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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解放之歌迈进的听觉笔记——听新工人乐团和《从头越》

2019-09-18 16:31:01  来源:激流1921  作者:刘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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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热风学术(网刊)》第14期

  今年夏天,随朋友到新工人乐团位于北京平谷的工作基地参访的时候,得知乐团正在紧锣密鼓地录制、配唱全新专辑《从头越》。2很幸运地抢先听到他们的几首新歌,以及在某个夜里参观了他们在平谷新设立的“大地民之谣录音棚”进行的配唱过程(也可说是音乐与文化的生产过程)。在同行友人和乐团成员的“催促”之下,他们希望我能写一篇新专辑的乐评。我不算是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乐迷和研究者3——况且他们的歌唱与各项行动实践常年有很深切的“在地”连结性,因此我将这一篇书写作为“听觉笔记”来进行。

  一、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这是以“音乐”开始的文化运动?

  唱出打工者 / 新工人 / 劳动者的声音

  在中国大陆、两岸之间、亚洲、甚至以“世界”为范围,但凡对2000 年之后中国大陆打工者、新工人的劳动生存处境有所关切的人们,以及关切民众文化运动的朋友,应该没有人没听过新工人艺术团、北京皮村与工友之家。4在“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的专辑小册子内容当中,即有着以“打工青年文化合作运动”为题的详细说明与介绍。开头的一段话是:

  这张 CD 不仅代表着打工青年艺术团,艺术团只是另一个目标的组成部分。在艺术团的背后,是发生在由成千上万的农民移民构成的新工人队伍中的文化合作运动。只有您把听到的声音——艺术团放到这场生机勃勃的运动当中去,您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些歌曲是如此的普通,以及这些普通的歌曲所起到的作用。5

  这一段文字清楚地说明,艺术团的文化实践主旨是要和广大的新工人/ 打工群体 / 农民移民共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声音”,也就是“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声音”。其直指的大的社会文化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1990 年代之后,新的社会形态形成的过程中,劳动者(尤其指的是“新工人”)其自主的文化与精神生活的萎缩与匮乏。在艺术团推出第二张专辑《为劳动者歌唱!》(2007)之时,我们可以发现其 CD封套上团名下方开始出现很简明的一句主张“用歌声呐喊 以文艺维权”。这也指出了艺术团的音乐与歌声和“听者”的关系,并不简单地只是消费社会中歌手、明星与阅听众的关系,他们企图以歌声、歌曲和新工人群体创造新/心的连接,进而促进这个群体能有创作自己的诗歌、唱出自己诗歌的能力。6

  爱音乐,做一百件事继续爱音乐

  从2004年至今,新工人乐团已经制作和参与制作超过十张原创专辑(不由得感叹,主流乐团都不见得有如此持续的创作能量)。2019年劳动节推出的是他们第一张 EP《新工人》,而最近即将推出的是乐团的第十张专辑《从头越》。在《从头越》的专辑说明,我们可以发现乐团给自己新的定位:

  2018 年,新工人乐团经过娄山关,巡演到遵义,在那儿开了个会,明确了“城乡文化互助“的新路线,团队名字由之前的“新工人艺术团”更名为“新工人乐团”,更专注于音乐发声。7

  一般而言,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一双按着、刷着吉他和弦的手,大清早才采收了赶着送到北京市区餐厅的桃子;敲打着架子鼓的双手正忙完为暑期童子军营队三餐有序地切煮菜肴;深夜里配唱歌曲的嗓子在白天才打了无数次电话给农园果树的认养者们;踩着乐器效果器的脚板,可能才因为开了一整天的车送货送人而踩了无数次的油门和刹车——这才是他们真实的“乐队的夏天”。这是新工人乐团日常的一部分与创作状态,他们以所思所感与一直以来采用的工人书写所唱出的叙事也互为“唱和”。这正是他们音乐的现实质地——收容着并挑战着我们被音乐商品拜物教统治已久的耳朵。

