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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尘:方方倒打一耙

2018-06-05 10:54:1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刘同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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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倒打一耙

——评《方方再次回应对<软埋>的恶意围攻》之八

  方方说:“看看极左分子的仇恨思维和离间手段”。

  方方把批判《软埋》的人,称为“极左分子”,把批判她的文章称为“仇恨思维和离间手段”

  被方方称为“极左分子”中的郭松民先生,可谓最突出的一位。我看到他十篇批判《软埋》的文章,第一篇《必须重视<软埋>现象》,接下来写了九评。摘录些郭先生对《软埋》的批判,请“看看极左分子的仇恨思维和离间手段”——

  《软埋》是一部彻底颠覆土改历史的长篇小说。该书以主人公丁子桃(川东大地主陆子樵的儿媳,原名胡黛云)在土改中经历的遭遇为线索,用梦游十八层地狱为段落细诉出来。整个故事告诉人们她同白毛女相反,旧社会她是人,新社会她是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土地改革,就是这样不人道,就是这样残忍地把他们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为什么取名《软埋》?“软埋”是湖北的一种方言,指“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葬于泥土”。方方在该书后记中写道:“当一个人成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成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至骨。”她要把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及其细节写出来,不想被时间“软埋”。《软埋》的发表及获得追捧,迎合了那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极度不满的人的宣泄需求,也成为摧毁新中国正当性的一发重磅炮弹。

  土地改革和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重大事件,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有人对于土改和新中国持否定态度并不奇怪。从1949年以后,这类作品就没少出现过,从内容上说并无新鲜之处。比如50年代初就有张爱玲接受美国中情局香港办事处津贴而写的《秧歌》,80年代以来这类作品也出现过很多,影响比较大的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等。

  《软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两年之后。总书记在讲话中重申了文艺的人民性,强调要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作为中国文学第一刊的《人民文学》隆重推出带有明显反人民特征的长篇小说《软埋》,不仅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构成了对总书记讲话的直接挑衅。

  纵容《软埋》将产生严重政治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革命建国,共和国的正当性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的基础之上的。其逻辑是:因为革命是正当的、正义的,所以新中国是正当的、正义的。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四部宪法,尽管时代背景有很大不同,但都在宪法序言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充分肯定。

  《软埋》这样的小说,用文学的方式对土地改革进行了彻底颠覆,而土改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和成果。否定了土改,就等于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否定了新中国,同时也就否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正当性——这是一条如嗞嗞冒烟的导火索一般清晰的、短短的逻辑链条,绝不应该选择无视。

  欲灭其国,先亡其史,苏联殷鉴不远。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文联、湖北省作协应该重视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从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的高度,认真调查处理,给人民群众和广大读者一个满意的交待,也希望作者汪芳本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做出深刻检讨。

  ——《必须重视<软埋>现象》

  土地改革,功德无量!为中华民族开万世太平!

  地主阶级,应该被消灭(指政治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消灭,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消灭),一定被消灭。不消灭地主阶级,中华民族将毫无出路!消灭地主阶级,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大的道德!

  “马小辫”们回来了。

  作为地主家族的女儿,方方创作了全面颠覆土地改革,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哀哀哭坟的长篇小说,这让我想起了七十年代之前,经常在报纸的社论中读到的一句话,大意是:“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反攻倒算,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当时觉得这句话甚为荒谬,因为生活中遇到的前地主或他们的后代,个个谦虚低调,完全看不出心中有仇恨的样子,现在想来,却是至理名言。

  七十年代有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里面有一位家里暗藏“变天账”的地主马小辫。当年也总是觉得这个人物不够真实,现在看来,马小辫是真实的存在,只是他不再是一副猥琐、阴暗的嘴脸,而是法相庄严,道貌岸然,端坐在主席台上,或编辑部里。

  《软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孤立的,它可以说是伤痕文学的一个延续,是《秧歌》、《霸王别姬》、《活着》、《归来》……序列中最新的一部,也可以说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最新成果。

