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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自述

2021-09-09 11:40:42  来源: 赤色星灵佐伊   作者:读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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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朋友们,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疫情肆虐,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我想将我过去的学习,社会生活经历以及“左圈”经历与其他青年同志做一个分享。我主要按照高中之前,高中到大学,参加工作和出国留学四个阶段来讲述我的故事。

  一

  我出生于90年代的一个大学教师家庭,2010年以前接触毛泽东思想并一直坚持至今。在1990-2010年的时代,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令人震惊的,到处都是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与塔吊,到处都是一夜暴富以及“勤劳致富”的优美神话,同时与之相对的,则是传统国企的破产、改制、退场。

  在市场经济理论大行其道的时代,我不过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并不懂什么经济,政治,可是那时的“教育产业化”便已经初见端倪。我还记得很清楚,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小学老师要求我按照他们的意思填报一所民办中学,然而那时因为一些个人之间的恩怨,我已经和他们有很大的矛盾,便没有听从而选择了另一所民办中学。这些民办中学虽说是“民办”的,其实都是打着XX分校的旗号的“假民办”,他们依靠着跨市甚至跨省招优秀生打出名气,对优秀学生收取便宜的学费甚至反过来给奖金,而其他学生按照分数档次收取不同的高额费用,这些在未来两年理论上要被取缔了。

  而我当时,并非是因为奖金或升学率而选择初中学校的,而是现在被当作贵族享受的“素质教育”——没错那时,衡水模式还并没有这么出名,也没有什么新闻媒体会认为衡水中学的模式是值得赞扬的,正如某人曾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素质教育”伴随着各种兴趣班辅导班正在我所生活的地区大行其道。总之,伴着对“素质教育”的向往,2007年我进入了初中。

  在初中,我被分到了实验班也就是比较好的班级。这也是学校打出名气的好办法,通过把好学生集中起来,提高考上名校的成功率。然而一进入中学,由于中学环境的巨大变化,住校独立生活,以及“军事化”管理的原因(其实凭心而论,当时的住校生活非常愉快,健康,也比现在的衡水中学好很多),我的成绩和别人相比落在很后面,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想法,还因为这些事情经常伤心地痛哭,老师都曾经找家长和我谈心。

  在这里,我是非常感激当年对我百般照顾,耐心教育的老师们的,他们并没有因为我的成绩,就侮辱打骂,而是从朋友的角度想办法重新让我树立自信。

  然而,过了一年,虽然我的成绩终于稳定了,但是也并没有变得特别好看。在这时,我母亲带我去城里见了一对一辅导的老师,说这样你才能考上好高中。我面对这样的情况,哭了,并表示坚决要靠自己再试一试,面对我的坚决请求,我母亲和补习班老师都同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在当时,由于我在春游时在地摊上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以及《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简单阅读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当时,我其实是认为“素质教育”就是玩,寓教于乐(事实上现在很多人也这样认为),那么中学的这些压力就使我感到十分不适,产生了抵触厌学的心理。可是从毛主席的只言片语中,我认识到了这个世界是矛盾的,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逃避现实无法实现我们心中的理想,只有斗争,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才能走向胜利。

  从世界观上来说,毛主席教导我学习张思德、白求恩, 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人类进步做贡献,是最高尚的,从而为学习提供了信念支撑。

  而辩证唯物主义,则使我看待问题和世界的方式彻底的改变了,很多过去无法理解的事情,都得到了解答。

  从方法论来说,也有很多学习上的方法,比如理论联系实践:“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时,我是比较“内向”的,胆子小,做事情常常怕这怕那,就像“套子里人的人”,然而毛主席他不像学校和社会上宣传的那样,要我们遵守“孔孟之道”,按“规矩”办事,明哲保身,而是举出大量的例子证明,青年人应当敢想,敢说,敢干,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即使犯错也不要紧,因为犯错误也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以得到更宝贵的经验。

  十分戏剧性的是,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在初三那年竟然一跃变成了年级前三,并且之后的学习越学越轻松,似乎有着用不完的力量,去学习,并且热心的帮助集体活动,打扫卫生,锻炼身体,和同学的关系也变得比以前好很多。

