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49章

　　第49章

　　“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

　　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

　　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

　　敌。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5次围剿仍有可能。”

　　话说在中央红军大转移以前，毛泽东在3年多的时间里在党内一直处于少数孤立地位。此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失败使他感觉到，挽救党和红军的时机即将到来了。而要挽救党和红军，唯一的办法就是撤换博古和李德等人对红军的指挥权;而要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非常谨慎地将这一活动限制在政治局成员内进行，必须首先取得已经有所觉悟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和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支持。于是，毛泽东在突围前夕和张闻天进行了几次长谈，张闻天也把对博古、李德等人的不满都倾诉了出来。张闻天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

　　与毛泽东策划和准备的同时，李德和项英等人也在活动与密谋。李德在他后来的《中国纪事》中写道，就在突围转移的前夜，他和留守在中央苏区的项英进行了彻夜长谈：“他(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泽东暂时服从不过是处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这正是：物极必反是天道，事到转折犹耍奸。

　　不管博古、李德等人后来如何打压毛泽东，请诸君看看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从其内部攻破王明路线的堡垒，如何挽救了党和红军，便知毛泽东的策略是何等的高明了。闲话打住，且说中央红军大突围大转移的情况吧。

　　1934年10月10日傍晚时分，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主力1、3、5、8、9军团，连同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从于都河北岸8个渡口出发，开始了艰难困苦的突围转移。

　　上述各部队、各机关是从9月底开始，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向于都集结的。

　　这次突围，一开始就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组织了十分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各军团也是机构臃肿，人员众多。在10000多名的非战斗人员中，有7000余人是中共中央和军委各单位与地方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有2000余人是后勤部门如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此外，各部还携带有大批的辎重和各种器械，连造币机、石印机、油印机、野战医院的X光机、用于印刷宣传品的纸张等等，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了。为此，还动员了5000名民夫来搬运;有些机器的底盘，需要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才能抬得起来。

　　毛泽民和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全体人员被编入第15大队，由他担任大队政委。15大队携带着黄金、白银和苏区的钞票，共计160多担。他们还负责接受沿途没收的土豪的财物。

　　10月14日下午3时，贺子珍等29名女干部从瑞金随总卫生部休养连出发了。在这支女干部队伍中，除贺子珍以外，其她28人是：邓颖超、蔡畅、李坚真、刘英、刘群先、康克清、金维映、钱希钧、李伯钊、邓六金、危秀英、刘彩香、李桂英、陈慧清、吴富莲、王泉媛、周越华、丘一涵、吴仲廉、甘棠、谢飞、廖似光、萧月华、谢小梅、钟月林、杨厚珍、李建华、危拱之。

　　此外，还有一个女红军曾玉，她虽然没有被批准随部队转移，可她坚持要跟着丈夫周子昆走，一路追到了遵义。党内最显赫人物的妻子们，几乎都在这30名女红军中，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走完了长征的路程，堪称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怀着第4个孩子的贺子珍，就这样踏上了突围的道路。她在10个月的长征路上，一直没有和毛泽东在一起。艰难地跋涉对贺子珍的身体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10月15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3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议上说：

　　“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6日傍晚，余霞宛如暗红的血色，洒在于都河上。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野战军渡河计划日程表》，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和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踏上了于都浮桥。

　　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背着斗笠，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随着中革军委系统改编成的代号为“红星”的军委纵队一起行动。他的全部行装是一条薄棉被，一条布床单，一块旧油布，一件旧外套，还有一把旧的油纸伞，挎包和干粮袋系在一起。他身旁跟着几个工作人员，挑夫挑着两个铁皮文件箱，一副特制的担架跟在后面，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他长征的第一步。

　　站在旧河堤上，毛泽东看着于都河上人头攒动，一队队红军战士身背背包和斗笠，行进在用数百艘渔船搭起的5座浮桥上，转对身边的王稼祥说：

　　“这是大搬家!”