  《人民文学》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

  发表《软埋》这样的小说,表明《人民文学》已经堕落成了“反人民文学”、“地主文学”,辜负了毛主席创刊时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软埋》和于建嵘去年发表的《我的父亲是流氓》可谓互为表里——《我的父亲是流氓》把共产党的土改干部描绘成流氓无赖,《软埋》则把土改的对象——地主,描绘成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一起从道德上否定了土改的正当性。陆家惨遭灭门,不仅彰显了土改是毫无积极意义的浩劫,而且也是共产党忘恩负义。两部小说的终极指向,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正义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正义性!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槐树庄》,将地主阶级对土改的仇恨,以及无法排解的痛苦搬上了银幕——

  1947年农历十月初三是地主崔老昆家的财产被抄没的日子,崔老昆定了家规,每年的这一天全家禁食。在合作化热潮中,这一天来到了,他的孙子崔万宝饿得受不了,跟妈要吃的。万宝他娘悄悄地给了儿子一块饼子。病体支离的崔老昆看见,悲愤交集,抓起刀子砍向儿媳。随着一声“我的家都败在你们身上了”的哀鸣,老地主断了气。

  临死前,他给孙子崔万宝留下了“变天账”:万宝孙儿记住,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初三,贫农团成群结伙闯进咱家,抢走文书,拉走牲口,分走粮食。领头的有永来他娘,狼心狗肺。有朝一日,千刀万剐。刘老成也不是好东西。谁分了咱家的财产都详细地记在下面……

  看了《软埋》,谁还会相信这组镜头是纯属虚构呢?我想起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呀!”

  ——《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

  在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女士的长篇小说《软埋》中,土改变成了一场阴森恐怖的灭门运动,似乎土改就是为了把地主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杀光。

  小说里提到的四家地主,全被灭门。除了陆子樵家全家服毒自杀之外,方方还精心设计了另外三起灭门惨剧。其中,川东有两起,即大地主李盖五整个家族全部灭绝,丁子桃娘家胡如匀一家五口都被杀光;山西一起,即丁子桃后来的丈夫吴家名的爹娘姐姐爷爷奶奶全被杀害。这样,新解放区和老解放区就都被方方囊括在内,土改中地主被全家杀光的惨剧就似乎就这样被方方写成了普遍现象了。

  在方方的笔下,土改中的屠杀毫无理性,不仅杀地主,而且杀自己的革命同志、土改干部,不仅有直截了当的处决,还有点天灯之类的酷刑——

  胡黛云的哥哥胡凌云是在城里参加革命的大学生,他得知全家被斗争,便回家探望父母,于是就有了这样——方方创作的——全家被害的经过:

  老魏回来了,说胡凌云吃过晚饭便叫了一个同学跟他一起往胡水荡赶。在离家二十多里路的山脚下,挨了冷枪。两个人都死了,对方没留活口。

  最后离开的绣工过来报的信,说是黛云爹妈一听到儿子凌云在回家的路上被打死,就根本不想再活,……结果还是被拉出去开斗争会。谁也没想到,开着开着,就把他们拖出去枪毙了。

  全家人都死了,但死法不一样:

  前几天闻说她的二娘和她的嫂嫂都被点了“天灯”,惨叫了三天三夜,之后就不知去向。有人说她们被扔到乱岗上了,也有人说她们投了河。

  大地主李盖五全家的被害经过不仅更为惨烈,而且匪夷所思:

  我们老东家李盖五脑袋很灵光,清匪反霸的时候他是积极分子,听讲他后来还在万县当土改队长。他以为能躲过这一劫,结果硬是被农会叫回来参加斗争。县里保他,规定不准吊打不准枪毙。农会听县里的,但是恨他的人也多,就把他一家子关在庄园不准出来。不打你也不毙你,可是不给你吃的。这一条,县里没有规定。他们没得粮食吃,硬是活活饿死了,连两个娃娃都一起饿死了。

  山西地主吴家被灭门的记叙比较简略,只有唯一幸存者吴家名的日记:

  晴天霹雳!不想活了!前几天山脚下遇见小起,说是专门堵我的。他哭着告诉我爹娘姐姐还有爷爷奶奶俱已亡故。我不可以回家。回家必定是个死。爹断气前,最后一字是堵。

  土改真的是像方方女士暗示的那样,是一场毫无理性的屠杀运动、灭门运动吗?当然不是!

