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为柳青六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深刻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和农民思想情感转变。本文以《创业史》中的几位典型农村工作者为例，将其行为处事归类为“心回肠转”与“直杠子”，揭示干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是柳青在大量观察实践后提升出来的思考：“心回肠转”代表耐心谨慎、设身处地的方式，易于进一步展开工作;“直杠子”所体现出来的刚正不阿值得肯定，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颇多掣肘。通过透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说明国家对乡村结构的改造，除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推进，对接乡村已有的伦理与文化资源同样不容忽视。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3期，感谢李娜老师授权保马转载。

“心回肠转”与“直杠子”

——《创业史》视域中的干部、群众与国家

李娜

　　引子：“心回肠转”与“直杠子”——一个理解合作化运动中的干部的视角

　　“心回肠转”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创业史》第一部的十六章2。1953年春天，梁生宝要带着互助组进山割竹子，行前到黄堡区委会找王佐民书记，适逢渭原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也在，正要“到蛤蟆滩去呢”。庄稼院办公室里，这场区、县和村社干部之间亲热而严肃的谈话，很值得琢磨。两个书记殷殷询问梁生宝互助组的情况，由此展开了一场从对“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政策的理解，到干部工作方法出现的新问题，到对小农意识的认知、克服，层层递进的讨论，直至杨书记以新旧事物的斗争哲学，讲解“互助合作和小农经济”的关系……。这是《创业史》中的重要“一课”，一方面，在“政策与现实”的对接中，对国家为何、如何发动合作化运动，做了富有紧张感、理论化，又极为生动的阐释;另一方面，透过梁生宝的视角和感受，传递了一些为国家视角所不易体察的信息。看起来在激动地领会学习的梁生宝，有着引导上级领导更细腻地进入乡村现实的能量。两方面都表达得这么深入，当来自柳青扎根乡村的经验和他特别的思考意识。

　　得知梁生宝互助组在“活跃借贷”失败后，以组织进山割竹子的方式，解决了贫困户度春荒和肥料问题，高兴的杨书记被触动了心思，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互助组要依赖中农的车、马才能搞好生产，问梁生宝是否同意。梁生宝让杨书记“把另一种意见给咱说一下”，就在这里出现了：“生宝是个心回肠转的人，不是直杠子人。”(《创业史》第一部，第204页)

　　杨书记很满意地笑了笑，说：

　　“另一种意见嘛，说，没有中农的车、马，贫农互助组也能搞好生产咯;勉强地拉扯中农，反而把互助组弄成形式，或者弄起一大堆意见，不能解决，后来干脆散伙了。这就是大伙常说的‘春组织、夏垮台、明年春上可再来’那话。这号意见的人们还说：党的政策说团结中农，意思只是互助组里不能打击中农，不能损害中农的利益，并不是说互助组非沾中农的光不可，要看中农的脸色办事情，不然就弄不成互助组。你觉得怎样?”

　　生宝听了一半，紧张起来的精神，立刻轻松下来了。他变得十分畅快。他的行动已经替他做了回答。他明白杨书记问他的意图。他说：

　　“党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要是没中农的车、马，就不能增产，那不是依靠中农了吗?简直没贫雇农的一点骨气!”

　　杨书记听得哈哈大笑。但他随即收敛了笑容，严肃地问：

　　“可是有人说，党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去团结中农。你怎样回答?”

　　“太咬文嚼字了!那么党做什么呢?”率直的区委书记对这号书生的迂腐语调，很不满意。

　　生宝同意王书记，说：“王书记，你该知道俺互助组里的情形吧?有万是贫农，生禄是中农，我是共产党员。我代表咱党。我不能靠有万去团结生禄嘛，两个人老矛盾哩。我一定是靠有万他们把互助组撑架起来，我又想办法叫大伙和生禄团结。杨书记，这如今的互助合作，我看，我看……我看和土改……

　　…………

　　生宝使了劲，大着胆子放炮：“这如今的互助组和土改不同哩!土改中间，贫农和中农没矛盾，一股劲儿斗地主。这如今的互助组里头，贫农和中农的矛盾才大哩。(《创业史》第一部，第205页)

　　由此看来，“心回肠转”，不只是对待问题不鲁莽、不直观的反应;还表现为，梁生宝对土改后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有着敏锐的知觉：他对“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政策的理解，不只是顺着国家说，他的回答里，提到了贫雇农的“骨气”，同时，“骨气”是骨气，对土改过后这一时间点上互助组里贫农有万和中农生禄的变化、关系的把握，才是他理性的依据。

　　之后，王佐民书记提出有的基层干部认识不够、方法简单，某乡长在会上跟群众说：“没有共产党，你们怎能分到地嘛?共产党号召互助合作，你们对互助组不热心，还闹自发!把良心拿出来!……”(《创业史》第一部，第208页)乡长的急躁和要群众“感恩”，被两位书记批评为“没出息”：关键在教育和示范嘛。而梁生宝由此想到本乡樊乡长对自己继父梁三老汉的批评，不由“激动起来”。

　　“庄稼人眼见过小家小户小光景，没见过社会主义嘛!……咱只能做出样子给他看。可是俺的樊乡长说俺爹扯我的腿，对不起共产党，是忘恩负义，是没良心，根本不像个贫雇农样子。俺爹为啥不像贫雇农样子?土地证往墙上一钉，就跪下给毛主席像磕头，这是没良心吗?……俺爹是好农民。王书记，你该知道俺滩里的白占魁吧?你就是赶明日要实行共产主义，他也赞成。你喜爱这个人吗?他倒是脑筋灵敏着哩!”(《创业史》第一部，第209页)

　　梁三老汉的“落后表现”在推行合作化之初具有普遍性、代表性，柳青/梁生宝认为，这来自庄稼人“过小光景”的身心，只能在合作化推进的“大光景”中慢慢改变。樊乡长式的“问责良心”，所以是“没出息”的。梁生宝在这里展现的“心回肠转”，在于对乡村社会中各种类型的人内在的、历史的、动态的认识，从而在工作中表现为耐心和细心，以及信心。“俺爹是好农民”，这个回应超出樊乡长所要的“良心”，它提示了：为什么在梁生宝的意识里，一个小光景经验里的“好农民”最终是会接受社会主义的，且一旦接受是扎实的，这里埋下了伏笔，这里也先不说。

　　再看樊乡长对梁三老汉的粗暴，有他性格思维的“简单”因素;同时，“忘恩负义”的指责、“讨债”的方式，也与合作化运动初期国家在宣传动员方式上过分强调“忆苦思甜”有关3——基层干部的“直杠子”，与国家政策的“直杠子”有关。这种状况下，一个对村子没有深入了解的外来干部，如果仅凭是否拥护政策，是否积极，很有可能把梁三老汉当做“落后分子”，而把白占魁这样的兵痞二流子的刻意钻营当成进步——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和有关四五十年代乡村的材料中，土改后的乡村干部中不乏白占魁这样的人物。

　　梁生宝层次丰富的“心回肠转”和樊乡长同样包含了许多层面的“直杠子”，其实在第十六章之前，在蛤蟆滩的生活故事中，一直上演着，而在黄堡区办公室这个谈话场景中，被明确地提出，且形成一组对照，这是特殊的，还是它实则是一个自觉的、贯穿性的角度?

