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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霄客: “芳华”是什么意思?

2018-02-02 09:06:42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凌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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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华”是什么意思?

  ——电影《芳华》 观后感

  凌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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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同学群和朋友圈不断有关于电影《芳华》的评论,怎么这么令人感动,怎么这么令人眼泪哗哗!本老汉近年来难得看场电影,一来实在没有闲功夫,二来什在没有多少值得看的电影,三来看不起电影,看场电影都要好几十,看了后还是肉 痛。

  《芳华》虽然某些片段很感人,比如刘峰舍命救战友、痛别军营等场景,我也不禁热泪盈眶。可一场电影看下来,看出了疑问,感到不值!

  芳华是什么意思?从电影的名字来看,“芳华”是美好的年华,可整部电影看下来,没有看到主角的年华是美好的。

  何小萍的年华美好吗?何小萍的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去了劳改农场,母亲改嫁成了“拖油瓶”,缺少父爱母爱,童年被弟妹欺负。

  到了部队文工团,没有得到战友的温暖,成了队友们欺负的对象,出的汗是“馊”的,男战友连给她伴舞都不愿意。

  没有得到领导的关爱,要她救场,何小萍有思想问题,自暴自弃,不愿救场,政委用激将法把她逼上舞台后,又被惩罚去了野战医院。

  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成了英雄,反差太大,“贱命”受不得抬举,成精神病了!最终与刘峰相依为命,可到死都没有得到刘峰的爱情!

  电影塑造的何小萍的年华不是美好的,而是悲惨的!

  刘峰的年华美好吗?电影没有交代他的家庭出身背景,刘峰的家庭肯定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肯定是出身于普通工农之家,这个人就是一个标准的二百五。放弃上军校的机会,原因是因为偷偷爱着林丁丁,不愿离开文工团。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刘峰爱林丁丁想要得到林丁丁,只有提干,否则只能复员或者转业,离开文工团,离开林丁丁。冯小刚和严歌苓都曾当过兵,这个生活逻辑导演冯小刚和编剧严歌苓是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在战场上,刘峰为了救战友,手臂动脉被打断,刘峰作为战场指挥员果断命令战友们前进,他清楚自己跟着战友们前进,只会成为战友们的累赘,宁可留下来准备牺牲。此情此景无疑刘峰是个当之无愧的英雄。

  电影艺术是镜头艺术,通过镜头来叙述、抒情、记录,用特写、远景、近景、蒙太奇等各种镜头艺术手法来表达作者的思想。不象小说等其他艺术形式,可以通过心理描写等手法表现人物,此时的冯小刚和严歌苓为了传达出他们的爱恨,害怕观众作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理解,为了贬低英雄,来了一段可恶 的画外音告诉观众:“刘峰是不想活了,他渴望牺牲,只有牺牲了,他平凡的生命才可能被写成一个英雄故事。他的英雄故事可能会流传很广很远,也可能被谱成曲,填上词,写成歌,流行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那个叫林丁丁的女歌手不得不歌唱”多么可卑的荒唐的逻辑!

  难道我们的战士就如此卑下不堪吗?刘峰不是冯小刚和严歌苓要歌颂的,而是要嘲笑的。刘峰不是情痴,而是SB!这种恋爱是精神的柏拉图式的,还是肉体的?卑劣的妄判推測是对英雄的侮辱嘲讽。作者还嫌不够,紧接着该影片画面上映现了《英雄儿女》电影演唱《英雄赞歌》的片段,把无耻荒唐的调侃引申到以往的英雄身上!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立场决定了“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支什么样的军队?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战友之情,干部战士没有思想觉悟,没有组织纪律性。

  刘峰与林丁丁的风波,部队保卫部门不是认真细致调查,而是采取威逼恐吓、暴力殴打等手段逼供诱供,跟国民党军统有何区别?

  何小萍不想救场,偷换温度计,政委将计就计,把她说成高烧40度坚持演出,采用了阴险毒辣的“激将法”,演出结束后,没有做任何解释,没有做任何思想工作,象仍抹布似的把何小萍发配去了野战医院。成人40度高烧能跳舞,堂堂一个“政委”,说谎似乎连常识都不顾了!

  难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者就是政委这种人吗?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就是这么做的吗?这不是在做思想政搞治工作,而是在搞阴谋诡计嘛!很难想象中国人民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打败了八百万蒋匪军?