  新工人乐团新专辑《从头越》首唱会-《西藏南路》

  自 2002 年开始,以乐团成员、工友之家为核心所开创的文艺实践,尚有: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影像作品、戏剧作品、新工人剧场、打工春晚、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皮村文学小组、创立“大地民之谣”品牌等。与新工人群体的维权和支撑工友之家运作有关的社会实践事业则有: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工人大学(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同心女工合作社、同心互惠社会企业、同心农园、同心童子军等。十几年来,新工人乐团的歌声与音乐创作就是在这多向度的实践中打造的。

  除了看符号也要听他们的声音

  也许是身为歌者又是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多重组织者身份,他们时常“被忘记”与音乐的关系。连研究者有时都会突然忽略了这一点,认为他们的歌唱相对于主流音乐的价值观来说并不是音乐甚至与音乐无关。也有参与式的研究者在与乐团成员谈天,聊到成员少时对于欧美摇滚乐团的热爱之时,感受到了摇滚乐流淌在其血液里的情感张力。郭佳这么写道:

  我当然并非意在着墨孙恒,重要的是如果不是这段讲话,我几乎已经忘了孙恒是一个音乐人,忘了音乐始终是他要表达自己时最重要的方式,忘了今天的工友之家也是以一个乐团为基础的。8

  七月在平谷的时候,我对孙恒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他说:“很多人已经忘记我们是搞音乐的,我们到现在都是很喜欢音乐的人。”9这一个忘却的危险或许跟艺术团当初的立意有关,孙恒和许多都曾在不同的地方表示过类似的想法:

  这么多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总结,我觉得我们是在摸索,实践一条民众文艺的路线,民众文艺相对主流的精英文艺,民众文艺首先是把发声、表达的内容放在第一位,你要表达什么,有什么话要说,这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怎么更好地表达。10

  在艺术团成立后,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知识界看重的是他们的“符号意义”。11这似乎也是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世界工厂”化、市场经济而来的商品化、城市扩充而来的工地化之后直指的一个欠缺,即在新社会形态中,缺少一个对与新工农主体的生活处境更有现实连结的文化生产方式的有力论述。当知识生产越来越走向指标化(市场化)与真空化(与现实有力的批判与连结的力量越小)之时,“知识分子”一方面日益回避参与与介入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则形成了关注社会议题的“专业分工”,丢失了改变文化须有社会整体观以及与不同群体产生连结的精神。因此,对于大多数的人(包括所谓“知识界”)来说,所谓的“看重”有可能不意味着想多听、多了解,而是眼睛和眼睛、耳朵和耳朵、手脚和手脚之间竖立着一道道隐形的墙——我知道你们(有人)在做就好了,我知道有人在关心这社会高速运转下伴随而生的残局就好了。

  新工人乐团新专辑《从头越》首唱会-《不干了》

  在这稍有一点点热情(不管是兴趣或是关怀),就很容易被判定不够冷静的理性幻觉时代,怎么听新工人乐团的音乐却成了一个不简单的问题。他们一直拥有的那份热爱音乐的初心催促的不是我们仅“各取所需”地解读他们的实践,而是把身体(我们时常忘记听觉也是身体的一部分)、情感、想象也交给他们的音乐——更是理解他们整体实践的钥匙。这是平谷之行给我最大的感触。尤其听到孙恒大哥在介绍同心农园的桃子树从垦荒到养成树林的过程中,国良大哥因为几年看守桃园与照护桃子的手(感)差点打不了鼓了。孙恒大哥半开玩笑地说,那不行,我们赶紧把他叫回来重新练鼓了。果桃树一般要种植到第四、五年才会进入盛果期,而“老鼓手”(好鼓手)的节奏感与稳定也需要长年的练习与现场经验的累积。好音乐是从人的劳动与持续创造所长出的果实,能连结更多人的现实体会且具有情感与知识含量的好文化也是。

  二、怎么听《从头越》?我们更可以跟着唱!