  这“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竟然真的存在,我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毛主席和其他革命导师们,虽然说我当时的理解还非常的粗浅,但是我已经意识到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虚伪性,真正的社会主义教育是培养出雷锋,张思德,白求恩那样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后来被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论“素质教育”,“应试教育”,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本质上都是为了少数人的经济利益服务。

  因此,我比常人更努力的学习,一有空我就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去帮助其他同学学习,让他们站到毛主席教育路线这边来。总之,这之后,我考入了全市最好的公办高中,每个学期只需要交800元。

  原先认为,以后的道路将是一路平坦的,好日子就在前头,可是没想到,真正的挑战与灾难才刚刚开始。

  二

  在我所在的高中,最为流行的口号并不是什么“拼搏改变命运” 而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当时有一大半人并非达到分数线进来的,听说现在这种情况少了。

  08年国际国内出现了很多事件,微博的出现使得长期占据舆论的公知势力不断壮大,政治斗争的风暴不可避免影响到了各个学校,顺带一提,08年之前facebook和twitter等是可以公开访问的。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属于是“极左”势力,是没有“人文精神”的“邪恶独裁分子”,其原因无非是我支持共产党,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自由派主要通过语文和历史教学对学生进行着洗脑,他们将公知造谣的材料作为课后阅读作业下发,历史教学里充斥着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容,甚至课本里公然将国共“内战十年“称为”黄金十年“,有些专家学者,为蒋介石翻案还不满足,他们还要为汪精卫翻案,斯大林自不必说,列宁又一次成为了“德奸”。

  老师上课含沙射影的反对社会主义,毛主席和政府,而赞美美利坚合众国和西方制度;当时一个班上,高考前会有十几位同学选择SAT去美国。虽然我知道,其中很多材料是编造出来的假货,可是仍不能说动任何一个同学或者老师反思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他们仍然要相信公知炮制的粗劣谣言,不去自己思索一下合理性,而如果你在作文里不按照公知的春秋笔法写作,甚至写“阶级”这种字眼,你的分数就上不去了,这种局面使得他们声称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格外可笑。

  另外,当时我对毛主席做的很多“众所周知”的事情的不理解,觉得能写出这样好文章让大家真正能独立思考的人,他不至于为了很蠢的原因去干蠢事,因此我搜集了很多过去出版的资料书籍,并且从看到了许多60-70年代的历史事件,发现了现代历史叙述中的矛盾之处。

  现在,由于历史资料的出现和网友辟谣,结合过去的资料,实在证明毛主席是很清白的,虽然他也会犯错误, 但是他是真正的伟人。很可惜,今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历史已经很少被人提及。

  在我孤立无援的与历史虚无主义和校园公知们斗争的时候,精神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至今仍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充满力量的感觉了。在当时,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3G网络也不过刚刚开始,在学校信息闭塞,精神崩溃的情况下,实质上我的立场曾有过动摇,为了度过这可怕的岁月,我一方面“去政治化”,去学计算机技术去了,另一方面结交了几个外国的左翼朋友聊天以安慰。

  总的来说,当时没有多少爱国的说法,倒是有不少爱国贼的说法,老师高考前号召我们成为公知去“代表”民意,然而我并不把这件事情的责任怪在个别老师或者同学头上,因为我知道,这是当时大环境的问题,大部分人只不过是盲从而已,这倒是和现在并无差别,尤其是学生群体当中那种无中生有的对政府的“仇恨”,实际上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仇恨”什么,或者自己在说些什么。

  现在似乎什么公知、带路党、自由派都被当作“境外势力”,其实简单调查就会发现有些公知虽然拿过境外资助,大部分却并不是体制之外的,甚至还是党员干部,现在他们似乎也没有多少落马的消息。在当时,矛盾冲突的激化曾经一度让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可以查看2012年总理的一些讲话,就明白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了。可是没想到,在上大学的那一年,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我上大学的那一年,上面开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使得过去的公知言论逐渐消失在了普通人的视野里。而我当时已经知道,如果公知退出了舆论阵地,那就说明社会主义思想将会迎来一个春天,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各地遭受挫折的背景下。

  不过,我当时的精力主要是学习技术和考试,因为之前的精力,早已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了。因此,我参加过各种科技比赛,创客空间,和技术大佬们谈笑风生,就希望以后能在科学技术领域好好的为人民服务。社会发展的大势,自有历史发展的规律去推动,并不差我一个。

