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尘：文学与政治——评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之五

　　文学与政治，是老话，老话不老，需要经常谈谈，因为总有人想把二者分开。其实想分开的人也是捂着耳朵盗铃铛，他自己也难以自原其说。

　　高行健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满篇讲的都是文学与政治，他却说：“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纯然个人的声音”，能离开政治吗?请听听高先生的声音。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

　　请问：“这是什么声音”?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

　　请问：“这是什么声音”?

　　“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人的生存状态总也大于对生存的论说与思辨。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没有禁忌。对文学的限定总来自文学之外，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习俗的，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饰。”

　　请问：“这是什么声音”?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请问：“这是什么声音”?

　　“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

　　请问：“这是什么声音”?

　　“以一种科学主义来解释历史，或是以建立在虚幻的辩证法上的历史观来演绎，都未能说明人的行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乌托邦的狂热和不断革命如今都尘埃落地，得以幸存的人难道不觉得苦涩?”

　　请问：“这是什么声音”?

　　“这新世纪业已来临，新不新先不去说，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随同意识形态的崩溃大抵该结束了。笼罩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乌托邦的幻影已烟消云散，文学摆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后，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请问：“这是什么声音”?

　　“对文学的颠覆是一种文学革命的空话。文学没有死亡，作家也是打不倒的。每一个作家在书架上都有他的位置，只要还有读者来阅读，他就活了。一个作家如果能在人类已如此丰盛的文学库存里留得下一本日后还可读的书该是莫大的慰藉。”

　　请问：“这是什么声音”?

　　“尊敬的院士们，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这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

　　请问：“这是什么声音”?

　　高行健这篇七千多字的“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满篇都是文学与政治的“声音”。“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恰恰在这个“讲坛”上“奢谈”了“政治和历史”。

　　政治在历史中演绎，历史演绎政治，文学反映政治，反映历史，表现政治，表现历史，文学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历史。文学离开政治，离开历史，就没有文学。任何从事文学的人，不论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还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家，都离不开政治，离不开历史，这是客观存在，所不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家自觉地、明确地认识这个存在，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却尽力回避这个存在。这是个不能回避、回避不了的客观存在。

　　对这个问题，高行健的同类人物刘再复，在吹捧“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的长文中，他也不能不承认，文学离不开政治。他说：

　　“不管怎么说，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像瑞典文学院这一大文学批评群体，其心灵之中蕴含起码的人类良知是完全必要的。

　　“院士们如何把握这种道义倾向，并非易事。我到瑞典时，才知道院士们为如何把握分寸这一倾向而发生争论以至三名院士辞职。辞职的原因是1989年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的《撒旦诗篇》激怒了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霍梅尼以鲁西迪亵渎《可兰经》之罪对他下了追杀令，从而震动了全世界。一向维护作家尊严与创作自由的瑞典作家纷纷表示抗议，有些人还建议瑞典文学院也发表抗议声明。可以肯定，瑞典文学院的道义倾向是和鲁西迪站在一边，但是，这种倾向要不要表现为直接对抗，以文学院的名义发表抗议声明却值得考虑，这就是个分寸问题。文学院内进行辩论，最后的结局是文学院以不干预政治为理由而拒绝发表抗议声明，而另一个结局是三名院士在此时宣布退出文学院。……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举世瞩目的文学评奖机构，它的工作是何等复杂艰难，文学毕竟不是存在于象牙塔之中，它处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当世界发生了影响人类命运的大事件时，要求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应当“心如古井”，只埋头地阅读小说诗歌本文，似乎不大可能。”

　　这篇三万多字的长文，赞颂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攻击的是中国共产党，满篇谎言。在谎言中他说了一句真话：“文学毕竟不是存在于象牙塔之中，它处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句真话，出自反党分子之口，告诉人们：那些所谓文学远离政治、文学不涂抹政治、文学不做政治的附庸、文学不为政治服务，等等，都是自欺欺人。

　　什么是政治?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其主要形式是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完善政权、保卫政权，运用政权治理国家、社会。围绕政权活动的一切人和事，都属于政治。

　　人类社会自产生阶级以来，就产生了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以政权进行管理，发展生产、科学研究、建立法制，文化活动、精神文明建设……等等，等等，都脱离不了国家的政权，也就是离不开政治。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无不如是。

　　从古到今，人们都生活在一定的国家政权之下，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人们的各种活动都在一定的政权统辖之下，都围绕着政权进行活动。围绕着政权的一切活动就是政治活动，社会上的人和事，都离不开政治，没有世外桃源。文学绝不例外。

　　阶级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属于一定的阶级，都有他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从事文学的人，绝不例外。

　　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社会生活体现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社会生活。

　　文学与政治是从属关系。这个从属关系，自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小平同志发表祝辞之后，不再提了。为什么不再提了?1980年1月，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作了解释——

　　文艺界刚开了文代会，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

　　——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是为了给诗人、作家以宽松的创作环境，避免一些人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但是，文艺从属于政治，并没有变，它是客观存在，是变不了的。所以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就自然是从属于政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是平行关系，更不是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关系。

　　小平同志对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

　　诗人，作家要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影响，要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这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必须明确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从属关系、服务关系。文学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

　　小平同志的厚望，是对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不能否认，文艺工作者中，也有不进步的、不革命的，更有高行健一类的文艺工作者。

　　高行健一类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绝不会考虑自己作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影响，绝不会考虑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他们考虑的是：“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他们考虑的是：“毛主席逝世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毛主席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为纲就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他们考虑的是：“我——不——相——信”!

　　政治是阶级对阶级斗争，世界上的政治是不同的，有封建主义的政治，有资本主义的政治，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或者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政治。世界上的文学是从属于不同阶级的政治，文学为不同阶级的政治报务，文学家为不同的阶级服务。

　　毛主席早就说过，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你高行健为什么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你的授奖词，说的非常清楚：因为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直持猛烈批判的态度”。瑞典文学院是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组织，你的文学，正是他们需要的文学。

　　你的文学是什么文学呢?你得诺贝尔文学奖证明：是反马克思主义文学，是为反马克思主义服务的文学。

　　75年前，毛主席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做了十分确切的论述和结论：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因此，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毛主席运用辩证法十分确切的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一、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二、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三、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四、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五、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六、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

　　七、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八、革命的政治家们，……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

　　毛主席的论断，是对古往今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总结，其核心是：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不是毛主席随意提出的要求，而是真理，真理是不过时的。过去的作家们，谁都离不开这条真理，现在的作家，以后的作家，同样离不开这条真理。高行健的演讲，想把文学与政治分开，是与事实相悖的，是违背这条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