  打开耳朵,接收新工人乐团的声响

  在北京待了一周,返回上海之后,我开始对新工人乐团出版过的专辑展开“沉浸式”的聆听,走路听、吃饭听、发呆听、地铁听、睡觉听,即便在我心里,他们的专辑并不能以典型的乐团作品论来看待。12以新工人乐团的音乐为线索,让我更为相信理解、聆听、做音乐的现场性的重要,而音乐作为表达形式、精神、情感与现实的载体,它又往往可以超越与穿越现实——创造共感。这个现场性是基于历史、地理(地域)、现实、主体的姿态——我统称为“时代感”。新工人乐团的音乐时代感是多样的、更是移动的,除了乐团成员创作、音乐里所含纳的新工人诗歌、“事件”,还包括了他们想连结的——三十多年以来,三亿打工者,及其子孙后代的存在历史。作为音乐研究者、评论者,时常忽略了这一层时代感赋予音乐的“本真性”。13因此,这十张专辑,我们更可以把它视作以音乐为方法而展开的,打工者、新工人视野中的时代记录。这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忍(想)正视的夹缝中的日常现实与共享的精神状态(假如我们还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不只是强者和富者的世界)。

  试着移动一下你的听觉系统

  新工人乐团的音乐叙事主题归属,已经有一些研究先行者进行了不错的分类。张慧瑜在一次“青年文艺论坛”提出其印象深刻的为两类,一类与劳动、打工者身份相关,一类是关于个体的生命之歌。14郭佳根据乐团成员与每张专辑加入的不同成员所创作、演唱的歌曲所提出的歌曲属性:书写打工者状况的歌曲(乡愁、个人精神、工人苦难现象批判、以议题带动现实批判)、口号歌曲、打工子女主题歌、抒情励志歌曲、关于孤独、都市民谣、女性 / 女工书写等。15在音乐的编制上则是以民谣吉他、口琴、电吉他、电贝斯、键盘等作为其民谣、摇滚的基调,偶尔会加入中国传统民间(民俗)乐器声。然而,最精彩的莫过于这些充足的民谣摇滚调性的乐团编制,并没有让他们只演唱出极易辨识的当代(西方)摇滚和民谣曲风。他们的曲调有时在吉他的弹奏指法展现了无法拘束的中国民谣灵魂、劳动号子改编、时常滔滔不绝的(说)唱词推动曲调的运行(而不是旋律决定唱的方法)、有时连键盘的弹法都能唤起听者民间歌舞剧团的听觉记忆。当然,还有歌唱者因为家乡地域不同而展现出的夹带方言与不同的普通话语感。

  图为新工人乐团

  如此艺术团式的音乐制作基调,他们却也以此录制了八张专辑,树立了阶段性的风格。第九张《红五月》(2017)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转变。80年代、90年代以来,流行音乐文化工业树立了明星体制。由此衍生的个人的或单一风格所模塑的大众的听觉,应该很难适应风格这么“杂”的“专辑”。但是一样米养百样人,打工者地处(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可有意识到这两种听觉的感觉结构背后的问题?听着他们专辑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这几个来自不同省份的 70 后青年,音乐养成的背景各自不同,他们创团时是怎么有办法不只各执己见地,且不只追寻他们个人心中的摇滚乐和抒情?但是换个角度想,我是很羡慕他们的。他们的成长过程至少经历着几种音乐思想资源:欧美经典摇滚(包括后来的“英摇”)、“中国摇滚”、港台中文流行歌曲、传统音乐、地方民谣、革命(文艺)歌曲,他们却能有所选择而又自如地创造出一种其他乐团都无法复制的风格。他们所表达的直接与不扭捏,也是我在1990年代开始听到滚石魔岩所推动的“中国火系列摇滚”很直接的感受,当时也是因为有这个“参照”经验我才知道台湾摇滚乐的形式化和扭捏。