　　《创业史》写了很多干部，从村社到乡、到区、到县委，多姿多彩。在柳青的认识里，首先对革命事业真诚很重要，因此可以做一个区分：有的干部对党和国家号召的合作化作为社会主义道路，是真诚相信、愿意它在中国社会迅速落实;有些，如土改中表现突出的官渠岸上的能人、党员郭振山，因发家的私念，对这一号召和工作是三心二意的。姑且不论郭振山，来看“真诚”的干部：对于“真诚”的干部，重要的区分就是“心回肠转”和“直杠子”了。“直杠子”对工作会有很大损害，而“心回肠转”则对工作特别有意义。要明确的一点是，在柳青这里，作为将国家政策(合作化道路)落实到社会的执行者，干部的“心回肠转”和“直杠子”，显然不只是通常会有的一种理解层面——个人成熟与否，或者“斗争策略”的问题，柳青把它看得更重、要求更高，甚而包含了认识论和理论层面。

　　因此，将“心回肠转”与“直杠子”这个认知视角推广到这些“真诚”的、不同层级的干部身上，可以看到推动合作化时期(柳青所观察、思考的)共产党对不同层级干部的不同要求和培养方法，进而有可能对整体上群众、干部与国家在此一时期的关系，有个展开的思考。

　　以下，分成村社、区乡和县这三个层面来做逐级的梳理。

　　村社

　　(一)有万和高增福：从直杠子到“心回肠转”

　　柳青把有万、高增福、欢喜——这些和梁生宝一起搞互助合作的村里的年轻人，称为要“改变蛤蟆滩命运”的人。在第二部里，灯塔合作社成立时，梁生宝被选为社长，原来的民兵队长有万是合作社第一队生产队长;高增福从官渠岸搬到下河沿，当了合作社副主任，还是个少年的欢喜则是记分员。“共同的事业常常把肉体上是两个人，变成精神上是一个人，彼此难舍难分”。他们与梁生宝精神相通，性格各异——对于他们共同的事业来说，这差异就是“直杠子”与“心回肠转”的差异了。柳青同样给出了他们各自“性格形成的全部基础”。比梁生宝还“彪小伙子”的有万，不但是“直性子”，而且是“火药性子”，“谁说话做事不合他的脾性，他好像滚油煎心般，不能忍耐”。他从小失去父母，是跟路边的野草一起长大的孤儿，“在他懂得道理之前，他只知道恨”，渗透入气质的恨变成了暴躁的性格。分稻种时，他无法忍耐梁大老汉要给“坐娘家”的女儿分稻种的不合理要求，以致于扔下秤杆——自己的职责，走掉了。

　　创作《创业史》时期的柳青

　　高增福的苦出身，是六岁时父亲断了手指，用讨饭把他拉扯大;长大后熬长工熬到土改，刚开始创立家业，女人死了;他又独立拉扯四岁的才娃。柳青描述赤贫、处境最为艰难的高增福，精神品质上却有同等强度的高洁和坚强，一言以蔽之，这是中国农民的“认真活人”——柳青以“白杨”譬喻之。同有万一样，从苦难中生成的正直、革命性的另一面，是不利于革命的“直杠子”。不同于有万的“暴躁”，高增福的“直杠子”被描述为一种正直的“狭隘”。在合作社成立前，他领导着官渠岸一个穷互助组，对剥削者的痛恨和对穷人的情感，使他不能容忍任何“敌人”对互助合作的捣乱，也不能容忍内部成员的动摇。活跃借贷失败后，他的哥哥高增荣去向富农姚士杰低声下气借粮，他视为背叛而气恨。梁生宝带领互助组进山割竹子，负责组织背扫帚的高增福，得知王瞎子让素芳去姚士杰家“熬汤”(做女工)，又大受打击。“气恨”不但消耗了他的体力，也因他的“脸色阴沉、灰暗、难受”，“谁也问不响”，“弄得热热闹闹的掮扫帚队，没意思极了”。这种“直杠子”带给高增福的局限，是在容易受事物起伏的影响的同时，难以从大局和长远眼光来展开工作、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有万和高增福的“直杠子”表现和性质各有不同，如果作为群众，都是可理解和容许的，但作为村干部，想要为党工作，就必须学习“心回肠转”。

　　在第二部第四章，灯塔社成立后，高增福和有万经由梁生宝介绍入党的支部会上，柳青甚至让他们对此做出了宣誓一般的承诺。

　　乡委卢书记让两人讲讲“对党的认识”，高增福总结了自己从父辈以来空有穷志气而成不了事的经验，得出“没党领导，庄稼人治不了世”的结论后，如此检讨：“介绍人提我的两点意见，我全承认。我有庄稼人的一股别扭劲儿。当了党员，我要把心胸放宽豁一点……从今向后，我要站党的立场，不能站贫农立场。生宝同志，多谢你。我今日才明白了：依靠贫农和站贫农立场不一样。”(《创业史》第二部，第40页)

　　有万则从头至尾检讨自己的“野性子”，如此表达“改造”的决心：

　　“我是个野性子人。党里头规矩严!我想入党想了几年，只怕自己火性一发，坏了党的名声。”

　　…………

　　“毛主席交待得清清楚楚，只许办好，不许办坏。我有万任性，把事情办坏，对得起谁呢?旁人拿田地、牲口和农具入社。我心思：有万连这条命也入社了。咱八岁死了老子，七岁死了娘。父母双亡，给掼到马路旁边的官树底下没人管。咱和野草一块往大长的。那时间死了有万，和死了一棵小树苗一样简单。嗬!想不到我活到今日，入共产党!同志们!王书记和我谈了半夜话，说要改造社会，就得先改造自己。……”(《创业史》第二部，第41-42页)

　　高增福、有万，从苦难中长大的青年如璞玉，他们身体里的正义感、坚忍、热情为合作化运动所选择、所珍视，与梁生宝一起，成为“为改变蛤蟆滩的命运”而献身的人;他们身上不利于领导合作化的“直”，也将因为这改天换地的事业，不断得到打磨和改造。入党强化了责任心，使得高增福明白贫农的阶级情感也要服从于整个庄稼人解放的事业，所谓“站党的立场，不能站贫农立场”，明白这一点，既是从“直杠子”向“心回肠转”转化的表现，也是转化的深层动力。“入党”，也因此是柳青对“心回肠转”之于村社干部的必要性的一个特别明确、郑重的表达。

　　《创业史》连环画书影

　　不从高增福，从柳青看，“站党的立场”，还可以从几个层面理解。在1953-56年的乡村，(柳青所参与的)党的政策和工作推进显示了正确、有力的这个时期，第一，什么是一个理想的党员?执行党的立场是理想党员。第二，执行党的立场的方式就是“心回肠转”。第三，这需要党的政策也不能是“直杠子”。