  土地改革所希望达到目标是多方面的,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却从来都不是土改的目标。

  土改在政治方面的目标,则是要让农民翻身得解放,建立自己的阶级意识和主体意识,以一种充满自豪感的心态投入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来,简单的屠杀地主,并不有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

  关于这一点,武汉学者老田在他评论《软埋》的文章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分析:

  据老田访问湖北第一批土改试点——武汉市郊花山的老土改干部,据他们说:要是把地主打得鼻青脸肿,老百姓很快就觉得出气了,甚至还会有人转过来同情地主,这个就坏了事了;所以,当时开斗争会的第一个安排,就是让民兵严防老百姓冲上台来打人,目的就是让受冤屈的农民胸中憋着的那一口气始终不泄,在这个过程中间持续不断地引导农民去算剥削账和诉压迫之苦,让目不识丁的农民学会甄别阶级利益并觉醒政治意识,借以提高农民的觉悟和政治能动性。在此过程中间,要把坏地主作为教育道具来进行最大化地利用,准确地说,革命的设计之“坏”远远超过了方方的最高想象力。

  在东北土改时担任过区委副书记、亲身参加过土改工作队的周立波,在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中对此也有过精彩的再现。记得中学时代看电影时,有两点特别困惑:武装的土改工作队到了元茂屯,明明可以直接把恶霸地主韩老六抓起来毙掉,但却迟迟不动他,任由他暗中活动,只是到群众当中访贫问苦。中间有一次葛存壮(葛优的老爹)扮演的工作队员刘胜一时冲动把韩老六抓了起来,没有想到于洋扮演的工作队长萧祥却把刘胜批评了一通,又把韩老六给放了,“一根汗毛也没有动他”。为什么呢?萧队长说的很清楚:“群众还没有觉悟,还没有发动起来”。

  这段周立波根据自己在土改中的亲身经历创作的情节,说明了一个问题: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甚至简单的平分土地,都不是最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农民主体意识、政治意识的觉醒,对地主的处置,必须建立在农村的文化领导权已经被夺过来、政治的大是大非被澄清的基础之上。而除了少数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大部分地主不仅活过了土改,甚至活到了改革开放。

  曾任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当年领导了中南地区土地改革)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不讲政府恩赐,而是要推翻封建统治,树立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提高农民阶级自觉性,发动阶级斗争,使群众自求解放,实现‘土地还家’。这就要求不同于旧时代的‘改朝换代’,不同于某几个皇帝君王用恩赐办法,‘均土地,抑豪强’,实行‘让步政策’。而是要粉碎旧的反动统治权,代之以人民政权,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通行等诸多好处。”

  习仲勋回忆:通过土改,农民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大大提高。

  1950年1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在一次题为《大力发动群众是做好土地改革工作的基本关键》的总结报告中则指出:

  “通过土改,农民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从各种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农民通过诉苦算帐、对比挖根、想过去、比现在、看将来、查敌人、追根源等自我教育的方式,认识了地主阶级的各种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挖出了自己穷苦的根源,从而打破了封建的迷信命运观点,懂得了土地还家合理合法的道理,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美帝国主义的凶恶与无耻,增强了爱国主义思想。对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表现了无限拥护与热爱,‘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永远跟着毛主席走!’等呼声到处都可听到,家家户户都挂上毛主席像。”

  简单归纳一下,通过土地改革,农民在政治觉悟、阶级意识方面必须达到这样几点要求:

  第一、搞清楚究竟是“谁养活谁?”要明白地主老财发家致富,靠的是剥削压迫,不劳而获。是贫雇农、佃户、长工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

  第二、分浮财是物归原主,分土地是土地还家,是完全正义的;

  第三、地主不仅应该被打倒,而且可以被打倒,农民要对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充满信心;

  第四、对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高度认同。认识到自己命运是和解放战争、新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战争是自己的战争,新中国是自己的国家。

  贫雇农、佃户、长工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

  应该说,土地改革在启发农民觉悟方面,充分达到了这一的目标。几千年来始终是一盘散沙的农民,第一次作为一个阶级被良好的组织起来了。在解放战争中,参军、支前成为解放区农民的自觉行动。仅战争爆发之初1946年的头三个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名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为了支援前线,翻身农民踊跃交纳公粮,参加战勤,以各种方式投身于人民解放战争,他们用非常原始的运输工具——牛车、毛驴、扁担和背架,以至两手和双肩,保证了规模巨大的战争供给。单是战争最初的8个月中,冀鲁豫解放区就出动120万民工,用了3320万个工来支援前线。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58万人入伍。一般研究战史的人往往困惑于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何以能够用60万战胜蒋军80万,殊不知解放军的背后还有500万支前民工,这是一种泰山压顶般的绝对优势!

