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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家的宫崎骏

2019-01-07 08:17:09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作者:谢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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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Umehara Takeshi)教授评价道,宫崎骏的思考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宫崎与其说是导演,还不如说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

  

商品与历史

 

  宫崎骏早年在日本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主攻政治经济学。本科四年期间,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并积极靠拢左翼运动,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马克思对商品的思考,深刻地影响了宫崎骏的历史观。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对商品的思考开始的,而《资本论》则是宫崎骏和柄谷行人这些左翼学生在大学时代埋头苦读的经典。可以说,他们的思考,就是从马克思起步的。马克思认为: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就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一种活动是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一种活动则是追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前者指向具体的产品,后者则追求交换的中介——金钱。

  人对于具体产品的追求是有限的,这就是马克思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所阐明的,“满足优裕生活所必需的这类财产的量不是无限的”1,但是,人对于金钱的追求——货币积累的欲望则是无限的,资本主义就是从交换领域,从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中发展出来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家的宫崎骏

  宫崎骏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深刻影响了宫崎骏的历史观,例如,《幽灵公主》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网野善彦(AminoYoshihiko)的史学观点,指出日本并非农民国家,而是一个从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商业国家,因为与农产品不同,手工业产品的主要功能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为了满足交换,因而与农业不同,手工业是为了交换而发展起来的。日本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从15世纪的室町时代开始的。

  日本人对自然的残暴始于室町时代。《幽灵公主》(1997年)的舞台是15世纪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和冶铁工厂他塔拉。宫崎骏大胆地打破了由农民、野武士(农民的武装集团)以及武士构成的日本社会构图,因而,《幽灵公主》的主人公是由手工业者构成的。例如,他塔拉铁匠铺组织起来的,分别从事锻造、铁砂挖掘、烧炭等的劳动者,以及用马或牛运送物资的人,这与以往的日本电影和历史学研究结论是不同的。

  《幽灵公主》讲述了“荒山之神”与人类的斗争,实质是以寓言的方式,借15世纪的历史舞台批评当下日本,可以说,当下日本的资本化的社会形态形成于室町时代。在室町时代,商业和金融的出现虽然使社会整体走向富裕,但随着钱的流通,合理计算的流行,人类对于欲望的追求日趋强烈。人类无限制地向山林索要,向海洋索要。日本的农业并非自然发展起来的,而是货币经济的产物——由于种植大米利润高,方才产生了发展农业的想法。于是,湖和泻被改造成水田,正是由于决定农业发展的是商业和利润的需求,而不是社会和自然需求,因此,社会作为共同体的价值观逐渐减少,“计算损失和获益”支配了价值观,这就是“荒山之神”——那些守护着因人类的无尽索取而由绿洲变为荒山的神灵们——诅咒报复人类的原因。

  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暴力起到了辅助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因为支配社会转变的主导力量是商业和利润,而不是简单的暴力。因此,在宫崎骏看来,室町时代既不是战国时期常备军打组织战的时代,也不是镰仓武士时期,而是走向资本化的社会组织的过渡期。与此同时,以往的观念,例如将新年第一次捕获的鱼供奉给神,表示对神的敬畏,在伐木后植树,作为向自然的回礼等观念,在室町时代逐步消逝了。

  在自然之神那里,人、兽、树木的生存价值是同等的,所以,不仅是人类需要生存空间,兽和树木也需要生存空间。时至今日,日本人在举行破土仪式及滚石伐木时,还会给神献酒等,举行简单仪式。然而,自室町时代起,日本人的仪式感就变得形同虚设了,即使镰仓时代的佛教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丧失了人与自然众生平等的诉求。

  

劳动与异化

 

  马克思将劳动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这个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的价值,被理解为“劳动力”的价值,劳动者不再被理解为社会的人、有社会需求的人,而仅仅被理解为“劳动力”,因此,所谓“工资”仅仅是资本对“劳动力”的评价,而不是对劳动者的社会需求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者不被理解为是有社会需求的人,而仅被理解为“人力资源”,它丧失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仅成为“人力资源”统计表上的一个符号。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所谓异化,就是指经济领域从社会领域中独立出来,并与社会相对立。这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土地被仅仅理解为“地租”,自然被理解为利润的来源。二、货币由交往的中介,变成投资生利的“资本”。三、劳动者由社会的人,变成劳动力。