  即使如此,大概在2015年左右,我看到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像雨后春笋一样在网络上发芽,本着加强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且和现代的形势相结合的学习目的,我曾经和一些人讨论过一些问题。很不幸,每次和所谓的“左翼”接触,都不是很愉快。

  首先是迟飞,声称找到了新的“共产主义道路”——金融共产主义,他一开始伪装的很好,从来没有抛出他后来的这些错误观点。当他公开的宣扬这些观点的时候,便暴露了他希望自己理论被政府接受,捞个一官半职做“哲人王”的可笑想法,本质上他的观点是“超帝国主义理论”的陈词滥调,归根结底是要大家放弃抵抗帝国主义,就这样,我愤然退出了。

  这之后,又和某些左翼在罗贾瓦的观点上产生分歧,我是坚决反对宣传罗贾瓦为社会主义的,理由很简单——它的支柱是美国帝国主义,即使它在与巴沙尔政府以及ISIS作战,又有什么进步性能吸引社会主义者呢?我和那些美国“普世价值”的拥护者本来就是不共戴天之仇,就不要说背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搞社会主义有多可笑了,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我再一次恢复沉默,专心学习,科研。直到大学毕业。

  三

  大学毕业之前,我本来是想保送研究生的,结果没想到,之前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帮助,什么论文,竞赛,基本没有什么作用,最终还是看考试成绩。可是我在大学平时睡觉也是很受干扰的,考试基本都没怎么考好,当然也不差,最后还是差一点才够保研。

  我也报过支教保研,并且在选拔的时候写了很多对教学教育的理解,我还是有很多教学经验的,给很多人上过技术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学院比较热心的人都没有选上,反而是之前不怎么热心支教的一名同学选上了。

  当时社会上已经有996的说法了,经济危机也逐渐显现,本质上,本科生根本没什么选择,大公司招人其实不看你的成绩能力什么的,按学历学校档次表格一拉照单全收。本科生做研发工作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技术报国的梦想似乎破碎了,这是我从80年代就已经说烂了的愚蠢成功学说辞中猛醒了过来,赶紧去考了个雅思,可惜申请出国已经迟了,但是我想,参加工作劳动也很不错的,所以我进入了一个国有企业做基层工程人员,那时我还以为,起码我不用像在华为一样996,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工作总的一年里,对毛主席思想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提高了一整个档次,主要是实践经验使得理论的理解更深入了。首先我认识到了,很多人早已成为了银行的奴隶,由于房贷车贷,他们的工资还掉房贷车贷根本剩不下多少了,这也使得他们在各种压力下面只能默默承受,因为一旦被扣钱甚至辞退,家里就揭不开锅了,毕竟很多人家里并没有多少积蓄,还要上到大学。

  另外我是985大学毕业的属于正式编制工人,但是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只有一半是一本以上院校,一半则是三本劳务派遣工人,工资待遇基本相同,另外还有一半完全隶属于其他公司但是帮助我公司做业务的工人,待遇就差了。三本院校很多是民办的,收费比公办大学高出很多,所以说,我看着他们的遭遇,我心里是十分难受的,这一切都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发生,又的的确确是必然,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些,可是也只能接受,拿一些心灵鸡汤来安慰自己,毕竟他们相比很多人却已经算不错的了。

  对我来说,我自己的生活已经认了,可是不能接受的是这样的情况我国的工业发展和创新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研发的工资其实并不那么高,各个部门之间互相羡慕,互相嫉妒,高学历看不起低学历,领导待遇远高于普通员工,导致整体干活积极性都很低。过去有很多搞笑的说法,什么大锅饭养懒汉,我看这种新体制更是如此,表面上大家积极干活,其实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我时常怀疑研发故意随便写写代码,好让加班工作变得更加轻松,反正仔细思考架构解决问题,只会使得你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白费脑力拿一样低的工资,不然我实在不能理解很多研发的行为。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很少数人,往往也不怎么满意现状,只是出于自己的良心责任心保持着自己的职业操守,是真的在为了理想或者人民的利益在工作着。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我走遍了祖国南部的许多城市乡村,高山大河。和各个企事业单位的工人,领导沟通,与他们一起战斗在前线,解决工程问题,为了省钱和多赚钱,每天省吃俭用,大家同吃同住。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每天的工程工作比996时间还长,综合工时制,休息日也不固定,有时连续的通宵,干完了就要跑路接着去下一个,如此环境下,自然要想着多赚一些钱,因为干多干少工资差别不大,这么累得多攒点。

