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章中心 > 文史·读书 > 文艺

《水浒》宋江:一个最阴险的人

2019-04-18 10:45:28  来源:新青年2050  作者:慕兰
点击:   评论: (查看)

  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

  

 

  鲁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精辟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揭穿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宋江这类投降派的真面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对皇帝,就连那个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颂为“至圣至明”的天子,说他“求贤”,“爱民”,“博施济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奸臣”。一部《水浒》被冠之以“忠义”二字,忠于谁呢?

  当然只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宋江直到临死前,还一再表白:

  “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说宋江是投降派,“终于是奴才”,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代表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意志、愿望,甚至连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究竟是鲁迅正确,还是这些人的观点正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物“杰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判断一个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并不仅仅看他的出身和职业,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实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

  

 

  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

  “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撺掇”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他唠唠叨叨嘱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事。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对立吗?

  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

  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

  “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曾经追根溯源,指出从孔墨儒侠到《水浒》,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之类,前后一脉相承。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过,《七侠五义》这类小说中的侠客“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事实上,宋江同黄三太、黄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货,说得明白点,无非是皇帝或者所谓“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镖。

  我们再把宋江与高俅比较一下,更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有。高俅狗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暂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所谓“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着“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赞赏,原因正在于此。

  金圣叹把《水浒传》砍去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之“昏庸”,首先在于他不懂得起义的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别说一个“嵇叔夜”,一百个“嵇叔夜”也没用。金圣叹之“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真正用意,他们正是站在金圣叹同一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才塑造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形象。他们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金圣叹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没有看破宋江这号人根本不是“盗魁”,而是地主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鲁迅还生动地把《水浒》被砍的本子比喻为“断尾巴蜻蜓”。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腊,这是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把这一半砍去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金圣叹这一砍,由于砍掉了宋江的许多罪恶行径和丑恶表演,颇受许多为宋江唱赞歌的人们的欢迎。

  “替天行道”的强盗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有严格区别的。鲁迅明确指出,前者是道道地地的投降派,而后者才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奴役的起义农民。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事实上,即使在梁山起义军的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起义军多半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不少是地主阶级的破落户子弟,反动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由于宋江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招降纳叛,拉进了大批宋王朝的高级将领,使这支起义军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起了变化。在一百零八将中间,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他们不愿意投降。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是最早跟着晁盖起来造反的。李逵更是梁山起义军中斗争最勇敢、最坚决的一个。他一听到乐和唱宋江做的那首《满江红》,就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把桌子踢起,踮个粉碎。他根本不把大宋皇帝放在眼里,宋江不反,他要反。

  

 

  太尉陈宗善进山寨颁布朝廷招安的诏书,李逵不仅一把夺过诏书,扯得粉碎,还劈胸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直到小说最后,李逵一听说朝廷送来了药酒,就大叫:“反了罢!”所以宋江最不放心的就是这股“黑旋风”,一定要将他先搞死才肯闭上自己的双眼,用心实在恶毒极了。宋江同李逵们之间的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起义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为宋江辩护的人,还抬出了一个“义”字来当挡箭牌,好象宋江同所有的人都是义重如山,亲如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分什么阶级,什么路线,什么投降派和革命派?鲁迅对于《水浒》中流传的这句口号,用一句话就戳穿了它的虚伪性:“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是如此。别说在四海之内,就是在梁山泊之内,也决不是什么兄弟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梁山起义军的内部来。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他对上是忠得很,对下又何尝把所有的人都当兄弟看待!

  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充分暴露了宋江的“义”的虚伪性。当招安的丑剧刚刚收场,起义军中一个军校激于义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这下可吓坏了宋江,他马上要砍下军校的头,到朝廷请罪。可是还得照顾一下“义气”,于是宋江使出他惯用的猫哭老鼠的本领,“哭”了起来,叫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再割下头来号令示众。

  

 

  头也砍了,“义”也尽了。对“义”的内容要作阶级分析。晁盖“聚义”,是要团结起来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而宋江讲“义”,是要用“义”来掩盖阶级的对立,调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李逵的悲剧正在于他吃了这种“义气”的亏,被这个“义气”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认路线,识不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最后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宋江这类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勾当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当他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蜮嘴脸。

  

 

  “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马上为虎作伥,帮着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是一种;始终披着革命者的外衣,而对真正的革命者却大布围剿阵的又是一种。鲁迅写《流氓的变迁》一文,不正是要求人民群众警惕宋江一类投降派吗?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