　　高增福和有万，在入党发言中能如此总结经验，强调改变自己的“野性子”和“别扭”，更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有梁生宝这个参照。日常生活工作中生宝给他们做了示范，在入党提批评意见时，为他们接受，这是“心回肠转”在政治意识上落实的兼具感性与理性的方式。

　　但是，如何才能、才是“心回肠转”呢?高增福入党了，在合作社工作的展开中，虽然在对待落后分子的态度、团结人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但仍不免对有关合作社的敌意、议论等，听风是风，反应直观。这首先表现在，自己有了觉悟而不能忍耐别人没有觉悟或觉悟低。其次，他对“尊严”、“荣辱”的重视，从一己走到了合作社这个集体，这是扩展，但是一般的扩展，而不是“心回肠转”的扩展——不是像梁生宝那样“放眼量”，从全局甚至“反过来”、内省地、发展地看待困难和不好的风评。

　　对高增福这样一种“正直的直杠子”要怎么教育，柳青是特别费心的。

　　入党后，标志灯塔社成立的“牲口合槽”的前夜，高增福和梁生宝有一段“交心”的谈话。起因是，因为不服气梁生宝的互助组先办社，郭振山带着官渠岸互助组，敲锣打鼓地去申请办社，高增福听了难受，做不到梁生宝的没听见一样：

　　我不行。就像饭里吃出老鼠屎一样，我发呕，蛮想吐，吐不出来。郭振山是故意和咱们唱对台戏!

　　“快不敢这样想!”生宝连忙劝说充满实干精神但多少有点狭隘的副主任。

　　高增福也生气杨加喜说灯塔社正副主任只种过“小家小户小庄稼，弄不成合作社的大摊子”的话，生宝说：

　　“增福，反话有时候要正听。我心思杨加喜这些话对咱们有好处。”

　　待到用一个“有才的和没才的人的赶考故事”(有才的骄傲、怠惰，误了考试;没才的谨慎、勤奋，中了状元)把高增福的心说开了，生宝又对高增福严肃地打开一个“内心最深处的秘密”。

　　“我有时候觉得心里头沉沉的……啊呀!办社可不简单呀!上有毛主席的指示：只许办好，不许办坏。下有社员们的思想问题儿、生活问题儿。当初，建社的开头，我看得没这么清楚。我光看见革命，没看见复杂。增福同志，咱俩的行李可不轻啊!我有时候思量：我能行吗?区委和县委对我这么信任，我可是不敢粗心大意啊!”

　　“咱俩现时站在好汉台上了。不能光想自己能干!要想想自己有不够的地方，虚心能得到大伙的帮助。……远处的庄稼人不清知我，以为我这个农业社主任了不起。咱蛤蟆滩的庄稼人清知我哪一年不穿开裆裤了，清知我不行。你说不是这个理吗?增福同志?”

　　高增福由此想起县上来的工作组干部魏奋转弯抹角含含糊糊的态度，似乎不欲灯塔合作社上马，梁生宝不再是娓娓劝喻了，他严肃地对朋友宣告：

　　“我说：灯塔社要是不办，我梁生宝活得没一点意思了。不是我好胜，也不是我好面子。自决定办灯塔社，除过互助合作，我啥话也听不进耳朵里去了嘛!……我就是这号货嘛。拿起来就放不下，一条路跑到黑!我给老魏说：县上要是决定停办灯塔社，我不服从!”

　　高增福使着劲听着。他感动得声音颤抖着，说：“我知道你的性气了。你也知道我的性气，死，我也情愿跟你在一块办这个社。就是这话!”

　　这里分明看到了柳青和梁生宝的合体：这是柳青书记在皇甫村做干部工作，但他把自己进入了梁生宝的肺腑，用懂得朋友“性气”的梁生宝的肺腑之言，也是高增福特别能感受的方式，推己及人。感动了高增福的梁生宝，没有停步：

　　“增福，千言万语，最要紧的是一句话——甭骄傲，甭任性，甭大意……”

　　“嗯!对!”

　　“不光咱俩要这样，要叫他有万和大海也这样!”

　　…………

　　要是怎样把冯有万的性气改变好，别那么任性，灯塔社就更好办了。一个人办事多用些方式方法，少动些态度，这中间该差别多么大啊!什么时候有机会，他要和有万照这样叙谈一回。(《创业史》第二部，第78页)

　　从这里也可强烈感受到，乡村干部的成长，除了依靠上级干部、派驻工作组培养的方式，更日常也从而更稳定的是梁生宝这样的先进人物知根知底、伙伴式的帮助。而梁生宝何以能如此呢?这个形象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想人物”，他包含了柳青在现实的皇甫村发现的王家斌身上的社会主义“萌芽”，以及，在合作化运动开展中如何培育这一萌芽、使之能动于乡村的政治设想。

　　(二)村社干部“心回肠转”的人伦基础、历史要求与现实内容

　　在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章节中，柳青描述梁生宝“心中熊熊的热火”：“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了。”(《创业史》第一部，第78页)这样的精神连接着柳青所熟悉的、革命年代参加陕北的赤色游击小组的年轻人。

　　精神是继承的，但任务变了。“靠枪炮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命才开头哩。”这场新的革命与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性质有本质的不同，是对确定了土地私有权之后看起来是农民“自然”的生活要求和“自流”的历史走向的否定，换言之，合作化将改变古老的个体生产方式，从而更内在、更根底、也实则更剧烈地冲击中国农民的行为与思维。

　　合作化对乡村干部提出的要求，也因而不同于土地改革时期。蛤蟆滩上，从土地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农村积极分子、“能人”但三心二意的郭振山不必考虑了，还有与梁生宝抱着同样热情和献身精神的高增福和有万。但梁生宝才是最为新任务所需要的。除了毛泽东所强调的“骨干要公道、能干”，柳青所珍视的梁生宝的品性，还有“毫不任性”。“他的这种(想要处处听党的话的)社会意识特征和他由于受出身的影响和受艰难生活的影响而形成的毫不任性的个性特征相结合，就是我现在所描写的精神面貌。”4

　　作为乡村好人的“毫不任性”的个性特征，是作为合作化干部“心回肠转”的政治要求的基础。幼年跟着母亲逃荒得以在蛤蟆滩落脚的梁生宝，种种艰辛苦难中，始终有梁三老汉和母亲给予的呵护和温暖;而梁三的“软白刃”(总要显示厉害，实则软心肠)和母亲的克己宽厚，或都是梁生宝对人对事总能多一点“体谅”之心的来源。服膺真与善，所以“毫不任性”。“毫不任性”还带来了不从表面、直接反应，而总能退后一步，往里、往远处看的长处。这样的梁生宝有了献身觉悟，并不会因此对身边“不觉悟”的人不耐烦，而这正是有万和高增福若想从“直杠子”到“心回肠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创业史》第一部第七章，梁生宝买稻种回来，草棚院里开始了欢乐的分稻种。梁大老汉的到来，打破了这团欢乐。梁大还是贫穷的豆腐客时，曾帮助兄弟梁三和寡妇生宝妈结合;自己发了家，就分家时连一根柴禾都要争……此刻，梁大不讲理地要求给他来坐娘家的女儿分上“五升”。对此，有万“气得鼓鼓。他对于不合理的事情，极端缺乏忍耐心”。梁生宝也心里翻腾：仗着互助组对他家的车和马有依赖，梁大“欺人太甚”了!但，“生宝心里又拐了弯。”不合为稻种惹老汉退组，于是提个少些的数量。老汉再争，梁生宝便强硬起来，“你老人家也给我留点情面!……叫大伙能看得下去!”老汉让步了。而负责捉秤杆的有万已气得走掉了……

　　这一场分稻种风波，是柳青描画梁生宝“心回肠转”的第一笔浓墨。

　　之后梁生宝如此教育有万：“王书记帮咱们订生产计划时，说你啥来着?要想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就得有忍耐心。你忘了吗?像你这样，到四五月生产紧忙的时光，咱能团结住大伙吗?”

