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人民性的思考

文艺的人民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遭遇新的挑战、并在实践推动下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近些年来，我们的文艺在同着人民的奋斗一道前进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脱离人民的不良倾向。对这些不良倾向，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理论界一些同志也发出了坚持人民性、克服不良倾向、推动文艺健康发展的呼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呼唤引发的讨论中，出现了各种分歧意见、甚至否定人民性的意见，其中既有充满混乱的理论错误，也包含对时代新变化的困惑和思考，涉及到文艺人民性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根本论点。认真分析这些意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重新审视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文艺人民性理论、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无疑是有益的。
选择历史性的进步还是倒退？
文艺的人民性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是俄国民主主义者提出的。但是，在中外文艺实践中，人民性是古已有之的客观存在，并在思想史特别是文艺思想史上积累了丰富的资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把文艺人民性作为自己有机组成的重要内容，当然是对中外有关遗产的继承，但同时又将这些思想资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加以清理、改造和发展。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文艺人民性的理论内涵，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而绝不能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未经改造的思想资料来解释或“重建”我们所提倡的文艺人民性。如果那样做，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向后作了历史性的倒退，就是在实际上取消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但不可能正确理解文艺的人民性，而且势必陷入极大的理论混乱。
在近些年来关于文艺人民性的讨论中，有的论者正是以历史性的倒退来“重建”文艺人民性，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建构”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民性”。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建构”或“重建”呢？
有论者提出：“中国文学要建构真正的人民性，就必须引入公民性概念。公民是现代人的普遍身份，现代语境中的人民在落到实处时就是公民。真正的人民性既以公民性为始基，又以公民性为指归……只有学会以公民性为本位和尺度，中国作家才能找到建构文学的人民性的方向，创造出真正的人民文学。”①一句话，就是要以“公民性”为方向和本质、为本位和尺度、为始基和指归，来诠释或“重建”人民性，也就是在根本上以“公民性”概念来消解和取代人民性。
论者提出这样的论断，有着怎样的理论根据和实际内容呢？他说：“弄清楚人民概念的内涵……不得不回到人民概念的源头，看看经典作家对它的最初定义。卢梭无疑是现代人民理论的创始人，其人民主权思想业已落实为现代社会的制度。他不是将暧昧的群集或狭隘的阶层当作自己思辨的起点，而是从每个个体出发建构人民理论。在他看来，人作为个体是生而自由的，自由的个体为了更好地生存，便订立契约，结缘为共同体，所谓人民，正是通过订立契约这个决定性的行为而诞生的。”论者由此断言：“将人民概念落实到具体处，我们看到的就是作为缔约者和主权者的公民……人民不是无个性的群集，而是联合中的公民……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所有公民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②如此说来，他要用以取代人民性的，其实重点还不是“公民性”，而是“人作为个体”的“个体性”。此中意蕴，或许就是他借用惠特曼的诗句所表达的：“我说出太古的话语，我发出民主的信号”。
诚然，卢梭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恩格斯说过：“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设想建立理性的王国，“并不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但是，恩格斯同时又指出：“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历史事实证明，“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的和非正义的”。③看看今天西方“现代社会的制度”，或许是“业已落实”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吧，但却远远不能说已经“没有什么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所有公民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前不久，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海岸，新奥尔良那些“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富人和贫民，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遭遇和命运。这个最近的事实，就充分暴露出在美国“现代社会的制度”下“所有公民”并不平等的冷酷现实。要从卢梭那里出发、效法西方式的民主，是很难“将人民概念落到实处”，也很难“找到建构文学的人民性的方向”的。
真正能够解放全人类的科学指南，不是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思想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也提出，要建立一个与“自由个性”相联系的“未来的联合体”④那样的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而实现这个理想社会，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工人阶级政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包括进行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宏伟而艰巨的生产斗争等等。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卢梭的社会契约是苍白无力、迂阔无效的。很明显，在阶级社会里，人民概念恐怕既不能一概用“公民”概念来替代，也不能一举囊括整个社会的“每个个体”。例如在争取一个“光明的中国”的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人民群众喊出了“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口号，难道当时蒋介石这个个体能够纳入人民行列吗？又如在西藏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农奴制社会，广大农奴当时就不是“公民”，而在我们看来，他们正是人民的中坚。就是在新中国，在人民当家作主并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敌对势力或分子决不在人民的阵营；即使在人民中也不存在社会契约般绝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民中还有不同的阶层，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中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存在差距，而人民民主也还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取得进步。