  我们的听觉永远连结着世界,如果我们的耳朵能收容更多异质的声音,也意味着我们的心灵有更大更多开放的可能。而面向着亚洲/第三世界的民谣摇滚更深深地烙印着这样的印记:鲍勃·马利(Bob Marley)的雷鬼始终离不开黑人的漂泊离散和贫困、被压迫的历史;韩国安致焕(안치환)的民众歌谣歌唱着劳动者之路与反美的怒火;日本民谣之神冈林信康早期的民谣与布鲁斯的叙事歌唱着东京山谷地区底层劳动者与边缘族群的故事;越南郑公山(Trịnh Công Sơn)的民谣则歌唱着越战战火之下平民无家可归的悲惨世界。对我来说,面对新工人乐团的音乐质地,与其较真于他们有什么样的音乐美学观点,不如提出他们的音乐与创作可以再展开什么样的音乐参照谱系。我也必须说,上述我列举的音乐人与创作者不只基于他们歌曲的叙事,还因为他们都是西方民谣、摇滚很有能力的操演者,同时也能自在调动所在地域的音乐节奏与调性,包括在地语言的吟唱、呼喊特质——他们的音乐非常的动听,亦能触动大众的听觉与穿越时代。我热烈地期盼新工人乐团在转换方向的路上也能继续朝这样的方向累进。更何况民族的大地上仍存有许多不朽的民间史诗、民谣与音乐质素,如今它们也需要当代文化的形式作为转化机制来到我们日趋丧失想象力与自以为是的“现代化”历史、生活。

  吕途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2014)曾提道:“迷茫、浮躁和精神分裂是我感受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16这一主流化的精神状态除了是新工人、打工者的普遍状态,也是新工人乐团的成员曾经经历并奋力与之反抗的。“迷茫”这两个字与衍生的形容词频繁出现在乐团成员的访谈与专辑的歌词里(例如:漂泊、迷惘、孤独),对他们来说“迷茫”也许不会消失,但是却会随着实践的脚步而看得日渐清晰并找寻到更多的自己(我们)。

  这种精神状态在主流话语里头也是频繁出现的。例如当红歌手李宇春新专辑当中《哇》(2019)这首歌的歌词,堆砌着出现:“家世 职业 身份 性别 肤色 年龄 文化 语言 时代 观念 标准 眼光 与爱 无关 无关 无关 与我 无关 无关 无关”等歌词。《哇》虽然是一首歌颂爱情与这些身份识别无关的流行电子音乐,但是同时也毫无重量地唱出与这些无关可以“成为自己”。相对地,这些关键字与衍义也会出现在新工人乐团的歌曲语境里,但是却拥有不同的重量(甚至负担)。这样举例对比的用意并不在于冒犯流行音乐乐迷,而是认为中国大陆社会的通俗音乐、流行音乐(产业)的阅听众体量已经是世界数一数二,作为知识界的成员与文化分析者,以音乐、听觉为线索进行当代普遍精神(情感)状态的分析似乎也是一个可行的实践目标。它同时也可以成为像新工人乐团这样的音乐创作行动者的社会内部参照,以期和更多不同社会属性的听众形成对话和音乐交流。正如住在上海大学周边,我常在路上听到外卖小哥边骑车边唱着张雨生的歌,有次听到学校门卫也唱,还有修脚踏车的师傅也唱;校外某一家生意非常好的水果店最常播放的是香港Beyond乐团的歌曲,我时常观察到店员情不自禁地一边跟着唱一边忙着摆水果。假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些歌,或是有机会和他们分享一些其他好听有意思的歌,是不是有可能产生一些改变?

