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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中国人的劣等与不劣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观后感之六

2011-04-17 00:24:22  来源: 华岳论坛  作者: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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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劣等与不劣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观后感之六
黎阳
2011.4.6.

一.“两弹一星”粉碎了一个神话 
二.没有“生理性劣等”,只有“状态性劣等”。无组织状态即劣等 
三.高素质是“状态性优等”的产物,低素质是“状态性劣等”的产物 
四.文匪“精英”最劣等 


一.“两弹一星”粉碎了一个神话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戈壁滩上的那一声巨响不但炸出个核大国,还顺便炸掉了一个神话(或曰鬼话)——“中国人劣等”。
更确切地说,这次炸掉的是“中国劣等论”的一半,另一半已经被中国的抗美援朝抗掉了——抗美援朝抗掉了“中国劣等论”的前一半,“两弹一星”炸掉了“中国劣等论”的后一半,合到一起就圆满地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拨乱反正。 
抗美援朝前,举世皆以中国人为“劣等”、“无能”的典型——从鸦片战争起百余年间中国逢洋必败:1840年,英国只用了一万五千兵力和48艘战舰就把拥有几亿人口、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签订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60年,一万多英军加七千法军就打进了北京,火烧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1894年,日本打垮了中国,逼中国赔银两亿两,折合成美元差不多是当年美国购买阿拉斯加(比整个中国东北还大)那七百二十万美元的二十倍,换句话说中国相当于赔了二十个阿拉斯加。1900年,两万人左右的八国联军再次打进北京,签定了《辛丑条约》,逼中国赔银四亿五千万两(合着中国又赔了四十个阿拉斯加)。1931年九.一八,不到两万的日本关东军从20多万东北军手中轻取东北三省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44年,法西斯阵营已经节节败退,日军到处吃败仗,唯独在中国把“国军”打得丢盔弃甲望风而逃,几个月间中国损兵折将五六十万,丢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000余万人口。从此美国对中国彻底失望,放弃了依靠中国军队战胜日本的战略,转而求助于苏联,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换取苏联出兵。结果就是《雅尔塔协定》:中国虽然名义上是抗战战胜国,却获得了战败国的遭遇,丢了外蒙古和东北主权。那一百多年里,中国没有西式武器时吃败仗(如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了西式武器时照样吃败仗(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中国没有盟国时一触即溃,有了盟国时照样一触即溃(如抗日战争)。那一百多年里,中国空有几亿人口、几千年文明、几百万军队、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资源却回回挨打,谁都可以欺负,谁都可以不放在眼里。鲁迅说:“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这一切让崇尚武力、崇尚实力、崇尚优胜劣汰、崇尚弱肉强食的世界怎么看得起中国人?怎么能不得出“中国劣等”的结论?麦克阿瑟说中国人是一群厨子兼洗衣匠;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是一堆肉;日本人说中国人是一群猪;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说“南京大屠杀”时“中国人像兔子似地被猎取着”。连中国人自己都承认自己不是人而卑如蚂蚁贱如草——“蚁民”、“草民”。那时谈论“中国劣等”就如同今天谈论天气预报或白菜罗卜一样稀松平常。 
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让“中国劣等论”破天荒第一次屁滚尿流——“两弹元勋”程开甲回忆说:“我当年从英国回来,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起来了。当时英国放映他们的军舰紫石英号由于向人民解放军挑衅而在长江上遭到炮击的新闻片,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说明新中国多么野蛮,但我看过后,心里却激动极了。在中国地盘上,看到以往总受欺负的中国人敢于回击,第一次有一种出了口气的感觉!”“上学时听老师讲中国的国耻、讲外国人说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当时觉得自己的国家怎么这样差。看到英国军舰被解放军击伤后被迫升起白旗,对我触动很大,感到中国人终于有了这一天、中国有希望了!我要回去报效我的祖国!” 
抗美援朝使西方国家从此即便为了自己的面子也不能再大张旗鼓鼓吹“中国劣等论”:当初八国联军两万兵力几个月就轻松搞定中国,如今十六国联军百万兵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啃了几年却愣是无法越雷池一步;抗日战争时是中国开战几个月就丢了首都南京、被人家在自己的首都屠杀了三十万人都不敢向日本宣战,抗美援朝时是洋人刚凑近鸭绿江就挨了中国劈头盖脸一顿臭揍,屁滚尿流窜回三八线对峙了几年都不敢向中国宣战;抗日战争时日军一个大队(营)就能打垮“国军”一个师、一个日本兵就能让一个县的中国人望风而逃,抗美援朝时最现代化的十六国联军死伤两万五千人却楞是拱不动上甘岭两个连级阵地的小山包;八国联军时双方武器装备差距并不特别悬殊,联军却能轻而易举直下北京让中国乖乖为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赔银一两,相当于赔了四十个阿拉斯加,抗美援朝时拥有原子弹在内绝对压倒一切的武器优势的美国花了上百亿美元军费、伤亡几十万却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无法从中国人手里捞到半文赔款、半个朝鲜,最后不得不与中国签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如果还瞪着眼硬说中国人是一堆肉、一群兔子、一群猪,那岂不是等于承认自己还不如一堆肉、一群兔子、一群猪?就凭这也不得不把“中国劣等论”悄悄收起晾一边去,代之以“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更加文明的敌人”(李奇微语)和“不要入侵中国”——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后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当年第一个进攻中国,用区区一万五千兵力就打开了中国大门的大英帝国军人,如今却第一个宣布进攻中国是“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这两个“第一个”的戏剧性变化见证了“中国劣等论”的破产——谁还敢坚持“中国劣等”,来碰碰试试? 
不过洋大人收起这类“中国劣等论”并非良心发现,而是丢人现眼挨了揍之后不得不捏着鼻子的扭扭捏捏,虽然是“两害相衡取其轻”,但毕竟心不甘情不愿,所以要千方百计留上条小尾巴——在挨了揍的地方承认你“不劣等”,在还没挨到揍的地方照样嘴硬,照样阿Q一个:过去用“不堪一击”来证明“中国人劣等”。等打不过了没法再这么说了,就用“只会打仗不会建设,搞不了高科技现代化”来证明“中国人劣等”。这种论调在“两弹一星”成功前曾很有市场,那时表面上看似乎确实如此——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工业设备,不管是飞机坦克大炮步枪机枪还是汽车拖拉机精密机械,人们只见过中国用外国的,或者仿造外国的,没见过中国独自搞出过堪与外国匹敌的自己的。这使这种类型的“中国劣等论”很风行了一阵子——1962年美国海军封锁古巴,但对中国轮船概不检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种无言的轻蔑:谅你中国船上也没什么“进攻性武器”。当年别说外国人,连许多中国人自己也对中国能不能不靠洋拐棍而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心里没底。毛泽东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段话证明当时有不少人“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钱学森说:“为什么不能搞(火箭和导弹)?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吗?”——这句话证明连钱学森这样的高级专家都受够了这类“中国劣等论”的气,所以才会如此愤愤不平气乎乎:“难道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吗?” 