　　而有万早已追悔，恨自己：“你这是做啥?一点也沉不住气!看人家生宝拿得多稳!”(《创业史》第一部，第103页)

　　对共同事业的责任心是一个极为有效的、让柳青不惜在两部《创业史》中反复通过各种场景叙写的内在伦理：

　　忍耐有时是比激动更强大的精神力量，但并不是每个人的天然禀赋。这是事业对人的一种强制。要是肩负着重大任务而任性，就不值得党和群众信任。(《创业史》第二部，第47页)

　　西安市长安区的柳青塑像

　　如果说，面对梁大这样作为族中长辈却很难让人尊重、摆明了不讲理的组员，梁生宝的“心回肠转”意味着耐心、责任心，以及对旧秩序的某种兼顾情与理的工作方法;那么面对郭振山，这个蛤蟆滩上响当当的代表主任、第一党员，梁生宝的“心回肠转”就具有了认识能力的发展的意义。

　　梁生宝父子一起吃饭、劳动的场景，常常拉开了乡村新旧思想反复争辩、论说的幕布。这天，两人一起挖荸荠，梁三老汉埋怨生宝为公家忘自己，拿“郭振山也是党员”来作比，原本在辩论中占了上风的梁生宝不说话了，不只是因为涉及组织纪律，“这是党里头的问题”，更因为对郭振山这个土改后专心发家、思想退坡，但仍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的党员，梁生宝既为之惋惜，以之为警惕，更期待着在互助合作工作中能重新把这个有能力的党员“团结”住。当郭振山来到，且倚老卖老地教训他“你甭钻了生产，就脱离了政治哇”，梁生宝不还口，不为自己委屈或恼怒，只在心里替郭振山难受，“你长嘴，怕专门为说旁人吧?”(《创业史》第一部，第113页)

　　梁生宝不曾与郭振山发生冲突或“面对面的斗争”，郭振山或堂皇或小家子气的言行，却让他在认识能力上有了一个突破。在要不要接纳兵痞二流子白占魁加入互助组的问题上，梁生宝遭遇组员的反对后，不肯死心，“庄稼人不愿要二流子，这是能想通的，但共产党员不应该顺着庄稼人跑嘛。”于是来找郭振山请教，在他几乎接受了郭振山语言的“魔力”，决定不接收白占魁时，却被得意的郭振山一句“你想当劳动模范，要慢慢来嘛”惊醒了。“自己掺杂着个人利益办事，对人家也是什么都从个人利益的角度猜想”的郭振山在梁生宝心中的道德破产，让他得以独立地从白占魁的历史到互助组的现实力量对比，再到将来的发展——也即“辩证”地、“发展”地重新思考接纳白占魁的问题。不管吸收白占魁是否正确，是否真的符合其时的政策(后来白占魁在合作社建立后，不但因赶牲口惹来麻烦，根据《柳青传》，柳青还打算在后面两部中让他有目的地搞破坏5)，梁生宝经历了这场波折，同时在认识和思考上得到了“发展”。

　　同样的，有了责任心的“直杠子”想要“心回肠转”，完成从“认识”到行为能力的成长，关键的是独立承担责任。

　　高增福在入党宣言、甚至在与梁生宝“交心”夜谈之后，仍一再地为合作社琐碎、层出不穷的问题心绪起伏，“心回肠转”真正在他性格里落下来，是出现在梁生宝去县上开互助合作积极分子大会，他这个副主任担起责任之后。当梁大老汉因为白占魁不善待大黑马而闹起抢马风波，哥哥增荣又跑来惊慌失措地担忧他“社散了怎回官渠岸呢”，“都说社要散了……众人是圣人!”以往，哪怕明知他哥是好心也会生起厌恶情绪的高增福，此时能“心回肠转”，想到社外随时都有人在议论合作社这个新生事物的每一个困难和问题，“这么一思量，反又对他哥哥的紧张心情有点原谅了。”这个下午，高增福成功地领导了社员们对白占魁的批判会，又慎重地把梁大和梁生禄这父子俩“影响大”的问题留置日后……

　　至此，综合本文开头黄堡区办公室里梁生宝的“心回肠转”来看，对村社干部来说，“心回肠转”究竟有多少意味?他们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是乡里乡亲、街坊邻居，既有知根知底的优势，又有各种传统、日常关系的牵绊顾忌;他们的觉悟和视野，在普通的村民看来，不管赞不赞成，往往是“太远”、“太大”的事情。他们需要对合作化运动作为一种从根底上改变农民意识的革命的艰巨性有认识，而这要落实到最具体的人和最细微的生活中。所以，他们必须耐心，从容，宽让。历史要求他们要对村庄里各种类型的人有由外及里的认识，同时要对新的时势如何引发这些人的状态变化乃至乡村社会关系的变化，有正确的敏感。他们要照顾乡村中原有的关系、伦理乃至舆论，更要珍视乡土社会中那些好的品性和风气，甚至，这要与他们对合作化之为一种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以最朴素和自然的方式结合起来……这就是此间要求的“心回肠转”，包含了个性、态度、工作方法、意识和认识能力。在柳青笔下，村社干部的“心回肠转”，以及从“直杠子”到“心回肠转”的改造，已然是一种包含了历史要求和现实内容、且在运动和理论之间往复、相互校正的政治设想。

　　区乡

　　(一)乡书记卢明昌：“心回肠转”的桥梁

　　蛤蟆滩，这稻地里“不像村庄”的村庄，在20世纪初乡村连绵起伏的苦难中，由外来逃荒者和本地破产者逐渐聚居而成，解放后被划归下堡乡下堡村第五村;下堡乡政府就在汤河北岸的下堡村。

　　蛤蟆滩与乡政府隔着一条汤河。乡党支部书记卢明昌常常“过河”来。这天，“忙得连鞋也穿不住”的他又准备过河了。因为郭振山的互助组，竟然不顾区上对蛤蟆滩互助组发展的整体安排，到区上敲锣打鼓去申请“办社”。

　　下堡乡乡长樊富泰对卢明昌说——樊乡长出场并不多，却是一个能导引出多层次对照关系的人物——不必过河去，干脆把郭振山叫过河来，“咱们在支委会上狠狠斗他一顿!给他点颜色看!啥共产党员呀!上天呀!”(《创业史》第二部，第72页)

　　这是《创业史》第二部开始不久，梁生宝带领的灯塔社已经成立，梁三老汉也已穿上了象征庄稼人尊严的“一整套新棉衣”，支持着梁生宝“平大事”、“奔社会(主义)”了，而且，如梁生宝所设想的，经历了“扎实”转变的梁三老汉，对合作社更有特别的责任心。这些事实可成为卢支书教育樊乡长的有力证据，让他对自己“要良心”的工作方法有所“惭愧”，但阻止不了他对事情的反应，依然是“简单”，这是樊乡长的直杠子的另一个特性。“樊简单”这个绰号，提示着，在乡干部这个层级，承担的任务和村社干部不一样，“心回肠转”有不一样的要求了，特别要求，不能“简单”：怎么对乡所管辖的每个村庄的状态都能有具体、准确的把握?特别是，怎么对待各村党员干部的“进步”或“退坡”，以及他们的团结问题?