  在解放战争中,参军、支前成为解放区农民的自觉行动。

  ——《土改绝非“灭门运动”——再评方方女士的<软埋>》

  一个人不能总是锯自己坐着的树,这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原因无他,树锯倒了,自己一定会跌个鼻青脸肿。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同志的长篇小说《软埋》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人民文学》上,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公开的、兴高采烈的锯树行为。

  当然,锯树的人并非方方同志一个,也不是《人民文学》一家,而是一类、一批,或者干脆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文化的现象。

  比如张艺谋拍摄的《活着》,就把土改表现为一场阴差阳错的闹剧;陈凯歌拍摄的《霸王别姬》给人的感觉是国民党不如北洋军阀,日本鬼子比国民党爱京剧,共产党则摧残了文化;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庶几也都是这个路子……

  还有很多,不一一例举了。

  锯树的人是一类、一批

  ——《东食西宿的奇特现象——三评<软埋>》

  方方女士不愧是一位优秀作家,她对“时代焦虑”的感觉极为敏感,并能够准确抓住,也难怪她能够出任省作协主席。《软埋》正是通过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正题转为反题,把追求经济平等、强调人的生存权、幸福权高于财产权的土地改革描绘成一场反人类运动,反证了今天贫富悬殊的正当性、正义性。

  《软埋》的主人公,大地主陆子樵的少奶奶丁子桃,至死没有摆脱“怕分浮财”的恐惧和焦虑,但她已经暴富的儿子青林,不能再继续生活在这种恐惧和焦虑中了——方方女士通过《软埋》表达的殷切心情,大家都听懂了,所以一部没有什么文学性的小说,能够刊登在作为中国文学第一刊的《人民文学》,能够不断在各种文坛评奖中胜出,能够受到主流媒体、主流学界的热烈追捧。谁说今天文学不是政治标准第一?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软埋》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隐秘的功能:对富人进行政治启蒙,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能够以一个阶级的力量的采取政治行动——难道陆子樵等四大地主家族全部惨遭灭门,还不足以使你们警醒吗?更重要的是,《软埋》还暗示,像陆子樵那样和共产党合作,像胡家、李家那样家族里有人参加共产党,甚至当了干部,也不能免于被灭门、灭族的命运,所以妥协是毫无意义的。

  对贫富悬殊的正当性进行论证的另一面,就是论证对穷人进行镇压的正当性。在这方面,如果说《软埋》作为一部小说还只能通过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进行隐喻的话,那么一些评论就说的十分露骨了。

  比如在《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渤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韩春燕和她的硕士生周鹏联合撰写并且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村庄叙事与中国乡土小说的嬗变”阶段性成果的“文学评论”《土改叙事的新维度——评方方长篇小说<软埋>》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当土改运动中贫穷意味着正义,而富有被界定为罪恶后;当把富人的财富以分浮财的名义进行分配被打上合法合理的标签后;当本和自己毫无关联却对其有着莫可名状的仇恨的富人被打倒后,长期受到压抑与欺侮的穷人们的本性中所隐伏的罪恶的基因便会被此催化为可怕的负面力量进而旁逸斜出,肆意蔓延。

  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按照韩春燕主编和周鹏同学的逻辑,“穷人们的本性”中既然隐伏着“罪恶基因”,那么,将他们灭绝,不是一种最大的善吗?

  这些文化精英,从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开始,有意无意中居然走到了纳粹主义,走到种族灭绝,开始为建立灭绝毒气室做舆论准备了,这其中凶心与凶险,岂止是“可怕”两字能够概括的?