“两弹一星”把“中国人能力低下、搞不了高科技现代化”这类“中国劣等论”炸了个粉碎:如此尖端高科技外国人绝对不会给中国。中国能搞出来证明中国人的智力能力丝毫不比外国人低;以中国一穷二白的底子,建国仅仅十几年就能比外国人起点更高、更神速、更有效地搞出来证明中国人的智力能力能比外国人更高。稍微有点头脑就能明白,这一回算是把这类“中国劣等论”一棒子打翻在地,从此再也休想爬起来。 
——所以毛泽东说:“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
——所以杨振宁听到老同学邓稼先说中国两弹的制造全靠自己、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时激动得躲到洗手间去流泪。
——所以华人记者赵浩生听到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奋笔疾书:“那蘑菇云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朵,那从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所以会有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964年10月某日一个在南非的华人乘公共汽车时习惯地走向规定有色人种乘坐的后排座位,公共汽车司机却告诉他可以坐在白人专用的前排位置,因为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从今天起中国人都可以坐前排座。” 
——所以会有钱学森之子钱永刚讲述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旅居西德的华人每天一早打开大门,都会看到门前堆着许多垃圾,他日复一日地清理着垃圾。但某天早晨,他打开大门却突然发现门口没有垃圾了!正当他纳闷时,一位社区警察走上前来,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今后再不会有人在你门口倒垃圾了。”后来他得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才恍然大悟。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5724&cid=24)
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抗美援朝恰好证明了这段话的前一半:“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两弹一星”恰好证明了这段话的后一半:“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二.没有“生理性劣等”,只有“状态性劣等”。无组织状态即劣等
左宗棠说:“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更有中国人说:“十路八国联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外国版的“中国劣等论”破产了,当代中国的文匪“精英”李鸿章们却又弄出个中国版的“中国劣等论”——“中国人素质低劣”,抓住一切机会大做文章大肆宣扬“中国文化低劣”、“劣根性”,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刻如同被搅动的池塘烂泥沉渣“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劣根性,中华民族有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是不容否定的。(我爱井冈映山红11-03-2018:53:36)54字(0/6/1)
——只有拿出勇气承认自己的国民的素质低下,才能知耻而后勇的提高国民素质,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别无选择!([我爱井冈映山红]于2011-03-2018:55:58)
——传谣信谣,这是中国少数老百姓的劣根性,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我爱井冈映山红]于2011-03-2021:11:47)
——经不起一点风浪的人盲目跟风的人是国家与社会的麻烦制造者!(我爱井冈映山红11-03-2020:48:27)
——愚昧的抢盐行为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爱井冈映山红2011-03-2019:01:09)
——面对核辐射,日本的老百姓为什么不抢购食盐?(原创首发)(我爱井冈映山红2011-03-1816:34:09)
——“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刘晓波);
——“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刘晓波);
——“如果老百姓本质上都是好人,那怎么会当了官就都‘变坏’了呢?这肯定不是制度问题,而是老百姓本质就坏!文化基因不对!……大家应该更多的反思我们的文化基因!……我认为是老百姓的本质太坏了!……窝里斗、迷信、大量的汉贱、暴戾、对外大方对内小气……这些问题都产生于我们的文化基因……”[最好的坏蛋]于2010-10-2616:09:22 
——“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
——“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
——“汉语是一种低级语言”;
——“普通话是劣质语言”;
——“‘四大文明古国’或为意淫”;
——“拆穿“四大发明”的谎言”;
——“什么狗屁祖宗的博大精深,骗子的博大精深罢了”;
——“中医这东西,本质上,跟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是一回事儿。”
——“中国到现在还有不少傻逼相信什么《黄帝内经》、《神农百草经》呢!”
——“整个理论体系都是胡说八道!什么阴阳五行、八纲辨证-------都是骗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
既然中国人“素质低劣”、“劣根性”,那按“优胜劣汰”的原则就只能被淘汰灭绝,除非“国际接轨”、彻底用洋大人的“普世价值”来改造——说来说去绕了个弯子又绕回到了“中国劣等”、必须由外国人瓜分统治的老一套上来了。 
西方人闹“中国劣等论”固然可恶,但相对而言还比较老实,只要其根据被事实戳破,多少还肯认帐——抗美援朝挨了揍,就老老实实不再坚持中国人是“不堪一击的劣等”;见中国搞出了“两弹一星”,就老老实实不再坚持中国人是“智力低下的劣等”。中国的文匪“精英”李鸿章们就没有这绅士风度,只有乱钻乱叫的癞皮狗本性,永远死乞百赖胡搅蛮缠,不管什么事实都不认帐,硬要把黑的说成白的。驳外国版的“中国劣等论”比较干脆省事:只要拿出事实来往那儿一摆就八九不离十。驳中国文匪“精英”李鸿章们的“中国劣等论”就麻烦得多:第一是对牛弹琴,因为这些人不靠实事求是吃饭而靠吹牛撒谎吃饭,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狡辩成性,即便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他们也决不认帐;第二又很必要,因为不辩驳就不能教育其他人不上当受骗。而要驳中国文匪“精英”李鸿章们的“中国劣等论”光拿事实还不够,还得来一大堆分析总结,这就不得不连篇累牍,比驳斥外国人罗索得多——所以说“十路八国联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 
要谈“中国劣等论”,就得先弄清所谓“优等人”、“劣等人”是什么意思。
在传统的“优等劣等”概念里,“劣等人”的意思是“进化不完全”,还没进化到人,还跟兽类差不多。而“优等人”的意思是“进化完全”,不再是兽类。(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人是世界之主,人可以支配兽类。既然“劣等人”还没进化到人,还算兽类,那“优等人”自然可以奴役支配“劣等人”。)这是企图从生理结构上证明人分“优等”“劣等”。但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所有人的生理构造没什么本质区别。因此从生理的角度“证明”人与人因天生构造不同而有“优等”、“劣等”之分纯粹是胡说八道。 
不过如果某人行为方式如同低等动物,如“狼孩”,那倒可以说:这人的行为跟低等动物一样——虽然从生理结构上看已经进化到了人,但实际的行为方式宏观表现跟没进化到人的低等动物没太大区别。
这就是说,人没有“生理性劣等”,但可以有“状态性劣等”——“存在决定意识”,如果人的客观存在跟低等动物一样,导致人的行为特征和本能意识跟低等动物也一样,如此一来人不劣等也劣等了,这就叫“被劣等”——“状态性劣等”。“生理性劣等”是先天的,瞎编的,“状态性劣等”是后天的,人为的,可以人为制造,也可以人为改变。 
外国版的“中国劣等论”是比较单纯的“生理性劣等”,要驳倒只要把抗美援朝和“两弹一星”这类事实往那儿一摆就差不多了。中国版的“中国劣等论”则是“状态性劣等”,特别富于诡辩性和迷惑性,因为“状态性劣等”是有条件存在的东西,可以是假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是真的。中国的文匪“精英”李鸿章们坏就坏在专门以“学者”、“专家”的面目出现,“科学地论证”中国人的“状态性劣等”是无条件绝对存在的东西,使中国人相信只有“国际接轨”、“普世价值”、“全盘西化”才是出路,最终结论其实跟外国人用“生理性劣等”宣布“中国人劣等”的结论是一样的,都是让中国人自甘劣等,受外国奴役支配——同样的结论,换个说法而已。因此对中国的文匪“精英”李鸿章们立足于“状态性劣等”的“中国劣等论”不能简单一驳了事,必须详细分析:在什么条件下才成立,在什么条件下不成立,如何改变这决定性条件。 
低等动物的一大特征是遇到灾害只会惊慌失措争相逃命:狼奔豕突、抱头鼠窜、热锅上的蚂蚁、如鸟兽散、乌合之众……
如果人遇到灾害也只能惊慌失措争相逃命,那这样的人就跟低等动物没区别:车怕乱套、人怕乱营、马怕炸群、兵败如山倒、人挤人、人踩人、自相践踏、死伤狼籍……
低等动物永远做不到遇到灾害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化险为夷,而有些人能做到。能这样做的人就可以说比低等动物优等。不能这样做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跟低等动物一样,属于劣等。
只有有组织的人才能做到“遇到灾害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化险为夷”。无组织的人遇到灾害必然只能跟无组织的低等动物一样惊慌失措争相逃命。
——2010年7月24日德国杜伊斯堡音乐狂欢节踩踏事故已有16名死难者身份查清。
——2003年美国罗德岛夜总会火灾人叠人塞在门口(只上半身在门外)烧死。
——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省庙宇3日发生踩踏事故,迄至目前已知死亡增至145人,另有约40人受伤。
——2010年11月22日,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座“钻石桥”发生了重大踩踏事故,造成30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伤。
上述踩踏事故中不管是德国人、美国人、印度人还是柬埔寨人都一样,灾害发生时都象低等动物一样处于无组织状态,表现都如同低等动物一样惊慌失措争相逃命——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种族,不管是什么文化程度,哪怕被认为是“优等文明优等人”的民族也不例外。可见“状态性劣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 
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吕家坨矿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根据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一书中的有关描述:
——“伟大的开滦矿工用他们高尚的人格展现了一幅不亚于《泰坦尼克号》的悲壮场景,一束束矿灯光柱射向井口。这里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只有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