  宫崎骏则分析了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的新形式:随着科技和机器体系的发展,生产日益扩大,商品日益丰富,生产活动由人的劳动,逐步变成了以科技发展和机器体系能力的增强为主体。于是,人由生产的主体,变成了消费的主体,也就是说:在劳动者被异化为“劳动力”之后,人又被从生产者,异化为“消费者”,通过这种“二重异化”,人的本质力量——劳动进一步被边缘化了。

  上述思考在宫崎骏的代表作《千与千寻》中得到深刻体现。

  

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家的宫崎骏

  《幽灵公主》剧照

  误入“神明世界”的10岁女孩荻野千寻,被汤屋(浴场)的主人老魔女汤婆婆的魔法夺走了名字,同时,还面临着像其父母一样,被汤婆婆变成贪婪的猪,最终成为神明们的盘中餐的悲惨命运。而所谓“贪婪的猪”,就是消费社会里人的命运的真实写照。

  值得深思的是:在宫崎骏看来,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我们面临的是“二重异化”,于是,摆脱异化,不仅是使劳动者由“劳动力”变成有衣食住穿需求,有审美、道德和思考能力的社会的人,而首先是使人从消费的人成为劳动的人,即首先是恢复人的劳动能力。于是,在宫崎骏那里,人类自我救赎的过程,不是一个历史进步的过程,而是一个历史“退步”的过程,即首先要努力从“消费社会”退回到“工业社会”和“劳动社会”,即从“消费的人”退回到“劳动的人”,这是人类自我救赎的第一步。尽管如恩格斯曾说:“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旦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时,就让你们饿死”2,但在宫崎骏看来,那样一种社会里被压迫的劳动者,毕竟还是比消费社会里的“猪”要离人更近一点。

  因此,千寻自我救赎的唯一契机是:神明界里有一则通行规则,即只要与汤婆婆签订雇佣合同,在神明界获得一份工作,便可保持人形而不被变为动物。于是,在神明界白龙引导下,胆小得连过黑暗隧道也要牵着母亲手的千寻,在面目狰狞的汤婆婆面前拼命为自己争取,攥紧拳头大声喊道“请给我工作,我要工作”,最终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份在浴场做保洁的工作。

  在这个故事里,千寻是通过获得劳动机会才保住了人形,而不被汤婆婆变为消费动物。但是,宫崎骏还有如下叙述:在那个劳动社会里,她只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表格上的一个符号,为了与汤婆婆签订劳动合同,千寻被赋予了名字——“千”——而这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它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感情,什么是智慧,而仅仅是劳动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

  在宫崎骏的故事里,人类在神明界待久了,便会忘记自己原来的名字,继而忘记家人和经历过的一切,满足于“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日子,一心一意为汤婆婆工作——这就是说,人丧失了社会性,而真正的救赎,便是找回自己的名字,找回人的“社会属性”。

  这是千寻救赎的第二步:所以,无论是被汤婆婆魔法绑架的白龙(原名赈早见琥珀)还是钱婆婆,都反复叮嘱千寻,“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名字”,“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名字”。通过这个叙述,宫崎骏想要传递的观念是:劳动与做人——成为社会的人,不可分割,在反抗异化的过程中,人要经历从消费者,到劳动力,再到社会的人的辩证历程,或者说,人类社会,要从消费社会,经历劳动社会,向“人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人类”复归。而这正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格言阐释的深刻命题。

  宫崎骏认为,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事实:日本当今的孩子们是在二战结束、经济腾飞之后,在一个消费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这样的孩子没有创造能力,也没有在劳动中与人交往的社会能力,而孩子的问题就是大人的问题,就是社会的问题。不让孩子做家务,只要学习好就行,孩子想要的东西全部给予,认为这就是对孩子的爱。这样做的副作用已经出现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家的宫崎骏