　　在这个层面上与樊乡长的“直杠子”形成对照的，是支书卢明昌。

　　卢明昌为什么就可以不简单?

　　卢支书的出场很早，在第一部第九章郭振山主持活跃借贷群众会议的夜晚，卢支书和郭振山站在苜蓿地里谈话。

　　卢明昌和郭振山一般年纪、比郭振山身量低、外表显得平常、渺小。支书穿着脱离生产干部的制服，也不能改变他庄稼人的体型——粗大的手、一尺的脚，出过力的胳膊和腿，微驼的背和被扁担压松弛的肩膀。中国有几百万、几千万这样的同志，他们穿上制服、毛呢料子衣服，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会装腔作势。他们联系过和继续联系着不知其数的群众。(《创业史》第一部，第123页)

　　卢支书穿着制服的庄稼人的体态特征，既流露着他和村社干部同源共生的密切关系，也隐喻着作他在干部体系中的位置和重要功能：他是连接群众和党/国家的桥梁。他的话不多，也不显得理论多深，作为乡支书，他对村庄的复杂性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把握，最为关键;他必须把乡村的动向准确传递到区——这一领导基层农村工作的核心所在。

　　如何传递这种复杂性?柳青特别描写卢支书的，是他对乡村党员干部的知根知底。他与郭振山的关系，是土改中一起工作，1949年同时入党。在苜蓿地的谈话中，他不留情面地要郭振山别再为自己的失职和错误做掩饰，并提醒郭振山的“斗争”方式已不适应于新的革命：“你总相信你那套‘轰’的办法。振山，不行哩!今后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哩!”(《创业史》第一部，第123页)

　　卢支书对人的准确把握并不只仰赖经验，更因脱产但不脱离乡村和群众。如同他和樊乡长的对照，听到问题樊乡长的反应是“叫过来批评”，而卢支书的反应是马上到蛤蟆滩去了解情况。他熟门熟路，一路上，“不管每个人的觉悟程度怎样，所有的庄稼人都问询党支书到哪里去呀。”他正面反面地思量着郭振山这一举动的动机和目的。他不在乎郭振山对他这个乡书记的轻视，“卢明昌心中有数。他心气很平和，毫不急躁。”

　　于是，在蛤蟆滩遇到做了郭振山互助组副组长的乡村秀才杨加喜和孙水嘴，看牛、谈话，卢明昌就敏感到“蛤蟆滩的另一股力量”要做什么了。不由在心中对着樊乡长感叹：

　　樊简单!你简单?事情可不简单哪!这个革命可和土改有些不同。“朝山的不是全为了敬神!”杨加喜是活周瑜。他看见蛤蟆滩贫农互助的声势浩大，要比旁的村早合作化。他在全下堡乡，也是最会看大势的人。他心思：眼看非走这条路不结，与其将来跟上梁生宝和高增福走，不如赶紧把郭振山抬起来吧!(《创业史》第二部，第81页)

　　《创业史》连环画内页

　　卢明昌了解村庄里的重要人物的历史和性格，因而能够敏感、警惕这种封建色彩的“能人”想借合作社的壳复活的动向。同时他是自信的：“他穿着家做的庄稼人鞋，很自信地踩着郭振山领导下的这个村的道路。什么事他也不怕!不是昨天才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什么阴谋诡计，党也有办法识破……只不过事情增加一些曲折的过程罢了。”所以，待卢支书见到郭振山，不管郭振山给他准备了什么胸有成竹的嘲讽，不管郭振山的眼神多么“变化无穷”，卢支书都不在乎，因为他不但了解郭振山的“个性”和“本性”，并且知道这场风波的核心所指——他提醒郭振山，“甭坐了人家的没底轿!”(《创业史》第二部，第83页)柳青把卢明昌如何做郭振山的工作，批评、教育、团结，写得起伏多姿。奔波在汤河两岸的卢明昌，是一架联系着群众和国家的桥梁，一架心回肠转的、可靠的桥梁。

　　(二)区委书记王佐民：“坚强的心情”

　　黄堡区的区委书记王佐民很年轻，“身量不高大，但却敦实”。他与卢支书不同，是个知识分子，他也不像卢支书“善于用庄稼人的语言讲道理”，在梁生宝进山割竹子之前和两位书记的那场谈话中，王书记的语言是知识分子的，但他的问话中，显示出了对梁生宝互助组的人、事、物的熟悉——这个互助组是他的重点，并且在全县试办十个合作社时，因为他的努力争取，这个被县委陶书记认为“条件”不够格——太穷的社，成了区里唯一的试办社。

　　给予村乡干部思想、理论的指导，是区委书记工作的重要工作。王书记就是生宝的“启蒙人”。

　　就是这位外表似乎很笨，而内心雪亮的书记，去冬在下堡乡重点试办整党，给生宝平凡的庄稼人身体，注入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入党以后，生宝隐约觉得，生命似乎获得了新的意义。简直变了性质——即从直接为自己间接为社会的人，变成直接为社会间接为自己的人了。他感谢他的启蒙人王书记。(《创业史》第一部，第199页)

　　但柳青并没有集中展开王书记如何启蒙梁生宝“直接为社会间接为自己”，而是散落在梁生宝被触发的一些场景中，每每让梁生宝说，“王书记讲过……”;同时，王书记的“启蒙”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在一种兄弟般的同志情感中发生的。他让梁生宝感慨，“同志感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而庄稼人之间的感情，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不常常是反映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的庸俗人情吗?”(《创业史》第一部，第201页)

　　随着合作化运动开展，农业技术革新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相应地对区乡干部提出了“技术领导”的要求。柳青对王佐民书记的具体工作不多的描写，就与农业技术有关。当生宝进山割竹子之前去找他，他提醒梁生宝把欢喜留下来下稻秧子，为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做准备，因为县上要派技术员来，“要从培育壮秧做起，实行一系列新技术，不是光搞密植。”或也因此，透露王书记工作方法和思想意识的“心回肠转”，要由一个与他还没见面的技术员——韩培生来承担。

　　韩培生从县里派到蛤蟆滩，帮助梁生宝互助组下稻秧子，作为一个有政治自觉的技术员，他努力帮助互助组团结中农梁生禄，他的小徒弟欢喜却不以为然：

　　“王书记在这里整顿互助组的时候说来：团结中农的意思，是互助组甭损伤中农的利益，甭打击中农就对哩。并不是叫俺互助组迁就中农、巴结中农。王书记说得对嘛!越迁就、越巴结、越不能团结……生禄就这神气!不理识他，看他能怎?”