——“一千多人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出色的组织,踩也得踩死几个。我这么想啊,踩也得踩死几个。当时贾邦友就往井口一站:女同志先上!女同志上完了以后,新工人上。有规定的。人家文件里边都写着呢:新工人上。新工人上完了以后老工人上。最后,共产党员最后上。贾邦友当时就这么讲的:共产党员最后上。” 
——结果: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
对比“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与上述各国踩踏死亡事故的结果可以看出:灾害危机面前有组织状态与无组织状态大不一样。在灾难危机面前,“优等”“劣等”的区别就在于有组织还是无组织,有指挥还是无指挥。
同样是碳原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石墨,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刚石。同样是铁原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顽铁,有组织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属纤维。同样是光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漫射光,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无坚不摧的“高等”激光。同样是个人,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乌合之众一堆肉任人宰割,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钢铁巨人无人敢犯。同样的个体群,优等劣等的区别完全取决于有组织还是无组织。“有组织”就是整体的网络,“无组织”就是零散的个体。个体对抗不了网络,个人对抗不了组织——科索沃战争中,塞尔维亚空军司令亲自驾驶米格29战斗机升空迎战,结果未发现敌机就被击落。他本人是飞行老手,个人技术不可谓不精湛,米格29战斗机的单机性能在当时也不可谓不优秀,但仍然一败涂地。因为这不是古代一对一较量的单打独斗,而是个人对组织、个体作战单元与网络作战系统的对抗,力量对比完全一边倒,单兵作战能力再强也没用。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规律:同样的个体群,处于有组织状态(并入网络之中)就是优等,无组织状态(离散于网络之外)就是劣等。 
总而言之,人的优等劣等不按人种分,而按组织状态分:谁组织严密谁优等,谁无组织谁劣等——人与野兽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能主动组织起来而动物不能。人一旦处于无组织状态,就等于退化到了野兽状态——当灾难危机发生时,谁能保持有组织状态统一行动集体救助,谁的生存机会就高,这就叫“优等”。谁只能凭动物本能消极应付、各自逃生,谁就对灾害毫无抵抗能力,谁的生存机会就低,这就叫“劣等”。(如果“精英”不承认,不妨自愿验证:把成千个这样的“优等精英”们集中到一个大礼堂里,然后突然发布火警炸弹警之类,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看这些“优等人”会不会不需要组织指挥就井然有序及时撤离而不争先恐后自相踩踏。) 
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有灾害时如此,无灾害时也如此。人如此,企业也如此。有组织的大财团就是“状态性优等”,单打独斗的个体户就是“状态性劣等”。文匪“精英”为什么那么仇恨国营企业?因为国营企业使中国企业处于“有组织状态”即“状态性优等”,外资集团束手无策。所以文匪“精英”要用“私有化”把中国的国营企业拆成个体户,使它们处于“状态性劣等”,只能要么被组织严密的外国资本财团吃掉(变成外国的“有组织状态”),要么破产灭亡,要么拼命削价、靠压榨中国人的血汗苟颜残喘(这种生存本身就是“状态性劣等”)。这就是说,文匪“精英”不是不要垄断,只是不要中国人对付外国人的垄断,但绝对不反对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垄断;不是不要中国企业处于有组织状态,只是不要中国企业处于中国的有组织状态,但绝对不反对中国企业处于外国垄断资本财团的有组织状态。它们的“私有化”的针对性非常明确:消灭中国工商业在外资面前的“状态性优等”,使其变成“状态性劣等”,帮助外资对中国人实行“优胜劣汰”。 
抗日战争时毛泽东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抗美援朝后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同样是中国人,无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敢于欺负”,有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惹不得”——优等劣等完全取决于是否“有组织状态”: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 
日本3.11的海啸核灾害,处于无组织状态的老百姓束手无策;美国新奥尔良水灾,处于无组织状态的老百姓束手无策;海地大地震,处于无组织状态的老百姓还是束手无策——最后结果都是抢劫偷盗成风,开到灾区的军队忙剿匪甚于忙救灾。 
只要灾害面处于无组织状态,那就立刻构成了“状态性劣等”,不管哪国人惊慌失措起来都一样盲目疯狂:中国人抢购盐、日本人抢购瓶装水、美国人抢购碘片、碘化钾液体、防毒面具、盖格计数器,芬兰人、俄罗斯人抢购碘酒…… 
(如果仅仅用“危险面前惊慌失措乱抢购”的为标准衡量素质,那中国人一点也不比别人差——比如碰上同样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地沟油、苏丹红、三鹿奶、双汇肉、有毒有害食品药品、转基因主粮、豆腐渣工程之类危险,外国人早吓破胆闹翻天了,中国人却若无其事,既不惊慌失措也不抢购什么。这么一算帐,中国人还算素质高的。) 
由此可见,“生理性劣等”是胡说八道,“状态性劣等”则“放之四海而皆准”,谁都不例外——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文化背景,只要处于无组织状态,那就是“状态性劣等”,不劣等也劣等了——“被劣等”;只要处于有组织状态,那就是“状态性优等”,不优等也优等了——“被优等”。 
“状态性劣等”还是“状态性优等”平时未必看得出来,但面临出乎意料的灾害危难时立刻就能一目了然——可以预料、可以预计的灾害算不得真灾害,只有预料不到、突如其来的灾害才是真灾害。这种灾害既不会给你从容躲避的时间,也不会给你纠正错误的机会,任何延误差错都必须以生命为代价,这才是不折不扣的“优胜劣汰”。3.11大地震以来的事实证明日本人在对付突如其来的灾害这点上实际处于无政府状态,靠平日的训练教条虽然能够对付意料之中的地震,却对付不了意料之外的大海啸和核灾害,“状态性劣等”的规律立刻发挥作用,多年积累下来的“高素质”形象顷刻瓦解。 
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是一盘散沙,也就是说一直处于“状态性劣等”。毛泽东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变成了具有高度组织性的一个整体,从此结束了中国人的“状态性劣等”,开始了中国人的“状态性优等”——毛泽东并不仅仅在形式上把中国人组织了起来,而且赋予了中国人高度自觉的组织性,即便原有的有形的组织被破坏打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也能迅速自动组织起来,自动恢复到“状态性优等”,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真正的优等: 
——双石如此记叙了上甘岭战斗中坑道里的情况:
“虽然被敌人压了顶,但坑道里的部队士气却依然旺盛。所有的坑道,在退守的当天就建立起临时党支部,整理完战斗组织,通过共产党员们的凝聚力,把大伙儿抱成了团。”(双石:《开国第一战》第四十四章)
——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几个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的战士自动组织起著名的“庞国兴战斗小组”,自觉参战,在两天多的时间深入敌后数十公里,连打五仗,歼灭五股逃敌,攻克印军炮兵阵地两个,缴获火炮七门,还有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物资。 
——网友“一直在看”如此记叙了自己父亲1975年在衡阳附近公路上迫降飞机后的情况:
“飞机一停稳(安全着地,地面无一伤亡)周围的人群就围上来了,据说有好几万,也难怪,当时中国老百姓没什么机会见战斗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爸掀开机舱一看这阵势就把手枪掏出来站在飞机头上了,这么多人没秩序的乱挤,非把飞机拆了不可。正在这时他发现在人群中居然有不少解放军,因为是星期天,解放军同志也到这赶集来了。我爸大叫:‘解放军同志们赶快把飞机围起来,保护飞机!’要说那时侯人家那觉悟就是高,从人群中登时出来了300多军人,搞了个封锁线,把飞机围起来了。”(“一直在看”:《父亲的空军生涯》开篇:父亲的空中历险记) 
——电影《十二次列车》记叙的故事在毛泽东时代非常普遍:当遇到突发的自然灾害时,客车的乘务员和旅客尽管彼此素不相识,但也能迅速组织起来集体抗灾。
——邢台地震,迅速组织灾民救灾;海城地震,迅速组织灾民救灾,唐山地震,迅速组织灾民救灾……不管突如其来的灾害有多大,灾民总是能迅速处于有组织的救灾状态,决不允许“状态性劣等”。
所有这些都证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总是处于高度的自觉的有组织状态,也就是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总是处于“状态性优等”。
“状态性优等”决不是仅仅在形式把人都拉进一个组织——商秧变法编保甲、传教士传教、青红帮、白莲教、抓壮丁、“新生活运动”等等也可以看成带有某种“组织起来”的意思,但都不能改变中国人的“状态性劣等,因为这些组织都没有凝聚力,只能一时拥有人身,不能永远拥有人心,有风浪立刻瓦解,没有风浪自己也能溃散。为什么?附录一摘录的1940年的一篇报道《我看见了八路军》有句话道出了根本原因:“要发财,要谋一己的利益和发展,最好是自己做头子,不必跟着别人走”——任何组织只要根本目标是谋私,就必定违抗不了人人盘算“自己做头子,不必跟着别人走”的铁规律,这样的组织遇到威胁利诱岂能坚持?崩溃瓦解只是时间问题。 
毛泽东的共产党立党为公,靠真理服人,所以有凝聚力,所以能克服“自己做头子,不必跟着别人走”的铁规律,所以能把人民组织起来。如果毛泽东立党为私,共产党早就和其他人一样被“蒋委员长”搞垮了——“蒋委员长”最善于用“银弹攻势”分化瓦解,轻而易举用金钱美女搞垮了所有军阀对手,却楞拿连工资都没有、生活待遇跟国民党没法比、时时刻刻面临死亡的共产党束手无策,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的共产党不谋私,对付谋私最有效的“银弹攻势”不起作用。 
光是形式上实现了“有组织状态”还不够,如果领导没有威信、说话没人听照样实现不了“状态性优等”,特别是关键时刻——象唐山地震时一千多开滦矿工从地下零伤亡脱险,没有贾邦友现场的正确而及时的指挥不行,但如果贾邦友说话别人不听也不行。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肯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贾邦友安排而不自己各自逃生?因为信得过。为什么信得过?一有平时建立的威信,二有生死与共的共同处境。抗日战争时的南京保卫战,“国军”司令高喊了半天“与南京共存亡”,关键时刻却带头溜了,所有的高级军官也一下全溜了,被抛弃的军人对这个组织怎么可能还有任何信心?再庞大的组织也立刻土崩瓦解了。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们证明自己“立党为公”、获得威信、获得思想上的指挥权靠的不是说漂亮话,而是以身作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处处可见这样的例子:
——毛泽东: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泽东: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就给儿子搞特殊。
——毛泽东:美国人压我们,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毛泽东的儿子不去,那派谁去啊?
