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51章

　　第51章

　　“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

　　骨鲠在喉，不得不吐。”

　　话说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4道封锁线，余部继续向西转移。

　　蒋介石看到他精心部署的第4道封锁线又被突破，立即重新调兵遣将，部署新的堵截防线。此时他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于是就把防堵红军北上作为兵力部署的重点，在通往湘西的方向上，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余部的兵力，布置好了口袋，单等着中央红军去钻，要将其围歼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东地区”。

　　1934年12月2日，国民党追堵军总司令何键下达命令，将原来的5路人马改组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1兵团总指挥，薛岳为第2兵团总指挥。两个兵团的主力由黄沙河、全州一线分别向新宁、城步、遂宁、靖县、会同、洪江、芷江、黔阳地区急进;另以一部分兵力配属桂军进行追击。同时电请黔军王家烈部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

　　此时，毛泽东就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又向周恩来提出了建议，他说：

　　“现在已经失去了到达湘西与2、6军团会合的先机，建议部队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王稼祥、张闻天都表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但毛泽东的建议在博古、李德、周恩来那里依然不起任何作用。“三人团”不顾国民党军的重兵堵截，仍然坚持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方针。

　　毛泽东多次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论及这种危险局面。他说，中央红军绝不能再往敌人的口袋里钻了，绝不能自动“入瓮”，自取灭亡。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王稼祥是在进入苏区以后不久，在斗争实践中逐渐了解了毛泽东的卓越才识和非凡的指挥能力，第一个从王明的宗派集团中挺身而出，转而反对排挤毛泽东。张闻天原是拥护“左”倾路线的重要领导人，在进入苏区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跟着博古极力反对毛泽东，后来在政府工作期间，这才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在实际工作中，在一些问题上，与博古、李德等人发生了分歧，不同意博古、李德等人的做法，并发展到了公开争论。因此，他的权力便被博古逐渐削弱，淡出了领导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方面直接和他交流意见，一方面通过他的女朋友刘英做他的思想工作。

　　自长征开始以来，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在担架队一起行军，一起宿营，朝夕相处。他们常常是一边行军一边交谈，每次谈论的中心内容都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们一起分析总结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一起研究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毛泽东不断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王稼祥、张闻天听。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与危害，反复阐明了自己的主张。王稼祥颇有同感。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就这样，在军委纵队中，慢慢地秘密地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三人团”错误领导的3人集团。他们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等人的斗争。张闻天、王稼祥的行动，在配合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2月11日，红1军团2师5团打开了湖南省西南角的通道县县城。

　　此时的桂军在左后侧继续追来。何键指挥的国民党军第1、第2兵团已经进至城步、绥宁、靖县、黔阳、洪江、芷江等地，在通往湘鄂西的道路上构筑了4道碉堡线，企图将中央红军余部一网打尽。中央红军如果继续按原计划前进，必将再次钻入国民党军的口袋里，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说：

　　“不能再这样了。要斗争啊!”

　　12月12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入通道县的老县城县溪镇。

　　县溪镇是一个狭长又不太大的镇子。在镇子东面的山峦上，有一片树林，林木间有一条清清的小河，沿河下来就是一排排的木板房，有一些吊脚楼就挂在河边上。长长的小街，全铺着不规则的青石板，被人踩得光溜溜的。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住在县溪镇南边一家染坊里。这是一栋木结构的临街房屋，屋前有几级石阶，进门是一个小厅，后面是一间比较宽绰的中堂，中堂两侧是王稼祥和张闻天的住室，喜欢清静的毛泽东则住在楼上。

　　张闻天稍事休息，便上楼来到毛泽东的住室。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看一些旧报纸，见张闻天来了，就放下手中的报纸，问道：

　　“有事吗?老张。”

　　张闻天“嗨——”了一声，说：

　　“渡湘江损失这么大，现在困难重重，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

　　“根据报纸上敌人公布的材料，现在湘军、桂军和中央军已经集中20万人马，准备消灭我们，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呀。会合湘西2、6军团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应该放弃原来的计划，改道贵州。贵州兵力单薄，我们可以到贵州休整一下，再做计议。”