  三、《从头越》和大地民谣城乡文化互助计划

  新摇滚的《从头越》与不变的“新工人”叙事

  新工人乐团的《新工人》EP专辑与《从头越》新专辑的音乐基调基本上延续《红五月》(2017)这张专辑采取的摇滚乐团编曲基调(Band Sound),和过去的专辑相比较最明显的差别就是电吉他音墙的声响。即便是民谣吉他配唱的歌曲,和弦的声响也比较高(以前编曲类似的歌曲,人声会略微突出)。专辑整体的音场在后制上更重视音响效果,带来的第一层听觉感受基本上与以往定义的民谣摇滚、抒情摇滚专辑差别并没有太大。我不晓得已经习惯以往“艺术团”音乐风格的听友、歌友是否能习惯这样的变化,这个转变也透露着乐团编制摇滚乐专辑的能力颇为游刃有余。17很神奇的是,这样的摇滚声响质地也让专辑的调性洋溢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青春感。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有时也让人觉得有些“刚”,尤其许多、路亮的歌声音域是属于比较高亢的,但是也仍有姜国良温厚的歌声,还有孙恒更为深沉的说与唱。

  新专辑每一首歌曲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灵魂:许多的《冬天里的游击队员》、《新十月》18依旧以音乐的旋律与强度承接其长歌词的丰富思绪与情感(在《新十月》唐诗新诗交错的歌词里头,你会听到象征新生的五月和世界“变革”历史上每个十月的印记);路亮的《矿工兄弟》、《起风的夜》与《这个冬天》19以歌唱出他原本拥有的身份/矿工的处境,以及到了北京的心情与目睹的某一年城边区残酷的寒冬(在他的音乐与歌声里有着坚持以及大男孩的真);孙恒演唱有着摇滚灵魂的新工人胡小海的诗作《我从未将自己找到》与福建诗人蔡其矫的诗作《距离》(我在这两首歌里分别踩到活泼但苦涩的 Qinqiang Funk Style Rap/ 秦腔放克说唱节奏,以及突然思绪坠入无路可去的尽头);漂浪鼓手(歌手)姜国良所演唱的《西藏南路》依旧潇洒温暖(如果能和《皮村北路》一起听很有意思);姜杰(也是录音师与音乐制作)首次担任主唱的《报春晖》则延续了新工人乐团的音乐当中思乡思亲的主题;新加入的团员薛勤帅的电吉他演奏,让这张专辑的声响质地多了一股新劲道(仔细听会发现,他的电吉他是与歌者唱和的关系)。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收录的是《想起那一年》的20年纪念版,同时也是向鲍勃 • 马利(Bob Marley)致敬的雷鬼版。

  再继续描述下去可能会“剧透”太多,还是请有兴趣的朋友、关心他们为什么转换音乐风格的朋友搜索来听听。你可能也会跟我一样,听到不同的生命和故事的足迹,以及新工人乐团充满力量的摇滚。

  在多次听完《新工人》EP专辑与《从头越》之后20,不知怎么地我突然有些想念《红五月》之前的专辑里头那种可以走城市进工地,可以东西南北地闯,可以摇滚也可以有时号子、有时小曲儿一下的草根民谣气息。确实《红五月》以后的专辑在听觉上更接近专业的录音室专辑,我甚至有些担心那强烈爆发的吉他音墙会不会成为某一种听觉多样化的限制。但是对于一支面对着内外情势的转变而想要透过新的尝试而继续走下去的乐队,我们应该支持并对他们的革新给予意见,因为还会有下一张专辑,还会有下一次演唱会。然而,也因为音感的转变,他们的歌词与编曲里的口琴声更重要了,歌词继续承载着主流的音乐形式无法传达与唱出的——以新工人为主体所看到的世界与身体的情感。我甚至有些期待因为近几年 Live Band Sound与新一波乐团风的流行,有可能吸引到更多人们寻新工人乐团的摇滚之声而来——听到对现实更多的思考、更深的愤怒、更长远的期盼、更多的心情,以及对“志同道合者”的大声呼唤。

  期待新一波的“乡”城互助文化运动

  自2014年第一届“大地民谣音乐会”与 2015 年成立“大地民之谣” 品牌以来,新工人乐团已经从北京的城边村到许多省份的城市与乡村巡演,在 2018 年也发布了“村歌计划”同时确立“城乡文化互助”路线。看着巡演现场照片与节目编排,我认为也很像移动于城乡之间的“文化艺术节”。从小在乡下长大的人,对于庙会节庆活动、野台戏,或是任何从村里某一处传出来的扩音器音乐声响总会特别感兴趣,现在想来那有可能就是一个人年纪最小的时候接受文化与艺术的开始(既然是开始就没有所谓的粗糙与精致,因为一切都是新鲜的)。