  从毛主席三湾改编开始,把支部建在连上,政治工作就发挥了无比的威力,无论是红军长征途中,艰难困苦流血牺牲,坚强的思想工作,使红军拖不跨打不烂。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大批的俘虏兵被迅速改造成为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也就是“解放战士”。解放军的物质条件跟国民党反动军队是无法相比的,那靠的什么?靠的就是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因此, 与其说《芳华》的作者是在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芳华、歌颂干部战士的芳华,倒不如说是在揭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丑恶!何小萍和刘峰只是作者他们想侮辱想损害的!因为时代前进至此,比“伤痕文学”更不如,但危害却更大!

  附:林江平: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解放战士"的规模

  2012-08-03 14:22:31|  分类: 【党史研究】

  本文摘自《党史文献》,作者:江林平,原题:《“解放战士”群体的产生及其规模》

  解放战士,一般指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页)。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占了中共军队的多数。但是,多年来学术界对这个群体的关注甚少,而且角度单一,多是就改造俘虏的经验来研究。解放战士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在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当中有多大的规模?这是本文研究的主旨所在。

  到底有多少俘虏参加了解放军?解放战士在人民解放军中的比重有多大?完全弄清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便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各野战军负责人,在多数情况下也只知道概数,极少有准确的统计数据。1951年,周恩来在全国复员工作总结会议上无奈地表示:“我们的部队没有经过核实,虚数很大……到现在我们部队的确实数目还不能统计出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复员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2月12日),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编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年-1954年)》,1958年内部版,第132页。)所以,本文也只能尽量通过对各种资料的解读来把握上述问题的大致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之后,开始重点进攻。一个重点进攻方向是西北,另一个则是山东。因此,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是较早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激烈战斗的两支部队。这两支野战军俘获了大量俘虏,其部队成分也因之发生显著变化。

  西北野战军是五大野战军中解放战士较早超过半数的一支部队。西北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稍一进行战争动员,就会达到解放区负担能力的极限。1947年初,西北晋绥分局已经“动员壮丁的十之六、七”(《晋绥分局关于春季扩兵工作决定》(1947年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第557页。),从此,“新成分的补充从过去主要靠子弟兵变为几乎全部从俘虏兵中解放入伍”(《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1947年8月,贺龙表示“现在俘虏兵占了百分之八十”(《贺龙在绥德分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8月10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3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同年11月,彭德怀、张宗逊指出:“部队补入俘虏有些已超过百分之八十,有些百分之六十,平均当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彭德怀、张宗逊关于攻榆及部队休整情况致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电》(1947年11月27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页。)1949年2月,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称西北野战军“现有九万五千人……俘虏兵约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队比例更大,班长绝大多数是俘虏兵,排长副排长亦近半数,连长指导员各军中均有个别”(《彭德怀关于西北敌军动态及野战军部署致毛泽东电》(1949年2月8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2册,第251页。)。

  华东地区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的重点战场之一,战役频繁,越打越大,华东野战军利用俘虏不断补充自己。1947年7月,陈毅、粟裕、谭震林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去年俘虏四十四万中参加野战军最低估计十万,与自愿参军数相等或超过,野战军俘虏兵比例百分之四十到八十。”(陈毅、粟裕、谭震林:《关于华东建军经验向中央的报告》(1947年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2页。)几个月后,陈毅总结:“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1948年4月,陈毅向华东野战军干部介绍西北野战军的情况:“西北野战军一年多没有补充解放区参军的新兵,主要是吸收解放战士,现在部队中解放战士成分也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争取解放战士参军的经验和我们差不多。”(《陈毅军长在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1948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428页。)据这个“也”字,华东野战军的解放战士成分亦达到70%到80%。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实行“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据粟裕介绍:“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三十六万九千人,战役过程中伤亡十万五千人,战役结束时达到五十五万一千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粟裕文选》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页。)