　　张闻天点头称是，又说：

　　“昨天稼祥同志又向我详细陈述过你的这个意见，我们都认为应该这么办。”

　　毛泽东说：

　　“要改变原定计划，必须召集军委会议，大家统一认识才好行动。”

　　张闻天说：

　　“好!事不宜迟，我立即去告诉博古，要他召集会议。”

　　张闻天毕竟还是政治局常委，说话还有一定的分量，于是，“三人团”便在通道县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恭城书院坐落在县溪镇东边一个小丘上，是一座十分壮观的独立房子，房子的四周是一人多高的青砖院墙，军委总部就驻在这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以及李德等人。周恩来见通知参加会议的人都来了，就与博古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

　　“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议议我军的去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

　　坐在博古旁边的李德首先说：

　　“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和那些正向西面战略要地赶去的国民党军队，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2军团建立联系。这样，我们依靠2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

　　伍修权将李德的话翻译了一遍，会场上一片沉默。博古见没有人接李德的话，就说：

　　“华夫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这完全是我们的原定计划，我看也只有如此，我们与贺龙、萧克、任弼时、王震会合后，放下行李挑子，才好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周恩来用一双疲惫而又强打精神的眼睛注视着大家，心事重重。他明白在场的不少人都对这个计划有非常尖刻的反对意见，而这个计划又是自己参与制定的;更重要的是，博古和李德的意见还听不听了?他犹豫了。

　　张闻天看了看坐在离自己不远的毛泽东，似乎在催促他讲话。王稼祥也从担架上欠起身，目光透过近视镜，凝视着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一眼李德，不慌不忙地说：

　　“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了解?”

　　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掷下手中的烟蒂，大声说：

　　“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改变原来计划?”

　　周恩来见李德发了火，赶忙站起来，对李德也对大家说：

　　“我们还是心平气和的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毛泽东依然是不紧不慢地说：

　　“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骨鲠在喉，不得不吐。”

　　周恩来朝他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两口，说：

　　“目前会合萧、贺、任、王，让部队喘口气，倒是上策，但能行吗?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顾问知道吗?”

　　李德盯着周恩来，意思要周恩来回答。周恩来刚要启齿，毛泽东说：

　　“还是让我来给大家报告吧!”

　　于是，他将在路上搜集到的国民党军的情况，一五一十讲给大家听。最后，他又以调侃的语调说：

　　“国民党布置的那个口袋，反正我是不去钻的，谁要自投罗网，听便。”

　　平时因伤痛不大讲话的王稼祥首先表态，他说：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当前应当改变战略方向。”

　　张闻天也说：

　　“毛泽东同志刚才讲的都是事实，他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我们要认真考虑。”

　　李德一脸不高兴，大声说：

　　“不按原计划办，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毛泽东说：

　　“黔省防御力量差，我们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与会的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是从当前敌情出发，实事求是，比较可行。周恩来在会前已经通过别的渠道听到了毛泽东的意见，现在见多数人支持毛泽东，就站了起来，望着大家说：

　　“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我军才有一条生路。”

　　“粗暴!”李德愤怒地说。一向被他视为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恩来，竟然转而支持毛泽东了，这使他非常吃惊。在李德看来，周恩来的军事主张一贯与毛泽东相左。如今听到周恩来这样表态，他真的很生气了，大声叫着：“毛泽东简单而又粗暴的否定了我的提议，你周恩来还支持他!”

　　周恩来竭力控制着情绪，说：

　　“华夫同志，我们的决策要面对现实，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应当跟着变嘛。”

　　李德恼羞成怒，红着脸，瞪着眼，叽哩哇啦冲着周恩来叫道：

　　“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是你周恩来的计划。”

　　他一面说，一面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不停地翻着，翻了几页就停了下来，指着一页上的内容对大伙说：

　　“今年6月10日，在你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你周恩来指出：向西南的赣粤边突围，越过湘粤边区后，沿湘桂边区北上进入湘鄂西区与贺龙的第2军团会合，然后向湖南的衡阳、长沙方面进攻。后来的突围计划，就是在你的这个意见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今天，你竟出尔反尔。”

　　周恩来瘦削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他说：

　　“华夫同志，是的，在那次会议上，我的确有过这个建议，什么时候，我也不会否认。可是当前敌情发生了变化，无法去会合，我们也得改变一下计划嘛。”

　　李德被周恩来不软不硬顶了回来，只好转而问博古：

　　“博古同志，你的意见呢?”