——毛泽东:我毛泽东本来就是老百姓。现在国家苦难,百废待兴。我记得赫鲁晓夫说过,中国要搞原子弹,把全国所有的电力用上都不够。中国人要争这口气啊!把我的生活费压到每天两块五。
——毛泽东:从毛泽东做起,我看很有必要。人家压我们弯腰,没有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
——毛泽东:可如果我毛泽东说话不算数,那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哪?
——毛泽东: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定量。全国人民不吃肉,我也不吃肉。这就叫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啊。
——毛泽东:我是国家干部,国家规定给我一定待遇。李讷只是个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泽东的女儿也不能例外。还是恪守本分的好。上行下效,历来如此啊!
——毛泽东:现在国家这么困难,你们还有心思装修房子,修得如此富丽堂皇,这是给皇帝住的吗?我不是皇帝,这个房子我不住。我毛泽东不做李自成!
——李觉:基地党委决定,把房子腾出来,让科学家们住,官兵全部住帐篷。从我李觉开始带这个头,基地里的全体干部都必须带好这个头。这就是命令!
——王淦昌、邓稼先:我们基地所有人,不管是干部、战士还是科学家,都应该同甘共苦,不应该搞特殊化。
——李觉:可是目前我们只有这个条件,总得有人作出牺牲吧?
——张蕴钰:我是基地司令员。我有这个责任。我和李觉同志一起上。
——张爱萍:好。司令员同志和战士们在一起,我同意。
——聂荣臻:你们不怕危险,上面的同志更不怕危险,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只是想跟大家在一起。你们什么时候完成对接,我就什么时候离开。
——李福泽:哪里最危险,我这个司令员就应该在哪里。我是基地司令员。我不能离开最危险的地方,不能离开战士们。
……
毛泽东时代党员骨干“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所以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戴,所以能把中国人从一盘散沙组织了起来,能把中国人从“状态性劣等”转变为“状态性优等”。如今“精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自己从来做不到——自己吃特供,却硬逼着老百姓吃转基因;自己老婆孩子带头贪,却恬不知耻要求别人“道德的血液”……就凭这,再哭天抹泪卖弄诗词表演炒回锅肉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连地产大王都敢嗤之以鼻:“他自己缺什么就以为别人也缺什么”。 
三.高素质是“状态性优等”的产物,低素质是“状态性劣等”的产物
存在决定意识,状态决定素质。高素质是“状态性优等”的产物,低素质是“状态性劣等”的产物。处于“状态性优等”,人民的素质就会不断提高,本来不高也会提高;处于“状态性劣等”,人民的素质就会不断降低,本来再高也会降低。状态变了,素质必然跟着变。不过这个转变是一个过程,有个时间滞后。 
中国人在某些时期的确有许多陈规陋习。这是中国人长期处于“状态性劣等”的结果,并非中国人先天性素质低。毛泽东一方面实事求是承认现实,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设法改变而不是简单地讽刺挖苦: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 
——“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面对中国人的陈规陋习,毛泽东的态度与文匪“精英”截然相反:文匪“精英”专门冷嘲热讽夸张渲染,毛泽东则实事求是教育改造;文匪“精英”只想利用现状——证明中国人天生劣等,活该被洋人奴役,必须由他们这些假洋鬼子来当奴隶总管;毛泽东则要改变现状——使中国人摆脱落后。 
毛泽东把中国人组织起来、使中国人处于“状态性优等”的同时一直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中国人许多历史沿袭下来的劣等习俗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彻底扭转,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曾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比如: 
1.歧视虐待妇女
妇女束胸、裹小脚、“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女子无才便是德”、买卖婚姻等等陋习根深蒂固了几千年。这些东西如果今天还存在流行,肯定会被文匪“精英”拿来作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过硬证据。然而如今还有多少中国妇女束胸、裹小脚、“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女子无才便是德”?早绝迹了。在毛泽东世代短短几年就被一扫而光了。如今中国许多年轻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毛泽东时代真正消灭了歧视虐待妇女的劣等习俗,使男女平等变成了中国社会的习俗——今天的中国人对此已经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平等习俗已经世界领先,倒是外国人旁观者清,反过来帮助中国人认清了自己。我在美国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对此深有感受。(见附录二:和一个美国护士的对话) 
2.封建宗法迷信
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代表中国几千年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还极其牢固。这四大绳索里只有“政权”是纯政治性的,其他三条——“族权、神权、夫权”都可以说是“劣等习俗”。然而如今还有多少中国人受“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压迫?早绝迹了。这些“劣等陋习”被彻底破除了,被使人民处于“状态性优等”的毛泽东时代彻底消灭了。而卡扎菲执政四十多年了还得跟部落酋长打交道。 
3.不讲卫生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人民群众的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传染病大肆流行,寄生虫病分布广泛,危害严重。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而这一切都随着中国人不讲卫生的陈规陋习变成了历史。怎么变的?抗美援朝粉碎细菌战时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上面号召,底下响应,全国总动员,一下子就在全国范围内对几千年的不讲卫生的劣等习俗来了个大扫荡,中国人的卫生素质顿时上了一个台阶,一下就摘掉了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如今网上不时有中国人撰文抱怨印度人不讲卫生的习俗。如果没有当年爱国卫生运动给中国人带来的卫生观念的大改变,如今还指不定谁抱怨谁不讲卫生呢。这从另一方面证明“状态性优等”导致人民素质提高。 
4.军队是灾
中国人如今已经习惯于“大灾大难必有解放军及时来救”,所以人们才会有这种心理:
——“当我们面临着地震、洪水灾害的时候,我们习惯性地眺望天际,我们知道,那里一定会出现如潮的红旗,上面写着‘攻坚第一团’、‘上甘岭英雄连’之类的字样。每当看到这些红旗,我们就踏实了:解放军来了,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习惯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我们习惯于这一切,因为几十年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政府就该干这些事,百姓出了事就该由政府罩着——这是我们从来不需要思考其理由的事情。”
有这种心理的结果就是中国人灾害发生时很少趁火打劫——知道解放军会及时来救就会心存希望,心存希望就不绝望,不绝望就不容易大规模惊慌失措和大规模盲目冲动,就能够维持秩序,就体现了高素质——这一切都源于“大灾大难必有解放军来救”这个大前提。 