在人民性的话题上，显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呼唤着两种不同的实践，争取着两种不同的前途。一种是选择历史性的倒退，从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出发、效法西方式的民主，消解人民性、张扬个体性。但是，离开了全体人民的团结奋斗，公民的权利、个体的自由叫得再响亮，也只能变成一席空话。另一种则是坚持历史性的进步，以马克思主义为武装，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当今中国国情出发，在人民坚强团结的历史性奋斗中不断发展、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公民的权利、个体的自由。这才是切实可行的通途，才是社会进步的保证。沿着前一种思路，人民性只会在狭隘而虚幻的所谓个体权利或自由的玄谈中被消解。沿着后一种思路，人民性才会永葆其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力，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及个体发展的真实力量。
文艺人民性理论的一个根本论点
要坚持和发展文艺的人民性理论，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列宁的有关论述、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基础上，继续加以继承、丰富和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创造历史，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因而，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显著特点一个是它的广大性，一个是它的革命性。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⑤毛泽东同志对人民的分析是完全科学的。他在分析中突出地强调“最广大”、“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大部分”，体现了人民的广大性；同时又逐一指出了人民的各个部分与革命的关系，体现了人民的革命性。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人民性的理论成果，首先就要把握人民作为历史范畴的广大性和革命性的特征，以之作为文艺人民性理论的一个根本论点。
有论者注意到毛泽东同志对人民范畴广大性特征的强调，分析了它的历史地位，说：“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概念在中国的传播正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一样，经历了一个独特的中国化过程。这个中国化形成的最早理论形态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承接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为民众服务的意识转变，而且看到了‘平民文学’的不足，进一步扩大了文学服务对象范围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⑥这是有见地的。
不过，这位论者又认为，存在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即：虽然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人民概念“外延极为宽广”，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但是，“毛泽东通过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足点的批评，明确地表明了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人民大众’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间接否定了第四种人，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即使描写这样的人，也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这样一来，毛泽东的人民概念外延就缩小为工农兵主体的无产阶级，体现为‘工农兵方向’，人民性也就被阶级性所替代了。”⑦这个见解，值得商榷。
认为“人民性被阶级性所替代”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时代局限性”，这是站不住脚的。论者所谓“人民性被阶级性所替代”，显然不是说对人民不能作阶级的划分和分析。这是因为，他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的论断。体会论者的文意，所谓“人民性被阶级性所替代”，是说人民概念在外延上“被缩小为工农兵主体的无产阶级”，使得人民性被无产阶级性所替代了。但是，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说过农民是无产阶级，也没有说过无产阶级以工农兵为主体。诚然，在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同志说过：“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但是，毛泽东同志同时又指出：“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因而，在那个历史时期一般地说到农民，主要是指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即主要是指绝大多数半自耕农和贫农。而在这篇著作的结语中，毛泽东同志说道：“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也没有把半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个部分。所以，论者所谓“工农兵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其实是没有的，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更是扯不上关系。
