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信念

　　一

　　文革期间，我曾在一所监狱服刑。具体工作是担任监狱劳改小报的编辑。为了采访需要，可以在监狱内出入各个监区，较之其他犯人有较多的自由。

　　这天是星期日，监狱的犯人都不会外出去劳动，我就趁这个时间到二监区去采访两个犯人，核实一下劳改小报上即将要登出的一篇文章。

　　穿过一道铁门，就进了二监区。

　　“在开会——”刚跨进二监区的铁门，守门的一个老犯人就对我说。

　　“开什么会?”

　　“发这个月的津贴。”他说着递给我一个小竹凳，让我先等一会儿。

　　那时候，政府每月要给服刑人员发放两元五角钱的零花津贴，以供服刑人员购买肥皂、洗衣粉、牙膏、手纸等一类生活必需品。钱不会用现金发放到犯人手上，而是给每个人发一个存款本，发钱的时候，就拿本子去登记在上面;自己家里送了钱来，也是登记在那个存款本上的。监区有小买部，拿本子去就能买到日常的洗漱用品。其他如有需要的东西，也可以报告管教人员在外面代买。

　　我去的时候，二监区的犯人都坐在院内的坝子里，余教导员正在上面一一念着名字，念到的人就拿上本子到上面去登记领钱。

　　“徐有顺!”

　　“有!”

　　“尤三江”

　　“有!”

　　“黎成!”

　　“交党费!”

　　“黎成，本子拿来!”

　　“交党费!”

　　“领不领?”余教导生气的声音。

　　“不领!交党费!”气唬唬的回答。

　　场面僵持着。

　　“余教导，他不领算了。”一个叫何亦君的犯人说。

　　“何亦君!”

　　“有!”

　　“你来!”

　　“是!”

　　“陈福贵!”

　　“有!”

　　“刘正新!”

　　“交党费!”又是一个拒绝领钱的犯人。

　　……

　　等了好一阵子，余教导才把所有犯人的零花津贴发放结束。但仍然有五六个犯人的津贴没有发下去。这几个人与黎成一样，坚持不肯领，要留在余教导那里交纳党费。

　　等里面结束之后，我才去监区干部办公室。余教导刚刚从坝子里回来，一脸的不高兴;办公室里还有管教干部牟万正，两人正在谈论刚才发放津贴的事。

　　这一直是二监区干部头疼的事。这个监区集中关押了一批“文革”期间的“反革命”犯，个个都不认罪，这些人过去是党政部门的干部、工人，学校的教师，报社的编辑记者，或者学生，有的还是监狱干部的顶头上司，很难管理。有些人在入狱前是共产党员，每个月都闹着要找监区干部交党费，从来也不领政府发放的津贴，钱就一直登记保管在管教干部那儿。

　　我到办公室向牟管教报告了来的意图，说明要找两个犯人采访。牟管教招呼我先坐下，答应一会儿就通知人到监区图书室去。随后就对我说：

　　“赵忠诚，帮我们去给黎成做做工作。不要给我们的管理造成困难，很多事我们也很难处。”

　　他知道我与黎成关系很好，就要我去做他的工作。我的思想和情绪与黎成并没有两样，内心极不情愿。

　　“交党费!犯人还交党费，哪个敢收?”余教导气恼地说。

　　“他是党员，不交党费就自动脱党。他有义务交党费!”我帮黎成辩护说。

　　“当了犯人了，还是党员?”

　　“我们都是突然被抓进来的，没有审判，也没有人通知开除过党籍，自然都要按党章要求办事。”

　　“这干我们什么事?我敢收你的党费，还要不要端这个饭碗?”

　　“怎么不干你们的事?你们——”我也不想示弱。

　　“赵忠诚，冷静点!”牟管教急忙止住我,担心顶撞下去会对我不利。

　　“你们的案子我们也在向上面反应，所有的申诉都是如实转走了的。现在中央在复查纠正各种冤案、错案，你们就耐心等待嘛。这里是执行单位，上面把人送来我们就当犯人管理，法院来了通知纠正，我们就放人。”牟管教说。

　　“你不能老是给我们出难题嘛!这黎成，听说最近还给监狱打了个报告——”他问牟管教，“是不是有个报告?”

　　“是有个报告，要求调监狱。要转台湾监狱。”

　　要求转监的事，我已经在管教科祁干事一次教育犯人的大会上听说了。祁干事说：“最近有个犯人给我们打了个报告，要求转监狱，说什么我是共产党，不应该坐共产党的监狱!我是反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坐就该坐台湾蒋介石的监。“祁干事声色俱厉地说，“嚣张至极!再嚣张，老子的手铐不是吃醋的，我就给你这共产党戴手铐，关禁闭!”

　　他说的这个嚣张的犯人我自然知道是谁，因为这样的观点黎成早对我讲过。凭他敢说敢当的个性，是敢于把心中这种不满讲出来的。

　　“你们的心情我们理解。这里是监狱，里面关押的多数是犯了国法的罪犯。黎成也是公安干部出身，这一点应该清楚。许多话不能想说就说，想在什么场合说就说。你说是不是?”牟管教心平气和地给我说，“像你，对我们的工作还是很配合嘛，也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这就很好嘛。”

　　“黎成那里，你要去做做工作。希望他能给政府工作人员配合，不要添麻烦。零花津贴还是叫黎成领去，不要再说交党费了。”

　　虽然我的心里极不情愿，又无法推托牟管教委托的事。

　　二

　　我知道要说服黎成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被说服，心里同样强压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愤懑。

　　我了解黎成，在被调到小报编辑部以前，我就在二监区服刑，和他分在同一个犯人小组。我们那个小组十个人，有五个共产党员，都是在运动中抓进来的。五个人中，有两个地下党员，三个县公安局的股长，一个市公安局副局长，有人开玩笑说，你们组可以建一个公安支部。白天，其他几个人都在外边劳动;我和黎成留在监区。我在二监区负责犯人的文化教育，给犯人上文化课，协助干部组织犯人学习时事法律;黎成在监区负责内勤卫生，打扫整个监区的清洁，各个监室的便桶也是他每天担出去倒了清洗。我和他白天晚上都在一起，对他就像对自己一样了解。