  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后,也实行了“即俘即补”的政策,解放战士的数量和比重迅速提升。1948年,邓小平说:“现在前方部队,大约百分之七十是解放战士。”(转引自何启君:《情系延安》,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1949年7月,中原野战军前委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部队在去年淮海战役后,本来俘虏成分就普遍达百分之六十左右。现在则普遍的已达百分之八十左右。”(《二野前委关于部队情况向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3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东北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最初一两年内,解放战士的规模比较小,这与它拥有广阔的根据地和丰富的后备兵源(翻身农民)有关。东北野战军各级将领在吸收俘虏入伍这个问题上没有其他野战军将领那么积极主动,导致东北的俘虏流失很大。1947年10月,罗荣桓感慨道:“夏季攻势共五万俘虏,现在补充到部队只有八千人,在后方训练的八千人,其余的不知何处去了。”(《关于部队建设的若干问题》(1947年10月),《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页。)1948年3月25日至4月16日,罗荣桓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军区参谋工作会议,指出部队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争取解放战士不够,研究经验、方法不够,没有将认识提高到将其看成政治任务上来”(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页。)。同年9月,他在《军队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专题报告》中指出:“俘虏成分一般已占百分之十。”(《罗荣桓军事文选》,第458页。)这个比重在当时各野战军中是最小的,但是随之而来的辽沈战役使其大幅度上升。辽沈战役,打了52天,主力部队除一纵伤亡较小外,几乎都有近万人的伤亡。(参见马云鹏:《会战平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总共补充了17万新兵,其中解放战士11万人,翻身农民6万人。(参见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1975年内部版,第446页。)部队的成分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以三纵为例,一般连队解放战士都占54%左右,有的连队甚至高达60%。(参见沈阳军区政治部研究室编印《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945-1985年)》,1985年内部版,第103页。)

  华北野战军最初也没有全力吸收俘虏入伍。1947年3月,罗瑞卿在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甚至要求:“补充解放战士限制,不超过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第627页。)同年6月,朱德向中央报告,晋察冀军区“战士中成分好,俘虏只占十分之一二”(《关于晋察冀区军事工作处理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47年6月1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页。)。不过,随着战事的紧张进行,对兵源需求量日益增大。1948年2月,杨成武反思:“过去争取俘虏入伍太少。”(杨成武:《关于整顿纪律整顿制度问题》(1948年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341页。)同年3月,华北军区成立了补训兵团,专门负责训练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到1949年7月,共训练翻身农民8.36万名,解放战士6.19万名。(参见《华北军区关于补训团情况向军委总政治部、华北局的报告》(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318页。)

  就全军范围内解放战士的规模而言,1948年8月23日,朱德在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9页。)据统计,1948年6月,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近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如果“我们的军队”指中共全部军队,那么解放战士应有168万到196万人;如果仅仅指野战军,解放战士则有89.4万到104.3万人。另据统计,从1946年7月到1948年6月的两年间,中共俘虏国民党军的人数是163万。(参见《全国解放战争四年敌我兵力损失对比统计(1946年7月-1950年6月)》,军事科学院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附件之“战绩统计表”(八)。)据此推测,“我们的军队”指野战军。毛泽东在1948年10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两年内……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6页。)这里提到的“两年内”,根据上下文判断,指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两年内,即1946年7月到1948年6月。虽然毛、朱二人用的都是概数,但至少说明截至1948年,野战军已有半数以上是解放战士,若就全军而言,解放战士则占了30%左右。

  随着三大战役的接连胜利,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中,解放战士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49年4月,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5页。)同年7月,周恩来又向众人介绍:“在这三年当中……在敌人所损失的五百六十九万人当中,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七十,即四百一十五万,而俘虏中又有二百八十万变成了解放军。”(《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6-347页。1949年1月,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余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若把周恩来在4月提到的比重应用于1月,就全军范围而言,按“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计算,解放战士有232.7万到250.6万人,再加上半年的上升空间,这与周恩来7月份提到的280万人是大致吻合的。由此可以判断,到1949年上半年,在全军范围内,解放战士已经占到了65%到70%。之后,这一数字仍有上升。解放战争结束后,1950年6月,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84页。)

  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中共就已经从俘虏中吸收士兵入伍,以弥补兵员之不足。但总体来讲,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俘虏政策着眼点是宣传自己、瓦解敌人,俘虏一般来说能够自由选择去留。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用“基本上不释放”取代自由选择去留,意味着中共的俘虏政策已日益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扩军政策。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事的延续,中共越来越重视从俘虏中获得兵员补充,这使得俘虏政策的扩军性质更加凸显。在这一背景下,解放战士的数量不断膨胀,他们在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中的比重也节节攀升。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越到基层,解放战士的比重越大。有些班、排甚至全部都是解放战士,区别仅在于“老解放”和“新解放”而已。解放战士的加入,充实了人民解放军的兵力。他们为中共赢得全国政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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