  ——《还乡团没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做到吗?——四评<软埋>》

  方方看到我第一篇评《软埋》的文章后,在自己的朋友圈有相当激烈的反应,但其后竟悄无声息,显然是受了高人指点;李北方评《软埋》的文章,恰好被删了三次;而我本人评《软埋》的文章,则像遭遇“鬼打墙”一般,多次莫名其妙地发不出来。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掌握在反对共和国的人手中,这一画风是荒诞的,但却是赤裸裸的现实。实际上,《软埋》发表在中国文学第一刊,批评《软埋》的文章只能在网络上自生自灭,这种格局本来已经说明了全部问题,但《软埋》爆红的真相仍然让我心生感慨,仰望蓝天下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低头沉思“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个问题不想清楚,真有可能稀里糊涂的被“软埋”!

  还要继续做那个向坦克掷石块的小男孩吗?还要继续坚守在散兵坑吗?散兵坑是我的岗位,除了这里,我哪里也不去!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五评 <软埋>》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女士创作的长篇小说《软埋》,因为颠覆土地改革而受到了来自各方读者的批评。方方主席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突发了几条微博回应——并对于自己的沉默,做出了解释:不回应只是因为她正在墨西哥、古巴——那里的网络不好。

  方方主席对《软埋》的批评声音,用了两个长微博和若干个短微博回应。坦率的说,这些回应从文字水平角度上看,和“作协主席”头衔极不相称,可以用语无伦次、支支吾吾来形容。方方主席回应的重点,不是针对批评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而是一再质疑批评《软埋》者的身份,对批评者贴标签、扣帽子,似乎标签一贴,批评就自然不正确了。

  在任何具备文明底线的争论中,都应该是将争论聚焦于问题本身所涉及的事实与逻辑,而不是随便用几顶帽子甩给批评者就完事了。遗憾的是,方方主席一开始就突破了这些底线,事实上,她在回应中表现给人的印象是毫无底线。

  不过,要说方方主席的回应完全没有触及到实质性问题,也不尽然。她没有直接谈到为什么要写《软埋》,为什么要用无限同情的笔调来描写“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她在用一种不知所云的方式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开放也如此”——之后,终于写道:“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方方主席的棍子与帽子——六评<软埋>》

  还乡团来势汹汹,旗帜上却写着“人道主义”四个字,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以否定土地改革为鹄的的长篇小说《软埋》,日前获得了“路遥文学奖”大奖。这样一部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小说在激烈的批判声中获奖,与其说一个文学事件,不如说是一个政治事件。

  正如一位论者所言,这是一次政治示威行动,他们要保卫的不是抽象的创作自由,而是否定中国革命,同时也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由。

  以反毛反共著称的历史发明家袁腾飞曾主张,要把人民英雄纪念碑改为“大屠杀纪念碑”,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的这部《软埋》,实际上就是对袁腾飞的呼吁做了一次文学化、形象化的支持与回应,因为按照《软埋》的描述,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最重要成就的土地改革,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一场大屠杀。

  作为参与批判《软埋》的作者之一,深感整个过程的困难,批判言论始终受到某种强大力量的压制和阻挠,以至于艰于呼吸。但另一方面,方方不仅备受权力保护,并且及时被授予“大奖”,以此来向全社会传递“文学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信息。

  在这次颁奖活动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当代》杂志原主编何启治代表“路奖”评委会向方方颁发了荣誉证书后发表的感言也很有趣。

  他说,方方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真实地反映了革命过程中的真实故事。雨果曾经对此有过严肃的思考,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方方的《软埋》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是为人类写的一部书。

  何主编的这句话,来自的雨果的不朽名著《九三年》,一不留神会吓住很多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雨果在《九三年》中首先充分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合理性,在雨果眼中,用资产阶级革命暴力消灭封建专制,是革命的天职,是完全正义的。

  雨果在《九三年》中通过马克、佛莱莎母子等形象,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统治的惨无人道。巴黎街景的速写则表现了革命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无比欢乐——

  “民众当中一点没有衰弱的迹象,有的是推翻王朝的那种端庄的愉快”、“巴黎一片欢腾,那是一种丧失理智的欢腾”。

  雨果认为只有建立共和国,人民才能脱离苦海,社会才能安定。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革命暴力的重要和意义。

  主人公郭文在临死前说:“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革命)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有别的办法吗?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

  要想获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须革命,革命才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人道主义。

  而方方的这部《软埋》,却对土地改革做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完全负面的描述,何主编在不加解释与区别的情况下引用雨果这句话,故意把革命和人道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在用所谓的人道主义来否定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不知雨果在天之灵有知,会作何感想?