究其实，论者的意见集中在《讲话》“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足点的批评”上，集中在“即使描写这样的人，也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要求上。的确，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回答了“什么是人民大众”的问题之后，就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那么，毛泽东同志这些意见是不是导致论者所说的“人民性也就被阶级性所替代了”、并由此落下了“时代局限性”呢？论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种回答表明，他虽然赞同“为这四种人服务”，却反对“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也就是他虽然见到了人民范畴的广大性，却看不到人民范畴的革命性。因而，他对人民性的理解，还是片面的。
人民作为历史范畴，革命性是它的一个本质属性。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对人民大众的论述，就突出人民与革命的关系。人民的各个部分与革命的关系虽有不同，但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革命的力量，都具有革命性，革命就是他们根本利益之所系，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不过，另一方面，人民的各个部分与革命的关系不同，因而在人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有的是领导革命的阶级，有的是坚决的同盟军，有的是革命战争的主力，有的是长期的合作者。而坚持先进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最重要的保证，体现着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在文化上，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就必然要求，文艺要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这里对无产阶级立场的要求，正是要求着彻底的革命性和真正的人民性，而决不是要用阶级性来替代人民性。这是人民的革命性的突出表现，是文艺人民性理论的基本立场。从这样的要求出发，毛泽东同志批评了一些人站在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在实际上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得比工农兵更重要，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对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等等。这样的批评，就是以人民的革命性为前提的，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认为对于这样的现象也不应该批评，就不但抹煞了人民的革命性，而且由于放纵对工农兵群众的漠视和轻视，也就没有了人民的广大性，怎么可能出现“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呢？
人民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内涵和外延必然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与毛泽东同志论述时的上世纪40年代相比，在今天的中国，不但人民的外延空前地扩大了，而且人民内部各阶层的构成、地位和作用也有了重要变化。这主要是指，虽然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但是，工人阶级的队伍空前扩大、素质普遍提高，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属于小资产阶级，而是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人民的革命性在内涵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40年代正在进行的革命，具体是指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今天我们的人民正在进行的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继续和发展。因此，人民的革命性在内涵上既有变化，而又有继承。尽管革命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作为历史范畴的革命，作为在推动历史前进意义上的革命，却始终是一贯的；尽管工人阶级已经改变了在旧中国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而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地位，却始终是一贯的。
有鉴于此，在今天，我们的文艺要坚持人民性，就必须全心全意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服务，为广大农民服务，为人民解放军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建设者服务。同时，也必须坚持人民的革命性，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武装自己，以创作出在今天“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
以人民性理论推动文艺健康发展
理论界对文艺人民性讨论的热情，出自对文艺健康发展的责任感，出自对一些脱离人民的不良创作倾向的不满。有论者不满“使文学龟缩于形式的外壳之中”，设置“迷宫般”的“叙述圈套”；不满“物质主义的形而下写作”，充斥着赤裸裸的“权力、金钱与肉体的交易”；不满“过度的自恋”，“龟缩在自我的象牙塔里，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对自己的内心体验流连忘返”。认为这些现象的症结就在“文学的人民性普遍丧失”，已经使“文学处于危机之中”，而“能够救助这种危机并成为文学重建之重要一维的便只有人民性”。他还热情地肯定“阎连科、李肇正等人的较为纯粹的底层写作”，呼唤作家们“为人民鼓与呼的责任感和对人民苦难所持有的人道情怀”，呼吁作家们“对人民的力量持认同和肯定的态度”。⑧
又有论者认为，90年代以来，“文学在新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沉浮，没有对‘人民’内部的巨大波动做出及时而切近的书写。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令人诧异的怪现象，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等甚嚣尘上，主流作家群中只有少数作家仍在坚守大地、深入当下生活的激流，为农民等弱势群体进行创作，文艺研究领域竞相比拼眩目的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文论，少有研究工人、农民形象的著作。当前农村主要的文艺媒介——电视剧绝大多数是远离农民的……工人、农民题材被边缘化，农村农民重新成为‘被遗忘的存在’。文学该为谁写作、文学怎样体现人民性，这个问题在当代显得尤为迫切与紧要，在拷问着每一个作家的灵魂，考量着每一部作品的价值。”⑨
这些有感而发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但是，也有论者对这些意见提出异议。这位论者概括说：“所持的人民概念过于狭窄，甚至将人民等同于底层民众，乃此类倡导人民性者的共同欠缺。在他们看来，小资文学、校园文学、白领文学不是人民文学，文学的人民性在当下体现为具有底层关怀意识的作品”。他认为：“此类文字看似神圣，其逻辑却是脆弱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不可能不包括精神劳动，绝大多数精神劳动者不在底层，但不在底层的他们恰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将他们排除在人民范畴之外岂不是使人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如果他们作为精神劳动者也属于人民行列，那么，所谓的白领文学、校园文学、小资文学又怎么能被排除在人民文学家族之外呢？写白领与写底层不都是表现人民中的特定群体吗？”⑩
