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影为什么这样“红”
2011-09-26 17:02:50 来源：
《法制周末》 作者：宋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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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90周年之际，红歌、红色影视剧火爆当前文化生活。6月中旬上映的献礼片《建党伟业》，也红遍大江南北。其首日票房约2000万元，虽然低于之前的商业大片《唐山大地震》和《让子弹飞》，但却是近期市场上的重头戏，票房力压居于次席的《功夫熊猫2》。
在红色文化的潮头中，《建党伟业》风头盖过了《功夫熊猫2》，也是颇有文化意味的现象。尽管从5月份开始就有多部献礼片上映，如中宣部、广电总局推荐了《惊沙》、《大太阳》、《歼十出击》、《秋之白华》等28部献礼片，但除了《建党伟业》以外，其他的献礼片都如石沉大海。而据有关院线人士分析，《建党伟业》属于长跑型的选手，耐力比较足，这将使它的后期票房有大幅增长。
为什么《建党伟业》可以一枝独秀，避免了主旋律在电影市场上无人问津的常态？
其实，这种状况早在2009年《建国大业》上映时就已显现。主旋律电影在与商业片的角力中，此前唯有《建国大业》取得成功。《建国大业》取得首日票房1500万元、总票房4.2亿元的佳绩。这部中国电影集团出品的国庆60周年献礼片创造了当时国产电影的最高票房，从而打破了主旋律没有票房的惯例。而从目前《建党伟业》各个方面看，都有超过《建国大业》的趋势，成为主旋律电影史上的No.1。
这样两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成功，一方面说明主旋律可以获得主流观影群体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主旋律与商业大片可以有完美的嫁接。青年学者张慧瑜认为，与通常意义上的主旋律、献礼片不同，这两部电影可以看作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电影产业崛起的背景中出现的主流商业大片。
红色影视剧崛起的文化逻辑及其历史线索是怎样的？主旋律影片曾经的面貌是什么样的？主旋律影片又是怎样走向商业大片的？
结合《建党伟业》和红色影视剧近30年来的沉浮，本报记者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学者张慧瑜展开了一场对谈。
主旋律影片与商业片：曾经难以逾越的鸿沟
《法治周末》：在谈论红色影视剧大热的现象前，我们先回溯一下它的血脉。今天大家所熟悉的“红色电影”或“主旋律”，是一种对特殊电影的命名，这种命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张慧瑜：这个命名本身来自于对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业娱乐片大潮的回应，在50年代到70年代并没有主旋律的说法，只有在80年代才出现了主旋律、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分类方式。
1987年年初，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两个月后在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上率先提出“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有关部门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命名为“主旋律”，主要承担着讲述改革开放的主流意识形态功能。199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红色电影的说法，用来指称与革命历史有关的影片。
《法治周末》：作为对当时商业娱乐片大潮的回应，正统性与娱乐性的张力，让它们之间存在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也在所难免。这种关系的产生似乎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很大关系。
张慧瑜：是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旋律与市场、商业片之间就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隙。这种裂隙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观念转折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在新启蒙主义及“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实践中，把中国近代史及其革命史叙述为一种不断遭遇挫折的悲情叙述，从而确立一种现代化的拯救之途。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讲述革命历史故事是为了论述革命的合法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需要，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旋律则在于，如何把那些经典的革命历史故事与新时期的文化价值建立一种有机的连接。
主旋律影片的三种叙事策略：悲情、苦情、煽情
《法治周末》：所以，既然要建立这样一种有机的连接，那么主旋律影片就要好好思考一下，怎样才能更好实现这种对接。既要区别于娱乐片，还要承担其政治功能。对此，你的分析是什么？
张慧瑜：如果简单回顾一下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主旋律创作，可以看出主旋律影片的几种叙述策略。
第一种是把革命历史“史诗化”。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了《开国大典》、“三大战役”、《开天辟地》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
这些影片把建国、建党的历史不仅叙述为中国近代而且也是中国历史的“创世纪”，堪比“盘古开天辟地”。在这些全景式的“史诗”巨片中，凸显的是领袖们、伟人们的运筹帷幄、高屋建瓴的能力。
《法治周末》：这点让人印象深刻，也比较有意思，因为之前的电影作品中似乎很少这样完整地刻画领袖人物及其风范。
张慧瑜：对。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很少使用领袖传记或领袖形象来叙述革命历史，这也许是这种英雄史诗与“人民作为历史动力”的论述相左。
领袖们的“登场”最早出现在198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中，还有1979年的电影《从奴隶到将军》。可以说，这种英雄史诗叙述恰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革命历史叙述遭遇危机的时刻。