中国的“军队救灾”是毛泽东的创造。毛泽东之前的中国军队本身就是灾——“刮民党”、“遭殃军”、“河南四荒,水旱蝗汤”、“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兵匪一家”、“成则王侯败则贼”、“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丘八大爷惹不起”、“贼过如梳,官过如篦,兵过如剃”……这样的军队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遭灾,更甭说救灾了。《红楼梦》第一回就写得明明白白:“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水旱不收”是天灾,“鼠盗蜂起”是人祸,“官兵剿捕”更是兵祸,所以才会“难以安身”。否则“官兵剿捕”的结果为什么不是“稳定和谐”而是“难以安身”?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军队救灾”这回事,从来都是天灾之后必是人祸,人祸之后必是兵祸。与这样的规律相对应的只能是低素质——遭了天灾谁也指望不上,绝望中只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丛林法则、自生自灭”、“弱肉强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旧中国“军队是灾”的状态,对应出了中国人“天灾之后必趁火打劫”的低素质;毛泽东创立的“军队大灾必救”的状态,对应出了中国人灾害面前循规蹈矩的高素质——“存在决定意识,状态决定素质”。 
顺便说一句:“大灾大难必有解放军及时来救”在毛泽东时代是百分之百准确,如今则难说。或者可以这样说:如今发生毛泽东时代遇到过的灾害还可以指望得到军队的迅速救援,但碰上毛泽东时代没有遇到过的灾害就难说。碰到地震、水灾这样的灾害一切有例可循,不用动脑子照搬照抄毛泽东周总理的现成办法就行,而且老百姓心目中有毛泽东时代的抢救先例为标准,稍不标准马上就能看出来指出来。但碰上2008年的冰灾那样的灾害就不一样,因为那样的冰灾毛泽东时代没有发生过,没有现成的救灾办法可抄,老百姓也没有现成的标准衡量(为什么那样的冰灾毛泽东时代没有发生过?第一,毛泽东时代输电铁塔没有“豆腐渣”,不会一结冰就垮。第二,毛泽东时代强调备战备荒,各省各地经济都有独立性,粮食储备燃料储备都按年计,连战时被封锁都不怕,冰雪当然不足为患。哪象如今文匪“精英”不储备粮食不储备石油,光拼命储备外国债券白条,寒冬季节发电厂存煤却居然只按天计,当然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全盘大乱)。碰上这样的“新生灾害”救灾作风跟毛泽东时代当然大不一样——所以才会面对冰灾十八天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直到贵州许多城市已停电一周,长沙已冰冻16天才突然如梦方醒,手忙脚乱眉毛胡子一把抓;所以才会出现“方便面80元一碗饿疯了的乘客疯抢”、“无奈的16小时”、“我们早已不再感动,我们只要回家”、“已经快一周了,在风天雪地里,我们很饿、我们很冷、我们很焦急、我们很无助,我们很无奈,给个准信吧,让我们全体自决于党,自决于人民也行”、“女民工返乡梦碎广州站”、“广州火车站奇特之夜——集体的恍惚”、“所有人都茫然失措,在这个半夜时分,像游魂一样来回奔跑”、“这一场暴风雪,仿佛不止暴露了各地应急措施缺位;更暴露了整个中国,从政府到民众,面对意外事件时精神上恍惚与迷茫”之类情况;所以才会出现这次抢盐风潮——实际抢的不是碘盐,而是心理上的安全感。为什么?因为现实中没人能给老百姓安全和希望。文匪“精英”的“改革”已经把中国工人农民去组织化,处于无组织的“状态性劣等”,灾害危机面前无人可求,无人可信,只能象低等动物一样各自逃命——文匪“精英”公然宣扬鼓吹的就是谁也别管谁:“范跑跑”、“自己逃命是基本人权”、“要确保自己的安全,然后才可能组织疏散”、“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让领导先走”……老百姓靠正当途径找不到出路,得不到安全感,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求生。身患绝症,病急乱投医;灭顶之灾,一根稻草也要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惊慌失措疯狂举措都不奇怪,更没有理由指责老百姓“素质低劣”。该指责的是让老百姓处于“状态性劣等”的文匪“精英”,是他们使中国老百姓处于绝望的挣扎之中。 
文匪“精英”一天到晚用中国人随地吐痰、说话声音大让友邦惊诧之类证明中国人比起西方白人素质低来素质低,素质就是低。但是一个国民的素质高低最见分晓之时就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从唐山大地震,到后来的98洪水,2008年的冰灾,中华民族的忍耐、互助、刻苦、奉献、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坚忍不拔、共度难关、工农兵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站在一个高台阶上的。有没有趁火打劫发国难财杀人越货哄抢国家财产的呢,有。但是比起卡特琳娜飓风,比起美军攻入巴格达之时,少之又少,微乎其微。这种高素质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当中国人处于毛泽东带来的“状态性优等”时,陈规陋习就不断克服;当毛泽东带来的“状态性优等”被破坏时,陈规陋习就不断死灰复燃。 
如今毛泽东时代的素质老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年轻一代被文匪“精英”们精心培育的“素质”是什么呢?——范跑跑、药家鑫、李颖、“激情杀人”、“杀人如弹钢琴”、“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照这个架势,将来只要觉得有需要,非劫道绑架打闷棍卖人肉包子不可。有人说这是教育的失败,不对,这是文匪“精英”谋私教育的成功——你整天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优胜劣汰、丛林法则”、“只管自己、不管别人”之类,人家活学活用了你的“为自己利益不管别人死活”,才会去杀人灭口,才会灭绝人性视杀人如弹钢琴。所有这一切都是文匪“精英”们的谆谆教诲开了花结了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荆棘者得刺”,你这么教,人家就这么做。你反过来骂“中国人素质低”,其实骂的是自己。 
四.文匪“精英”最劣等
要说“素质低下”、“劣根性”,中国文匪“精英”当之无愧。他们才是中国人中的劣等。
前面已经说过,没有“生理性劣等”,只有“状态性劣等”。中国文匪“精英”的职业是“状态性劣等”的职业,思维是“状态性劣等”的思维,所以只能形成一个“状态性劣等”的群体。
什么是“状态性劣等”?——无组织状态。
中国文匪“精英”都是些什么人?——脑力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天然的无组织状态,天然的“状态性劣等”。
看看折腾“08宪章”的那一伙,看看大闹“普世价值”的“主流精英”,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基本都是学文的。学文的有什么特点?个人奋斗,不靠集体努力。发表个东西只署自己的大名,顶多再向某个别人致个谢。东西卖出去就算成功,功劳百分之百都算自己的;卖不出去就算失败,后果也只能百分之百由自己兜着。如果有真才实学,自然不怕卖不出去。但如果没真本事全靠卖假货次品混日子,那就决不能允许别人揭穿,因为只要揭穿一次,自己就砸了牌子,以后就没法混了。因此必须只允许自己卖假货次货,不允许别人揭老底,更不允许别人要求自己对自己推销的假冒伪劣负责。给这个霸道逻辑起个好听的名字,就叫“言论自由”——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不管怎么着都概不负责,你还不许干涉,否则就是“妨碍自由”。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处于“状态性优等”就必须处于有组织状态。“处于有组织状态”意味着对个体的自由要有所制约,不能象散兵游勇那样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要“处于有组织状态”就必须牺牲个体的某些自由为代价,换来的是集体的“状态性优等”、集体的生存、集体的自由。只要有点集体观念的人就能认同这个道理和原则——哪怕集体郊游都得有个互相照应、互相协调,这“互相照应、互相协调”就不同于个体出游那样随心所欲,这就是对个体自由的某种制约,就是实现“集体郊游”的代价。了解现代化大生产的人更容易认同这个道理和原则——精通现代化大生产的人都明白成功有赖于集体的努力和配合,哪一环出了毛病都不行,要持久成功就必须责任分明分工协作,就必须考虑到别人,就必须有全局观念,就必须认同“不能只顾局部不顾全局、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必要时牺牲局部顾全大局”的原则。 
搞文的人也有认同这些原则的,这样的人必定至少具备三条:有真才实学,有自知之明,有人性良知。
——有真才实学:拿得出受中国老百姓欢迎的东西,用不着弄虚作假,也用不着惧怕别人批评。
——有自知之明:头脑清醒,明白自己的衣食父母是中国老百姓,因此获得成功的大前提是中国的强大安全和老百姓的安居乐业,自觉地决不危害这些大前提。
——有人性良知:坚持自食其力,不发昧心财,不搞坑蒙拐骗,不与骗子同流合污。
