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婷婷 | 福柯在阿根廷思想界的接受和嬗变

　　福柯在阿根廷思想界的接受和嬗变

　　——评《福柯在阿根廷的应用》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在他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其影响力遍布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相对于其它思想家，福柯的写作并不试图构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他总是试图按照现实问题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进行具体而多变的方法论筹划。大凡优秀的福柯读者，并不是其阐释者，而是福柯理论的使用者。这种对待福柯的态度，深受他本人的激赏。福柯曾说过：“我不是为了公众写的，不是给读者写的，我是为了使用者而写的”，“我的书就是小工具箱，如果人们想从里面拿起一把螺丝刀或扳手，去打破权力制度，那再好不过了!”[1] 玛利亚纳·卡纳韦塞的《福柯在阿根廷的应用》，便深得这一“学福柯，用福柯”的精髓。表面上，作者写了一部福柯学说的接受史;实际上，作者更关注这一学说在阿根廷的使用和“扭曲”史。这种使用和“扭曲”完善了福柯思想全球旅行的图谱，也照鉴出心在欧洲、身在南美的“边缘”独特的文化政治症候。

　　福柯并非不知道阿根廷的存在，在《词与物》的开篇，博尔赫斯的“中国分类法”昭示了福柯对现代思想史考古学的开端。[2]但是，引用这位阿根廷作家时，福柯并未意识到这一国家相对于欧洲文化传统的异质性。在拉丁美洲的学者和作家眼中，这一异质性却成为他们接受福柯思想不得不面对的前提。因此，福柯思想在拉美的传播路径和演变过程与福柯所在的法国也截然不同。在特里格·本尼诺(Benigno Trigo)编纂的《福柯与拉丁美洲：话语分析的应用和移植》中，福柯的思想不再被阐释和分析，而是不断被征用和应用。拉美不同于欧洲，却具有与欧洲不可分离的殖民地语境：畸形生长的“垃圾城市”，文学文本中被压抑的多元历史，各种号称利用福柯思想的文字，都将拉美独有的现代性展开方式展现的淋漓尽致。[3]而福柯的著作也直接影响了拉丁美洲第一代“后殖民”思想家安吉尔·拉玛(Angel Rama)，他对新大陆文化混杂性的论断，完全独立于萨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的论述，其酝酿时期甚至早于“后殖民”这一概念的诞生。[4]

　　相对于其它拉美国家，阿根廷更为“亲欧”，更不愿面对自身第三世界的真实面向。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众主义的领袖庇隆被赶下了台，流亡海外，阿根廷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动荡。此时，知识分子中出现了阿根廷意义上的“新左派”。新左派知识分子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潮在阿根廷的传播，成为最具活力的一个智识群体，福柯的思想正是在这些潮流中被介绍到了阿根廷。

　　一、被误读的福柯：精神分析“大师”

　　福柯在精神病方面的著作率先传入阿根廷。何塞·布雷赫尔(José Bleger)引领了那些年精神分析与现象学、萨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结合的潮流，他不断引用福柯的思想。[5]1961年，福柯《精神病与人格》的第一个西语译本在阿根廷出版，立刻传遍美洲大陆，这一版本直到80年代还有学者引用。福柯的理念也被整合进了大学体制之中，如1959年罗萨里奥大学开设全国第一个精神分析课程，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也相继创办了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精神分析和心理学发展迅速，很快成为了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范，每周固定去做精神分析成为许多中产阶级生活的标配，这一风潮沿袭至今[6]。

　　福柯认为精神病人并非本质上的“疯子”，而是被精神病话语所塑造和排斥的主体。这一论断给阿根廷心理学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许多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将福柯的疯癫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异化学说相结合，进行社会分析和精神病治疗，这不啻为一种不小的误读。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在于，阿根廷的精神分析行业与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关系紧密，许多精神分析师在世界革命浪潮与本国政治抗争浪潮之中，成为激进抗争的先锋。福柯对社会颠覆性的理论，对这些激进心理学家来说，更是一剂强心剂。他们认同福柯的看法，认为心理学应该将具体的人放置在特定环境中进行分析。抽象的二分原则不仅成为一种智识错误，而且成为了社会统治和控制工具。如果脱离抽象的意识形态分析，依托于个体的精神状态对每个人的存在状况进行分析，精神分析要比社会机构强行判定精神疾病更为合理。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误读了福柯的学说，这些心理学家也忘却了如下事实：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心理分析沦为一种更为隐晦的控制方法。[7]