  大地民谣音乐会

  在新专辑推出之际,新一波的大地民谣巡演也正开始。如果巡演正好到你的家乡或工作的地方,请一定要去现场看看。对于乐团(尤其是新工人乐团)来说 “现场”实在太重要了。而我也衷心地期盼,新工人乐团在城乡文化互助的路线中,能打破城乡合作却总又是城市化套路的魔咒。除了把“工厂的嚎叫”与城市的“距离”带到乡村(农村)、城中村、城边村,也能够把他们因为巡演、新的互动计划,再把农村与边乡的记忆、不一样的民谣(乐)、生活与思考带进他们的音乐来,也再一次地把民间、人间失落的和被遮蔽的声音带到我们的听觉/思想。21

  代结语:想象孙恒与鲍勃 • 马利(Bob Marley)“对歌”

  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 远方的人儿在远方歌唱/门前的桃花现在已盛开/唱歌的人儿何时能回来

  ——摘录自孙恒与新工人乐团《想起那一年》(1998-2019)22

  Won’t you help to sing(你不跟着一起唱吗)/These songs of freedom(这些自由之歌)/’Cause all I ever have(因为我曾那样唱着)/Redemption songs Redemption songs(救赎之歌 救赎之歌)/ Emancipate yourselves from mental slavery(将你们自己从思想的奴役解放)/None but ourselves can free our minds(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自己)/Redemption songs(救赎之歌)/These songs of freedom Songs of freedom(就是自由之歌 自由之歌)

  ——摘译自鲍勃 · 马利与哭泣者乐团(Bob Marley and The Wailers )《救赎之歌》(Redemption Song, 1980-2019)23

  2019 年 8 月 21 日初稿

  2019 年 8 月 30 日、9 月 3 日修订

  注释

  *本文的书写契机,得感谢两位友人促成的平谷之行。书写过程中,感谢新工人乐团的支持,尤其是团长许多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并热情催稿,孙恒和路亮的鼓励,以及世新大学林慕真、陈品存的协助与阅读反馈。我想特别感谢姜国良大哥,感谢他在忙碌的工作之后还为我们张罗了丰盛的晚餐。

  2 新工人乐团的新成员阵容:许多(主唱/节奏吉他);路亮(主唱/节奏吉他);孙恒(主唱/口琴);姜国良(主唱/鼓手);姜杰(和声/贝斯);薛勤帅(主音吉他/唢呐)。

  3 因为2013年从台湾到上海参加文化研究学术会议,我有机会初识“新工人艺术团”,看到他们现场的演唱会。(第一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新文化与中国的未来”,日期:2013年12月7日——8日,主办单位: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热风学术》丛刊编辑部,地点:上海大学乐乎新楼。)

  4 新工人乐团的团名从2002年创办至今历经过几次变化: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2002年5月1日成立;同年11月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成立,2006 年更名为“工友之家”);打工青年艺术团(2003 年春天更名;2004年推出第一张专辑);新工人艺术团(看过些资料,有说 2006 年更名,有说 2008 年更名,但可以确定的是 2010 年推出的新专辑已印上“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乐团(2018 年巡演到遵义并开会后更名,2019年劳动节推出的EP正式印上新团名)。

  5 打工青年艺术团:《天下打工是一家》。北京:京文唱片,2004 年。

  6 如同新工人艺术团《家在哪里》(2012)这张专辑中《这里不是我的家乡》歌词所诉说的那样:“哈哈,稻香稻香,周杰伦他也唱过稻香,我们唱的不只是稻香,还有家乡家庭和家人。”而周杰伦的《稻香》歌词里“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却是这群打工者、为了谋生离开家乡而漂泊的群体只能好好地收拾在心底的一句话,因为他们所离开的家乡和现在的家的“最初”和“现在”都不意味着简单的美好——“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7 新工人乐团:《从头越》。北京:“大地民之谣”音乐厂牌与滚石移动,2019 年。