  其实,我很怀疑有的人他故意在一个地方磨洋工,然后就可以轻松些拿钱,所以说工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利益和资本是不同的,基层工作离职率很高,无论是有编制还是无编制。总之在工作中,有为了人民奉献以及解决问题的快乐,也有各种背锅累死累活而不能休息的愤怒和悲伤。

  但是,对社会和工人阶级的了解更加深入了,工人阶级之间很容易建立友谊,并且有一次,我在外面生病需要急诊,叫了一个网约车司机,是个叉车工人,他冒着闯红灯的风险将我送到了医院急救,并且我们还一起吃饭,至今我还觉得我有愧于他,当时走的也很急,不知道交警最后有没有罚款,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去感谢他的。

  总之,在我看到很多学生和工人关系并不那么好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理解的,工人其实是想念毛主席的,在我看来,反而是很多“左翼”学生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气味,这个在下一个章节再详细讨论。

  总之,一年左右的工作经历,使我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我们的衣食住行,用电用水,高楼大厦,工厂设备,是千百万平凡的劳动者奋战又或是挣扎在各个战线才能够取得的成果,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由于留学offer已经到手,工作又累又没多少钱,我从企业离职了,离职前我还写了发自真心的离职报告,提出各种批评意见。领导在我走之前,挽留我说“你提的意见是很好的,能不能再考虑一下”,我想了想,回答说虽然我提出了很多意见,但是我也发现现在这个情况,不是说哪个企业哪个领导造成的,对我来说,还是去深造更加有利一些,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到了硕士生都遍地跑的时候了,即使我破格去了研发部门,他们心理能平衡么,我就真的能实现我的理想,对核心科技研发产生更大贡献吗?如果有缘,以后还是会相见的。可以说,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四

  2018年,我到了北美继续深造。申请留学的经历让我明白了这个社会的分化其实已经相当严重了。虽然我不曾花钱找过中介,可是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其中门道,甚至是雅思托福的门道。只有我自己经历以后,才明白其实这比高考还要容易许多,尤其是有钱的话什么都能摆平,无非是课程制/研究型、高档次/低档次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高净值家庭几乎都选择把子女送到国外的原因之一。其他很多情况现在新闻也十分夸张的报道过多次,不再赘述。

  而我则是由导师资助的,因为我去学习同时也是一个受雇用的科研工作者。到了外国,我实际上大失所望。因为高中时,那些人把西方吹上了天,好像是天堂,虽然我不信,但是也期待过,毕竟人人都觉得好啊。

  可实际一看,其实差别真的不是那么大,给政府提意见也是很难的,形象工程也是一大堆。疫情数据公布都不知道出了多少奇怪的幺蛾子。

  在制度上,甚至我认为西方的政府其实比中国政府还要集中一些,80年代中国曾搞包税制,每个部门都能开公司,中国的国有企业都上市,中国的每个部门以前都掌握财权,这些在西方政府似乎不存在。

  近两年中国改革税制,设置财政税务专户的措施倒才是和西方政府的操作一样。有个很大的不同是他们表面上是有社区这样的组织的,实际上存在感可以忽略,也就导致COVID-19爆发时,政府根本没有人力去管,就不要说还有特朗普这些乱来的家伙了。

  那么学术界是否就和中国有天壤之别呢,根据我的看法,其实差的不多,教授现在也是没什么权力的,只不过中国是学习美国的高等教育的,在某些方面做的比美国还极端。学术界的事情不想多谈,只是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一个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

  北美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3-4w美元一年,按理说生活水平比中国要高很多,但是似乎无家可归的人随处可见。实际上生活必需品价格按照人民币汇率计算都是天价,但是电子产品似乎全世界都能保持一个价格,美国购买略有优势(屯显卡的二道贩子除外)。