　　福柯对阿根廷心理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1980年，乌戈·维泽蒂(Hugo Vezzetti)出版了《阿根廷的疯狂》一书，受到福柯的启发和影响很大，等于是一本福柯式的向福柯致敬的作品。该书讨论了阿根廷社会中的“疯狂”概念的配置结构，以及这一结构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现代化进程、生产机器的扩张、对劳动人民的组织和控制相关的公共卫生机器的生成方式。他不仅关注疯狂的话语和制度展开，也关注身份和道德主体构建。阿根廷的民族主义、移民和疯狂的联系，这显然是一部讲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福柯思想相结合的力作[8]。

　　将福柯看作一位“精神分析大师”，显然是阿根廷思想界“学福柯、用福柯”过程中最为夸张的运用，但是，这一运用却改造了阿根廷知识界影响最大的学科——精神分析，消除了它作为一种精神规训和控制话语的保守性，将之转化为一种左翼知识分子激进的反抗话语。

　　二、从结构主义者到造反推手：

　　福柯思想的冷遇和复兴

　　随着法国思想在阿根廷的进一步传播，阿根廷知识分子对福柯思想的理解走向深入。60年代末，阿根廷的激进革命浪潮才刚刚掀起，正是存在主义和阿尔都塞在阿根廷流行之时。此时，萨特对福柯进行了批判，将福柯列入了结构主义阵营，还将福柯看作是资产阶级抵挡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道壁垒[9]。这就将福柯直接推向了阿根廷革命左翼的对立面，因为革命左翼多半是遵从唯意志论、行动至上的观念，追随的人物是庇隆和三M(毛泽东、马尔库塞和马克思)。[10]福柯《词与物》西班牙文版在1968年这个时间出版，宣布人的死亡，哲学和历史的死亡，必然招致阿根廷左翼的反感与批判。因此，福柯被贴上了“保守主义”，“不鼓励社会政治变革”的标签。[11]在在革命冲动和人文存在主义盛行的阿根廷，福柯思想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

　　到了70年代中期，革命左翼的理想主义和武装暴力没有带来预料的效果，反而招致了军政府残酷的镇压，将国家拖入了极端暴力的泥沼。这时，社会学科才被结构主义吸引，开始认同反人文主义，对主观意识和集体意志出现了不信任。这一时期，通过玛尔塔·哈内克(Marta Hamecker)的介绍，阿尔都塞的思想在阿根廷左翼中的影响颇为突出。阿尔都塞利用反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解读福柯。因此，作为阿尔都塞思想的对立面，福柯仍然不为激进左翼理论界所关注。

　　但是，在这一时期，学术界和媒体对福柯的关注逐渐增多。学者们将其奉为结构主义大师，对他理论的应用，也不再局限于精神病学界。他们试图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反思阿根廷对高乔人和印第安人的排斥机制，两者被认为是无理智的和疯狂的存在。甚至，流传甚广的高乔诗歌也是一个被官方操纵和过滤之后形成的产品。在这个结构主义盛行的年代，福柯被列入了“结构主义进攻”的阵营之中，显得学究气，并明显脱离现实社会，对他的讨论总是淹没在对结构主义的讨论浪潮之中。[10]59

　　1970年，阿根廷学者何塞·萨斯鹏(José Sazbón)出版了《对福柯的分析》论文集，这是阿根廷学者第一次系统性的批判性的阅读福柯，也可能是在法国之外第一本对福柯思想全面分析的论文集。[12]文集中大部分论文对福柯的意见是批判和反驳，如批判其认知、历史和人等概念，过于强调结构而不去提倡变革，抛弃了历史和理性。萨斯鹏十年后出版的第二本书《历史与结构》，认为福柯的思想质疑主体在历史、话语或存在的实践中创立者地位和绝对性的特点，福柯作为考古学家对历史学的革新，指出了整体性计划的终结，这也可能是一种分散性历史、意义的坍塌、环境的抛弃等思想的开端。[13]显然，当时，在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盛行的阿根廷学界，福柯思想的春天远未到来。