  《千与千寻》电影海报

  宫崎骏还认为,日本当下的问题不是经济陷入低潮,而是教育出了问题,日本是教育失败之国。教育与现实脱节,剥夺了孩子们了解世界、体验世界的权利。孩子们在与真实世界的互动中得到发展的能力,例如应对挑战的能量和活力、好奇心、精气神,被扼杀在教室里,被扼杀在电脑前。要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因材施教,让能学习的孩子学习,对于不想学习的孩子不采用强迫的方式。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充分地了解真实世界,不要扼杀他们超越想象的能力,让孩子劳动。人类是社会的人,必须与社会保持关系,因而人类必须干活。现在的孩子,肉体的成长与社会生活经验之间已经存在鸿沟。因此,尤其需要通过劳动,帮助孩子们与现实世界建立关系。但现实是,电视、游戏等在填满孩子们内心的空隙,使他们认识到虚拟世界比现实有趣。孩子们一旦陷入现实和虚拟的夹缝之中,便有可能成为病理现象。

  

性别与政治

 

  有一篇出自美国观众的影评,在与迪士尼动漫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宫崎骏对女性人物的独特塑造,是宫崎骏动漫的重要魅力。宫崎骏在作品中塑造的日本女性,绝不仅仅是男性的配角。在宫崎骏的价值观里,男女之间并不存在固定差异,女性是社会的一份子,是独立的人,是劳动的人,是有独立经济权的人。

  影评首先指出,宫崎骏在对女性人物的塑造上摆脱了俗套,更摆脱了这种俗套背后的“性别的政治”,即女性人物没有迪士尼作品中的“公主病”。因此,宫崎骏动漫是对“迪斯尼性别政治”的挑战。

  所谓“迪斯尼性别政治”是指:传统的迪士尼作品长期依赖于“陷入危机的公主”(Damsel indistress)模式,在《睡美人》《白雪公主》以及《灰姑娘》等作品中,女主人公几乎没有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需要王子或英雄来拯救。这种陈旧的公主和王子的童话故事在不断固化性别差异,对刚刚理解男女差异的3至6岁的小观众而言,其影响力是极为强大的,难以消除的。

  事实是,男女在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倘若“陷入危机的公主”模式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那么各国的女性领导人就将是外来生物了。因此,决不能小看“迪斯尼的政治”,只要迪斯尼动漫不放弃对“陷入危机公主”模式的依赖,性别差异的固化就将不断存续。显然,生活在神话中的“陷入危机的公主”,对于女性观众的成长是不利的。

  同时,宫崎骏动漫作品的女性人物,其形象没有被过度商业化。即女性的性别特征,不是使其在商品世界的竞争中胜出的筹码。然而,迪斯尼动漫中的女主人公的裙子和装饰,会在迪斯尼授权的商店里销售。因此,这位作者认为,对于美国孩子来说,宫崎骏动漫对女主人公的塑造,更适合作为女孩子的成长范本。3

  其次,在宫崎骏动漫中,性别是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束缚人物成长为独立人的阻碍。在迪斯尼动漫中,女性的性别魅力依然是男女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要素。迪斯尼公主始终是以美貌和女性魅力俘获男性之心。迪斯尼公主通过性别魅力拥有改变周边男性的影响力,而男性则在为获得女性青睐的过程中成长为“好人”。在剧中,女主人公不是主体,仅仅是因美貌而令王子着迷的对象,仅仅是促使王子成长的一个诱因,故事的主体是王子。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爱情故事,无论是《美女和野兽》《阿拉神灯》,还是《长发公主》,对女主人公的塑造,会使得女性观众在观看后陷入一种错觉,即认为只要不断增加女性魅力,更貌美一些,或家务能力更高一些,就能改变现实生活中的渣男。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以这种错觉为行为指导方针,而忘却了另一个选择,即迅速离开渣男。尽管在近年的迪斯尼作品中,女性逐渐成为故事的主体,并经常出手拯救王子,但公主的行为依然受到与男性关系的影响。然而,在宫崎骏动漫中,女主人公的性别魅力既不是某一种关系的替代物,也不是改变他人的手段。宫崎骏动漫的女性首先是独立的个体,女主人公的行为主要围绕其自身而发展,不过度受到与男性关系的影响。

