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百年前的碰瓷——读鲁迅《一件小事》有感

　　一件小事折射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出一种社会风气，可见小事并不小。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里的劳动者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传统美德也只有在同传统的丑行为作斗争中才能体现出和发展出来。

　　鲁迅来京城六年了，见到的大事小情也不少，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反而给自己添了毛病，看不起人，有些自大的感觉，这是鲁迅的反思和自我批评。任何时代交通意外也是难以避免的，越是现代化的城市交通越是发达的社会，各种可能就会越多，但是鲁迅见到的老女人应该属于非意外的一种故意。对于车夫(司机)也要具体分析，而这个车夫无疑是善良的。

　　唯独一件小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看来这种小事在那是并不是多见的，六年才遇到一次。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妪，现在看大概是属于碰瓷的。自己主动跑着往人力车上撞。她并不是自寻短见的，如果她是那样的，就不会主动去撞击一个人力车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汽车和火车，还有江河湖泊，可以有多种选择的方式。选择一个人力车撞击，成功的机会可能性较大，又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如果撞上了达官贵人的汽车说不定还要被人家索赔的，弄不好还要白搭上自己老命这个就不合算了，这一点和现在的情况大致是相同的。搞敲诈的也是善于动脑思考的，并不是盲目的行动。

　　之所以给鲁迅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车夫，先是让道躲避不成，倒地了，又去扶起，问候，主动报警。本来这些都是可以免去的，因为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坐车的人看的十分的清楚，是慢慢倒下的，路上也没有其他人，除了鲁迅之外，车夫是完全可以逃逸的。但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主动报警，不怕被敲诈，不怕丢了饭碗，也不怕因此而失业，也不不怕坐班房。车夫的行为反映了那时苦力工人的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不仅是勤劳的还是善良的，他对于自己没有顾忌更多，而是关注的穿破烂衫的老女人的伤痛，不仅是有一颗善良的心，还有善举，与人为善，不论是以德报德还是以德报怨，总之是以德为先，这才真正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体现。

　　相比之下，那时极其少见的社会现象，却成了现在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论何种交通肇事，能逃逸的都尽可能的逃逸了，好在现在的电子眼睛还管点事，还能追逃一部分，现在车夫(司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想到自己会被罚款多少，或者会被讹诈多少钱，而不是被伤害者的痛苦有多大。把唯一的一点传统美德早已经被私有化彻底“化”掉了，资本主义就是最可恶的社会，简直都快要把人都变成了兽。

　　为什么在鲁迅生活的年代里会有那么样子的车夫呢?这也不奇怪，虽然，车夫也是私有化的，但还是一个私有化的劳动者，不是剥削者，不是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还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的，怀有同情心的。当然他不会有更高度的警惕性，也不会想得那么多，不会想到那个老女人会是一个碰瓷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遇到的类似情况也极少的缘故。偶发的事情，简单处理了。至于后来的结果如何，鲁迅也没有交代细节，读者自己去猜想吧，但是无论如何，车夫善良的行为是感动了鲁迅的。才给鲁迅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社会上还是好人多，而且就在眼前，好和坏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相斗争而发展的，没有丑行就不可能衬托出美德来。车夫的美德改变了鲁迅对苦力劳动者的看法，也教育和改变了自己。对于任何社会现象都要辩证地分析，不能全盘否定。

　　当今的私有化的社会科技进步了生产力发展了，这是私有化社会的一个优点，但是，人们的道德水平在许多方面，不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水平，由此，也就给了那些复狂们提供了一个借口，弘扬传统文化。比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到道德却无人提及，而且还当做极左来批判，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化造成的缺德现象，归咎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就显得更加无耻了。

　　其实，野蛮驾驶，肇事逃逸，碰瓷讹诈等社会丑行都是从私有化开始的，敲诈行为几乎已经专业化行业化。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实践证明，只有彻底私有化的社会道德才是最缺德的，无数的交通肇事逃逸现象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交通肇事逃逸是私有化的社会的特色产物，交通肇事逃逸仅仅是私有化道德的一种反映，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读鲁迅作品《头发的故事》