　　三、相逢一笑泯恩仇：

　　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再结合

　　福柯承认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地位，认同他的异化等概念，还曾用《资本论》对权力技术进行分析;他总是不加注地引用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十分认可。同时，他也对马克思主义存有质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水杯中的暴风雨”[14]，其理论留在了19世纪，脱离了现在的实际。他还批判了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进步主义思想、极权主义倾向、对唯一的主权主体的设想，对历史的目的论的阐释等等。因此，福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融合存在一些困难。

　　直到80年代，福柯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才逐步消融。就国际形势而言，经历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呈现出了暗淡的景象，马克思主义被有些人认为陷入理论危机之中。阿根廷本地左派的革命尝试被极端暴力和非人道的军事镇压打垮，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因走向暴力恐怖主义而变得再无说服力。阿根廷的革命左派意识到经济结构的解释力有限，开始对福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期望从福柯思想中找到政治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引领新形势下的斗争。

　　因此，许多阿根廷学者试图调和福柯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张力。阿根廷学者艾田纳·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认为两者从断裂走向了融合，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福柯理论回击之际，也对其权力分析理论表示赞同，还有学者通过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与福柯联结起来，并澄清福柯所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这个版本。[10]135胡安·卡洛斯·马林(Juan Carlos Marín)认为，马克思关注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而福柯关注社会冲突和政治，福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路径的同志，只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加入了权力生产的分析。马林认为福柯和马克思理论的融合适用于解释阿根廷的现象，例如国家制造的恐怖是规训的条件，是资本主义新的积累方式。[15]

　　至此，阿根廷左派找到了接受福柯的通道，尤其是福柯提出的权力运行的不同逻辑。这一逻辑可用来构建底层的社会性，为身份的构建提供了工具。在这种解释下，再也没有基本的真理和身份了，真理和身份都是构建的，权力不再由政治或经济因素所主导和决定，权力形式变得多种多样。通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扬弃，阿根廷左派走向了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多样化。正如特兰在80年代初出版的《米歇尔·福柯：权力的话语》一书中，必须避开工具主义和经济决定主义，平衡了作为生产者的权力。同时，特兰也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体，以前的抗争主体，战士和工人，被社会边缘人物为主体的差异性抗争所替代。在这一点，特兰在全新形势之下，再次激活了福克斯想的应用潜能，带来了发明一种加强差异，而不导致专制的民主秩序的可能性。[16]

　　因此，福柯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阿根廷的民主化时期，在权力理论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结合，产生了新的斗争形式，促进了民主的多样化价值观，两者还有进一步结合的空间。例如在80年代末，阿根廷学界对福柯理论的解释力的限度也进行了批判。如果福柯的权力理论被认为是机构性领域的斗争的扩张，如医院、监狱、精神分析和心理学，那么他关注的核心仅为机构，而忽略了微观权力与国家和阶级的联结，成为了其分析的弱点，这一弱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敞开了融合的大门，成为两者可能进一步紧密结合之处。

　　四、“多神教教主”：福柯在当代阿根廷

　　80年代以后，福柯终于在学术界和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融入了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甚至诗歌的标题中，都出现了福柯的名字。人们纷纷讨论福柯的主体性构建、性、治理术和道德等方面的理论。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本科预科和建筑系等学校体制内课程中逐渐加入了福柯的内容。社会学系对福柯的接受更为广泛，尤其是采用了福柯对社会的理论。[10]147在历史学方面，福柯给社会史的僵局带来了新的方法，特别在知识分子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福柯还出现在教育研究、理论和文学分析中。犯罪学中也采用了福柯的理论，分析了刑罚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建筑系受福柯影响颇深，应用“空间与权力”的概念，对公共住房体系进行权力角度的分析，通过家庭、生活方式和文化研究阿根廷人的生活的基础。在各个学科簇拥福柯理论之时，1984年，豪尔赫·泰勒尔曼(Jorge Telerman)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学生中心举办了福柯研讨班，参会人数居然高达3000人，由此可见福柯影响力的盛况。

　　在病理学上，心理学家开始重新分析自己的功能，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由此出现了反精神病学、民主精神病学等运动，对权力发起质疑，清除权力在历史中隐藏了的效果。例如，在黑河省(Río Negro)，去精神病化运动导致了1991年的第2440号精神法律的颁布。弗洛雷亚尔·费拉拉(Floreal Ferrara)医生则认为，卫生的概念是冲突和斗争中形成的。制度性的卫生霸权概念，否定了公共卫生是一种福利和适应，因此，当费拉拉2001年担任卫生部长时，曾尝试实施了参与式卫生管理制度。[10]171

