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童年

　　我上面有一个大姐，有一个二姐，加上我，母亲一口气连续生下三个丫头片子。奶奶在叹气之余想着补救的法子，于是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引兄”。为什么叫“引兄”不叫“引弟”呢?皆因我们那个村庄坐落在安徽大别山深处，太偏僻太遥远，什么话传到我们那旮旯都走了形变了样：比如把“爷”喊成“爹”;把“爸”喊成“伯”;把“小弟”喊成“老兄”;就连“蚂蚱”都被叫成了“蚱蚂”……总之，我很争气，没有辜负大人们的殷切期望，两年后真的“引”来了一个“老兄”，也就是我弟弟。母亲夸我有福气，我也觉得自己挺有福气的，因为自从有了弟弟后，每年总有那么一天，也不是过年，也不是过节，突然我家养得最肥的老母鸡被炖到锅里满屋飘香的时候，那准是我弟弟生日到了，我又可以跟着一起吃肉喝汤了。

　　我们姐妹们也过生日，通常是吃个鸡蛋，还得我们自己记住那个日子，一大早提醒母亲说，妈，今天是我的生日。

　　母亲正在灶下忙着烧火做饭，头都不抬地回答，哦，我差点忘了——给你煮个鸡蛋。

　　有时我们也会忘记自己的生日，过了好多天才想起来，母亲说：忘生好，忘生好，忘生长得快。又慷慨地说，要不，给你补个鸡蛋。

　　再过两年，母亲又给我们添了个最小的妹妹，脚大，大家都叫她“大脚丫头”。我父母有些失望，因为他们贪心不足还想再要一个男孩。可自从弟弟出生后，家里人都不喊我“引兄”了，觉得这个名字拗嘴，都随口叫我“小毛”，我怎么可能再引来一个弟弟呢?这可不能怪我。那时，我们村庄有一个郭妈妈，她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就想要一个女儿，可是她每次生孩子都是难产，每次都差点要了她的命，所以就第一个响应国家号召做了结扎手术。孩子是生不了了，可郭妈妈还想要个女儿，就和我母亲商量，要把我们最小的妹妹“大脚丫头”抱去当养女。母亲觉得她人品可靠，家里也不缺口粮，就真的让她抱去了。却未料奶奶知道后大哭大闹，当晚就跑到郭妈妈家里把小妹又抱了回来。至今母亲一回忆起这事，都惊出一身冷汗，说好悬啊，要真给了人家，我们都出来了，小妹一个留在大山深处可怎么办啊。

　　我们家从此有了“四朵金花”，加上弟弟，姐妹兄弟共五个孩子，这在六七十年代也并不算多。那时父亲在外地上班，母亲一人带着我们，要下地挣工分，还种着一个大菜园，喂了几头猪，一群鹅，一群鸡，还学会了缝纫机给我们做衣服，衲鞋底，烧火做饭洗衣扫地，忙里忙外做不完的家务。但母亲做事麻利，脚下生风，精神十足，有使不完的劲。她还忙里偷闲在院里种上了火红的美人蕉，一颗巨大的月季树，满树的花朵，整个院里飘荡着花的清香。

　　有一阵子，母亲发现我们家菜园里的菜总是被人偷，眼看泛红的西红柿缀在枝头，第二天去摘时却不见了踪影;还有黄瓜、豆角、葫芦等，时不时就找不到了。母亲请大伯帮忙把菜园周围的篱笆扎高一些，可大伯说，过路人口渴摘两个吃吃，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久，这个秘密被我发现了。有天中午我在院外追蝴蝶玩，一直追到菜园附近，大太阳底下，我看到大姐和二姐正抬着一根竹杆悄悄从菜园里钻出来，竹杆上挂着一根又粗又长的大黄瓜。我跑过去问她们干啥，她们低声说要抬到学校去，送给上海来的女知青老师。然后又威胁我说，不准告诉别人，否则不再带我到山上挖陷阱逮野兔了。于是我只能把这个秘密闷在肚子里。有一次她俩吼我，不许我独自在小河中的青石板上玩，我生气了，真想把这个秘密告诉母亲，但我还是忍住，直到长大。

　　我们家特别热闹。村里的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来我们家玩，就是吃早饭的时候，最西头的叔叔阿姨也会端一大碗红苕稀饭，一边走一边“呼噜噜”喝着，一直走到最东头的我家，最后蹲在院子里的屋檐下，晒着太阳边吃边说笑。我有时纳闷，是不是饭端到我家来吃就格外香些?这还不是最热闹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是我大姨夫来我们家。大姨夫住在三十里外的街上，他是个文化人，高高的个子，五官端正，头发向后梳着，气度非凡，一看就像过去的教书先生。大姨夫每次来我们家时，都会带些奇怪的稀罕物，有一次带来一个圆圆的小南瓜，金光闪闪的，我们家舍不得吃，就把南瓜高高地摆在供桌上供着;还有一次，大姨夫带来一对洋鸭，羽毛可漂亮了，五彩斑斓的。可这俩家伙特别厉害，只要你靠近它们，它们就会脖子伸得老长把头压得低低的，嘴里“哈——哈——”喘着粗气直追你，来啄你的脚丫子。我们姐妹们都怕，绕道走，就连我们家的大黑狗都躲着它们。