　　黎成来监狱服刑以前，曾是某地级市的公安局副局长。年龄不大，却已经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他十多岁的时候，在下川东一个镇的私立中学读书，该校有一个地下党支部，学校的校长、主任都是共产党员。1948年，下川东地下党曾准备策划学校所在地镇上盐场的工人武装起义，以配合解放军入川解放大西南;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等同志在万县被捕之后，他所在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也暴露了，主要领导人被捕，原定的起义流产。当时还是学生的黎成到一个党员老师家去送信时被捕，十六岁的他就同自己的老师一起关进了反动政府的监狱。他就是在这时加入共产党的，并用入监时身上的五个铜板交了第一次党费。

　　四川解放后，组织上本来要派他去西南“革大”学习,这时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就报名参军到了朝鲜战场，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在一次战斗中，他的部队打到只剩最后两个人，仍然坚持与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战斗，直到增援部队到来，击溃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战斗结束之后，同志们才把早已受伤的黎成从战场上抬下来。他给我说，自己的命是从上甘岭上捡回来的。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黎成转业到地方，进了D市公安局工作，当了一名科长。当时分管公安工作的吴副专员是一个老红军，也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为人刚直不阿，在原则问题上最爱较真。在当年放卫星、创高产的浪潮中，地委王书记批转了一份B县创红苕亩产30万斤的简报转发全区，号召全区干部学习推广。那块尚未收获的高产地恰好就在吴副专员老家的一个公社，他就叫黎成通知了三个记者一同去调查。他们五人蹲在地上一窝一窝的数，实地测出那块地的红苕只有亩产三千多斤，调查回来之后，吴副专员当面指斥王书记“吹牛皮，祸国殃民”，并要他撤销简报，消除影响。吴副专员的要求自然没有达到，不久就被反右倾，遭批斗。黎成受到牵连，也被停职反省。他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就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坎坷。一年之后，吴副专员和黎成受到的错误处理才得到纠正。黎成并没有把自己的个人冤屈放在心上，也没有因此而消极地吸取教训，而是继续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文革”前夕，他已被提拔为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地委王书记的膨胀病一直没有得到改变。他始终紧跟上面，靠吹靠捧稳坐江山。在自然灾害时期，他这个毛病更有增无减，1959年初，毛主席的《党内通讯》发下来，提醒干部要实事求是，不要吹牛皮，压指标。主席的这封信原本要求传达到生产队一级，王书记却压在自己那里不向任何人传达，连地市一级的主要领导也不知道，有干部从别的途径得知后问他，他也推说没这回事，却继续推行他那一套吹牛浮夸的政策。D市因此而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不少群众。王书记为此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文化大革命一来，各地的群众都纷纷起来要找他算账，让他挨了一场又一场批斗，长期靠边站。

　　七十年代王书记才解放出来重新工作，军代表撤走后，他依旧做了一把手。他本来希望一出来工作就能够出成绩，大显身手的，但在他上台第二年D市就遭遇了一场特大的春旱连伏旱，粮食出现减产，农民生活也出现了问题。这时黎成正带了一个工作组在农村搞抗旱救灾，突然看到本市小春增产百分之三十的报道，心里感到十分纳闷：“这百分之三十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又过了两个月，他又突然在报上看到D市当年增产7亿斤的报道，报纸还发了评论，赞扬王书记领导全区人民抗旱夺丰收，实现了大灾之年大增产。黎成越发觉得不对头，回到市里向老领导打听这个产量是怎么一回事。老领导告诉他：

　　“这个产量是王书记与另两位领导关在小屋里决定的。谁也不准泄露。”

　　“我们今年的产量实际是多少?”

　　“据我掌握的情况，和参加小会的老杨核对，实际比昨年少了一亿斤，多报了八亿斤。”

　　“多出八亿斤?杨专员也同意?”

　　“王书记拍了板，他反对不了。老杨还嘱咐我千万别透露出去。”

　　“为什么要这样搞?这不是坑害群众吗?”

　　“他需要政绩，哪管得了那么多!”

　　“不管群众?这哪是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

　　“老杨不敢坚持。我要抖出来，又怕连累了他。”

　　……

　　黎成却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事关群众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不应沉默。在地区的一次干部会上，他竟把问题严肃地提了出来，当面质问王书记为什么要谎报产量，上欺中央、下哄群众?问他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作风还要不要?

　　他与王书记在会上面对面对持起来，被人强行拖出了会场。王书记当时十分尴尬。好在有一位地区的领导出来救场，他说：“我们今年的产量是经过周密的调查，精确的统计得出来的，没有任何水分。”接着，这位领导又声色俱厉地说，“现在社会上派性恶性膨胀，总想给领导抹黑。他们造谣生事，破坏社会安定。”

　　“对，刚才杨部长讲得很好。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我区的大好形势。”王书记又对杨部长的话做了补充和指示。

　　参加会的不少干部内心同情支持黎成，担心他会受到报复。谁都清楚，如果黎成向上举报，王书记是要被追责的。黎成敢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与领导较真，必然会凶多吉少。

　　不久，在D市一次对敌斗争的突击行动中，黎成被突然抓进了监狱。抓捕他的时候，罗列了一大堆的罪名，却没有在党内履行任何组织手续，法院也没有进行过一次审理，但最后却给他出了一张判刑十五年的刑事判决书。

　　黎成这样的案子要叫他服，实在比登天还难。

　　三

　　过了两天，我又去到二监区。

　　我这次去，是要找黎成的。按监狱规定，我单独去找他属于串监行为，是不容许的。但我是奉了管教干事之命去做工作，就不必有这种顾虑了。

　　我刚走近监区大门口，就听到大门附近的厕所里有“哗哗”的放水声。我走过去一看，是黎成正在洗刷监室犯人的便桶。黎成服刑期间，没有安排外面劳动，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监区犯人活动区域的卫生，先把监内的坝子、吃饭的桌子打扫冲洗干净，然后就将每个监室的便桶担出来，把犯人晚上屙的屎尿倒进厕所、再把便桶冲洗干净后放回监室去。这一切干完之后，他照例会坐到图书室去看书。监区的图书室也是交给他管理的。我去二监区的时候，有意识去得晚些，估计他早已把这一切都干完了。不想我去的时候，他还躬着身子在那里擦便桶。

　　“还没完?”