　　福柯的理论还引发了阿根廷学者对监狱的关注，有学者将福柯的理论用于揭露监狱镇压的做法，将其阐释为权力的新形式。人权常委会(APDH)，1989年出版了埃娃·吉贝尔蒂(Eva Giberti)撰写的研究，内容是关于女性在1983-1986年间对德沃托(Villa Devoto)监狱的政治犯人的探视，揭露民主初期的监狱依旧存在独裁时的那些过量的欺辱性做法和滥用权力现象，例如对带入食品的审查，对人身体的侮辱性检查，触摸女性私处等[10]167。

　　正如他所愿，福柯的理论在阿根廷真的成为了工具箱，当然，其使用者不只限于学者，还涉及了大众政治。1989年是阿根廷政治经济上的分水岭，新自由主义政治影响深远，新型街头政治风起云涌。1989年也成为了福柯的思想在阿根廷大面积传播的起点，阿根廷对他的阅读和思考越来越丰富，认为他注意到日常的权力的分散，将制度看做权力和知识的生产者，质问现代主体性，为少数人斗争，支持多元、开放和个人重建。

　　这种对分散权力的微观对抗非常契合阿根廷的政治局势转变和民众追求的新抗争形式。1989年10月，在布大的心理学系大会议厅，关于福柯和现代性的讲座，听众人数众多，表现非常踊跃，他们是参与宏观抵抗失败的人们，因为他们知道，夺取权力之后，接下来的情形依然会与以前一样糟，现在福柯提出了微观抵抗方式，实在是太吸引人了。[10]144豪尔赫·玻利瓦尔(Jorge Bolivar)认为福柯可以帮助人们质疑人民的概念，教会人们对自己身体拥有权力，授予他们意识形态或教义，因而，新的抗争形式得以在微观层面爆发，例如同性恋和印第安人的身份抗争等等更为频繁地在阿根廷出现。[17]

　　可以说，福柯在当代阿根廷的影响无所不在，他的思想深入官方教育体制和媒体，启动了一种“福柯圣经”，在社科写作中开始占据地盘，并由阿根廷现代大众政治支持，影响渗透到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福柯是心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等等等等，成为了不可或缺和无法分类的人文社科思想家。人们在各种思想和文化社会中提到福柯，却发现自己好像说的并不是同一个人。福柯思想的各个面向在阿根廷被全面激活，他成为了真正的“多神教教主”。

　　五、总论：一个阿根廷的福柯

　　福柯思想在欧洲发生影响时，在阿根廷却是缺位的，有人将其归罪于军政府的审查和思想镇压。实际上，在军政府独裁时期的阿根廷，也有人在书店买到了福柯的书，还能有讨论福柯的空间。例如，阿根廷学者托马斯·阿布拉罕(Tomás Abraham)从报纸上看到福柯研讨会的短讯，就前去参加，在场的有七八个穿着皮草的女士和一个男士。这位男士是阿根廷内政部的情报局派来的，第二天还给他打电话，问讲座的内容，因为他听不懂，无法给上级写报告。[10]79吊诡之处在于，独裁时期由军方控制的报纸《信念》(Convicción)上还刊登过介绍福柯的文章，将其称为天才。文章对《真理与司法形式》进行评论，提出了警察局、精神病院、教育机构等掌握真理，对个人的绝对控制，还提到了全景监狱，并指出：“这种极权主义，在西方比共产主义国家更为精细，心理学诊所对异见的处理，是全景监狱最清晰的例子”。[10]184

　　这体现出了阿根廷政府与社会对福柯接受的一种矛盾心态，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作为权力机构军政府内部，有一部分群体认为此理论是一种异端，而另一部分群体不仅没有拒斥这种“反动”理论，反而对其大加赞赏。针对独裁时期的分析，在众多认同福柯理论适用于分析阿根廷社会现实的意见之中，也出现了左右之分，左翼认为福柯解释了军政府对社会和个人的绝对控制的技术，而右翼则认为福柯的理论很有道理，但适用于法国的情况，不适用于阿根廷的现实。