考察前述论者对那些脱离人民的不良创作倾向的批评，其字里行间，对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是高度尊重的，并不曾试图“将他们排除在人民范畴之外”。他们的批评，首先是针对近些年来“工人、农民题材被边缘化”，即描写和表现工人、农民生活和情感的作品太少了，希望改变这种现象，呼吁作家们“对人民的力量持认同和肯定的态度”。这种批评是完全正当的，是坚持文艺人民性的表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我们的作家为什么不应该满腔热忱地表现他们、歌颂他们呢？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我们共和国的主人，是我们时代人民的主体。把他们排除在文学描写对象之外，难道不是文学的人民性最严重的丧失吗？然而，有的论者却来抵制这种批评，说什么不在底层的精神劳动者恰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一切从事物质劳动的底层民众，不过是“落后的代名词”。坦率地说，如此以精神贵族自居，鄙视物质劳动，鄙视底层民众，这样的思想情感绝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思想情感，绝不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而且，以这样的思想情感来为把从事物质劳动的底层民众排除在文学描写对象之外的错误倾向辩护，也违背了人民的广大性，因而完全丧失了对文艺人民性的“构建”资格。
其次，前述论者的批评又是针对近些年来文艺创作对底层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城乡贫困群众等等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冷漠，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呼唤作家们“为人民鼓与呼的责任感和对人民苦难所持有的人道情怀”。这种批评也是完全正当的，是坚持文艺人民性的表现。应当指出，这些困难群体、弱势群体，不但是我们的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能不能切实地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分享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关系到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现在存在的大量下岗职工，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曾经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过贡献，后来又为支持国企改革无私地作出了牺牲，而现在面临着暂时的困难。现在数以亿计的大批农民工进城，是我国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历史进程中必然出现的新现象。这些进城农民工，以艰苦的劳动为我国城市发展和经济腾飞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重要的新生力量。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城市和企业等各方面制度机制建设还不完善等多方面的原因，在许多地方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劳动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城乡还存在不少贫困群众，他们的困难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甚至有所扩大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有密切关系，与我们的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尚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很落后有密切关系，等等。总之，对这些社会群体特别加以关心和爱护，是我们党和国家、我们整个社会、包括被称为社会良心的文艺家们的历史责任。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尽快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再次，前述论者的批评，还是针对近些年来那些脱离人民、沉溺自我、淫秽低俗、追逐铜臭等不健康的创作倾向的，其中就包括所谓美女文学、下半身写作之类的东西，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如有的论者偏爱的“小资文学、校园文学、白领文学”等等。诚然，就其表现对象而言，他所谓“小资文学、校园文学、白领文学”，也确实可以说是表现“人民中的特定群体”。但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人民性理论，就不但要重视人民范畴的广大性特征，而且要重视人民范畴的革命性特征。因此，坚持文艺的人民性，当然要热情地表现人民，包括表现“人民中的特定群体”；然而，表现“人民中的特定群体”的作品，未必就具有人民性。在这里，主要不是看“写什么”，而主要是看“怎么写”。坚持文艺的人民性，其根本意义不在于限定表现对象，并不是说只能写人民、不能写敌人，也不是说只能写人民的优点、不能写人民的缺点；而在于要求作品真正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利用。进一步说，“怎么写”，又主要不是看形式技巧，而主要是看文艺家的立场和思想感情。倘若文艺家站在鄙视人民的立场，他的兴趣当然不会在表现人民上，但他也可以写人民，并且一定会运用他所掌握的一切形式技巧去自觉不自觉地歪曲或丑化人民的形象，或者自然而然地会借“人民中的特定群体”的躯壳附上他自己过度自恋、淫秽低俗、追逐铜臭的灵魂。这是一定的。
综上所论，人民性是一切革命文艺、进步文艺的显著特征，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本文提出人民范畴的广大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人民性理论的一个根本论点，仅是一孔之见，供研究人民性理论的方家批评和参考。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人民性理论，以坚持人民性、高扬人民性，努力促进我们的文艺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①②⑩《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9—721页，1995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7页。
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⑥⑦⑨《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的溯源与重申》，《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⑧《人民性：危机中的重建之维》，《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