　　“你来了?”他立起身来给我打招呼，“快完了。”

　　他身边放了几个便桶，全都已经冲洗擦抹得干净雪亮了。便桶旁边有两束挽着的谷草，那是刚刚用来擦洗便桶的，此时他手上正拿了个泡沙石在磨便桶墙子上的尿垢。他磨好冲洗后，放了些水在桶里，就像欣赏一件精雕细刻的艺术品一样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对我说：

　　“你看我这桶擦得怎样，装饮用水都没问题了。”

　　他说着就躬下身子用手捧了一捧便桶里的水送到嘴边。

　　“你真要喝?”我一巴掌把他捧起来的水打落。

　　“你不喝?我这便桶里的水清洁得很，真能喝。”

　　“哈哈哈哈!”我忍不住大笑。

　　我们两个都笑起来了。

　　公安局长给犯人洗便桶，谁不会觉得不堪其辱?我想黎成的心里是有委屈感的。但他有一种职业病，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干到最好，不然自己就会觉得不舒服。到了现在也还是如此。他在监区做清洁，二监区的地上找不到一粒垃圾，地面没有一点黑印;给犯人洗便桶，便桶就擦洗到能装饮用水。二监区在全监每一次卫生检查评比中总是名列第一。犯人中有些人对公安干部有一种本能的仇视，但也有不少犯人钦佩他的人品和工作，因为他确确实实让他们晚上在监室里睡觉少闻了许多臭气。监区的干部虽然也觉得黎成不好管教，总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但却不得不承认他给自己的工作有很大帮助，犯人中那种乱扔乱摔的恶习，随意把监区弄得像个垃圾场的局面因他而得到了彻底整治。

　　我帮他一起把便桶一一抬到各个监室后，就去了监区的图书室。

　　“怎么样?”我问他。

　　“成天除了打扫地板、洗便桶、看书，就是写申诉，还能怎样?你呢?”

　　“忙啊!小报四个人，有两个是管我的，实际工作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还兼着要上课呢。本来想搜集材料编一本历代爱国诗词选，老抽不出时间。”

　　“忙点好，有事做减少一些思想的痛苦。你喝不喝水?”他问我。

　　“我不喝。”

　　“我给你泡一杯。你嫂子老家产的的巴山细毛尖。”

　　他起身去给我泡茶，一面倒水一面说：“你做这事是很有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永远都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我们这个民族，历朝历代都有许多爱国志士，也出过不少汉奸败类。说来耻辱，汉奸文化从来都没有断过根。要让我们的后人时时提高警惕，别让人把国家卖了，自己还稀里糊涂去帮人数钱。”

　　“我尽量抽时间。要写点东西，做点有意义的事，这监可不能白坐啊!”

　　我又告诉他说：我爱人前些天来看我了，刚从北京回来，她在北京还碰到了嫂子，和嫂子一道的还有十多个D市去北京的人。听说D市上北京告状的就有上百人之多。我还告诉他，“案子都一一转到下边，要求下边做出处理答复。”

　　“转到下边又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我爱人到法院去了。法院的干部对我爱人说：法院谁也没有接手经办过这些案子，我们怎么来复查纠正?纠正也就是领导一句话。领导开口了，我们就出手续放人。领导不开口，谁能纠正?只有等着，肖老师!”

　　“解铃还需系铃人。人家还坐在那里，问题就解决不了。”

　　“听说，王——”我放低了声音，“因为顶着不按中央要求落实政策，上面要调他到另一个市去做二把手，他不走。”

　　“他走?后院就起火了。他敢走?”他停了停后又说，“等等再说吧，看来还得呆下去呢。其实，个人的冤屈又算得了什么，身为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信仰。”

　　“嗯。”我点了点头，却突然觉得猴头哽噎。

　　他望着我，没有开腔，好像不认识我一样。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我不想把自己忧伤的情绪传染给他，便迅速控制住自己，“我坚信，我们这一代人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经得起考验。”

　　“这就对了。”

　　接下来，我把牟管教的意思委婉地向他做了转达，要他说话做事的时候，注意一下周围环境。我转达牟管教的话说：“你们有什么怨气，当着他发都可以，他不会在意。但在周围有其他犯人的时候注意影响。”我绝口不谈叫他不要再交党费的事。我知道这是他的底线。因为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这是对的。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也很难，监狱是执行单位，许多事做不了主。而且——”他突然问我，“你注意到没有?最近监狱里犯人的动向。”

　　“什么动向?”

　　“文革以来，确实有许多冤案、错案，这些案子不能不纠正。现在趁纠正冤假错案之机，连杀人犯都起来翻案，说他们是受了共产党的迫害。一些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罪犯想把解放以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案子都乘机翻过来。”

　　“怎么没有看到?有些犯人嚣张得很，公开攻击谩骂共产党、毛主席!”

　　“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自家的事和敌人的事搅混在一起，简直就一锅粥，真够他们应付啊!这些情况，我怎么能不考虑?”

　　四

　　过了一周之后，我突然听到一个消息：黎成违反监规，被关进了小监。

　　我那天和黎成谈得很好，他不会有什么过激行动，什么事会违反监规而至于要戴手铐、关禁闭呢?

　　“打人!动手打同监室的一个犯人。”告诉我消息的人说。

　　事情是这样的：

　　上周五晚上，二监区一监室的犯人读报后，就坐在监房里讨论。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犯了“左”的错误，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了损失，今天应该认真总结，吸取教训。那并不是一篇值得大惊小怪的文章，犯人何亦君听后却高兴得就要跳起来，讨论时第一个就发言说：

　　“这文章写得太好了!毛泽东这几十年确实把中国人民害得惨!”

　　“你胡说什么?”只听黎成一声怒吼。

　　“我胡说?土改、镇反，反右，冤死了多少人!哪一个冤死的人不是他搞的?”