　　大姨夫一来，当晚全村人都会聚到我家院里，因为大姨夫不仅会写对联，还会说书。母亲把早在池塘里沤好的麻杆抱到院子里，大家搬个小板凳围圈坐好，一边剥麻，一边听故事。大姨夫通常坐在高高的廊檐阶上，手里端着个茶杯，不紧不慢地讲着聊斋里的女鬼故事——他总是讲女鬼，因为村里人就爱听这个……听着听着，大家后背阵阵发凉，毛发都竖了起来，剥麻的“咝咝”声也暂停了下来，时不时将凳子往前挪……故事讲完了，麻也剥完了，大家围坐的圈子小了一半，最后都站起身来，搬着小板凳心满意足地回家了。母亲边收拾麻边热情地送客：“好走，明晚再来啊，再来听书……”

　　母亲也会讲故事。夏天的晚上，母亲会在院外的竹林旁安置一张凉床，在地上插一根毛茸茸如蜡烛般的芦苇果，点燃它，白色的烟雾便飘散开来，驱除蚊虫。母亲把我们洗干净后一个个扔到凉床上，我们兴奋地在上面滚来滚去。那时，银河在夜空中流淌，满天都是眨眼的星星……母亲也终于忙完了所有的活，关好了鸡笼鹅笼，查看下猪圈，洗过澡，拿着蒲扇一摇一摇地走了过来。我们更加兴奋起来，抢着让母亲睡在自己身边。母亲上了床，躺下，我们都挤过去挨着她，她的那把大蒲扇在我们身上挥动，扇过每一个人，好凉快!我们让母亲讲故事，她说：“今天讲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吧。”

　　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听了很多遍了，但是还想听。

　　母亲说：“从前有个牛郎，从小就死了爹娘，好可怜啊……”讲着讲着，母亲手上的扇子摇动得越来越慢，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那只大花猪，真能吃啊，又长肉了……”

　　“妈，什么大花猪?牛郎不是在偷看仙女洗澡吗?”大姐推着母亲。

　　“该讲洗澡那一段了。”二姐也说。

　　母亲一惊，清醒过来：“哎哟，我睡着了，我刚才梦到我们家那头大花猪……讲到哪了?”

　　我们大笑，把已经睡着的小妹都笑醒了。母亲又接着讲，但讲着讲着又不知讲到哪里去了……

　　我们姐妹兄弟就这样在无忧无虑的童年中渐渐长大，也开始力所能及地做点家务活了。大姐最能干，捞鱼扒虾样样都会;二姐开始放鹅，有一次在山上放鹅时被豺狼叼跑了一只，吓得回来直哭;我会跟在姐姐们身后，帮她们提篮子，或一起上山采蘑菇挖野菜。弟弟还小，不能干活，就是能干也不会让他干，因为他在我们家最金贵。我们当姐姐的也觉得弟弟应该最金贵，有什么好吃的都自觉地留给弟弟。特别是大姐，那时她已经十一岁了，上五年级，在劳动课上有资格帮生产队挖花生了。大人们都说大姐精，因为每次挖花生时，她都会趁人不注意把花生卷在裤腿里面，一直卷到膝盖上，能带回来好几把花生，然后在门口池塘的清水里洗干净，我们一起剥出花生米来给弟弟吃。不过，这事不能让我大伯知道，因为大伯是生产队长，要被他碰上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大姐还学会了抓黄鳝。那是一种上细下粗的长圆形竹笼子，一头有个小洞，黄鳝钻进去就出不来了。大姐先侦察哪段河沟里有黄鳝出没，然后把竹笼下到水里，一半埋在泥中，做好记号，第二天一大早再起出来，运气好的话，一次能抓好几条。有了黄鳝，大姐再到塘里采几片荷叶，二姐赶紧在塘边挖一些鲜泥，然后她们把黄鳝宰好洗净切成一段一段，再拌上猪油、葱、姜，用荷叶裹好扎紧，外面再糊上一层厚厚的鲜泥，趁母亲做饭时把它扔进灶洞内……饭好了，黄鳝也熟了。把它从红彤彤的灰堆里扒出来，外面的泥土已经烤得焦黄坚硬，烫着手冒着热气一层层扒开来，熟透的黄鳝油光光地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还有荷叶的清香。大姐把它们盛出来，一部分送给爷爷奶奶吃，剩下的就给弟弟吃。整个过程我一直跟着她们，最后跟到了弟弟身边。我站在一旁看着弟弟吃，流着口水……这时我就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快快长大，也能像大姐一样，可以帮生产队挖花生，也偷偷将一些花生卷在裤腿里，也要学会抓黄鳝烤黄鳝，然后把这些都弄给爷爷奶奶还有弟弟吃。不过，在给他们吃之前，我一定要偷偷先吃上几口……可是非常遗憾，还没等我长大，在我七岁那年，我们全家一起跟随外地工作的父亲，离开了那个偏远而又难以忘怀的小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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