  在宫崎骏看来,人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不能用好和坏、善与恶来简单框定。在商品社会里,所谓好与坏、美与丑,往往只是为自己赢得竞争优势的手段,因此,在宫崎骏作品中,性别不会给主人公带来好处,但也不会带来被歧视之类的负面结果。女主人公在恋爱之外,有自己的生活。例如,作品《千与千寻》中的千寻,在成长过程中拥有以自己为主体的部分,千寻的恋爱故事只是副线,既不是千寻生活的中心,也不是拯救父母故事的主线。由于宫崎骏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个性复杂,不容易形成固化的性别差异,更是体现了性别平等、性别中立的精神气质,所以,宫崎骏塑造的女主人公会经常做些男孩子气十足的事情,这一原则即便在宫崎骏演绎的古典恋爱故事中也得到遵循,例如《侧耳倾听》中的雫和《哈儿的移动城堡》中的索菲。

  在宫崎骏动漫中,性别魅力所承担的作用是有限的,性别魅力仅限于男女关系中的一个要素。身体或外貌之外的魅力要素,例如相互认同、共鸣、尊重、敬慕等,维系着宫崎骏动漫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反之,宫崎骏动漫中的爱情是一种放大的爱情,是闪耀着诚实、舍我、友情,当然还有爱情光环的大爱。

  同样的,如果摒弃人性的复杂性,只看善与恶,最终是难以抓住事物的本质的。宫崎骏动漫传递价值观的手法摆脱了固定模式,不仅仅是主人公,对于对立面的立场和主张的叙述也是周到并具有哲理性的。宫崎骏的动漫探索人性的阴暗面,暴力、仇恨、愤怒、贪婪、愚蠢等,但是,他认为,暴力并非人类的负面部分或不正常的部分,而是人类的属性之一。人类同时具有慈祥和残暴这两种对立的属性。因此,宫崎骏动漫在塑造人物时,刻意地不用正派角色或反派角色等范式来加以设定。这种摆脱了陈旧套路的表达,对于不满足或者说厌倦了劝善惩恶故事的西方观众而言,尤感新鲜。

  

结语

 

  宫崎骏认为,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日本3·11大地震之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日益破产,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即将到来。尽管危机是以美国为震源向世界扩散传播的,但可悲的是,很多日本民众只知道这种诱发文明危机的美国的生活方式,众多的年轻人没有健康的心,没有改变世界的动力,满足于做集体的零部件,满足于做乖乖的社会人。

  在日本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强烈批判思想的宫崎骏只是一个边缘人,但正是由于宫崎骏动漫处于与日本主流动漫抗争的边缘地带,身处动漫亚文化地位,反而使宫崎骏获得了创作的自由和空间。这正应验了一句原创者不详的真理:先进的思想总是来自边缘。

  宫崎骏是不为官方所认可的艺术家,他对日本社会的批判均落实在行动上。为了捍卫战后来之不易的和平,为敦促安倍晋三政府放弃修改和平宪法,在参加反对修宪、反对核电站重启的抗议活动中,经常能看到身着白色工作装的宫崎老人。宫崎老人还通过公共媒体表达自己的主张,即便被对立面斥责“晚节不保”、“卖国贼”,也毫不退缩,充分展示了一个战士的形象。对于那些一受到外界压力就选择表达“自律”者,或对表达观点犹犹豫豫者,宫崎老人淡然指出,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什么都不说呢!

  宫崎老人在年轻时代,曾经历了日本全国工会组织的“反越战”罢工。当时,日本工人阶级的罢工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工资,而是为了反对越南战争。为此,不惜牺牲劳动者自己的生活。星移斗转,这个传统在日本社会却得到传承。海湾战争期间,日本的群众团体发起在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批判海湾战争广告”活动,宫崎骏积极响应。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同年3月宫崎骏的影片《千与千寻》(2001)获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宫崎骏拒绝出席颁奖典礼,并委托制作人铃木敏夫带去了他手书的宣言:“如今世界上正发生如此不幸的事态,虽得奖但也无法感受喜悦,这真是很悲伤的事情。”

  宫崎老人在青年时代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然后,将马克思主义真理融化在自己的艺术中,在他看来,真理与艺术是统一的,追求艺术的过程,也就是追求真理的过程。

  1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注释6。

  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3页。

  3 Erik Wecks, Great Greek Debates: Disney Princesses VS.Hayao Miyazaki,https://www.wired.com/2012/01/disney-vs-miyaz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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