　　“你不是胡说?你不清楚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毛主席一家就牺牲了六条生命!”

　　“他也不能像秦始皇一样搞暴政，搞得全国哀鸿遍野呀!”

　　“你住嘴!”

　　“学习讨论，我凭啥要住嘴?暴政就是暴政!”

　　“住嘴!”黎成已经怒不可遏了。

　　“你就是共产党的一条狗!共产党都把你关进来了，你还心甘情愿当帮凶!”

　　“啪!”

　　黎成冲上去“啪”的给何亦君扇了一个耳光。

　　“报告政府!黎成行凶打人咯!”何亦君大声呼叫起来。

　　两人扭打在一起。在场的犯人把他们两隔开，值班的牟管教迅速赶来平息了双方的冲突。

　　牟管教询问是怎么一回事。有犯人说：何亦君的发言有错误，黎成制止他，他根本不听。也有犯人说：“是黎成先打人!”更有犯人说：“黎成以前当公安干部，打人打习惯了，在这里来了还行凶!”

　　“行了!”牟管教喝住那个犯人，又把何亦君狠狠批评了一顿：

　　“你何亦君思想就是有问题。在监狱改造，就要老老实实认罪服法，不能因为国家在纠正冤假错案，就趁机翻案不认罪。你那个发言，根本就不是一个犯人应该讲的话。你在这里坐牢，是法院根据你犯的罪行判了刑让你来改造，你是毛主席抓你进来的?咋就那么大仇恨呢!”

　　“是黎成先动手打人。”还有犯人替何亦君报不平。

　　“打人是不对的。我们知道怎么处理。”

　　牟管教把黎成带出监室，给他脸上被抓伤的伤口上了药，又对他说：“遇事冷静一些。”

　　随后就把何亦君调开，将他们两人分到两个不同的犯人小组。

　　事情本来已经处理了。但二监区有犯人不服，认为牟管教偏袒黎成，向监狱管教科的吕干事告了状。

　　吕干事来到二监区，把黎成叫去，问他为什么动手打人?

　　“他恶毒攻击谩骂共产党、毛主席，就该掌他的嘴。”

　　“毛大爷有错误，能封别人的嘴巴?怎么就不容许别人说说?”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他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失误，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教训。怎么能任由敌人来抹黑?”他与吕干事完全针锋相对。

　　“哼哼，哼哼，你脑袋有水!”

　　“你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你脑袋才有水!”

　　“黎成!”吕干事被激怒了，愤怒地拍着桌子，大声吼叫着，“黎成，你要翻天了!”

　　“共产党的天，谁也翻不了!”黎成斩钉截铁地说。

　　“我好心教育你，你不接受教育，竟敢和我顶撞!”

　　“你行凶打人!顶撞干部!你对抗政府的教育!”

　　吕干事连珠炮似的爆发。

　　“你想怎么样?”黎成直视着他。

　　“你无视监规，无视政府的教育，我的手铐不吃素，关你的禁闭!”

　　“来!”黎成把手伸了出去，“来!我这手在上甘岭美国鬼子的机枪没打断，给你!”

　　“一双手算什么?掉脑袋也不会容许人攻击共产党，这是我黎成的原则。”

　　“你还以为自己是公安局长吗?还那么风光!”吕干事一边开手铐一边说。

　　“什么公安局长?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有义务维护党的尊严!”

　　“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是我手上的一个犯人，我不相信办不了你!”

　　黎成就这样戴上手铐，关进了小监反省。

　　五

　　当时监狱的犯人中，明显存在着两个完全对立的群体。一个是那些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刑事犯罪分子，在党和政府纠正冤假错案的时候，完全错估形势，妄图从此可以翻掉他们的陈案。这些人在此时特别活跃，毫不掩饰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仇视，利用各种场合进行攻击。另一个群体是那些在文革中遭遇不幸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他们亲身参与过共和国的创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凝聚着他们的汗水和鲜血。他们虽然遭遇冤屈，仍然视这个国家的一切如自己的生命，绝不容许有人损毁它。当那些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刑事犯罪分子起而发难的时候，他们便忘却个人恩怨，挺身护卫党和人民政权不受侵犯。在同一所监狱、同一个监室里，两个群体都在进行博弈。

　　黎成就是这后一个群体的代表。自己关进了监狱，还要拼死维护党的尊严。这是没有信仰的人永远不能理解的。我们这一代人有一种信念，党的理想就是自己毕生的追求。永远相信自己与党血脉相连，无论顺境或逆境，只要有人去损毁它，都会义不容辞地去维护。何亦君攻击谩骂共产党毛主席，不要说黎成，我当时在场，也绝对要打他的嘴巴。

　　我为黎成被关小监愤愤不平，下了决心要狠狠地惩治何亦君这个仇视共产党、毛主席的恶徒!

　　我自己也是一个被监押的犯人，能有什么办法去惩治恶徒?我想到了我能利用的劳改小报，于是去二监区了解了情况，迅速写成一篇文章。文章避开黎成与何亦君争执打架的事不提，专就何亦君攻击谩骂毛主席、共产党的事进行了报道和评论，文章说：

　　“众所周知：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又是他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实践证明，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这样一个全国人民热爱的开国领袖，何亦君却肆无忌惮地攻击谩骂，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身为一名罪犯，本应认罪服法，老实改造，却企图通过攻击谩骂共产党、毛主席达到翻案的目的，其阴谋必然不能得逞。对他这种嚣张气焰必须坚决打击，对他的反动思想理应严肃批判，决无姑息之理。”

　　稿子写起了，但我没有发稿权。劳改小报是由祁干事分管的，文章显然过不了他的审查关。我于是把文章送到管教科李科长那里，李科长问我：

　　“怎么不送吕干事?”

　　“他不在，小报赶着要付印。你看一看嘛!”

　　李科长戴上眼镜，把文章迅速看完，说：“这狗日的真够嚣张!”