这三条文匪“精英”们一条也不具备。他们没有真才实学,个个有名无实,拿不出受中国老百姓欢迎的东西,凭真本事混不下去。出路:第一,傍大款、当二奶、做小三、站街当小姐……不管是中国大款还是外国大款,来者不拒,给钱就卖,端谁的碗看谁的脸,收谁的钱舔谁的腚,按字论价也可,按职论价也行,既批发也零售,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笑贫不笑娼”,“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惠第一。有实惠就是成功,成功就是一切。第二,获取权力,持权抢劫。当然,他们既无胆量也无能力靠自己的牺牲奋斗来建立政权,全部战略就是搬嘴弄舌“空手套白狼”,“骗出一个体制来”,“骗出一个政权来”。他们没有自知之明,以为凭自己的绝顶聪明足以包打天下,不需要集体的努力,不需要别人的配合,自己的生存和成功跟国家存在不存在没关系,跟人民生存不生存没关系。他们没有人性良知,只要有利可图,卖国就卖国,亡国就亡国,民族灭绝就民族灭绝,只要能达到目的,哪怕亲娘老子也可以当破烂卖。 
这一切决定中国文匪“精英”必须靠邪门歪道不劳而获混日子,必须禁止任何人阻挠自己的胡作非为,必须死死抓住“自由化”做掩护,必须坚持无组织状态,必须坚持“状态性劣等”——自己是“状态性劣等”,就决不能允许广大人民群众处于“状态性优等”,否则就没法欺负老百姓了:散兵游勇怎么敢惹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只有获取权力,用“私有化”使老百姓“去组织化”、“去优等化”、重新处于无组织状态、重新回到“状态性劣等”才可以任意宰割:强制拆迁、土地流转、买断工龄…… 
“存在决定意识”。文匪“精英”的“状态性劣等”的客观存在决定他们要生存、要不劳而获、要飞黄腾达就必须夺权,必须卖国,必须使中国人处于无组织状态,必须使中国人处于“状态性劣等”,必须使中国四分五裂。以此为纲观察文匪“精英”全部主张,一切立刻一目了然。 
——要夺权,必政变。借口是“政改、政改、政改”,实际是“政变、政变、政变”。
——政变两大法宝:街头政治+引狼入室。街头政治——唆使诱使驱使国内傻瓜上街替自己卖命推翻中国政府,让自己坐享其成。引狼入室——勾结鼓动引诱外国势力打进来替自己卖命推翻中国政府,让自己坐享其成。无论是哪种情况,文匪“精英”都要“空手套白狼”。 
——“言论自由”为的是造谣自由。能自由造谣才能制造混乱,才能破坏人们的信心和信任,才能瓦解一个组织,才能使人从“状态性优等”变成“状态性劣等”,才能推翻政权实现政变。
——拼命鼓吹“普世价值”、“民主化”、“自由化”、“颜色革命”、“人权”是街头政治、唆使诱使驱使国内傻瓜上街替自己卖命推翻中国政府的需要。
——拼命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独裁者没有内政”是引狼入室、勾结鼓动引诱外国势力打进来替自己卖命推翻中国政府的需要。
——欢呼埃及、突尼斯“民主运动”是假,借题发挥煽动中国人上街闹政变是真(文匪“精英”怎么现在对埃及、突尼斯的事突然不大肆报道了?因为真正的兴趣是政变,对政变之后的事丝毫没兴趣。现在对那里的情况只字不提,证明实际情况的进展对文匪“精英”的政变鼓动不利)。 
——欢呼利比亚“民主运动”是假,借题发挥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引狼入室勾结外国势力打进中国是真。
——文匪“精英”本能的无组织状态,天然的“状态性劣等”,没有任何凝聚力,不肯做任何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根本不可能凭自己的努力获取权力。只有靠“多党制”、“自由竞选”才能充分发挥自己三寸不烂之舌的优势“空手套白狼”,“骗出一个政权来”。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文匪“精英”们煞费苦心编造出来的“民主万能”、“小政府、大社会”之类神话被日本的3.11大地震、大海啸、核灾难的无情现实打了个粉碎。
——20天了,很多侥幸逃过地震、海啸、大火的避难民众一直处于缺衣短食的困境,更有数十人因寒冷、饥饿、缺少药物在避难所死亡。
——电视台的采访车能纷纷到达现场拍摄并采访,救援物资却不能输送。
——日本政府要求中国将救灾物资“自行运送”到灾区。
——有个国家表示要援助几万床毛毯,但日本政府却指定毛毯尺寸必须是80厘米见方才可以。有的国家要派出救难犬,但日方却表示救难犬在机场检疫要花一个月时间。有的国家想送食品,但日本政府称:如不张贴日文标签就没办法接受。 
——菅直人在日本繁琐的法律、条条框框面前无能为力,指挥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菅直人作为首相几乎调动不了自卫队和地方应急力量,只能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协力援助。菅直人15日要求自卫队出动直升机,支援福岛核电厂的灭火工作,却遭到自卫队拒绝。直到菅直人第二次“请求”,自卫队16日才派遣运输直升机执行任务,最后却是无功而返。 
——如果按规定工作,每个工作人员只能作业几分钟乃至十几分钟就得撤离。就算是没有完成任务撤离出现场也是合法的,督战的长官也没法强求,包括菅首相在内。
——自卫队随身携带的辐射强度报警器一响,一个个跑的比兔子还快。
——日本自卫队国难面前竟敢和国家元首“据理力争”、“讨价还价”。面临危机,精锐部队都不敢上,还要发牢骚。中央特种核部队说核辐射太强,立刻退了出来。为此国防部长还埋怨东京电力高层:“他们说里面安全,我才派出了部队,早知道这样,我是不会派的”。 
——福岛核电事故期间,自卫队的各直升机驾驶员在空中洒水不超过一次;可是当年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军有些飞行员一天飞越反应炉33次。自卫队的飞行高度在100米以上;可是当年苏军的飞行高度有时低于20米。最后直升机以空中停留方式,把一袋袋水泥往下投放,以石棺方式封住反应炉,完成了任务,却也有27位空军人员为此付出了生命。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军动员了10万以上的部队,包括最精锐的防核辐射部队;可是福岛核电事故期间,几乎没有看到自卫队防核部队的身影。 
——任何核电事故,首要任务是降低炉心温度,必须争分夺秒。可是日本防卫省却整整延迟了3天才行动。福岛核电3号机发生氢气爆炸是在3月14日上午,当时保护顶被掀开,这种情况一旦出现,首先应该即刻想到的就是从空中投放冷却水。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当然是自卫队。然而直到3月17日上午9时54分,自卫队的2架CH-47运输直升机才开始动作,从空中向第3、4号反应炉降水,这是明显的、十分遗憾的延误。CH-47在几乎100米以上的高度,慌慌张张以慢速飞行的方式实施降水,明显大大偏离了目标,而且没有持续进行。这样的工作属十万火急,自卫队却任由时间一分一秒的浪费掉。如果当时就采取24小时不间断地空中洒水、降温措施,福岛核电事故也许不至于发展到目前这样的灾难性结局。 
——核泄漏的处理由东电主导,而不是政府。民主党其实是一个弱势政府,管不了东电。其实日本的所有的政府都是弱势政府,不管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真正有实力的是财阀。
——那些核电站虽然很多并不属于东电,但属于共同的财阀。如果东电这次的处理,导致了其他核电站不得不停止运行或者逐步停止运行,这种结果,财阀是绝对不允许的。
——首相官邸正式下达开阀命令。然而,经产省下属的保安院却认为:最终是否开阀,首先应该由东电自己决定。理由是:在国家要求各大电力公司提交的文件中明文规定重大事故对策是“事业者的自主措置”。官邸要求东电立即打开阀门。但是,东电没有动。理由是:条令上的确有这一条,但在日本的核电史上未有先例。而这导致一定量的放射物质散发到外部。 
——菅直人面对东京电力这样的怪兽公司的无奈,在核泄漏问题上,从自卫队,到警察厅,再到现在的消防厅,每一个部门的出现都要相隔一定时间,都反映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大灾难面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协调各方力量,恢复日本瘫痪已久的官僚体系。(闾丘露薇:日本归来) 
……
日本政府是很符合文匪“精英”的“普世价值”、充满“权力制约”的“民主政府”,结果就是该干的什么也干不了。
许多日本人说,他们早就不记得这些年换了多少首相,不记得谁是谁,不记得有这个首相与没这个首相有什么不一样。
许多美国人说,他们根本不认为这个党上台与那个党上台有什么根本区别,不认为这个人当总统与那个人当总统会有什么两样。
这就很可笑了:不一样才用得着选择。如果都一样,那还选个什么劲?谁需要在两粒沙子里选一粒?谁需要在两泡狗屎里选一泡?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两泡狗屎选哪一泡都一样,但从狗屎的角度来看,被选上与没被选上大不一样。文匪“精英”也如此:对老百姓来说“多党制竞选”无非是在一堆骗子里选出一个骗子来,结果没什么不一样,但对文匪“精英”来说则不然:你上台跟我上台当然不一样。为了文匪“精英”个人的这个不一样,所以要逼着整个国家搞“都一样”,所以要大肆宣扬玉中求瑕、屎里觅道的学问,所以要煞费苦心告诉人们狗屎与狗屎大不一样——我这泡狗屎与众不同,属于高级狗屎,别有风味,回味无穷,味道悠悠长,令人三月不知肉味,机会难得,百年不遇,诸位千万不可错过……等下一轮狗屎竞选,一切又从头再来一遍。 
为什么要“民主”?据说是为了“制约权力”,防止滥用权力。为了防止滥用权力,所以让权力办不成事;为了防止滥用武器,所以让武器杀不死人。杀不死人的武器有等于没有;办不成事的权力有等于没有——这实际是以“民主”的名义消灭了权力,等效的结果就是无政府主义,也可以说非常“和平”、非常隐蔽地消灭了政权。 
这才是文匪“精英”的“民主化”、“多党制”、“自由选举”的真正目标:消灭中国政府。