　　如今，福柯已成为了阿根廷社会批判的工具。尽管福柯的许多理论特别适用于解释阿根廷的现实，但是对其过度的适用有时也让人生厌。例如全景监狱和对现代性机构的批判过了火，反而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打破政府监管的帮凶，合理化国家在公共舞台的急剧撤退，例如在卫生领域的去精神病院化现象，带来的后果确实让许多底层百姓失去了最后的医疗机会和安身之地。

　　今日的阿根廷学界对福柯的生命政治的理论尤为关注，生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是福柯在阿根廷影响力的全新增长点。新自由主义在阿根廷失败之后，人们又召回了国家，加入了新的治理术，阿根廷还出现了底层发起的新自由主义的现象。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对生命的关注，出现了针对“良好生活”(Buen vivir)、生物技术、生物道德等议题的讨论。[10]195

　　就这样，在阿根廷，一个心理学家福柯逐步变成了哲学家福柯，最后成了政治哲学家福柯，他的思想成为了他所说的工具箱，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得到多样化的应用。与此同时，对福柯的解读开始出现了思维定式，认定其为规范和经典，走向了福柯创作初衷的反面：反霸权反权威的福柯，自己成为了权威和规范，想必这是他并不想看到的。然而，阿根廷的例子，充分证明了他的理论在拉美新的社会现象中依旧有很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特色鲜明的在地化现象可能使福柯感到欣慰。正如西尔维娅诺·圣地亚哥(Silviano Santiago)所说，拉美对西方文化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对政体和纯洁的系统性的破坏，如果这样说，那福柯就是一个拉美人。[18]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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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ROIT, ROGER-POL,Entrevista con Michel Foucault,Buenos Aires: Paidós, 2006, p57

　　[2] 参阅RAMA, ANGEL.Transculturación narrativa en América Latina[M], Buenos Aires: Siglo XXI, 1982.

　　[3] TRIGO, BENIGNO. Ed.Foucault and Latin America[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4] RAMA, ANGEL. “The Orderd City from The Lettered City”, in Benigno Trigo, Ed.Foucault and Latin America[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5] BLEGER, JOSE.Psicoanálisis y dialéctica materialista, Estudios sobre la estructura del psicoanálisis[M], Buenos Aires:Paidós, 1958

　　[6] ACHA, OMAR."El peronismo y los desencuentros del psicoanálisis con la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J], REMS, 2009, 2: 189-196.

　　[7] FOUCAULT, MICHEL.Psychiatric power :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3-74[M],Palgrave Macmillan, 2006.

　　[8] Vezzetti, Hugo.La locura en la Argentina[M]. Buenos Aires: Folios Ediciones, 1983.

　　[9] SARTRE, JEAN-PAUL.“Jean-Paul Sartre répond”[J], L´Arc, No. 30, 87-96

　　[10] HILB, CLAUDIA and DANIEL LUTZKY.La nueva izquierda argentina: 1960-1980[M],Buenos Aires: Centro Editor de América Latina, 1984.

　　[11] CANAVESE, MARIANA.Los usos de Foucault en la Argentina: recepción y circulación desde los años cincuenta hasta nuestros días[M],Buenos Aires: Siglo Veintiuno Editores Argentina, 2015. P48

　　[12] SAZBON, JOSE.Análisis de Michel Foucault[M], Buenos Aires: Tiempo Comtemporáneo, 1970

　　[13] SAZBON, JOSE.Historia y estructura[M], Maracaibo: Universidad de Zulia,1970

　　[14] FOUCAULT, MICHEL, trad. Axel Gasquet,Prefacio a la transgresión[M], Buenos Aires: Trivial, 1993, pp256-257

　　[15] MARIN, JUAN CARLOS.La silla en la cabeza. Michel Foucault en una polémica acerca del poder y el saber[M], Buenos Aires: Nueva America, 1978

　　[16] TERAN, OSCAR. Comp.Michel Foucualt, el discurso de poder[M], Mexico: Folio, 1983

　　[17] BOLIVAR, JORGE.la Sociedad de poder[M], Buenos Aires: Galerma, 1984, p108

　　[18] SANTIAGO, SILVIANO. “El entrelugar del discurso latinoamericano”[A], enA. Amante y F. Garramuño, Absurdo Brasil. Polémicas en la Cultura brasileña[C], Buenos Aires, Biblos, 2000 pp 66-68

　　本文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7期，作者夏婷婷，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