  8 郭佳:《追问新工人及其中港台民众连带:从“新工人艺术团”形塑“新工人阶级”之文化行动入手》。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6 年。

  9 2019年七月在平谷,孙恒与友人对话时听到的。清楚的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10 崔柯等:《新工人艺术团:创作与实践》,《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 年第 4 期。该文是 2013 年 4 月 25 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举办的第 23 期“青年文艺论坛”的发言记录,主持人是崔柯,孙恒与许多参与了对话,其他还有多位学者参与。这部分引文是许多的讲话。

  11 参考昆鸟:《新周文化:中国左翼摇滚青年》,《新周刊》第 406 期,见网址:https://mp.weixin.qq.com/mp/appmsg/show?__biz=MjM5ODMzMDMyMw%3D%3D&appmsgid=10000499&itemidx=1&sign=1a7a0acba57d1bbe1b3b269ab2e535d0&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uin=MjIxMzA0NzYyMA%3D%3D&key=a45a7c15a542fe6f19cb693f48e58c22259f584f95aa27ca652795c9a60327de3d57d80bcb2368f16c6d40cecded65aa&devicetype=android-15&version=25000104&lang=zh_CN。

  12 在这里提到“沉浸式”的聆听并非自夸或自耍幽默,而是我(不会乐器的人)长期以来采用的“方法”,你要说音乐的好坏、分析它,都是得从聆听开始,这也是基本功课。我想“做音乐”的人,不论是主流或非主流,最难受听到的就是讨论的人根本没听过就开始议论好坏,当前这样的评论者为数不少。采取“沉浸式”的主动聆听还有一个理由,我们当前的社会空间不假思索播放、喂养给我们耳朵的仍多数是“悦耳”动听让你更关注自我小世界而背离社会的新自由主义之声。

  13 英文“authenticity”,通常用来判断解析民谣、摇滚音乐或原创音乐的美学和聆听感受,但是分析者又往往落入音乐作品内部所建构的本真性,而忽略了音乐类型与制作过程所根据的社会条件与物质基础。

  14 参考:同注 11。

  15 参考:同注 9。

  16 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年。

  17 《红五月》当中有几首歌的摇滚吉他编制游走在车库摇滚与朋克摇滚之间。

  18 听着《新十月》当然也会想起《红五月》专辑当中的《红五月》(许多创作、演唱),许多在“红五月”歌名下方的题记:“愿这首歌能鼓励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真正相爱的人,走到一起来!”

  19 《这个冬天》和《新工人》EP当中的《过客》(孙恒创作、演唱)有高度的互文性。

  20 许多叮咛,要把《新工人》EP作为《从头越》专辑的序曲来一起听。

  21 在听到新工人乐团的“城乡文化互助”新路线的时候我确实在想,他们能不能如贾克·阿达利在他的书所提到过的,在音乐尚未进入商品交易的中世纪,有着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吟游艺人”(jongleur),他们的行踪不定没有固定“雇主”可却是歌者、乐器演奏者和艺人。阿达利提道:“他独自创造音乐,携带至各处而主导音乐在社会的流通传播。”参考出处:贾克 · 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年。

  22 据悉《想起那一年》(孙恒创作、演唱)创作于1998 年,后来收录在新工人乐团(当时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2004)的第一首曲目,歌名的题记:“献给那些远离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为了生活为了理想而漂流奔波、奋斗不息的人们。”

  23 鲍勃 • 马利(Bob Marley)在 1945 年出生于牙买加,1979 年第一次“回到”非洲,1981 年过世。《救赎之歌》(Redemption Song)是收录在他生前最后一张专辑《上升》(Uprising,1980)的最后一首歌,传唱至今。我在这首歌标示“1980-2019”代表它从创作后传唱至今,寄语《想起那一年》唱了20年还要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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