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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钢:“个性”毛泽东

2012-02-12 21:48:50  来源: 《党史纵横》   作者: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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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块肉就绝交——“以后再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

    1913年到1918年五年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曾对他的同学周士钊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所好学校。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间,毛泽东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蔡和森、李维汉等人。这些热血青年经常聚集在一起畅谈理想、探讨科学,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生活向上”。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没有公子少爷的空虚、浮华,而是充满了以社会前途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1915年9月,毛泽东还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向各校发出征友启示,要求结交刻苦耐劳、意志坚定,能随时为国捐躯的有志青年。1918年4月,在毛泽东毕业前夕,这些青年组成了“新民学会”,规定的纪律为: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新民学会”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早期共产党中的重要成员。1936年,毛泽东与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有过长谈,曾讲到了这些热血青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毛泽东谈到这样一件事:“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要买些肉,而且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如果在常人看来,这位青年热情好客,很是不错。毛泽东则有与众不同的反应,他说:“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
    就因为这点小事,毛泽东就与之断绝交往,并使用“家伙”一词,表达自己的鄙视与厌恶之意。为什么会这样呢?毛泽东说:“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批评后察看被批评人的反应——“你看看陈伯达在干什么”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一天,斯大林要会见毛泽东,陈伯达、汪东兴等陪同会见。当时陈伯达是以学者教授身份出现的。在会见中,斯大林忽然对陈伯达说:“陈教授,我曾读过你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没想到斯大林读过自己的著作,而且在这样一个重大场合主动提起这件事,这不仅是对其著作的肯定,而且是一份崇高的荣誉,他一下子兴奋起来。懂俄语的陈伯达还没等翻译译出汉语,就露出笑容非常高兴地与斯大林谈起话来。谈话间,斯大林竟拿起酒杯,来到陈伯达面前说:“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也激动地站起来说:“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这样,活动的中心由斯大林和毛泽东,转为斯大林和陈伯达。陈伯达大为风光,毛泽东却被晾了起来。这不是突出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治外交的大问题。历来看重原则的毛泽东当然要严肃处理这件事。当天晚上,毛泽东一进门就对身边工作人员李家骥说:“让陈伯达到我办公室。”李家骥请来陈伯达,在沏茶时,就听到毛泽东气愤地训斥陈伯达:“你是个共产党员,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是代表党和国家的,你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是政治、外交场合!”李家骥当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忙退了出来,见到叶子龙说:“主席生气了,正在批评陈伯达。”李家骥好奇地问是怎么回事,叶子龙把经过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李才明白过来。叶子龙还不解气地说:“伯达眼中没有主席,太不知深浅,太不懂场合了。主席教训他是应该的!”大约20分钟后,陈伯达哭着出来了,低着头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下属犯了错误,批评教育当然是应该的。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能反映毛泽东的鲜明个性。两个小时后,毛泽东把李家骥叫去,说:“你去看看陈伯达在干什么。”李家骥悄悄地通过门缝往陈伯达房间看,见他一边吃饼干一边哭。悄悄退回后,李家骥向毛泽东报告说:“伯达同志正在哭。”他怕毛泽东不高兴,没敢说陈伯达还在吃饼干。“也好,让他找找教训,长长见识。”毛泽东说。
    批评之后,还要派人查看被批评者的反映,这就是毛泽东的与众不同之处。

    将重大的问题轻松阐释——“一让就是一千年呀”

    毛泽东喜欢把重大的政治问题讲得很轻松,但也常常有意地“夸大其词”。在国内问题是这样,在外交场合也是如此。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和苏联两党之间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大论战。1964年3月,罗马尼亚试图调停中苏之间的关系,派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罗马尼亚客人。
    对于公开论战,毛泽东说:“我们不愿意公开论战,公开论战是他们挑起来的。既然已经挑起来,就要有个公正合理的解决。”他接着说:“公开论战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毫无害处,只有益处。”“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比较轻松愉快,没有死一个。”针对罗马尼亚对公开论战的担心,毛泽东轻松地说:“公开论战,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习惯,对于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往往讲得极其轻松。
    1965年,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停止苏中之间的公开争论。毛泽东再次讲了给罗马尼亚代表团讲的那层意思:“论战就是打笔墨官司,也死不了人,一天塌不下来;二树照样长;三河里鱼照样游;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毛泽东强调:“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改善。”
    柯西金认真地问:“要争论多久?”
    “一万年。”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
    柯西金马上问:“能不能缩短一些?”
    毛泽东回答说:“可以,减少一点也可以。你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看在这个面子上,我让步,减少一千年。你看这一让步多大呀。一让就是一千年呀!”
    其实,“一万年”也好,“九千年”也好,都没有实际意义。毛泽东之所以这么“夸大其词”,无非是想告诉苏联人,论战还要继续,还要长期地进行下去。实际上仅仅过了24年,中苏两党就正式恢复了关系。

    模糊自己的态度——“你划个圈退回去”

    “九大”之后,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之间的矛盾在日益激化。
    1970年7月23日和2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草稿时,发生了争论。当时,越来越接近林彪的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几个字去掉,张春桥不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表示,这事“要请示主席”。
    当时毛泽东在杭州,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将社论中这个提法请汪东兴转报毛主席审定。毛泽东当时眼睛患白内障,视力模糊。汪东兴将信念给毛泽东听,毛听后没有表态,说:“你划个圈退回去!”本来,对于这种事,毛泽东应该表态,或同意,或反对,都应旗帜鲜明。然而,毛泽东却给了模棱两可的、令人难以揣摩的回复。汪东兴考虑此事他不好划圈,就搁下了。
    三天后,即7月2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外宾。接见后,周恩来、黄永胜问汪东兴,毛主席对建军节社论的提法定了没有?汪东兴说:“你们请示主席吧!”周恩来、黄永胜于是找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回答说:“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周恩来等告辞后,毛泽东问汪东兴:“怎么搞的?不是让你划圈吗?”汪东兴回答:“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再有,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抽了几口,然后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听了这番话,汪东兴终于明白了毛泽东的心思,于是按照他吩咐的“划个圈退回去”的意思,画了个圈,把稿子交给周恩来。
    8月l日,两报一刊发表“八一”社论,提法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社论刊出后,毛泽东很不满意。他认为林彪一伙突出林彪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是别有用心。他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这件事情体现了毛泽东在处理一些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时,采取一种模糊自己态度的方法,进而观察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再做处理的处事方法。

 摘自《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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