　　任何一种社会革命都是有一定的形式的，革命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实现的，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革命都不例外。辛亥革命的基本形式是武装革命的，但是也包括着各种非暴力的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以及对旧的传统旧风俗的革命。

　　头发的革命就是一种习俗的革命，古代唯有“越人断发文身，黑齿雕题”的传统习俗，满族人有留辫子的习俗。汉族人自古以来没有这个习俗，但是信奉者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不可毁伤。头发和服饰在古代是区分民族的标志。1644年清兵入关，开始强迫汉人留辫子的。但是三百年来已经成为传统，千百万人的传统习惯势力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势力。

　　在《头发的故事》中，作者并没有直接叙述本篇故事的主题，而是采取了曲折迂回的手法，首先是说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北京满大街挂的五色国旗，其实国旗是区分一个政权与另一个政权的标识，也是一个国家的标识。旗帜，服饰和头发都具有标识性的意义，而旗帜的标识性意义更大一些，更有代表性。从“城头变幻大王旗”说起，作为一种铺垫，而后再切入本篇故事的主题：《头发的故事》。

　　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自己的学生剪辫子，也都受到了阻力。作者剪掉辫子是从留学日本时开始的，同样受到的传统势力的抵制，在剪辫子的问题上也发生过一些摩擦和矛盾，无论在日本还是回到祖国都会受到一样的待遇，简直是被人不齿，可是渐渐地，他的一些学生也开始剪了辫子，再后来就形成现了新的社会风俗了。由此可见一种风俗的形成开始的时候总是要受到各种谴责甚至诽谤的，但是坚持的人多了，阻力就逐渐转变为动力了，一个国家的旗号改变了一开始人们也是同样的不习惯，改变的次数多了，也就没有谁还在意那是什么颜色的了，民国三十八年间就是在不断地改变旗号中渡过的。

　　无独有偶，改革的一个标识也是从头发开始的。但是这回与以往不同的是往回改，男人改成长毛子，俗称男长毛子，伤风败俗的，倒退的行为，这种改革是有悖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头发的故事》说明，改革总是从“头”开始的，辛亥革命一个突出的标识是男人都剪掉了辫子。此外在城乡的亿万群众中也就没有什么是发生了变化的。头发虽然革命了，不等于头脑革命，思想革命，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还是根深蒂固的。而对于改革也有相同之处，改革也是从“头”开始的，先是男人留起了长发，梳起了小辫子，穿上花衬衫，害的学校老师三令五申不准男生留长发，穿奇装异服，但也是屡禁不止的，后来社会上流行的，就是从头到脚从外而内都改了，内裤变成外裤，内衣成了外套，内衣外穿成了时尚。不仅是衣着的时尚，就是裸露也早已成了时髦。但是改革与辛亥革命的不同，这一次是思想革命，意思形态的革命，资产阶级革了无产阶级的命。革命成功了，巩固革命的成果并不容易。有时比起革命来还要难的多，复辟与反复的斗争总是有反复性的。

　　文革一开始也有一些小学生把盲目模仿剪辫子的行为当做革命的。改开初期由胡耀邦推行了西装革履，系领带的，领带，老百姓称呼他为勒死狗，还有一项时髦的是不会说中国话而喜欢说一口驴子语，连语言都时髦了。文革中还有有一句话叫做“不动枪不动炮换了旗号”，是指红色政权改变颜色的可能性。可是修正主义上台，旗号并没有改变，还是打着原来的旗号，但是实质的东西都早已改变了。

　　由此可见，变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有明显标识性的，一种是没有明显标识性的，还是原来的那种包装，但是旧瓶装了新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式的改革，这是一种伪装，这样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但依然可以被识破的。思想上的额标新立异迟早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有的是盲目的有的是自觉的。剪辫子一开始有些盲目性的，传奇装衣服也是盲目的，但是发展到了内衣外穿，由穿衣到不穿衣服是人类进化的返祖现象，当伤风败俗成了时尚，就不是盲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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