文匪“精英”以“改革”的名义出了无数馊主意:下岗、买断工龄、国有资产流失、MBO、GDP、产权重组、医疗产业化、房地产投机、教育产业化、强制拆迁……所有这些使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再也捂不住了。
药家鑫因为自己的过错伤害了一个人。为了避免被追究责任,便起了杀心,干脆用硬刀子把这个人消灭掉。
文匪“精英”因为自己的过错伤害了整个国家和民族。为了避免被追究责任,便起了杀心,干脆用“软刀子”把整个国家和民族都消灭掉。
鼓吹“中国人素质低劣”,就可以“普世价值”,就可以“国际接轨”,就可以“民主化”、“多党制”、“自由选举”,就可以“和平”政变、“和平”消灭中国政府。
连闾丘露薇都悟到了一个真理:“在大灾难面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协调各方力量”——在大灾难面前,文匪“精英”鼓吹的“小政府、大社会”、“制约权力”、“多党制民主政府”种种理论彻底破产。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多灾多难中国需要的是能迅速行动的强有力的中央统一的政府,而不是只能夸夸其谈什么也干不了的“权力制约”。
文匪“精英”的私利需要使中国人处于“状态性劣等”,需要里应外合肢解中国。中国要生存就必须避免“状态性劣等”,就必须保持有组织状态。只有坚持毛泽东立党为公路线的共产党才能使中国人永远处于有组织状态,才能避免“状态性劣等”,才能保护中国。天然脱离群众、天然劣等的文匪“精英”永远不可能象毛泽东的共产党那样建立起与群众的密切关系,也就永远不可能凝聚起中国人。就凭这一条,文匪“精英”就休想与共产党竞争,“多党制”在中国就休想行得通。只要共产党不“改旗易帜”自我了断,只要中国存在,共产党就必然万岁,也必须万岁。 
附录一:《我看见了八路军》(节选) 
附录二:和一个美国护士的对话
附录一:《我看见了八路军》(节选)
(原载《中国文化》第2卷第3、4期,1940年11月25日、12月15日)
“自红军改编八路军过山西抗日以来,部队便处在更多的物质引诱的包围里了。这时,他们旅里面有个团长张少东,被汉奸和敌探引诱得腐化起来,开始醉酒色,贪爱银钱,而正当上级要撤掉他的职务,准备跟他作思想方面的斗争时,他竟闻风先逃了”“张少东收买了一群极少数政治上落后的战士与下级干部,组成了他逃跑的队伍……” 
“张少东逃跑后,带着他的私人队伍从山西撞到河北、山东,不久便大大发展了他的势力。他有时也和日本人作战,借此才号召了许多游兵散勇——但多数时间还是用在抢劫上。同土匪一样,做头目的张少东变得非常之豪富。” 
“不过,短时期以后,张少东庞大的队伍崩溃了。”
“张少东的手下,一群一群地,用张少东从前带领着他们离开八路军的方法,离开了他。因为他们都知道了,要发财,要谋一己的利益和发展,最好是自己做头子,不必跟着别人走。”
“从这时起,张少东才苦痛地想到他为什么不能够长久掌握他的部队,巩固他的部队的间题。他回忆起红军在江西受五次围剿而从不分裂,长征走雪山草地犹无人动摇,去另寻个人出路的这些往事。……重新检查他离开八路军,首先是自己做错了。” 
“渐渐地他认识出:一个部队的组织,如果其目的不是建筑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合理的、长远的、平等的利益之上,而只是依靠每个人目前短暂的、不合理的利欲的要求而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个部队将是无从掌握,也无法巩固。” 
附录二:和一个美国护士的对话
黎阳
有一回我做饭不小心,一锅滚稀饭没端住。结果一只脚脖子二度烫伤,一个月多不得不天天上医院换药。就这么着一来二去跟门诊处置室的几个护士大婶混了个脸熟。
一个周末下午我又去换药。太太想顺便买菜,把我送到医院后就离开了。我进去时还有一个亚洲面孔手缠纱布的男士坐在处置室门口等着换药。几句话一扯,敢情大家不仅是同胞,而且还是“同病相怜”,都是大老爷们做饭,都是“人有漏手,马有失蹄”,都是“不幸光荣负伤”:我是熬稀饭不小心熬到了脚上,他是炸油饼不小心炸到了手上。有了共同话题,两人就聊了起来。等护士大婶过来招呼那位老兄时,我俩正起劲地交流如何“洋为中用”、用美国超级市场里卖的洋玩艺做中餐,比如用烤饼干的罐装发面团炸油饼做包子。 
护士大婶把那位老兄领进对面的房间交给另一个当班护士,然后又跑回来笑迷迷地说:“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说:“行啊,什么事?”
她说:“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中国太太们到底有什么诀窍,能让丈夫给自己做饭?”
我一下给问楞了:“什么?诀窍?什么诀窍?”
她说:“是啊!让丈夫给太太做饭的诀窍。”
我还是摸不着头脑:“诀窍?丈夫做饭还要诀窍?从来没听说过。难道美国丈夫不做饭吗?”
她说:“我是从来没听说过哪个美国丈夫给太太做饭的。”
我有些奇怪:“不会吧?我看美国丈夫干家务的挺普遍呀!割草扫卫生修房子带孩子我见过不少啊!”
她说:“美国丈夫干家务是不假,但给太太做饭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更糊涂了:“帮太太做饭不也是家务吗?干这样跟干那样有什么不一样呢?”
她说:“那可不一样。带孩子是法律规定,小孩必须有大人看着。太太忙不过来丈夫想不带孩子也不行。别的家务可以不高兴就先不干,等高兴了再说;太累了就先不干,等歇过来了再说。做饭就不然。不管我上白班还是上夜班,不管我班上处理了多少病人累成啥样,也不管我高兴还是不高兴,回家都得做饭,不然丈夫孩子没饭吃还不得干仗呀?” 
我说:“我倒真不知道做家务还有这么大区别。不过丈夫既然别的家务能干,那帮太太做做饭也没什么不得了,至于那么难吗?”
她说:“别提了。我丈夫就当年追我的时候给我做了个蛋糕,其实就连这也是偷他妈的。等把我搞到手就再也没给我做过饭。这二十多年全是我做给他吃。”
我说:“也许就你们家是这样,别人家不这样呢?”
她很肯定地说:“我所知道的人家都这样。我当了这么多年护士,经手的伤病人多了,哪国的都有。但因给太太做饭而受伤的人只有中国人。算上今天你们俩,这样的情况这个月我都碰上三起了。还有一个是个年轻小伙子。可见中国人给太太做饭的不是一家两家,也不分老年中年青年。这种情况我过去从来没有遇见过。不但没见过哪个美国丈夫给太太做饭,而且也没见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哪个丈夫给太太做饭。就你们中国人例外。” 
我疑惑地说:“不对吧?我参加过不少美国人的烧烤聚会,男的掌勺的挺多的呀!再说我看美国饭挺容易做的,往微波炉里一放谁不能干哪?”
她笑了:“烧烤聚会是大家凑热闹,微波炉快餐是临时凑合,这跟平常过日子丈夫正经给太太做饭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说:“是吗?但我实在搞不懂,不都是家务吗?当丈夫的既然别的家务能干,为什么不能给太太做饭?”
她说:“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丈夫别的家务肯干,就是不肯为我做饭,好象一做饭就多委屈他似的。”
我这才有点回过味儿来。怪不得上次我向擅长做糕点的女同事乌娜请教乳酪蛋糕的配方和做法时她的神情那么古怪,活像眼前突然冒出个大熊猫似的,还挺认真地问我是不是在开玩笑。看来这位护士大婶说的不假,肯经常给太太正正规规做饭的美国丈夫大概是不太常见。其实我当时只想着买乳酪蛋糕太不合算了,干嘛不请教请教美国人自己学着做呢?看来是糊里糊涂在人家眼里当了回稀有动物。想到这里便说:“你这么一提我倒好象有点明白过来了。大概有些丈夫干太太干不了的家务就挺自豪,觉得有机会能上一把;但让他们干太太干得了的家务就挺别扭,觉得掉了份了。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呢?” 
她说:“也许吧。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们中国太太们究竟有什么诀窍能让丈夫给自己做饭,也好让我闺女学点乖。”
我又傻眼了:“老实说,我还真不知道世界上这么一种诀窍,使上它就能让人心甘情愿去做本来不情愿做的事,除非是魔术和迷幻药。可谁家能老靠着魔术和迷幻药做饭过日子啊?我跟太太是谁先回家谁做饭,大家早做早吃早休息,谁上班太累了谁就少干点,不舒服了就歇着,男女平等,大家都一样。挺简单的思维逻辑,哪有什么诀窍?” 
她说:“别的中国家庭也都是这样吗?”
我说:“别人家的情况我说不好,但象我这样两口子都做饭的中国家庭挺平常的,起码我熟悉的中国人好象都见过丈夫下厨房。我想人的心情规律都差不多,两口子如果一个下班回家就闲着啥也不干,专等另一个做饭伺候,要是我也肯定气不打一处来:凭什么我下了那个班累得贼死还得接着上这个班,而你回了家就当甩手大爷专等着吃现成的?那还不得整天吵架呀?” 
她说:“昨天我还跟我丈夫争论了半天。我说中国女人真幸福,下了班还能有老公给做饭。他说中国男人才真幸福,一家好几座房子,每座房子外边一个大红灯笼,里边一个太太,而且还能跟所有的太太围着一个桌子吃饭。如果真是丈夫给太太做饭怎么可能做得过来?我说我亲手换药亲眼看见的病人还能有假?他说中国人自己拍的电影还能有假?争来争去谁也说不服谁,正想问问你谁对谁错呢!” 
我忍不住笑了,说:“你们俩谁都没说错,但谁都没说全。你丈夫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情形是我奶奶那个时代的事,而且还是特别有钱的人家的事,现在早就不那样了。即便在那个时候普通中国人也根本没有那么多房子,没有那么多太太。而且那个时候的女人都是小脚,跟电影里演的不一样。” 
她说:“什么小脚?”
