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双子杀手》：如何冲破“铁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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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的《双子杀手》，票房和口碑都不太好，我觉得舆论对他有点苛刻。就我的观影体验而言，120帧3D 4K的效果，纤毫毕现，只能用“震撼”和“无与伦比”来形容。

　　电影在技术方面的突破与追求，永远值得鼓励。事实上，正是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再到宽银幕、立体声、3D的不断进步，才一次又一次把观众从电视机前、流媒体前召回到电影院——这已经是人类最后的公共文化空间。

　　如果电影技术停止进步，我们很快就会见证电影院的荒废，也会最终失去和众多相识不相识的人一起观影，一起欢笑、一起悲伤、一起交流的机会。

　　《双子杀手》的另一个“惊艳”，是数码人威尔·史密斯。他不是真人，但却有真人的质感、真人的体温，甚至真人的情感。今年很多观众已经看过了“虚拟人”担任主角的《阿丽塔》，但“阿丽塔”和李安制造的数码人威尔·史密斯之间的距离，不啻于塑料玩具和活人之间的距离。

　　简言之，“数字造人”的影像历史到李安这里已经登峰造极，真假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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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想到，这项技术在中国可以解决一个特殊困难——特型演员问题。

　　我一直认为，像毛主席这样不世出的巨人是不能扮演的。尽管我对扮演毛主席的演员都怀有最大限度的敬意，但每次看过相关的电影之后，我都感到演员对毛主席的扮演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伤害。

　　也许，领袖只能由领袖自己来出演。毛主席生前留下了大量影像资料，如果能够以此为基础，用数码技术在银幕上创造数码版的“毛主席”，不是比让特型演员蹩脚的模仿要好很多吗?

　　当然，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电影人对领袖、对革命历史怀有一种特殊的虔敬，而这个要求对许多中国电影导演来说，可能有点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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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子杀手》遭到差评，主要原因是故事老套：

　　51岁特工亨利准备退休之际遭遇神秘杀手的追杀，交手中发现对方就是23岁的自己，是上司用自己的DNA克隆的，最后人性战胜克隆术，亨利和克隆的小“亨利”都回归正常生活，“坏分子”上司则被清除了。

　　这个故事的确算不上新鲜，但却再次提醒我们，西方的现代性已经陷入噩梦。

　　“自己杀自己”，这是人的工具化，人的非人化的极致，再往前走，就是人类自身的毁灭，这并不是抽象的人性所能够阻止的。

　　西方的现代性之所以走到这一地步，根本原因还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导致整个社会的异化，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异化社会，这是一个无法突破的“铁笼”。

　　突破“铁笼”要靠建立公有制，为使用价值(而非利润)生产，否则，每个人都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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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子杀手》也堪称好莱坞的主旋律电影。

　　什么是主旋律电影?简言之就是能够再生产政治认同的电影。严格说起来，除了极少数特别另类的影片外，几乎所有的好莱坞“大片”都是美国的主旋律电影，因为它们无非都是在宣传对美国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些宣传极其成功，以至于在很大程度塑造了人们对美国的想象。

　　有意思的是，好莱坞并没有“主旋律”这个名词，这个名词中国特有的。而我们之所以需要这样一个特殊的电影门类，则无非是因为非“主旋律”电影并不生产这些极其重要的认同。如果有一天，中国也不需要“主旋律电影”这个词了，则证明中国电影界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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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一部电影一旦被称为“主旋律”，则往往会感受到一种不能承受之重，票房也会受到影响，但好莱坞的主旋律似乎就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从叙事策略的角度上看，中国主旋律电影强调“正面宣传”，即“我是好的，请认同我”。这种叙事逻辑经常会和观众的生活经验发生冲突，并且容易激起逆反心理。

　　但好莱坞的叙事策略就不是这样。比如在《双子杀手》中，坏人是两名高级官员，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权力，迫害即将退休的一线特工亨利。亨利为了自保，同时也是为了正义，与他们展开殊死搏斗，最终依托美国的制度优势，揪出了这两个坏官员。

　　好莱坞的许多电影，比如《狙击手》、《谍影重重》等，都是类似的故事。在这类影片中，主要的美国英雄一开始往往活的比较边缘化，但他却是美国价值观的承载者，反面角色通常是中高级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胡作非为，主角最终能够取胜，依靠的则是美国制度。

　　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美国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也就在对主角的认同中润物细无声地被接受了。

　　“价值观+制度”战胜“坏官员”的模式，超越了单纯的歌颂，一定程度上符合人们的生活经验，所以也就比较容易为观众接受。

　　中国主旋律电影导演，能够从《双子杀手》中受到一点启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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