　　他又问了问我最近犯人中的一些思想动向，我给他说“连杀人犯都在那里搞翻案，确有一股抗拒改造的邪风!”他听了后说：“这值得注意，你留心搜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随后摸出笔来，在上面写了“同意发稿。头版!”又签上自己的名字。

　　有了尚方宝剑，我便背着吕干事将小报交出去立刻付印。

　　文章发出之后，在监狱引起很大震动。监狱的绝大多数干警对党、对毛主席都是有很深感情的，他们对一个犯人这样肆无忌惮地攻击谩骂党和领袖也觉得不能容忍。

　　吕干事看到这期小报后，跑来问我：

　　“何亦君那篇文章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

　　“为什么不送我审查就发出去了?”

　　“你当时不在。我就送李科长审查了。李科长亲自签的字。”

　　我用他的上司堵住他的嘴。他不好再说什么，停了一会后，又说：

　　“你小子不够交情。你自己清楚，我一直很照看你的，你怎么能背着我——”

　　“不是背着你。你当时确实不在，我就去找了李科长审查。”

　　他说一直很照看我，说的是事实。吕干事是上海一所名牌大学出来的，原来在省上工作，1957年反右时当了右派，还送川西一个劳改队服过刑，人生遭遇过冤屈和不幸，落实政策之后刚调来监狱不久。他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因为我的努力工作而使他能够放手偷闲;更重要的是，他在我的档案里看到我是个漏网右派的材料，就把我视为同类，认为是有共同语言的人。

　　而我与他在许多方面却并不相同。

　　我不是什么漏网右派，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十六岁的高中学生，当时也曾相信人们所说的右派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所以还积极参与过学校对右派的批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右派在中国社会就是一盆污水，整人的时候，就会把这盆污水往你身上泼。“文革”初期，抄家抄出我中学时候就写了不少文章，就说我早就写反动文章，是一个右派;有人提醒说，“他当时才十六岁”，派驻学校的工作组说：“本来应该划右派，年龄不够才没划。是一个漏了网的右派。”从此大小各种批判会上，我就被扣上了“漏网右派”的帽子。吕干事看过我的档案，其实就是“文革”期间批判会上那些发言材料。

　　我们的人生都遭遇过不幸。但对问题却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我们个人的种种遭遇与当时社会的某种思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的一些行为实际是迫于形势违心做出来的，并非他们的本意。“文革”初期批判我的所谓“黑诗黑文”时，许多同事都不得不在会上发言批判我的思想反动，私下却又给我通风报信，我完全能感受到他们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后面隐藏在内心的痛苦和同情。后来，我在一次次押送到各地批斗的时候，不少人在会上批判我，却又跑到我吃饭的地方来，偷偷往我饭下面埋上满满的一碗肉;记得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当地一个领导干部白天主持我的批斗会，“打倒赵××”的口号声喊得比谁都响，晚上押送的人把我交给他看管，他就把其他人支走，随后就从暖水瓶中倒出热水，趴下身子亲手给我洗那一双站得发肿的脚，又去给我弄来好吃的，还偷偷往我身上揣烟。在大小上百场的批斗会上，我感受到人性的残忍，更多感受到的却是人们的善良和温暖。因此，我从来不去纠缠于个人的恩恩怨怨，我对人包括那些批斗过我的人，总是爱更多于仇恨。

　　吕干事的遭遇是不幸的，心里始终有一团解不开的结。他太在乎个人的恩恩怨怨，始终不忘有人整过他，进而迁怒于并不相关的人。他心里装了太多的恨，看周围的人就觉得可憎可鄙的多。比如，他认为自己原单位那些人，大多是“舔领导沟子”的东西;他在川西山沟里劳改期间挨过打，给我说：“山沟里那些劳改干部全是些老粗，‘求‘政策也不懂，就只晓得打人!”对于现在身边的同志，他也觉得多数思想僵化，脑子灌水。人生的不幸遭遇让他形成了一种偏执的个性，他把被领导看好或提拔的人都看成人品不好，或心术不正的人，甚至骂他们就是打手。我同情他的遭遇，他打成右派后，刚从同济大学毕业正准备与他结婚的女友分手了，随后还遭遇了劳役之灾。谁遇到这样的遭遇都会有心结，以至造成性格扭曲。如果不能理性的对待，也会给你的人生之路造成新的障碍。他现在与周围的同志就处得不好，他不信任别人，别人同样不信任他。比如，我本来是由他分管的，小报交给他审查把关，领导却背后叮嘱我要监督他：“报纸每期他看过的文章，你都要仔细阅读检查，严格把关，警惕他在头脑发热时打胡乱说，绝不能在思想政策上出问题。”我曾在私下提醒过他，要理性地对待个人遭遇，克服偏执狭隘的情绪。虽然他把我视为可以交谈的人，但以我一个犯人的身份，要改变他多年形成的个性，实在很难。

　　“何亦君这个事算什么?他只不过在会上发发言，对毛大爷有看法，有什么不得了?”他又给我谈起对何亦君一事的看法。

　　“话不能这么说。他挑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底线。更何况他还是个犯人!”

　　“犯人学习讨论，议论了一下毛大爷嘛，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黎成就激动得一跳三丈高，戳到了他这类打手的痛处，受不了啦!”

　　“你说谁是打手?”

　　“你不知道我说的是谁!”他很气愤，“难道黎成在反右、反右倾这些运动中不是整人的打手?没整人他的公安局长怎么当上去的?”

