个别谈话、心理疏导工作进一步加强,王校长早操“训话”也增添了挫折教育的内容……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的伙食有了极大的改善。由于全县经济水平不一,学生家庭条件各异,早在我们入学之初,王校长就与县里协调,一中学生可把家里的玉米等粗粮交到各自公社的粮站,把收据交给学校,由学校出面兑换成细粮(白面)供学生食用。在高考前的一个多月里,为保证学生身体不出问题,除采取其他措施外,王校长特别强调要加强营养。为此,王校长特意找到营养方面的专家,为学生制定了一周的营养食谱。食谱早餐较为简单,但每人每天增加两个煮鸡蛋,一周的中、晚餐不重样,既要饭菜可口,又特别注重补充营养。考虑到学生具体条件和经济负担,学校干脆免费供应。学生不用再到总务那里换饭票,改由班主任每周给学生发放学校油印、加盖公章的免费餐券。餐券每周每人一版,每版上有标着日期和早、中、晚的餐券21份,学生用餐时,撕下相应的那部分交给食堂师傅即可……学校免费供应学生伙食,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我现在的学生听了都难以置信,但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心中永远都会保留着这一段难忘的甜蜜、温馨的记忆……

  在七月份高考的三天里,由于考场设在距学校三公里左右城关高中的校园里,学校出动唯一的东风大卡车,由总务刘老师带队,一趟趟把学生送到考场,一场考试结束,又一趟趟把学生接回来,食堂的师傅早已做好可口、美味的饭菜等待大家,晾好的菊花茶敞开供大家饮用……

  ……

  离开学校已四十多年了,中学的生活令人终生难忘。今天的“一高”(不知何时一中改为一高)早就蜚声省内外,而我们昔日的老师大多已经作古,健在者也是耄耋之年。时至今日,我们忘不了老师当年的谆谆教诲,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将永驻我们心田,愿逝者安息,愿健在者健康长寿!敬爱的老师,学生永远感激您!

「 支持红色网站!」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