　　韩培生心里“顿时压上一块石头”。他对县委陶书记报告里说的“没有中农参加，互助合作运动是搞不起来的;因为一切运动是否搞起来了，最终都取决于中间分子的态度”深信不疑。而这个没见过的区委王书记是个何等偏激、没有原则的冒失鬼呢?他隐约觉得：“一个非常轻率的危险人物，掌握着黄堡区的各项工作哩。”(《创业史》第一部，第367、368页)

　　《创业史》英译本，沙博理翻译，经柳青审阅。

　　韩培生继续努力团结生禄，生禄却打破了他的愿望——互助组的老顽固王瞎子，因为得知在山中割竹子的儿子栓栓受伤，来梁生宝家闹着退组，梁大老汉也跟着愉快地退组了，韩培生找生禄，生禄“假装难受”说拗不过老头。韩培生这才看清楚了：“你看!他说互助组合作是‘国事’，而不是庄稼人自己的事情哩。”韩培生被乡村的复杂所教育，开始想王书记在互助组里讲那样坚定的话，“也许有道理”。但他依然相信陶书记的话“绝对正确”，“那些话可能是从高深的理论书上引来的，是不容怀疑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陶书记一样的新的“直杠子”干部类型，或许可以叫做“尽信书/文件”。而韩培生打破了这样一个书生状态，村庄的现实教育之外，尚未谋面已让他经历了认识上的曲折的王书记，又给了他一个冲击：王书记正在东原上的村子打一场“防治吸浆虫的”仗。

　　王佐民书记在蛤蟆滩的互助组问题上，要大家不要吃力不讨好地去硬拉扯中农;但他在东原上治虫，却自动挪到群众把吸浆虫当神敬的地方去了。这个区委书记可真有一手!(《创业史》第一部，第377页)

　　韩培生以为团结中农虽然吃力，但革命不应该回避吃力;却得知王书记治虫到最难攻克的地方去——他是不怕吃力，不怕硬仗的，关键在于对主要矛盾的认定。韩培生初步体会到，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坚强的心情”，不只建立在责任、激情上，更建立在精准的现实感上。

　　县

　　(一)杨书记：制度设计之外

　　渭原县委负责互助合作工作的副书记杨国华三十岁上下，是陕北的烈士遗孤。

　　高大、结实，留着很精神的小平头，脸上带着一种健康的粗糙，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在旷野里长大的劳动人，不像是房子里长大的知识分子那么纤细、白净和文雅。生宝看着看着，动了感情。

　　更让生宝动感情的，当是杨书记一开口，就问到了蛤蟆滩上正遭遇的难题。

　　“党里头就这么知疼知热吗?农村党员遇到困难，县委马上就觉着哩!”(《创业史》第一部，第202页)

　　县委书记其实是很容易脱离群众的，柳青设置了一个对工作特别认真、耐苦，却让“文件摞起的一堵墙”把自己和群众隔开了的正书记——陶书记，作为杨书记的对照。杨书记是一个走群众路线的人，政治上有相当的责任心，表现出的性格特质就是热情;只读文件的直杠子陶书记的特质就是“文静”。但同样走“群众路线”，杨书记的“心回肠转”与乡书记卢明昌相比，有着不同的要求和特质了。譬如，在工作作风上：卢明昌是和农村最接近的，容易被“不当回事”的，因此强调他的“从容”，不怕人家对他的“不尊重”;杨书记，作为更“大”的干部，强调他分得清下级的朴实和油滑、尊重和巴结。

　　宣传农业合作化的邮票

　　杨书记骑着自行车满县地跑，虽然不可能做到对辖区内每个村庄都熟悉，希望至少把互助合作的重点村跑遍。但跑遍不是根本，对乡村状况的敏感，建立在可获得信息的准确性和分析能力的基础上。如何准确、及时获得地方的信息?

　　1954年元旦大雪后，杨书记扎起裤腿徒步75里走到蛤蟆滩，参加刚成立的灯塔农业社的牲口合槽仪式。杨书记的到来是很大的精神鼓舞，对灯塔合作社的具体工作，并没有特别强的作为，柳青反而是让杨书记上了梁三老汉的一堂课，听老汉讲了他父子三代养牲口的伤心史。

　　杨国华多么感动!庄稼人对牲口看重，他是知道的。但像梁生宝的父亲这样动感情地叙述他养牲口的历史，在整个创办农业社的过程中，他还是第一次碰到。

　　“老人家!”杨国华安慰梁三老汉说，“这回草棚院不喂养牲口，可不会过可怜光景了。绝对不会的!建社的两条道路学习，你参加了吗?”杨国华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怎样。

　　“参了加了。”老汉声音有点哽咽地说。

　　“你相信工作同志的话吗?”

　　“相信。相信。可是要到那个天地，要共产党领导好哩。就是这话!我不会拐弯抹角说话。”老汉说着，用那双小眼睛察看着“县书记”是不是见怪他直言。

　　杨国华感到很有趣地笑了，问：

　　“你看共产党能领导好吗?”

　　老汉嘴上使着劲儿说：“你书记要勤来俺这个地方呢!……”

　　(《创业史》第二部，第113页)

　　如此安排，或许第一是让书记亲自感受，梁生宝曾在王佐民的屋子里讲述的，梁三老汉这样的农民为什么会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乡村内部的动力;第二，“要到那个天地，要共产党领导好哩……你书记要勤来俺这个地方呢!”即便是梁三老汉与“社会主义”内在相亲，也要看共产党是如何领导落实的;共产党的落实要好，依赖对乡村变化着的状况的即时把握。

　　杨书记另一个作为，是对县委派驻到蛤蟆滩的建社工作组的“整顿”。同样的，工作组对灯塔社的创办似乎也没有特别的作用，甚至是反作用——因为组长魏奋在办社过程中只看到郭振山的能干，看不出梁生宝的容让，更看不出他“轻易不外露”的才能和德性，而误以为这个年轻人“不行”;又因为怕担责任，事事电话请示遥远办公室里的陶书记，差点让灯塔社因为“条件不够”流产。牲口合槽仪式后，杨书记特意与工作组做了一次谈话。原来，县委的笔杆子魏奋是被杨书记特意“挤”下来受锻炼的。

　　杨书记和工作组，都是到村庄来接受教育的。

　　杨书记与工作组的谈话波澜起伏，最后在白占魁的问题上戛然而止，留下了一个开放的、不确定的思虑。本来听了工作组汇报，杨书记也认为兵痞白占魁是合作社的安全隐患而紧张起来，接下来却听到梁生宝为何轻视这个问题：