　　就像一些犯人本能地仇视公安干部一样，吕干事也总是忘不了迁怒那些他认为曾经是积极分子的人。他之所以要给黎成戴手铐、关禁闭，除了因为黎成顶撞了自己以外，还因为他认定黎成就是在运动中整过他的那一类人。

　　为了消除他的偏见，我只得把黎成的真实经历告诉他。我给他说，1957年反右的时候，黎成还是解放军驻福建某部的一个连长，1958年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与反右整人边都不沾。反右倾的时候，他也不是整人的打手，而是跟自己的老首长一起反对浮夸风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被审查批判了几个月。他不是“整人”而是“挨整”的。

　　我给他说到黎成经历的时候，他没有吭声，是不是在反思自己对黎成的态度，我不得而知。

　　黎成被关禁闭的事，终于很快就得到了解决。何亦君攻击共产党、毛主席那篇报道，虽然没有提及黎成当场制止并打他嘴巴的事，但许多干部看后就都气愤的说：“这东西如此嚣张恶毒，就该打他的嘴巴!”后来知道，当场真有个叫黎成的打了他的嘴巴，但这个打他嘴巴的人却被戴上手铐、关了禁闭。都说这事处理得“离谱”，助长了歪风邪气。管教科领导去问二监区的干部，二监区的干部都说吕干事根本没有与他们研究讨论，而且他也没有与管教科打招呼，是不合监狱管理规定的个人行为，就立刻解除了对黎成的禁闭处罚。

　　这一次吕干事没有提出异议。

　　六

　　黎成解除禁闭不久，得了一场大病，被送进了监狱的医院。

　　他入院已经半个多月了，我也没抽出时间去看看他。其间，监狱陆陆续续收到一大批法院通知，有二十多人被释放出狱了。短时间能有这么多案子得到平反纠正，说明纠正冤假错案的力度很大。而我们的案子却一直没有动静。

　　当监狱的敌人向党和人民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我们会忘却自己的冤屈，挺身而出，全力去护卫它。一旦安静下来，想到自己遭受的冤屈，我们一样会痛苦和纠结。

　　我们把党视为自己的母亲，而有人却假借母亲的名义用鞭子抽打我们。我们不怕坐监受刑，但容忍不了有人以此割裂我们与母亲的血肉关系。想到自己的遭遇，我深深地感到委屈和不公，一个人独自坐在监狱图书室里，心中默默地念着：“母亲啊，你知道儿子此刻心中有多痛苦吗?”

　　我眼前放着一本司马迁的《史记》，很自然地就打开了其中的《屈原列传》：“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读着读着，便禁不住潸然泪下。

　　此时，我又想起了黎成。他一定比我更难受。于是，我借了要去医院采访的幌子，偷偷跑去看他。

　　走进他的病房，就见他正歪在床头看书。我拿起书来一看，是一本《说岳全传》，他此刻正在看的是该书的第六十一回，即岳飞父子在风波亭遇害的那一部分。

　　“怎么样，好些了吗?”我把书放回去。

　　“好些了，只是心悸，睡眠不好。”他说话的时候，显得很虚弱，“医生说我心脏有问题。”

　　“这你就要注意了。我们现在这种处境，身体出现问题可就惨了。”

　　后来，当我和他说起我们的案子时，他突然又激动起来，脸一下子胀得通红，还忍不住气呼呼的骂人。

　　他因为生气，说话便不断喘气。我怕他激动下去对身体不好，忙收住关于案子的话题，想法让他把注意力转移开去。

　　“这书写得怎么样?”我拿起他身旁的书，边翻边问他。

　　“还不错。岳飞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胆忠心很令人感动。”

　　“那是。”

　　“你猜，岳飞在风波亭临死前担心什么?”他问我。

　　“担心啥?”

　　“担心他被害之后，儿子岳云，女婿张宪会造反。”

　　“岳飞蒙冤被害，儿子岂能忍下这口恶气，善罢甘休!”

　　“这正是他放心不下的。他不能因为自己屈死后，儿子、女婿不服，进而害他一世忠义的英名。所以，他临死前叫狱卒把两个孩子叫来，亲手把岳云、张宪捆了，然后才三人一起赴难。”

　　“惨烈啊!”

　　“岳飞的忠诚，那是——，致死——没变的。”

　　我见他说话又出现喘息，就说：“好了，好了，别说了，休息一会儿吧。”

　　“没关系，你让我说下去。”他喝了口水，咳了两声嗽，平息一下后，又说，“医生说我心脏出了问题，我怕是熬不过去了。”

　　“怎么这样悲观?”

　　“不是悲观。你比我年轻，活得出去，能够熬到平反纠正那一天，。我恐怕就——，怕，怕不行了——”

　　我突然觉得眼眶有些湿润，但依然控制着。

　　“你出去后，一定要把风波亭改编一个电影剧本，教育警示人们。算哥拜托你，帮我完成这个心愿。”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么个事?”我有些困惑不解。

　　“你不知道，我生病以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心里总有一种担心。”

　　“担心什么?”

　　“不是担心自己。我个人有什么可担心的?我的命本来就是在上甘岭从美国鬼子的枪口下捡回的。”他说，“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孩子。”

　　“孩子怎么啦?”

　　“你想过没有?我们遭受的这些冤屈，那些整我们的人，是打着党的旗号，借了党的名义干的。我如果就这样屈死在这里了，我们的孩子会不会对党心生怨恨，由此离心离德，放弃我们曾经为党奋斗一生的事业?”

　　我沉默了，心中想着他讲的这个我从未思考过的问题。

　　他随后从枕头下边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手抄了一首诗：

　　诉衷情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

　　而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我告诉他，这首词我见过。相传是毛主席临终前不久写的。但未曾被证实。

　　“从风格上、语气上判断，我相信是毛主席写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确实很像。”

　　“我的担忧有没有道理?”他问我，“如果我们的孩子将来因为自己的亲人蒙冤受屈而放弃我们曾经追求的事业，那我们一生的奋斗不就付之东流吗?你愿意看到这样的后果?”

　　“当然不愿意。”

　　“所以我们应该让他们明白：父辈即使含冤而死，心中想的是什么，致死没有改变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没有放弃我们的信念。”

　　我最终被他说服了，答应要完成他的托付。我劝慰他心情放愉快一些，养好身体。我给他说：人民还在等待我们出去后，为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大干一场呢。

　　他笑了：“但愿如此吧!”