  中国革命才是中国最大的人道主义!有了革命的胜利,才终结了每隔四十年左右首都就要沦陷一次的“规律”、才终结了南京大屠杀、终结了水旱蝗汤、卖儿卖女、终结了一天天国土沦丧,中国的人口才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四亿飙升到八亿,如今达到13亿,人均寿命从35岁飙升的70岁……

  何主编所说的作为革命对立面的人道主义,并不是“人类的人道主义”,而是地主恶霸如陆子樵、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马小辫、崔老昆、胡汉三之类的“人道主义”。

  还乡团来势汹汹,旗帜上却写着“人道主义”四个字,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方方获奖:“批判性”的利刃图穷匕现!——七评<软埋>》

  透过汪芳主席的这两条微博,我们却看到了一个肮脏的灵魂:对堕落生活的艳羡与炫耀,对女性的侮辱与贬低,对读者、批评者的蔑视与无礼。

  作家,曾经被誉为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倍受社会公众的尊敬。今天,对这个称号公众已经不买帐了,不少作家自己也敬谢不敏,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受尊重,而是因为上的太高,很多男盗女娼的事就不方便做了。

  不过,文学毕竟要诉诸读者心灵,最起码作品应该让读者的心灵更干净而不是更肮脏,所以作家也应该有一个干净的灵魂。这不是高标准而是低标准,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尽管很多作家实际上做不到,但并不等于社会就应该放弃这个要求。

  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关心文学的学者、批评家和普通读者(比如我),对湖北省作协汪芳主席(笔名方方)的小说《ruan-mai》进行了批评。粗略统计,网上文章已经有近百篇之多。这些文章总体来看是善意的,就事论事的,主要针对小说的思想倾向、文学性、涉及的史实等提出了质疑与辩证,基本没有人身攻击的内容。

  汪芳主席对这些严肃而善意的批评,一开始采取了视而不见,拒不回应的态度,待到她领取了“路-遥-文学奖”,这个被她称为“在现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获得这样一个奖,对我是莫大的鼓励”的奖项,并喜获10万元奖金之后,同时也是在所有发表批评《ruan-mai》文章的网站接到“删除”的指令之后,汪芳主席的胆子大了起来,似乎觉得回应的时机成熟了,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汪芳主席这次回应的风格之低,语言之恶俗,思想之下流,都突破最低限度,抑或如老田所言,突破了人伦底线。

  汪芳主席的特点是,对严肃的政-治、文学问题坚决不予回应,直接就开始人身攻击,并且完全不顾及自己身为女作家的身份,直接就奔下三路去了,可谓气急败坏,口不择言。

  汪芳主席把所有批评她的作者一律称为“左-棍-子”。据我所知,这些批评者中,有充满人文关怀的专业作家,有资深批评家,有大学中文系教授,有德高望重的新四军老战士,有老工人,也有土改时翻身农民的后代,更多的是喜爱文学的普通读者,难道他们都是“左-棍-子”?汪芳主席没有对“左-棍-子”下定义,也没有提出划分标准,看来只要不符合她的心意,不赞同《ruan-mai》思想倾向的,都是“左-棍-子”。

  扣完“左-棍-子”的帽子之后,汪芳主席又开始嘲笑批评者的“文章写的烂”、“文字差”。其实在批评者中,不乏文章大家,比如曹征路教授,他的小说《那儿》记录下-岗-工-人的不幸与痛苦,被誉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堪称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丰碑,又岂是浪得虚名的汪芳主席所能望其项背的?