　　“你们要说白占魁是个危险分子，还不如说我梁生宝是个危险分子。只要我梁生宝不和白占魁往一条板凳上坐，拍肩膀拉手，称兄道弟，把他拉到灯塔社挂你委员会里来，把咱的高增福同志排挤出去，那白占魁再过二十年还是个普通社员。蝎子的尾巴，有点毒水，也不多!……”

　　杨书记“目瞪口呆”，想起毛主席的一句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创业史》第二部，第139页)

　　不管杨书记的反应是不是有点生硬，柳青似乎是在借此提示：即使是杨书记这样骑着自行车满县跑，下雪就扎起来裤腿步行到村里，这样勤奋地走到鲜活现实中——面对现实，仍然是稍不小心就可能出现偏差的。对干部养成，共产党在制度设计上已经提出了许多，“密切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群众路线”，等等——但走到现实中，仍然看到大量问题对这些设计的偏离，这就突出了“心回肠转”的重要性。柳青在文学中提出的这个视角，特别基于制度设计涵盖不到的问题，或许有必要在这点上重新定位柳青。

　　(二)县级“直杠子”：尽信文件与尽信领导

　　刻苦而“文静”的县委陶书记，总是在办公室聚精会神批阅文件，因睡眠不足、慢性胃炎而脸色苍黄，“缺乏光气”，面对这样勤奋又似乎牢牢掌握了理论政策的书记，下级干部无不钦佩，而杨书记看过去的眼睛，则是关切、惋惜和担心。

　　在《创业史》第二部第九章中，陶书记听下乡回来的杨书记汇报大王村的合作社建设，讲到关于劳力和土地算工分的比例，“看起来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阶级路线问题”，却发现陶书记脸板平，没有一点反应。

　　他似乎是听不明白，又似乎是没兴趣听。这使杨国华不禁大吃一惊。极用心地体会上级文件里说些什么，而对下面发生些什么无心细问，掌握政策的人这种领导作风，使杨国华不只一次为他负责的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担心。(《创业史》第二部，第88页)

　　陶书记的不出门，其中一个原因是对此一时期党的政策和执行能力的自信，“伟大!嗯!就是伟大!我们党每提出新的任务，都要出现新的局面。”(《创业史》第二部，第88页)因此他相信做好政策的解读和传达，听取分析下属的汇报，就能做好工作。这可说是一种尽信文件的“直杠子”。

　　陶书记听了工作组组长魏奋的报告，即刻做出了与蛤蟆滩事实偏离，却看似有理有据、而且来自我党历史经验的分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的历史地位，不是一回简单的事情。郭振山一时间认识的模糊，不能否定他的能力、经验和群众威信。梁生宝一时间突出的表现，也不能把他估计高了。有年龄的限制嘛。老杨，你说不是这个道理吗?”

　　而杨书记从他对自己汇报中真正的问题做不出反应，意识到：即便自己也尚未了结蛤蟆滩的具体情况，但并不能对这一基于“正确道理”的分析表示赞同。

　　“道理是完全正确的，”杨国华淡淡地笑说，“事实是怎么样，现在还难说。”(《创业史》第二部，第90页)

　　作为一县之领导，陶书记的“直杠子”，对乡村合作化工作的损害更大，然而如何改变?柳青没有给出直接的设想，但给出了对陶书记影响下的县级干部韩培生、魏奋等人的“改造”。

　　回到上节所讲杨书记在“整顿”工作组时对魏奋的批评，看起来指出的是“不尊重地方党委，不向下堡乡党支部和黄堡区委了解蛤蟆滩的认识和历史”而导致错误，实则是有关脱离群众的领导人的问题了。此外，他特别注意到魏奋在准备挨批评时的脸红不安，“患得患失”。患得患失是私心和怕负责任的表现。魏奋之前对杨书记和陶书记的汇报的内容有所不同，比如顾虑杨书记积极主办灯塔社，对梁生宝的负面评价就“不好意思”当杨书记面讲。最终，灯塔社的现实发展和杨书记讲究方法的批评，使魏奋醒悟：“党性!党性!……我以前总是以为听党的领导人话就是有党性。”(《创业史》第二部，第133页)

　　考虑《创业史》的写作修改一直到1961年出版，经历1957-58年以来政策及其推行出现的各种问题，魏奋的这句话是特别有意味的。

　　“心回肠转”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一)“心回肠转”的干部，看得到乡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动力

　　合作化运动对农村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伴随着对农民观念、意识与情感结构的改造，新事物与旧事物之间既是“严重斗争”，更包含千丝万缕的联系。《创业史》的“题叙”，追溯的是梁生宝父子从并肩发家到冲突不断的“合作化史前史”，或许包含着一个问题：小农创立个人家业的梦想，能否转化、涵容在通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第一部的故事开始不久，梁生宝一家三口挖荸荠，劳动中梁三老汉与生宝展开了辩论，像过招一样，生宝常“忍不住笑”。梁生宝对继父的转变充满信心。“他一天吃饭、干活、咄呐，三件事。咄呐是咄呐，心眼可正。今年他和咱们不一心，明年他就是咱们里头的人了。谁也没我清楚俺爹!”(《创业史》第一部，第172页)梁三是个众所周知的“软白刃”，看着明晃晃很厉害，实际是软心肠。在柳青看来，显然这个软心肠里包含了连接社会主义、连接集体救赎的心性。

　　首先，正直，这使得梁三是可以被“道理”说服的：从别处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不能再加给别人。然后是尊严，从前梁三希望作为大庄稼院的长者被尊重;现在发现为大伙活着的人受尊重，更有力量，更像个人。然后是“志气”所指向的平等意识：梁三老汉观察杨书记来时郭振山和生宝的表现，对梁生宝感到满意，因为他没有“对领导溜须殷勤，转过来对百姓拿腔作势”。这样一个让正直的人受尊重，让人活得像人的乡村，以前是不可得的，梁三老汉的父亲说“世事拿铲子也铲不平”，现在，梁生宝终于召唤起了这个父祖辈以来深深压抑也深深烙印在庄稼人身心中的平等意识和热情了。

　　因此，虽然在故事开始梁三创立家业的理想和生宝的工作形成紧张感，存在矛盾，但他的精神是和梁生宝“有出息的”创业追求相通的。柳青其实从故事一开始，就春风化雨地、用各种交错的眼神絮叨着了：合作化运动不是依靠农民感恩，而是顺承、依靠着乡村社会内部的动力;乡村存在这样一条要求合理社会的精神脉络，或曰，“性气”。梁三老汉身上的这一呼应，直杠子的樊乡长看不到，心回肠转的梁生宝、卢明昌、杨书记……却都看得到。

　　柳青先是借着改霞的眼睛，望向先觉悟、行动起来的生宝：

　　改霞知道蛤蟆滩多少庄稼人，都在准备着过几十年没有苛捐杂税、没有兵灾土匪、没有恶霸地主、没有强盗小偷，只有庄稼人和庄稼人互相争权夺利的日子。而整党学习从精神上动员起来的生宝，却领着一帮基本群众，发动了新的斗争。(《创业史》第一部，第186页)