　　七

　　不久，我接到通知，撤销了我那张早已不能构成任何罪行的判决书，走出了监狱。先前整过我的人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似乎也很不服气。尽管我所在单位的群众都在眼巴巴盼我回去，他们却坚持不让我回原单位。还光面堂皇地说：为了照顾我，已经联系好让我到爱人现在工作的地方去另做安排。

　　我离开监狱那天，是一个既无风雨也无晴的天气。走时也没有能去与黎成见上一面，就把他扔在了那个地方。

　　我爱人在我遭遇牢狱之灾后，为了躲避对孩子的无辜株连，在原系统领导的帮助下调到了另一个县的中学。新的环境很好。我到家当天下午，就有当地的三所中学送来了招聘书。我还在考虑之中，其中一所重点中学就给我排上课抢先公布出去了。恰好我的儿子就在那所学校上高中，爱人给我说：“就去那里吧!”

　　我于是就去了当地一所国家级重点中学任教。

　　黎成可没这么幸运，在我出监之后，他还在牢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刚出监的时候，曾经去他家里看过他的妻子黄琼。黎成的家是一个共产党员之家。他妈、他爱人、他的两个妹妹全都是共产党员。爱人黄琼在一所招待所做领导，曾经是D城人所共知的大美人。我见到黄琼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本应丰韵犹存的，却已经苍老得像个老太婆了。

　　“忠诚，你还这个样?”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是呀，我是个捶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打不死的程咬金嘛。”

　　“黎成，黎成怎么样?”她忙着向我打听丈夫的情况。

　　“很好。前段时间得了两天感冒——”

　　“他怎么就没告诉我?”

　　“没事，不几天早好了。”我无法告诉他生病住院的事。

　　“你们在里边吃得饱不?”

　　“吃得饱。每周还吃一次肉呢。”

　　“三妹来信说，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胡风的一篇文章，说里边吃不饱，饿肚子。叫我设法经常带点吃的进去。”

　　她三妹说的胡风这篇文章我也看过。

　　“没有的事，那老先生瞎说的。”

　　她又问我，黎成在里边干啥活，累得了不?我给她说：黎成在监区管犯人图书，每天有的是时间看书。至于这个昔日的公安局长每天在牢里打扫清洁、倒犯人便桶的事就只有三缄其口了。我知道家里亲人做梦都在为里边的人担心，让他们能有点虚假的安慰也是难能可贵的。

　　“能有书看就好。他在家时，一有空就书不离手。”

　　我高兴她从我的话中总算得到了一丝安慰。我又问她：“黎成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我去了法院，法院的意见要撤销判决。早把材料送市委了。”

　　黄琼说，她去找了市里的一位领导，那位领导悄悄告诉她市里研究黎成案子的情况——

　　会上，所有领导都认为黎成早该平反纠正，而王书记却说：

　　“其他人的问题都可以研究，黎成的案子不能动。”

　　“为什么黎成的案子不能动?”有领导问他。

　　“为什么?黎成就是个篡党夺权的三种人。”

　　“你是孙猴子，会七十二变吗?怎么又把黎成变成三种人了?你当初是抓三种人抓的他!”吴副专员问他。

　　“黎成篡了什么权?他的公安局副局长不是文革前任命的吗?”还有人问。

　　“市革委委员，怎么没篡权?”

　　“市革委委员算个啥屌?你不还是市革委主任吗?市里的哪一件事不是你说了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吴副专员拍着桌子和他对吵。

　　“同志，注意你的立场。”王书记说。

　　尽管大家都不同意他的意见，还是被他强行压了下来。

　　看来，手握生死大权的王书记不走，黎成便绝无出头之日。

　　法制啊法制，我们这个由领导一手遮天的机制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

　　“不是听说王书记要调走吗?”我问他。

　　“都在这么说，听说是要调到另一个市做二把手。上面一直在做工作，他坚持要把这里落实政策的工作做完之后才走。”黄琼说。

　　王书记没有调离，黎成的案子就一直拖下去。

　　等到一年以后，王书记终于挪动了位置，随后便不声不响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又过了几个月，黎成才终于走出监狱。奇怪的是，他的案子纠正之后，却没有回到市公安局。

　　八

　　黎成出监之后，我们有好长时间中断了联系。我到学校后，长期就在高三充当升学机器，每年都有高三两个班的语文课，连续多年不卸担。重点中学的高升学指标压得人气都喘不过来。我答应黎成要写风波亭电影文学剧本的事就一直搁下来。

　　我长期为了此事而纠结。一是时间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除了《说岳全传》之外，我查了《宋史·岳飞传》，里面却没有岳飞担心岳云、张宪在自己屈死后造反，亲手把二人捆了一同在风波亭遇难的记载。岳飞当时要拉上岳云、张宪与自己一起赴难做得“对”还是“错”，是“精忠”还是“愚忠”，我的脑子里也一直在打架，得不出明确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又使我困惑，许多人成天想的，不再是如何为国家做贡献，而是在钱眼里转圈圈;官员在一起，不是讨论为人民服务，而是相互打听哪里有买官卖官的门路;甚至有年轻的朋友说：“雷锋就是傻冒”……我们前辈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信念在一天天丢失，他们用生命开出的道路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我觉得，黎成在监狱里给我讲的那种忧虑又不是没有道理。

　　清明期间，学校组织了一次春游，去阆中锦屏山旅游，我特地去看了一下家乡父老为爱国将领张宪修的张宪词。顺河而上，我们又来到红军强度嘉陵江的红军渡 。红四方面军当年长征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渡口上方的小沟边上，隐藏着一座长方形的陵墓，老红军吴忠将军把他的遗骨葬在了故土;从吴忠墓左边顺山而上，在一墩巨石上停留下来，本地的一个同志告诉我，徐向前元帅当年就是在这里指挥红三十军渡河的。我们身后是一座高高的白塔，前面是顺流而下的嘉陵江，对面有一片巨大的沙滩，当地人把那片沙滩叫杜里坝。嘉陵江在流经杜里坝时，绕了一个大湾，形成一段“?”形河道。在我的右下方，有老师正带了一群小学生到烈士陵园去，给红军烈士扫墓，搞宣誓活动。听说当年只有二十多万人的这个小县，参加红军的就有4万人，上万的民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烈士陵园的碑石上，刻着当地为中国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就有六七千人之多。想着那么多为中国革命付出了生命的先烈，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在这里写了一首小诗：

　　红军渡口

　　汹涌澎湃的嘉陵江水

　　曾给红军擂过战鼓。

　　我此刻伫立在红军渡口

　　思绪象波涛一样起伏：

　　那蜿蜒而来的一衣江水──

　　为什么在地面画一个“?”