我说:“女孩子几岁时母亲用布带子把她们的脚紧紧缠住,缠得脚骨头都断了,从此再也长不大,于是就成了小脚。标准的小脚只有三寸长,叫‘三寸金莲’。”
她吓了一跳,说:“那不等于残废了吗?怎么这么残忍哪?这不是侵犯人权吗?家家都这样吗?”
我说:“这是中国过去的坏风俗,我奶奶她们那一代人以前都是这样,从我妈妈这代开始才渐渐不这样了。那时中国人里最多的汉族差不多家家都这样,越是上流社会人家越彻底。不这样的大概是一些比较穷苦的人家和少数民族。那时候中国女人根本就不算人,哪有什么人权?人权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流行起来的词。” 
她说:“即便不讲人权也用不着好端端地把女人脚都弄残废呀!弄成个残疾人怎么工作?连丈夫也不好找啊!当母亲的为什么这么狠心?”
我说:“这可是一言难尽了。你有工夫听吗?”
她说:“今天就剩你一个等着换药了。如果你不介意说的话我倒很想听听。”
我说:“谢谢你的兴趣。我也很高兴有机会说说,省得你丈夫以为中国人现在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人一大堆老婆,而且还个个裹小脚。”
她也笑了,说:“是啊,否则我们俩都弄不清该羡慕中国人什么:是羡慕中国女人可以有丈夫做饭,还是中国羡慕男人可以同时有一大堆太太?你接着说吧,为什么要裹小脚?”
我说:“为了能找丈夫呗。好象是一千多年前的一个中国皇帝专门喜欢脚小的女人,说小脚女人走路摇摇摆摆的样子特别好看。于是皇宫里的女人们纷纷把自己的脚缠小来讨好皇帝。有些文人就写诗把小脚女人站不稳的样子描绘得美得不得了,就这样裹小脚变成了时髦,整个社会都兴起了女人裹小脚风。先是上流社会的人家娶媳妇不是裹了小脚的不要,到后来没裹小脚的女人找丈夫都难了。结果就形成了这么个坏风俗,一传传了一千多年。” 
她说:“想不到你们中国古代也有追星族,而且还这么疯狂。”
我说:“是啊,疯狂得可怕,居然让一千多年里的中国女人都成了半残废。每个女孩子裹小脚时都疼得又哭又叫,可自己当了母亲后又亲手弄得自己的女儿也又哭又叫。但为了女儿将来能嫁得出去又不得不这样狠心。其实最坏的是带头把女人小脚当娶媳妇标准的那些‘精英’男人,既不讲法律也不讲人性,光凭一个‘美’字就把这么多妇女变成了残废。说是裹小脚为了美,其实依我看是就好比是给牛穿鼻子马上套,免得自己养的牲口不听话。女人裹了小脚成了残废就哪儿也去不了,只好老老实实在家做饭干家务,男人要她怎样她就只好怎样了。” 
她说:“那不也就没办法出去工作挣钱了?”
我说:“那个时候哪有女人出门工作的?女人走出家门被别人看见都是很没身份很丢脸的事。当时骂人很厉害的一句话就是:‘女人家抛头露面,不知羞耻’,意思是说这家男人没本事没家教,居然让自己家的女人跑到社会上来了。至于挣钱,那不是靠工作来挣的。那时的女孩子就是拿来换钱的。男人娶媳妇其实跟花钱买东西差不多:钱多的多买,钱少的少买,没钱的就只好互相换亲:我把女儿嫁给你儿子,换来你女儿嫁给我儿子。所以有的地方穷人流行一句话叫:‘大姑娘不对外,二姑娘论斤卖,三姑娘XX块’。意思是生的第一个女儿要留着‘内部销售’,给自己儿子换亲用;第二个女儿是‘上市商品’,要过秤按斤计价,一斤多少多少,总价多少多少,明码实价,公买公卖;第三个女儿要卖个好价钱,不管高矮胖瘦都一个最高价,不卖到多少多少钱就不干。” 
她疑惑地问:“论斤卖,越胖越值钱,那不就不用减肥了?”
我说:“这里说的是穷人家的孩子。中国过去管富人叫‘肉食者’,意思是吃得起肉的人。穷人吃不起肉,只好当‘素食主义者’。穷人家女孩子一年到头没肉没油水的,想长胖都不容易。买家买女人要按斤计价,大概是怕花高价却买了个皮包骨头的。要是现在还论斤卖,恐怕是买家不干,而卖家情愿了。” 
她说:“难道女人自己愿意被别人这样卖来卖去的?”
我说:“现代的人当然不愿意了。但那个时候的女人就象美国当年的黑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没办法。整个社会环境就是那样,大家都认为那样才是正当正常,天经地义。就连女孩子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命都是父母给的,父母把自己卖了换钱没什么不对。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精英到普通老百姓,大家都认为女人在男人面前不算人,一切就应该由男人说了算,叫作‘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就是说,女人没结婚时一切要听爸爸的,结婚后一切要听丈夫的,如果丈夫死了一切要听儿子的。要是没儿子呢?生不出儿子的女人算不得好女人,丈夫有权把她赶走再娶几个。那时理想的女人不仅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心在家好好伺候丈夫,而且应该对丈夫恭恭敬敬,恭敬到做好了饭不但要用盘子给丈夫端过来,而且端的时候要把盘子举得高高的,高得跟自己眉毛一样齐才算合乎规范,叫做‘举案齐眉’。要是哪个女人不肯‘三从’就不得了,在当时人看来大概就象现在的人看恐怖主义者差不多。” 
她说:“我原来还羡慕中国女人呢,想不到当中国女人这么可怕。那你太太可太幸运了。”
我说:“我一再强调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那样了,那种环境早就没了,习俗也跟着变了,连语言称呼也跟着变了。就拿裹小脚来说吧。我奶奶那个时代中国还有皇帝。那时的女人都裹小脚,如果谁不裹反而不正常,人们会不称呼名字而直接称之为‘X大脚’。我奶奶也是小脚。第一次看见她洗脚时露出小脚的样子把我吓坏了,以后一见她洗脚就躲得远远的。我妈妈的时代中国没有了皇帝,裹小脚在城市不时兴了,但在农村仍然流行。于是就有了‘女人’和‘小脚女人’两种称呼。我妈妈比较幸运,没当上‘小脚女人’。到我这一代有小脚的女人差不多都是上了年纪的,所以人们只说‘小脚老太太’,不再说‘小脚女人’。现在在中国可能连‘小脚老太太’都见不着了,‘小脚’这个词变成了历史名词。年轻一代如果不看历史不读书大概就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曾有女人裹小脚这么一回事。对女人称呼的变化都这么大,习俗也一样。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习俗。如果我是在我奶奶那个时代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想我不会比那个时代的男人好到哪里去,大概不会给太太做饭,反而会欺负老婆,会要求太太对我毕恭毕敬。但我生长的时代跟我奶奶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我奶奶生长的个时代兴的是男女不平等,我生长的时代兴的是男女平等。时代不一样,所养成的习惯自然不一样。跟我同时代长大的人象我这样肯跟太太一起做饭的男人很多,并不是只有我与众不同。” 
她说:“从你奶奶到你只有三代人,怎么中国的风俗变化得这么大?”
我说:“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比你们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更彻底——比如如今中国女的结婚都不改姓,而你们美国妇女结婚就得改成丈夫的姓,直到闹起妇女解放运动才开始不这样,是不是?”
她说:“是。不过这样激进的女的不多,一般人还是改姓。希拉莉一直不肯改姓,但克林顿要竞选了她就不得不改了,不然要丢选票。”
我说:“中国过去女的结婚也都得改姓,不过是把丈夫的姓加在自己名字前面。有的女的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名字就是丈夫的姓加自己父亲的姓,然后再加上个“氏”字,比如父亲姓王,丈夫姓刘,这个女的就叫‘刘王氏’。所以过去一看名字就知道结婚没有。如今不行了,从名字上看不出中国女的结婚没有,因为女的结婚都不改名字,除非来自台湾香港。” 
她说:“看来你们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很彻底。”
我说:“这在美国反而给我带来了麻烦。因为我太太没改姓,所以老有人问我们是不是还没结婚。有几次碰上比较严格的保险公司看到我们俩登记表上的姓不同,就特别要看我们的结婚证。有一次我太太去看病,医院在保险名单上查不到她的名字,说她没买保险,不能报销,弄得她莫名其妙。最后才发现是保险公司自动在她的名字之后加上了我的姓,费了好大劲才说清楚。而我学编数据库时一开始都没考虑到美国女的结婚要改名的情况,忘了给‘曾用名’留地方。后来知道了,又以为留五个名字的地方也该够了。没想到教授说他知道的记录是22个——一个女的结婚离婚再结婚22次,每次都改姓。这样的情况简直能把程序员气疯。” 
她笑了,说:“如果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也象你们中国那么彻底,这些麻烦就全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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