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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中国现实与基特勒思想的相遇

2019-11-27 10:45:39  来源: 海螺社区   作者: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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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媒介技术的话语谱系——基特勒思想研究》的《序言》

  赘言于先

  ——《基特勒思想研究》·序

  戴锦华

  在依然以美欧为导向的国际学术界内,德国思想者、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学说,再度经由英语世界“分销”,正以清晰可见的速度传播、浸染。

  这固然是由于以理论的“转口贸易”而著称的美国学术界,在以法国为原产地的战后理论资源渐趋稀薄之后的重新选择,更是由于人们亟需全新的思想资源与知识框架,以回应为这场飓风级的新技术革命所冲击、改写乃至重组的世界。

  不错,“这场深度和广度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工业革命”的新技术革命,不仅迅捷且悄然无声地深刻改变了全球的社会观念、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而且以状似终结者的姿态最后冲击着同一性的遗骸。世纪之交,因数码与基因技术的应用,世界或曰公众姗姗来迟地获知并享有这场技术革命的成果,这并非偶然地在时间点上与冷战终结,毋宁说冷战历史被胜利者“剪辑”为20世纪的记忆褶皱之日准确重叠。当然,在空间尺幅上,这亦成为对冷战分界线消弭之后的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突出的表征与有效的测绘。然而,孕育、开启并最终迸发了这场技术革命的20世纪,其最为悖论性的历史事实便是,一边是动荡、劫难、危机的百年:两场世界大战及撕裂了世界和人类的冷战,以及对于这“极端的年代”至痛、悲怆的知识回应——一系列“死亡”宣告:上帝之死、人之死、哲学之死、作者之死,等等;一边却是现代性话语前所未有的强力涌现、建构与实践:“自由”与“平等”理念的怪诞对峙支撑着冷战时代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决,欧洲一度风雨飘摇的现代主义政治范式与规划成就了风起云涌的第三世界独立建国运动,它们逐次以不同色块间隔、填充了世界地图上大片含混、空白的殖民地与托管区。而当冷战猝然终结,恍若瞬间真空的全球意识形态,迅速地为看似中性、实则属于胜利者的逻辑所占据:发展主义、进步论、技术(有别于科学)中立……。类似全球性的社会常识经由后冷战、后冷战之后渐次传播、确立,或许正是解释欧美学者不无惊惧与迷惑的关键:这次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如此广泛、深刻,却在世界范围内,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完全未经抵抗,几乎不曾讨论”。此间,进步论与对技术的拥抱和依赖无疑是造成这一例外的社会及公众“心理”依据,更为关键的,间或是看似弥散(“中心无处不在”)的金融资本帝国的君临,事实上大幅削弱此前围绕着技术发明之应用所“必须”的程序:多重政治、资本力量间的博弈,社会各集团之间的较量与谈判过程。

  然而,或许与本书、与基特勒的理论更为直接相关的,则是这“几乎不曾讨论”之“怪现象”的另一个侧面或曰缘由:经由互联网、移动终端(智能手机)深入并深刻改变了公众生活之后,21世纪,名曰Alpha Go、Alpha Go Zero的人工智能“血虐”全球人类围棋冠军的新闻终于震动了整个世界并在西方引发了某种意义上的知识界恐慌之后,一场极度滞后的讨论终于发生。数码、技术、媒介,终于成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急迫而热络的主题。言其滞后,不仅由于其发生相对于有关技术的发明、应用迟到了数十年,而且由于类似讨论发生之际,仍几乎未曾触碰到这一全球激变的冰山一角。或许可以说,Alpha Go战胜人类围棋冠军,相对于这场技术革命的社会冲击,充其量只是某种“社会花边新闻”。仅就人工智能的应用而言,早在这类新闻为公众获知之前,已剧烈冲击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结构与战后社会等级系统。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与“血汗工厂”的改善甚至消失之“进步”同时发生的,则是无缘进入统计学、经济数据的大规模的隐性失业及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弃民”的形成。而这滞后的讨论终于欧美迸发,其自身则迟到地曝光了既有的知识范式、学科划定的内在问题,乃至危机。当人们的大部分讨论再度划分为辩护与质询的营垒,有关讨论事实上坠落为某种立场或曰本体论的“站队”:进步论或其批判?现代主义逻辑或末世论预言?进而,则是“人类”何谓?“人类”何为?“人类”之为“人类”终结者或“后人类”莅临?或许可以说,这滞后到来的讨论正显影了这场技术革命深刻冲击的另一项内容:我们间或正经历着一次福柯所谓的知识型的更迭和演变。这不仅显现为我们以既有知识型尝试直面、应对这场全球激变时的无效,而且,用某种或有夸张之嫌的表述,一时间汗牛充栋的讨论因老旧、“天真”的语词与语调而更像是某种喋喋不休的谵妄或曰谵妄性失语。然而,此处的谵妄与失语,与其说是某种精神病学或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症状,不如说是后冷战之后的全球社会症候之一。似乎毋庸赘言,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欧美的知识、社会话语生产一度以批判、解构性为其最具生产性的组成部分,缘自一代思想者尝试直面20世纪的全球危机与重组所造成的、既有的西方/现代知识系统的破产或知识型转换的巨大困难;而后冷战、后冷战之后的世界,却在刻意涂改、葬埋20世纪关于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记忆,尝试回收已遭宣告破产的“19世纪”知识以填充知识生产、学院生产的匮乏。而在非西方国家,人们间或尝试直接启用前现代的知识(价值、信念)残骸作为这一空白的替代。这或许正是所谓后意识形态时代,政治与文化的犬儒主义全球盛行、文化忧郁症成为流行病的内在成因之一。然而,如果说,急剧而悄然改变了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已然再度冲毁着20世纪的知识型并改写着思想史的路径,那么,它当然不可能简单地回收、启用上一个、上上一个知识型以为替代,因而对新的知识型的探究与获取,再度成为对学人、对知识生产的紧迫挑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特勒及其理论成了英语,进而是国际学术界的“发现”之一。