这些影片已经开始尝试借重人性、日常生活等因素来书写领袖及革命故事。
《法治周末》：人性、日常生活在经过“文革”破坏后，在20世纪80年代回归，被主旋律电影吸收应该算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表现。但“革命文化”呆板、乏味的印象还是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内在抵触。所以主旋律电影自身需要不断调适，你接着谈第二种叙事策略。
张慧瑜：第二种是“英雄劳模片”。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从《焦裕禄》开始，出现了一种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及当下英雄模范人物的传记片，试图通过对英雄再讲述，在个人生活及日常体验中实现断裂历史的延续。
在这批以《焦裕禄》(1990年)、《蒋筑英》(1993年)、《孔繁森》(1995年)、《离开雷锋的日子》(1997年)为主角的电影中，基本上采取了一种主旋律“苦情戏”的叙述策略，通过人物的悲情命运来换取人们的情感认同。
《法治周末》：从1980年代“告别革命”时的悲情，到1990年代日常体验中的“苦情”，还有没有其他的“情”？
张慧瑜：这就是第三种，红色商业片。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产生很大影响的《红樱桃》(1994年)、《红河谷》(1996年)、《红色恋人》(1998年)、《黄河绝恋》(1999年)等影片。
这些影片纷纷采取把革命故事放置在西方的视角或异域空间中来讲述，使得革命故事有更新鲜的视角和富有煽情体验。
虽然这些进行商业化尝试的红色电影取得了一定的票房成功，但主旋律总体上依然很难获得观众的认可。
《法治周末》：如此多的改变和包装还是难以造就大声势，这只能说主旋律电影所表达的文化主体出现了困境。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张慧瑜：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主旋律叙述的内在困境，不仅仅因为自身叙述缺少娱乐或商业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革命历史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讲述，无法整合改革开放时代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诸多现代化共识，从而呈现出与时代脱节的状态。
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之初，中国电影经历好莱坞引进、体制转轨等一系列“内忧外患”，也对之产生了影响。直到
2002年国产大片才带动国内票房逐渐回暖。
主旋律影片的华丽转身与鸿沟跨越
《法治周末》：这就是张艺谋的《英雄》所带来的效应了？
张慧瑜：对。自从2002年张艺谋拍摄武侠大片《英雄》以来，中国进入国产大片的时代。这些古装武侠大片虽然有许多被人们诟病的地方，但其意义在于逐步孕育和呼唤出以都市白领、小资或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影院观众，主流观影群体基本上是15岁到35岁的都市青年人。
这就使得无论是主旋律，还是商业大片，要想获得票房成功就必然吸引或迎合这些都市青年观众的目光。所以《建党伟业》在保证主旋律的政治特色的同时，把建党讲述为一群青年人爱国、追求理想的青春励志故事，准确地锁定了大片的观影群体。
《法治周末》：但与上世纪末，革命历史题材遭受冷淡不同，近年来，革命历史故事已经成为影视、尤其是电视剧的热门题材。所以这里面也就不单单有国产大片培育的青年观影群体有关吧。这其中，要么人们再次认同了革命故事，要么革命故事的价值体系发生了转变。你怎么认为？
张慧瑜：应当说，这些主旋律影视剧找到了一种把革命历史故事与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进行完美嫁接的方式。如以《长征》、《井冈山》、《红色摇篮》为代表的红色三部曲就塑造了不屈不挠、越挫越勇的毛泽东形象；而2008年的《恰同学少年》则让当代青年人看到意气风发的青年毛泽东，让青年人理解个人奋斗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价值观。这些成功的红色故事说明，革命历史故事并没有过时，只要与当下主流价值相契合就能受到观众的喜爱。
《法治周末》：但不得不说，《建党伟业》的轰动效应与众多一线明星的加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所以，这对于革命历史的叙述又意味着什么？
张慧瑜：早在1990年代中期《红色恋人》就聘请香港演员张国荣扮演革命者，但《建党伟业》不仅密集地邀请影视剧一线明星出场，而且众多明星主动、甚至不计报酬地要在电影中露个脸。
这种巨大的参与热情既不是国家行政动员的结果，也不是出场费的巨额诱惑，而是一种由衷地认同于为国家/祖国/党献礼的逻辑，最终实现了一种市场化的大众明星与党的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完美结合。
这种结合说明一种成功的市场化运作，既实现了主旋律的价值，又获得了主流观影群体的认可。
《法治周末》：但很多观众走进影院就是去数星星，这又代表着成功的市场营销。
张慧瑜：对。大众明星的意义恰好在于他们出演的每一个新角色都会唤起观众对于他们曾经扮演角色的联想。这正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之所以选择明星，而不是特型演员所带来的新的观影心理。
观众在数星星的过程中积极而主动地从他们的观影记忆里调出明星扮演过的原有形象，在这个基础上来接受或认同明星所扮演的这些新的历史人物。
正是凭着观众对这些一线明星的熟悉程度，他们虽然在这些宏大历史中一闪而过，观众依然能够产生丰富联想，迅速完成一种文化对接。
《法治周末》：不过，《建党伟业》上映时，并不是所有观影群体都认可。
张慧瑜：当然，在《建党伟业》上映之初，就出现了因网友评价过低而关闭豆瓣网、时光网评分功能的事件，似乎依然彰显着主流价值观与都市白领观众之间的缝隙。
但是毋庸置疑，正如民营公司投资拍摄的《集结号》(2007年)、《十月围城》(2009年)等革命题材故事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得不说明伴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一种新的国家、历史、革命叙述逐渐被都市中产阶级群体所认同，从而使得1980年代以来主旋律与商业片之间的断裂实现了某种弥合。
2011年7月7日《法制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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