  鲁迅先生有这样一段名言:“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但从下水道里出来的会是什么呢?先生没有说,而汪芳主席的微博,却让我们看到了。

  ——《致方方:作家应该有一个干净的灵魂——八评<软埋>》

  不久前,武汉一些工农兵读者为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的获奖小说《软埋》开了一个座谈会。新四军老战士古正华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这引起了方方主席的关注。她在自己的微博上做了回应。

  方方主席这次没有抡起“左棍子”的帽子扣过去,这算是她的大度与客气,但她却用一种嬉皮笑脸的方式回避了真正严肃的问题,反而让读者有机会了解到她内心真实的情绪。

  从资料上看,古正华老人1927年生于武汉,1943年,刚满16岁的古正华就加入了新四军,多次直接参加了对日寇的作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曾经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

  抗战胜利后,因伤暂时离开连队的古正华,在寻找部队的过程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关进监狱,受尽了折磨,但他严守党的秘密,绝不向敌人屈服。后来在地下党的营救下才得以释放。

  获释后的古正华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担任中共鄂豫三地委城工部秘书,再次秘密潜入被白色恐怖笼罩的武汉,参与武汉地下党迎接解放的斗争。

  为了扎下根来,古正华经常变换身份,常用的身份就有十几种,如小学教员、工程师、大学生等。为了及时向部队提供情报,还要费尽心思将情报传递出去,方法之一是装成修笔的,将情报装在笔筒里让人取走。

  古正华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个重要“安全屋”,就在江汉关钟楼下。钟楼外聚集着国民党军警宪特等要害部门,如国民党军联合勤务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宪兵营等,这些部门距钟楼不过百米。古正华率领的一支特殊部队,就这样在敌人眼皮底下从事收集情报、开会、绘制城防地图的工作,多少次与死神间不容发。

  1949年5月16日,是武汉解放的日子。下午3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8师从江岸区刘家庙进入汉口,受到武汉市民热烈欢迎,这一情景在影片《难忘的战斗》中被艺术再现,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些镜头,想起为新中国牺牲的无数烈士,忍不住潸然泪下。

  在这一天的清晨,也就是大军进城之前,江汉关钟楼上就升起了第一面鲜艳的带有镰刀斧头图案的红旗,这是武汉升起的第一面红旗,古正华和他的同志们终于迎来了家乡的解放。当时,虽然国民党军的主力已经做鸟兽散,但武汉街头还有散兵游勇和潜伏特务,他们果断升起红旗的行动仍然有极大风险。

  武汉解放后,古正华又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是土地改革的亲历者,这次他在批评《软埋》的座谈会上说——

  买了一本《软埋》越读越愤恨。这哪是写"土改”,分明是骂“土改”,攻击“土改”,诬蔑"土改”!方方连“土改”的程序都不懂,更不懂得“土改”的法令和政策,胡乱编造了一出对地主软埋、灭门的血腥惨剧,编造了“土改”构建了一个“十八层地狱”的阴森恐怖的深不见底的大黑洞。

  我先后参加了三期“土改”,编过《土改简报》,办过“土改”的展览。对方方写的《软埋》故事,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也读过逃到国外的地主分子写的控诉“土改”的书,都没方方写的这般残暴和血腥。

  古正华老人在任何意义上都堪称方方主席的长辈和前辈,他为了驱逐日寇亲冒矢镝,死不旋踵;他也是武汉这座方方主席在这里成名并过着惬意且威风八面生活的城市的解放者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有恩于方方主席;他亲历了土改,他的批评是诚恳认真的。方方主席对古老这种调笑的、轻薄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表明她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感恩,也不懂得什么叫尊重人,更表明她根本无意进行任何严肃认真的讨论,只想凭着权力的庇护继续用文学的方式颠覆历史。

  方方主席在回应中声称自己是“正宗工人作家”、“老工人”,这倒提醒了我们,出生于1955年的方方主席,其实正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只有在社会主义创作体制下,对工农作家的重视,曾为码头搬运工的“铁姑娘”汪芳,才有机会跻身文学殿堂,长成今天的“方方主席”。但遗憾的是,她不知感恩,竟选择了背叛,背叛了自己曾为其中一员的工人阶级,也背叛了成就了她的人民共和国——因为对土改的颠覆,直接颠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