  毫无疑问,即使考虑到欧洲内部之法德思想的差异与分野,考虑到有着具有鲜明而具体的历史性成因的美国学院知识生产的既定路径,基特勒及其理论也不是、不可能是全新的、超前性的所在。与其说,基特勒的理论图绘了、至少是碰触了今日文化现实或新的知识型轮廓,不如说,他展示了新的知识视域与思想路径。在此比较一下人们论及基特勒便不时提及的麦克卢汉,或许有所助益。如果说,昔日麦克卢汉曾在奠基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领域之时,标红、凸显了媒介维度,基特勒则以不同视域下对媒介与技术的历史梳理、以对“话语网络”这一关键词的贡献和铺陈,展示不同既往的思想疆域。如果说,在回瞻的视野间,麦克卢汉更近似一个天才的预言家,那么,基特勒则接近于一个极具启示性的、不轨的越界者或勤奋的拓荒人。他以令同代人乃至后来者迷惑的,极宽阔的知识疆域与独辟的理论光谱,钩沉出一道为既定的学科壁垒、知识盲区所遮蔽的历史进路,基于数个世纪来德国的特定历史与现实,图绘了新异的思想风景。在其起始处,他展示出半个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尝试达成却未能充分达成的诉求:跨学科,在学科壁垒的塌陷处重获知识的真意与思想的力量。

  不错,当人们将基特勒称之为媒介理论家之时,似乎已然安置了他的学科坐落:传播学、媒介研究,间或“波及”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然而,你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位标新立异的历史学家、一个人文学者——一个因为摒弃了学科壁垒与规定而不曾失陷于人文主义逻辑的人文学者。当然,相较于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间的沟壑,基特勒击破或跨越的更大的鸿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之间的“天堑”。他的历史视野是社会的、文化的视野,也是技术/科学的视野,一个不曾被技术主义、科学崇拜所羁绊的自然科学家的视野。他的存在与“发现”由此提示着今日学院学科分布与知识生产的痼疾与死穴——面临新的挑战,回应新的现实,要求新的习得、新的认知、新的跨越。也是为此,在仓皇面对全新世界现实之时,英语世界重新发现了基特勒,尝试使之成为获取新的知识型的初始基础、些许依凭。基特勒不是、也不可能是回应新世纪、新现实的答案自身,但他间或是我们探究答案的可能入口之一。

  致新的此部专著是中文世界系统介绍讨论基特勒思想与理论的第一部专著。然而,其思想与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这个“第一”。若瞩目于这里的“第一”,无外乎强调他率先全面介绍了又一位欧洲思想者或又一个理论脉络;而此书的意义,正在于它以某个思想与知识的侧面,记录了一次相遇:正乘晚发优势而高速前行的中国现实与基特勒思想的相遇。虽仍拜美国学院的风向标“赐予”机遇,但致新关于基特勒的研究基于极为明确的现实问题意识、知识生产的自觉内省与生命经验的牵引和投入。身为中国“数码原住民”一代,作为曾令父母忧心如焚的“网瘾患者”、资深网游玩家与电竞选手,他对知识现状的自觉与对新知识的渴望是现实的,也是自我的。无需矫饰,我曾是他的“导师”,作为重重代沟此侧的旁观者、目击者,既见证了此书的成形,也欣慰于此书的深度。藉此,我不仅得以习得基特勒,得以再度管窥代沟彼端,而且欣欣然继续置身于直面现实,应对思想与知识挑战的行列。

  由衷地相信,以此书汇入众多的努力,经由基特勒的中国本土化,经由文化自觉之下的对多种西方理论和全球现实的再审视,我们将推进和改变的不仅是知识自身,也是我们置身其间的现实和世界。

  201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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