　　此时的博古虽然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认为从贵州出发也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李德十分不快，心想，我这个顾问的话是没有人听了。特别是周恩来开始与他不一条心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于是，他便对着大家声色俱厉地吼道：

　　“你们不执行原定计划，胆小!右倾!怕死!”

　　一向镇定自若的周恩来也有些激动了，他说：

　　“华夫同志，你的态度好一点。”

　　彭德怀也站起来说：

　　“以理服人嘛，少扣帽子。”

　　李德见众人态度严肃，有些动气了，只好缓和了口气，说：

　　“我保留意见，到了贵州后，再开会讨论，到底能否去湘西，那时我们再议。”

　　说罢，起身离开了会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多数人接受了。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西进贵州。

　　尽管如此，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北上与西进的争论还没有完全解决。博古并没有放弃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师的计划，李德也仍然耿耿于怀。39年之后，李德还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回顾了这件往事，心中仍然充满了愤懑。他在书中叙述了自己坚持北上与红2军团会师的计划之后，又写道：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指毛、王、张——笔者注)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12月13日，李德见到周恩来，非要他详细说说昨天在会议上为什么要改变主张。周恩来显得很不耐烦，说：

　　“我们的部队累了，需要休息。”

　　就在12月13日这一天，中央红军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开始西进贵州。

　　12月14日，博古等人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电令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这一天，毛泽东在途中闻讯傅连璋在快到贵州时，因不谙骑术，连人带马掉进了河里，幸而被警卫人员救了出来。他马上派人把自己的棉被送给了傅连璋。

　　12月15日，中央红军越过了广西与贵州交界的老山界，进入贵州省雷山县境内，越过与黎平县交界的骷髅山和八宝山，一举攻克了黎平县城。

　　毛泽东闻讯，非常高兴，想起这一带的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不由得引发了他的诗兴，吟出了《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2月16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城。

　　12月17日，中革军委将部队部署在黎平附近休整。

　　中央红军西进贵州的举动，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一下子就把他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他要想再重新调整部署，就需要多费时日了。中央红军自10月份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了休整机会。

　　李德把红8军团军团长周子昆找来痛骂了一顿，训斥周子昆带的什么兵?把部队都给带垮了，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这个毫无自知之明的外国佬因为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所以常常一筹莫展，喜怒无常。他不但不检讨自己的失误，反而还要迁怒于他人。

　　红8军团的大多数士兵，是长征前新编入部队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他们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实战锻炼，在连续的行军作战中，特别是湘江之战，整个部队几乎全被打散了。

　　李德命令警卫班把周子昆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可是警卫班的人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十分恼火，很尴尬。博古、毛泽东都在一旁。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就走上前去，问周子昆：

　　“你是周子昆同志!怎么搞的?”

　　周子昆说：

　　“猛烈地扩大红军，我们是刚成立的新军团。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不照过去逐步锻炼逐步提升的方法扩大红军，军队里没有骨干。我坚辞不当军团长，不准，只好服从命令。部队一出发就担任侧卫，每天跑上百余里，不断遭到敌人的侧击。新兵不惯艰苦，很多人掉队，跑散，还没有过4道封锁线，全军团就减员不少人，过了湘江，就只剩下1000余人了。”

　　毛泽东转对李德、博古说：

　　“周子昆交给我处理。”

　　又对周子昆说：

　　“跟我走。”

　　说完，他就把周子昆带走了，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周子昆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毛泽东是“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城内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李富春等参加了会议。

　　李德因患疟疾没有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会前征求了他的意见。博古和李德的意见是坚持要红军从黎平北上，经黔东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公开批评了李德。