　　王稼祥觉得毛泽东的讥讽十分贴切，苦笑着摇了摇头。

　　成千上万的老表拥在河堤上、沙滩上、浮桥边，为自己的子弟兵送行。老人、孩子和妇女们把煮熟的鸡蛋、蒸熟的红薯、竹叶包的饭团、一把把炒米，装进亲人、战士和男人们的口袋里。

　　“你们可要回来呀!”

　　乡亲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着。大军一开走，他们面临的将是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血腥屠杀。

　　“放心吧，我们会回来的!”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师长以下的红军指战员们都不晓得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目的何在，他们显得兴奋和轻快，回应着乡亲们的呼唤。

　　毛泽东伫立观望着军民送别的情景，心潮澎湃。他听着乡亲们的呼唤，问身边的战士们：

　　“听见了吗?”

　　战士们说：

　　“听见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重复着战士们的话：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这时，旁边的领导人中有人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毛泽东闻言，便朗声诵道：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李德不熟悉中国的古籍，在他看来，毛泽东是引用了老子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毛泽东引用的是《庄子》“庖丁解牛”这则寓言里的一句话。李德也更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是在提醒人们：在突破敌人封锁线的问题上，不要盲目，应当认真摸清情况，以达到游刃有余的目的。

　　本来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可以抓住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歼灭战，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可是由于李德、博古等“三人团”原来确定的目标，是到湘西与贺龙部会合，重新建立根据地。所以，他们僵化而又错误地认为：红军一定要到达预定地区湘西，在放下行李后，再开始反攻，消灭敌人。因而他们就一味地强调行军、突围，只求到达湘西会师，而不顾其它一切了。这样就一改第5次反“围剿”中所奉行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避战主义。

　　在军事部署上，红军总部命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为左翼前卫，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9军团随后跟进;命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为右翼前卫，周子昆、黄甦率领的红8军团随后跟进;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负担着大量辎重物资的后勤机关，则位居两侧大军之间;而令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5军团殿后护卫。如果说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后勤机关是一顶轿子，那么在它前后左右的5个军团则是5个轿夫，这完全是一副“大搬家”的阵容。而且这种甬道式的前进，行动非常迟缓。全军80000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能翻过一个山坳。每遇爬山涉水和险崖隘路，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

　　中央红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根本不可能进行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而且还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彭德怀气愤地说：

　　“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

　　毛泽东看着走走停停拥挤不堪的队伍，不无担忧地说：

　　“像这样的战略转移不用敌人来追，自己就会被拖垮。”

　　10月18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赣南作战的命令》，要求各军团应于20日夜半，完成一切攻击部署;总政治部也下达了《关于加强战时工作的命令》，命令中说：这次战役将决定革命战争及每一个红色战士的生命。命令要求各部队要尽一切努力，完成当前的战斗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全部进入了突围地域。这里是粤军3个师又1个旅的防线。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早就明白，蒋介石的势力之所以未能进入广东，就是因为中间横隔着一块共产党的根据地。如果这块根据地一旦被攻破，不但他早已垂涎的赣南会被蒋介石占去，而且红军很可能被赶入广东，那么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要乘机而入了。这样，他的广东地盘就很难保住，他的“南天王”的宝座也就坐不成了。另外，陈济棠也深知，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借刀杀人”、“一箭双雕”。但蒋介石手握中央大权，他不得不俯首从命，可又不想替蒋介石卖命，消耗自己实力，所以他就在表面上作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以此来获取蒋介石供应的饷械。毛泽东深知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所以早在6月上旬就指示南线红军做好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7月15日，他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与其他领导人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促使陈济棠与中央红军建立了联络关系，暗地里派人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这才有了10月上旬双方最终达成的“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5项协议。因此，“三人团”就把中央红军这次大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了陈济棠的粤军防线上。