  有趣的是近两年,intel CPU价格比AMD 要便宜,但是在国内却仍是Intel更贵。外国社会的景象,如果要我用公知的笔法去描写,那么也可以描写成为人间地狱。毕竟,我看到过被大麻麻痹的年轻人,以高中学历被雇佣,但是50岁被开除的GE员工,遍地的无家可归者,或许死在路边的流浪汉,以及各种各样跑到快餐店要求别人打911求助的人,以及糟糕却昂贵的居住条件。

  虽然之前已经淡出政治话题几年了,可是时代的发展总是戏剧性的将我带回到政治之中。再次关注政治,其实是因为在bilibili突然出现的苏维埃视频热潮。

  经历过过去历史虚无主义时代的我根本想不到,有朝一日还能公开的在首页看到红色的视频,还这么多,于是我很好奇,开始和“左人”聊了起来。本来大家一起搞“共产趣味”我还是很开心的,毕竟过去的时代,没人觉得共产还能有趣,都避之不及。可是逐渐我发现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左人”,大部分是00后!计算一下,他们上中学时已经是历史虚无主义结束的时期。而且他们似乎对各种冷门知识头头是道(主要是wg,各种外国的左),但是并不了解过去他们所处的一个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是网络的原住民,而且是智能手机时代的原住民,当然接触的知识要广得多,过去我们在中学,即使有手机,也只能看书罢了,智能手机都没有wifi,或者要阉割wifi。

  然而现在时代完全不同了,bilibili也不再是过去的小破站。可惜,当时我过于激动了,我没有想到这仅仅只是历史虚无主义消退的一个反作用,也就是说由于排除了自由主义者的宣传,社会主义思潮自然就在新时代教育的青少年中增长起来,我忽略了他们并不都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现在看来,很多的“左人”其实和当年“自由派群众”类似,并且对体制有着奇怪的抵触,这大概是学校教育管理压迫所造成的,而不是真正维护阶级利益的体现。这之后,“粉红”这个词也出现了,以前我只知道“五毛,美分,自干五”,左右都很少有人提,就不要说区分这个“红”那个“红”了。可惜啊,“左人”中的坏人比起当年有增无减,各种思想都在借着“左”的面目复活,譬如某个知乎上的 “社会主义者”XXX烈酒说要purge所有的绿绿。即使很多立场较为靠谱的“左人”,也与我所想结识的同志相去甚远。

  在我看来“粉红”其实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他们很多也只是同样的中学生罢了,如果扣上太多帽子其实不适合,很多群众都会有“粉红“的思想。

  现在各种“派”,各种“壬”,各种标签,实际意义很小,比如说好多托派并不能说出多少马列主义甚至托洛茨基的道理,他们之所以称托,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斯大林,一些“左“的标签也不过是为了反体制,什么无产阶级的立场,党性,张思德、白求恩,并不是很关心。也难怪现在的人喜欢称左人,左翼,而不是左派,共产党人,西方在过去早已是这种情况,平时贴标签,到了实际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现出原型。

  举例说明便是齐泽克,自称共产主义者,结果要大家去支持桑德斯竞选,批评”激进左翼“不支持桑德斯那就是等于支持特朗普。然而桑德斯一直是民主党人,民主党和共和党没什么区别,还是被党内选举给刷掉了,支持他本身就是一厢情愿的,最后特朗普也没有胜利。我说这些话,大概得罪了很多人。

  我是搞科研的,并不懂也懒得去管什么文科类的理论学术争论,我只知道按照列宁说的道理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基于列宁所说的道理,也能预言现实情况,并无情地击穿迟飞等人的无耻谰言。

  对于年轻同志,我认为出现各种想法都很正常,正如毛和列宁说的那样年轻人犯错误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真的想做些什么工作,首先还是得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劳动人民为师,毕竟”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

  因此, 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希望是在现在和未来年轻一代的手上,我只不过是说了些个人经历和看法,希望能够有所帮助。作为我个人而言,我能看到红旗仍然飘扬已觉十分幸运。

  我只希望能够做好我的技术工作,从来没想过做什么“职业革命家“,只希望像白求恩那样贡献自己的力量,能够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就足够了,可是有些事情总觉得还是要说些什么。

  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很多事情我们无法置身事外。希望未来的世界,不要对我们冷酷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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