　　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他还建议说，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召开一次正式会议。他摆事实，讲道理，申明大义，谆谆善诱，使与会不少人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点。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放弃北上方针。周恩来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西渡乌江北上，到川黔建立根据地。更为重要的是，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明确说：

　　“鉴于目前形成之状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也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黎平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5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样，黎平会议就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的译文带到李德下榻的地方，将会议的情况转告给他。李德闻言大怒，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一向颇有涵养的周恩来也显得格外激动，厉言厉色和李德闹了一场。

　　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周恩来后来也曾经说过：“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12月19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议》，决议说：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至遵义西北地区;政治局并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第5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口号是：“首先消灭贵州军阀，赤化贵州!”“为创建新苏区而奋斗!”

　　中革军委同时对部队进行了部分调整和缩编：

　　第1、第2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以陈云为纵队政委，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钟伟剑为参谋长。

　　军委纵队下辖第1、2、3梯队。纵队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兼任第1梯队司令员、政委、参谋长;以何长工为第2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以李维汉为第3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干部团、保卫团合编为独立作战部队，归军委纵队直接指挥。

　　撤销红8军团建制，将其编入红5军团;陈伯钧为红5军团参谋长，罗荣桓为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

　　12月20日，中央红军以红1、红9军团为右纵队，以红3、红5军团和中革军委为左纵队，分两路西进。

　　中央红军路过剑河县的一个村子时，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子在严冬季节里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倒在路旁，战士们簇拥在那里久久未散。毛泽东来了，问是怎么回事，一个战士说：

　　“刚才问过，这位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在前几天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了兵。她没法活下去，就和儿媳妇分两路讨吃的。今天天气太冷，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上东西，又冻又饿，就跌倒在这里了。”

　　毛泽东闻言，已是热泪盈眶，从身上脱下一件毛线衣，从行李袋中拿出一条布被单子，又叫警卫员吴洁清拿了两袋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那位老太太。他蹲下身，亲切地对老太太说：

　　“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

　　他怕老太太听不懂，又用贵州方言重复了一遍。老太太和孙子披着毛泽东的毛衣、单子，吃了一点东西，这才缓过来了。想不到遇到了这么好的队伍，她嘴里不住地念叨着“红军，红军”，拉着小孙子走了。

　　毛泽东看着远去的老太太，久久地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对战士们说：

　　“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绝不是这位老妈妈一家的遭遇，而是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正是从水深火热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拯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同志们!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惊涛骇浪的天险乌江，还有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我们要勇往直前，在大风大浪之中踏出一条路来!”

　　12月下旬，中央红军一路上连克剑河、台江、镇远、施秉等城。

　　12月28日，中央红军进至黄平、余庆地域，直逼乌江。

　　12月31日下午，毛泽东和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

　　猴场是中央红军离开苏区以后所经过的一个较大较繁荣的小镇，商业发达，物资丰富。

　　中央红军各路大军已经云集在乌江南岸，即将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因博古、李德对黎平会议决议一直有争议，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还有不同意见，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于1934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猴场下司宋家湾一个宅院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一开就开到了1935年1月1日。

　　博古、李德在会议上坚决反对中央红军过乌江，他们仍然坚持过去的方针，主张回头东进转而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的主张改变行军路线，中央红军仍然要钻进中央军和湘军主力部署的“口袋”里，遭到毁灭性打击。

　　毛泽东再次重申在黎平会议上所阐明的正确主张，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会议还做出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明确说：

　　“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现在的第2兵团或其它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5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政治局会议还决定：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一步斗败博古、李德，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通道会议的决定，是毛泽东被排挤3年多以来，特别是自第5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人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影响。西进贵州的主张，不仅挽救了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红军，同时表明了人们越来越认清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是战略转变的一个良好开端。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不仅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同时也表明“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和最高军事指挥权正在消失。猴场下司宋家湾政治局会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则以巧妙的方式强调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对“三人团”把持的指挥权在组织上做出了限制，打破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统天下。不久，毛泽东就像那轮沉没于海底的红太阳一样，喷薄欲出，冉冉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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