　　10月21日夜，中央红军突围战役开始。先头部队从赣州以南的王母渡和新田之间，在粤军默许下顺利地越过了他们的防线。

　　10月22日，意外事件发生了，红军竟突然包围歼灭了粤军1个团，引起了陈济棠的强烈不满。尽管有协议在先，但双方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粤军在湖南汝城延寿圩、珊瑚岗附近与中央红军激战了近2天时间，双方这才再次会盟。

　　陈济棠借此向蒋介石告捷邀功，说是发现了红军第1、3、5、9军团番号，已经俘获了共军多少多少人;他还虚报了粤军在战斗中的伤亡数字。

　　这就叫：假途灭虢义不周，盟友反目又成仇。

　　一着不慎全盘乱，天机泄露血水流。

　　在此之前，蒋介石南昌行营一直命空军侦察红军动向，总是查不出红军的行迹。蒋介石接到陈济棠的捷报，兴奋地说：

　　“延寿战役是弄清共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

　　他与杨永泰、熊式辉、贺国光、晏道刚等人判断，红军的行动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方向有4个：一是入广东，二是入湘南，三是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再北进，四是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杨永泰还提出：要考虑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而入川西的可能性。蒋介石说：

　　“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蒋介石认为，不论红军南下或西进、北进，只要离开江西，就是除去了心腹之患。他说：

　　“共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是不成问题的。”

　　10月23日，毛泽东到了信丰县古陂以东的杨坊。

　　10月24日，贺子珍随中央纵队行军到达古陂杨坊，看望了毛泽东。她向毛泽东讲起瑞金县的男女老少送别红军的情景，难过地说：

　　“乡亲们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我们的亲人’……”

　　毛泽东看着贺子珍泪流满面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他说：

　　“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

　　在江西信丰、安西和安远三点一线的战线上，担任防务的粤军余汉谋纵队在得到陈济棠的示意后，佯作抵抗。双方为掩人耳目，均做出了攻防之势，枪弹却是朝天上放的。

　　10月25日，红军大部渡过了信丰桃江，越过赣州、南雄间的公路，进入粤北。

　　此时毛泽东的身体十分虚弱，虽然每天都躺在担架上，可他的大脑却在不停地思考着判断着。他不无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10月26日，8万多人的中央红军以3700余人生命的代价，全部越过了蒋介石吹嘘的第1道“钢铁封锁线”。尽管与粤军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战斗，但双方的配合毕竟还是为中央红军保存了实力，争取了一定的时间。

　　这一天，中央红军总部吸取了教训，电告各军团说：

　　“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的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敌自愿地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应勿“俘其官兵”。

　　10月30日，蒋介石察觉到红军的行动目标不是南下而是要西进，立即电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火速出兵，沿着湘南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县城口一线布署了第2道封锁线;电令北路军薛岳担任追剿总指挥，调集薛岳的第5军、第4军吴奇伟部、第36路军周浑元部及刘建绪的3个师，总兵力10万人，由江西沙溪、龙岗等地，向万安、遂川地区集结，协助西路军、南路军向西追击中央红军。

　　由于陈济棠执行秘密协议，只图自保，没有派重兵阻截;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远在湘赣边，又鞭长莫及;所以当中央红军奔向蒋介石部署的第2道封锁线时，担任湘南汝城守备的只有湘军陶广的第62师1个旅，驻守广东仁化城口的也只有粤军李汉魂、叶肇部的一部分部队，其它守军则是地方的保安队。

　　红1军团红2师6团在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集成率领下，负责奔袭城口。城口的临河上有一座木结构的公路桥，守军在桥上设有岗哨。

　　1934年11月2日晚，负责主攻的红2师6团1营，距桥头尚有数百米远就被桥上的哨兵发现了，他们喝令1营停止前进。1营前哨佯称是自己人，一部分上前夺哨兵的枪，一部分涉河包抄。