  方方主席何以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叛徒?应该说,成为精英之后痛恨自己的出身,感情和立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恐怕是重要原因。且看她在凭吊一处地主大宅后发出的感慨——

  无限的伤感和幽怨,无限的同情与不舍,都给了在土地革命中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土改的仇一定要报!!!”——这应该就是《软埋》写作的真实动机了,感谢方方主席的率真,这条披露心路历程的微博极有价值。

  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大受欢迎的陈佩斯、朱时茂演出的小品《主角与配角》,其实提出了一个紧扣时代的严肃问题:“叛徒神气什么?”今天的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背叛了曾经的“铁姑娘”汪芳,背叛了她曾为其中一员的劳动群众阶级,加入了为已经被人民革命埋葬的地主阶级哭坟的队伍,反而愈发神气活现了,而曾经为了新中国、为了武汉的解放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反而落到了被一个叛徒鄙夷和不屑的境地,这究竟是为什么?

  “叛徒神气什么?”——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好好思考!所有翻身农民的后代,所有的工农兵,所有热爱人民共和国的人们,都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不想清楚这个问题,很可能有一天,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那些为了新中国献出生命的烈士,也会死不瞑目!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叛徒神气什么?”——九评<软埋>》

  *****

  以上是被方方称为“极左分子”的郭松民先生十评《软埋》的摘录。也就是方方说的:“极左分子的仇恨思维和离间手段”。

  这是“仇恨思维”吗?

  要说仇恨,首先是方方们的仇恨,他们仇恨土地改革,仇恨革命历史,仇恨共产党的领导,仇恨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选定的社会主义制度。

  对方方们的仇恨,“极左分子”们不能无动于衷。

  要说思维,“极左分子”们的思维——

  是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思维!

  是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维!

  是捍卫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思维!

  是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维!

  是捍卫千百万烈士用鲜血书写的革命历史的思维!

  是正义的思维!

  是表达亿万人民心声的思维!

  “仇恨思维”,正是方方的思维!

  “仇恨思维”,正是方方的支持者、吹捧者的思维!

  请看看《软埋》中的情节;

  请看看《软埋》封面上的红字;

  请看看《软埋·后记》中的黑字;

  请看看《软埋》出笼后,方方在各种场合谈笑风生发表的言论;

  请看看大小媒体对《软埋》的那些报道;

  请看看《软埋》的首发式;

  请看看给方方的授奖词;

  请看看采访问方方的那些《访问记》;

  请看看“专家学者”对《软埋》、对方方的吹捧;

  ……

  请关心国家民族兴亡的朋友们,把被方方和方方的支持者、吹捧者称为“极左分子”对《软埋》的批判,与方方和方方的支持者、吹捧者的言行,对照对照,看看究竟谁是“仇恨思维”?

  要说“离间”,首先是方方们的离间。

  他们离间人们对土地改革的认识,他们离间人们对革命历史的认识,他们离间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离间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离间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极左分子”们对方方们的离间,不能不给予揭穿!不能不对受骗者和地主的后代提出忠告。

  要说手段,“极左分子”只是在网上发表几篇批判文章而已,别无手段。耍手段,那是手中有权的人,“极左分子”们手中无权,耍不了手段。

  方方和方方的支持者、吹捧者们,是有权的。

  他们有权在《人民文学》发表《软埋》;

  他们有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软埋》的单行本;

  他们有权操办《软埋》首发式;

  他们有权给《软埋》授奖、操办授奖仪式、宣读授奖词;

  他们有权在报刊上、在网上报道《软埋》的出版、首发式和得奖;

  他们有权采访方方、发表《访问记》;

  他们有权在各种场合吹捧《软埋》、吹捧方方;

  ……

  这一系列大权,“极左分子”们有吗?!

  方方说:“看看极左分子的仇恨思维和离间手段”,这是倒打一耙。

  倒打一耙,这四个字怎么解释?

  《古今汉语成语词典》的解释——

  原指《西游记》中猪八戒用钉耙作武器,在挡不住对方时打上一耙而逃走。现比喻犯了错误或干了坏事不但不承认,反而倒咬一口的作法。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

  比喻不仅不接受对方的批评,反而指责或加罪于对方。

  2018年5月2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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