　　绿色的山峦罩一层薄雾。

　　身后那三角形的青峰──

　　它是一个巨大的箭头么

　　指引着前方的道路?

　　那刺向苍天的白塔──

　　它是一支巨大的画笔么

　　要绘一幅五彩的蓝图?

　　那远去的江水和航船──

　　已在地面刻了一个“!”

　　滚滚波涛鼓与呼……

　　这一首小诗，隐隐地透露出我对于前路的忧虑。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否还能不忘初心、继续沿着前辈开辟的革命道路前进?我提出了疑问，在末段“那远去的江水和航船——，已在地面刻了一个‘!’”，最终做了肯定的回答。这是因为，天空中虽然有群魔乱舞，腐朽的西方文化在不断侵蚀人们的灵魂，妄图把中国拖向人剥削人的黑暗中，但也有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坚定地坚持党的理想和宗旨，沉着勇敢地前进。我从那些前去祭奠红军烈士的小学生身上，更感受到前路的希望。

　　春游回来之后，我接到了黎成夫妇的信。他们也一直在打听我的下落。这之后我才知道：黎成回家后，就去了黄琼老家那个县的一个边避小山村。黄琼辞去了招待所所长的工作，去那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那里是当年红军战斗过的红色苏区。她去的那所学校，红军时期就有一所小学，如今只有几间快要倒塌的土坯房，原先在那里教书的两名教师吃不了那个苦头，早已甩手离去。黄琼去后，才把村子里辍学在家的几十个孩子重新招回来学习。黎成则在附近承包了一片荒山，种草、种树，在那里办起了养鸡、养兔的养殖场;他除了在养殖场打理外，也把许多精力花在学校的建设和孩子们的教育上。还像当年在监狱一样，他始终惦记着“我们的孩子”。孩子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啊!

　　如今，黎成的荒山上已经果树成林，养植场的生态禽蛋在市场上被人们争相抢购，他的种兔场培育了秦巴系列的几个新品种，成功解决了外来长毛兔不能在本地生育繁殖的难题，产毛量成倍增长。冷清的小山村又闹热起来，附近村子的青壮劳力都外出去打工，把大片土地抛荒，扔下风烛残年的老爹老妈和年幼的孩子在家，村子里一派荒凉景象。而他所在村子出外打工的人却都回到村里，家家户户都办起了毛兔养殖场，年年也都有上万元的收入。那小学也在一天天的变化。

　　黎成有了这么好的收获，终于能够从痛苦中走出来了。我迫切地希望能再见到他。

　　机会终于来了。省上在巴中地区组织了一次教学研讨会，地点就在黎成所在地方邻近县的一所中学。我参加完会后，就立即赶赴到黎成家里去。

　　我去得不巧，黎成恰好不在家里。黄琼告诉我：黎成昨天刚走，去福建、浙江，找当年的老战友去了。她说：她上课的这所学校，是红军时候的一所列宁小学，前些年被扔下没人管了，重新办起来后现在新来了五位教师，附近村子的学校都撤了，孩子只能往这里送，不扩建周围村子的孩子就上不了学。学校的校舍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这成了他心中的一块心病，便下了决心要建一所漂亮的红军小学。今年，我们从家里养殖场拿了八十万出来，钱远远不够，他就去找战友拉赞助去了。

　　虽然没有见到黎成，但能见到他妻子我心里仍然很高兴。黄琼现在精神面貌很好，脸色红润，与我刚出监狱去看到她时简直判若两人。

　　“十年没见，你年轻多了，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真的吗?”她高兴地说，“我现在过的是地主生活。三顿都是鸡蛋、鸭蛋，兔肉、鱼肉，乌骨鸡肉，全是自己养殖场产的生态产品，能不长得漂亮一点?不过，我还真担心吃好了过早发福呢。”

　　“怕什么?长得丰满一点更受看，我那年见你的时候，皮包骨头，大美女都变成丑妇人了。现在又变回来了。”我又问她，“你儿子呢?”

　　“上警察学院，今年就毕业了。”

　　“子承父业，好啊!”

　　“我本来要他学工，他自己要去，他爸支持。”

　　摆谈中，我问黎成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她只是说：“还是老习惯，每个月一号照例会把党费存起来放进箱子里。”其他便再没有说什么。

　　停了一会儿后，黄琼问我：“去不去我们家果园看看?”

　　我说，这次就不用了，“教了高三，真是一天都脱不了身，还得赶紧回去给学生挣升学分呢。”我给她说，等黎成在家的时候我抽时间再来，到你这儿来好好享两天福。

　　随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她家。

　　九

　　2014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候机楼。

　　我和女婿把前去法国开学术会的女儿送上飞机，转来时见到一个人，一下就让我傻了：一个身着公安服的中年男子，浓黑的眉毛，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活脱脱就是三十多年前的黎成。黎成怎么会到这里来了?不对，黎成现在已经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

　　这不同的两个人怎么会长得这么一模一样?他是谁?

　　眼前的中年公安也眼睁睁地望着我不转眼，像在极力搜索记忆中的什么东西一样。

　　“同志，你是黎——”

　　“黎卫国。赵叔叔!”

　　“哎——”

　　“我在爸和你的照片中多次见过你。他经常谈到过你，你是他最知心的朋友。”

　　“你小子好眼力。”

　　我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你爸你妈好吧?”

　　“都好。都好。”

　　“出差?”

　　黎卫国告诉我，他从警察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市公安局，最近才调去反贪局。他此次是要去加拿大，追捕D市一个潜逃出国的大贪污犯。

　　这时，与他同行的同志在招呼他上机的时间到了，卫国便匆匆与我分手。

　　望着他前去的背影，我想到黎成的儿子现在正踏着父辈的脚印，坚定地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而战斗，心里感到特别的欣慰。

　　我突然想起：刚才怎么忘了问他爸一件事呢?而他已经通过机场安检，向即将起飞的飞机奔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