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不是药神》说开去：如何扳倒这座大山

　　从经济制度的角度反思最近票房大卖的《我不是药神》，我们该不该支持“药神”这种“灰色地带”的所谓“新兴职业”?我认为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经济制度设计问题，不仅是医疗相关行业，与之并称“新三座大山”的住房相关行业、教育相关行业都能以此类推。实事求是的讲，住房相关行业早已是市场过剩而计划太少了，医疗相关行业、教育相关行业则是计划过剩而市场太少了。

　　住房相关行业“去库存”杯水车薪，过度市场化的恶果一目了然，这一点连最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吴市场”(吴敬琏)等经济学大腕都不得不认账了，“房叔”人人喊打而“房奴”怨声载道都只是冰山之一角，此处无须赘述。“药神”等医疗相关行业半公开身份的名利双收则表明，当前我国的医疗市场化程度还不够，否则“药神”早就泛滥成灾而很难名利双收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计划内的医疗福利政策越少越好。要从具体的经济制度设计上将“药神”拉下“神坛”，则沿海、开放化部门、高收入行业、城镇、人口密集区、交通发达地段、治安利好社区等适于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效率、利润与税收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集聚区)边(内陆边疆地区)穷(贫困山区)地区、保密化部门、低收入行业、偏远农林牧渔区、人口稀疏区、交通落后地段、治安不力社区等适于通过宏观调控(计划经济的有益部分)缩短贫富差距的领域的计划化程度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简言之就是前者应扩大市场化而后者应夯实计划化。前者足以体现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而后者足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二者统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二者一旦相辅相成，“药神”就会被市场“均衡化”为一种普通的职业，像事业单位附属医院的大夫、护士那样本本分分而光明正大的“为人民服务”。同理，在教育相关行业中，沿海、开放化部门、高收入行业、城镇、人口密集区、交通发达地段、治安利好社区等适于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效率、利润与税收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应进一步扩大，而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集聚区)边(内陆边疆地区)穷(贫困山区)地区、保密化部门、低收入行业、偏远农林牧渔区、人口稀疏区、交通落后地段、治安不力社区等适于通过宏观调控(计划经济的有益部分)缩短贫富差距的领域的计划化程度应进一步加强。教育相关行业一旦学会两条腿走路，民办教育机构就会像“吃皇粮”的教育机构那样不敢再乱收费甚至收高费，黑白通吃的“学阀”也将像“药神”那样被拉下“神坛”。

　　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仅不是姓资姓社的标准，而且不是姓公姓私的标准。国企不等于公有制，民企也不等于私有制，二者都只能代表特定群体的经济利益，只有将二者无缝对接起来才有可能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哪里该计划多一点而哪里该市场多一点?对此一定要耐心的就事论事而切忌偷懒一刀切。单一市场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连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搞不下去了，2018年全球各大经济体之间贸易战的升级越来越迫使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干预市场;单一计划经济的计划原教旨主义早已被斯大林主义导致勃列日涅夫任内“停滞的二十年”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新中国在冷战时期内忧外患(外交上“联苏制美”是国共内战的自然延续)的夹击下一度被迫追随斯大林主义搞单一计划经济而导致“乒乓外交”反弹。向哲学方法论深度剖析，单一计划经济或单一市场经济都是矫枉过正的走极端而背离了儒学特有的“中庸之道”。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简单地五五分账和稀泥的“中间路线”，而是要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找到不同的“黄金分割点”，社会主义是目的而市场经济是手段，计划与市场双管齐下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左右两手”，二者缺一则要么失去公平要么失去效率。

　　如果说当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我们的经济建设一旦发展到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单一计划经济也就依稀可辨了。这一趋势在我国发展较为迅速的物流相关行业中已有端倪，比如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就直言计划经济将在物流相关行业中更有前途。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简单粗暴地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邪路”的xzzy产物，也不能将个别行业的单一计划经济苗头简单粗暴地批判为“走wg老路”的斯大林主义余毒。我们的经济建设一旦发展到“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成了一种本能而不再是一种谋生手段”的程度，没有阶级差别与国家政权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依稀可辨了，强调公平的计划经济与强调效率的市场经济都会越来越显得多余而随着阶级与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到那时再争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就更无必要了。马克思主义既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又不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前者(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第一位的，后者(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第二位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塑造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对我国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积极反作用不宜夸大，更不应将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积极反作用永恒化或一刀切。比如，在当前我国发展较为迅速的房地产与物流相关行业就应让“计划多一点”而医疗、教育等发展较为缓慢的相关行业就应让“市场多一点”，国防等保密化部门应适度“对外开放”(比如让军火市场多一点)而互联网等开放化部门应适度“闭关锁国”(比如让区块链计划多一点)。此即不同的“黄金分割点”，案例可演绎。

　　计划的逻辑往往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而市场的逻辑往往与经济保障息息相关，前者在学术流派上往往导向现实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后者在学术流派上往往导向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分离主义。不言而喻，二者有各自的历史局限与相互的逻辑交集。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二者在哲学深度上合龙为传统的理性主义(前者是强调国家理性的客观唯心主义而后者是强调市场理性的客观唯心主义)而与新兴的建构主义(强调“共有观念”有“建构功能”的主观唯心主义)针锋相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史观应在承认“市场理性”在过去三百多年中创造的惊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尤其是处在自由竞争阶段的大英帝国)的基础上推理“国家理性”创造的更惊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苏联)而将反映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共有观念”的“建构功能”摆在第二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则应根据“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逻辑推理共产主义“共有观念”的“建构功能”。当然，源起于西方学术界的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都是为资本主义逻辑服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逻辑有必要取其精华剔其糟粕。

　　籍此反顾《我不是药神》这部“大片”，我们看待“药神”现象也就有了行业宽度、制度高度、哲学深度与历史长度，看待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剪不断理还乱的左右之争也就不会像苏轼那样“不识庐山真面目”或像陈子昂那样“后不知来者”，扳倒“新三座大山”较之于近代中国的“三座大山”(帝官封)也就举重若轻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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