　　11月4日，6团2营也迂回过去了，歼灭了城口的粤军，生俘100多人。

　　与此同时，红3军团以一部监视汝城湘军62师陶广部，而以其它部队全部从城南绕了过去。

　　红5军团在延寿一带，与尾追之粤军相持数日，掩护军委纵队。

　　11月5日晚，中央红军开始跨越国民党军第2道封锁线。

　　11月6日，毛泽东鉴于此时国共双方的军事部署，在城口向“三人团”提出建议说：

　　“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5次‘围剿’仍有可能。”

　　毛泽东的这一建议，还是被博古、李德等“三人团”拒绝了。

　　到11月8日晨，中央红军以9700余人的代价，全部通过了湘南汝城到广东城口间的第2道封锁线，分3路继续西进：左路红1军团主力、红9军团，沿九峰山向宜章边境前进;中路由红1军团红1师为先锋，随后是军委第1、第2纵队，红5军团殿后;右路红3、红8军团，经延寿、文明司向宜章进军。

　　11月8日这一天，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在中央红军主力突破第2道封锁线后，颁布了紧急“堵剿”电令。该电令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于是，国民党军队的第3道封锁线，就设在粤汉铁路两侧沿粤边湘南境内的郴县、宜章、乐昌之间。在这道封锁线上，湘军刘建绪、李觉部驻守郴县，王东原师在郴县、宜章之间的良田，陶广的62师在汝城以西的文明司一带。

　　此时，韶关一带的铁路虽然还没有完全修通，但火车可以在短距离内通车，而且公路上来往也很方便，这就十分有利于国民党军调兵。在这一地带，国民党军还利用修铁路的水泥器材，修了不少碉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部，也从江西赶到了，他们紧紧追赶在红军之后。

　　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中革军委依然部署红1军团从乐昌、九峰山之间突破第3道封锁线，命令红1军团派部队占领粤汉路东面十几公里的九峰山制高点，以掩护红9军团和中央纵队西进。时年29岁的红1军团司令员林彪把作战命令看了又看，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九峰山。他对站在一边的政委聂荣臻说：

　　“荣臻同志，我们完全可以不去占领九峰山，一直从平原突过乐昌。”

　　聂荣臻说：

　　“那可不行!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军委命令我们必须占领九峰山呀!”

　　林彪说：

　　“广东军阀的部队还没有到达乐昌，我们完全可以避开九峰山。”

　　聂荣臻说：

　　“我们离乐昌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敌人是坐汽车，我们是用两只脚走，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和敌人的车轮比呢?等我们走到乐昌，可能就和敌人碰上了。”

　　林彪说：

　　“既然知道两只脚跑不过敌人的汽车轮子，去占领九峰山不是更耽误时间吗?”

　　聂荣臻说：

　　“占领九峰山，是军委的命令。我们不能只管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军委纵队在后边，我们担任的是掩护任务。如果我们不去占领九峰山，敌人把我们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还是应当按军委命令办事。”

　　左权参谋长见二人意见不统一，就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聂荣臻说：

　　“侦察也可以，不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要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派部队控制九峰山。”

　　左权见林彪默许了，便派陈光速去侦察。不久，陈光报告说：

　　“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了敌人，他们正在向北开。”

　　11月8日下午3点，红1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利用民团的电话和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了电话，以自己人的口气探听前方的军情，只听电话那端说：

　　“红军到了何处，我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我军邓龙光部的3个团，1团今日开往九峰山去了。”

　　林彪放下电话，立即命令红2师4团昼夜奔袭九峰山，抢占阵地;同时命令红1师师长李聚奎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山的敌人，掩护全军通过粤汉路。

　　欲知中央红军如何突破第3道封锁线?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11月6日的建议，对于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从根本上摆脱中央红军被动挨打的境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蒋介石南昌行营11月8日颁布的紧急“堵剿”令，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并在粤汉路两侧沿粤边湘南境内的郴县、宜章、乐昌之间布下了第3道封锁线，这就证明了毛泽东对局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按照他的建议，甩掉敌人，另辟战场，打破围剿，中国革命将会重现光明。此时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哪里还听得进正确意见，8万大军伸着脖子往敌人圈里钻，那就只有倒霉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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