　　下堡乡的党员发展大会，梁生宝想起了那些有志气却憋屈而死的上一代：

　　在那个时代，庄稼人里头也有饱受过惨痛生活磨练的一部分人，非常不满意兄弟之间和邻居之间为了一点可怜的家业，互相竞争、互相嫉妒、互相仇视、甚至互相打得头破血流。他们艰难地熬完了自己的一生以后，常常是憋着一肚子气死的。只有当他们的子孙和工人阶级有了联系以后，社会生活的变化才进入了历史的暴风雨时代。(《创业史》第二部，第37页)

　　《柳青传》书影

　　高增福入党了，他从自己的生活经验谈对党的认识：

　　俺爸是有一股穷志气。他不到财东街门口去讨饭。他到庄稼院街门口讨饭，看见人家打发时不高兴，他就不要了。……可是，这有啥意思呢?我长大了，还是低三下四给财东做活哩。……庄稼人没党领导，治不了世。(《创业史》第二部，第39页)

　　梁生宝、高增福这样的年轻人从父祖辈的历史命运中看到了未来应该走、可以走的方向。过去时代里正直又有志气的庄稼人，包含了高增福那不肯到财东门口讨饭的父亲，也包含了梁三老汉这样的人。即使是改霞的妈妈，一个谨小慎微的寡妇，当她确定郭振山对改霞的关心和帮助的无私时，如此认识“在党”的意义：“共产党能把庄稼人教育成更厚道、更大方、更深谋远虑的人，这符合她的心思。”(《创业史》第一部，第182页)

　　柳青对文学的要求是不但要精准地统摄生活真实，而且要引导生活道路的方向。要引导，看到社会主义是可以从乡村内部推动的就非常重要，既在于少数先觉者，在革命中锻炼，有明确信仰者;也存在于更普遍人群的细微但闪光的品性中，存在于民间社会对“正气”、“正性”的要求，这是为什么农民是可以教育的一个深层的支撑点。

　　那么这一民间的朴素要求，如何在合作化这场变革中落实?

　　(二)“心回肠转”中的伦理弥合与重建

　　《创业史》第二部第四章，高增福和有万的入党仪式结束，“当支部大会开始讨论如何以灯塔社为中心建立互助合作网的时候”，栓栓来跟农业社的两位主任和生产队长“报丧”，王二瞎子死了。

　　于是有了“灯塔农业社埋人”的篇章。合作社甫一成立，柳青就把旧的亲族伦理与新的共同体伦理的关系问题，摆了出来。

　　“生平第一次帮邻人主办丧事的梁生宝”，埋的又是这样一个为社员们所不喜的顽固的前清老汉，他格外谨慎，表现在要“把老汉埋好”。

　　栓栓在下边(墓坑)中紧张地踩着土。一边大声地认真号哭着：“爹爹呀!爹爹呀!”

　　只有一个孝子踩土，如果填到墓坑里的土太虚了，下暴雨时，进了洪水怎么办呢?生宝向大伙提出这个问题。死者的外甥任老四跳下去了。任老四只是踩土，不哭他舅。生宝叫欢喜也下去踩。年轻气盛的农业社小会计干脆拒绝为他所反对的舅爷服务，惹起了社员们几声有控制的笑声。

　　生宝不满意地说欢喜：“你和死骨头斗气吗?”

　　把这当成灯塔社的葬事，社主任自己跳下墓坑去了。要是踩不实土，头一场暴雨就陷一个坑，人家该笑说：“这就是农业社埋的人!”

　　掘墓人不再任意乱丢土了。他们小心用铁锹从坑沿上往下溜着土，不让掉在梁主任身上。他这一行动使所有在场的人惊叹。(《创业史》第二部，第47-48页)

　　当“创业”不再是个人的发家，灯塔社，就是一个朝向乡村共同体的实验田。共同体并非经历了土地革命就自然形成。旧的伦理被成为“社员”的人们打破了，欢喜不愿意为落后的舅爷踩土，这似乎是应该被肯定的革命的一个后果，然而梁生宝/柳青似乎并不这么认为，透过梁生宝为王瞎子踩土的行为，可以看到柳青对乡村伦理弥合与重建的自觉。

　　此时，已经过了王书记“启蒙”、得到村民以“老韩”相称的驻村干部韩培生，也来“看农业社埋人”。

　　想来在刚埋毕人的墓地上，庄稼人们要是谈叙死者，那就只说他一生的好处，大伙都说老汉也可怜，老韩严肃起来不同意：

　　“华阴知县衙门八十大板打得他晕头转向以后，一辈子再没觉醒过来。”

　　…………

　　生宝说：“老韩，你说得太对了!八十大板打得栓栓他爹，一辈子没堂堂正正活人嘛。旧社会叫庄稼人受穷，这算啥哩?最可恨的是把挺精明、挺有力气的庄稼人，性气给弄歪了。去年整党时，学习社会发展史，今年建社又学习两条道路，给我的教育性可大哩!我想：要是一千年以前，庄稼人们就像咱现实一样，把田地、牲畜、大农具凑在一块堆，大伙商商量量订计划搞生产，多好呢!大伙都好好劳动，按规程分到各人的一份，谁也甭占别人劳动出来的东西。互相帮助，甭互相妨碍。互相提意见，就像咱农业社现在这样。那么，谁还能欺负谁呢?谁还能害怕谁呢?谁还能把谁不当人呢?人人都志气刚强。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样样都有。要是那样，栓栓他爹一辈子会是啥样子呢?他劳动那么好，会那么低三下四吗?他心眼那么多，会办事那么蠢吗?鬼!他比谁也强!他比谁也精!……”(《创业史》第二部，第52页)

　　梁生宝的这篇墓前演讲，提出了建立在共同劳动之上的新的社会关系：那是父祖辈都曾盼望的公义和平等，不但一个人的“性气”得以在新伦理中舒展，人的主体也得以在此中“刚强”，人因此像一个人。而与此理想的宣讲交织的，是实践的艰难。栓栓媳妇素芳的故事，反映了这一艰难。素芳在葬礼上止不住的痛哭，引起了梁生宝和有万的不满甚至猜疑，以为她果然是“贱骨头”，那样压榨她的王瞎子死了，她却哭成这样!对素芳的轻视，是几个村社干部，甚至尚年幼的欢喜都曾有的，虽则理由与表现不甚相同。也就是，村社干部其实共享了旧意识中某些落后的东西，对此的克服是更难的。因为它既拥有某种传统伦理的正确性(认为素芳是不正经的、自轻自贱的)，又拥有革命的正确性(认为只要压榨人的实体消失了，人就可以站起来)。素芳精神上“被奴役的创伤”，竟然是不容易被同一阶级的人所感受和理解的。以“心回肠转”为个性特征的梁生宝，也有其“直杠子”所在。一直到墓地演讲发表完，看到“已经不哭的素芳听了主任的话，重新又哭起来了”，才“明白了为什么素芳哭得那么伤心……”

　　但是，梁生宝是真的明白了吗……素芳以痛哭与死去的父亲和解，谅解父亲是在旧社会被觊觎其财产的人设计害成烟鬼的;也与自己和解，看到了重新“活人”的希望。而村社干部们对素芳的重新认识、理解和安排，刚刚开始，在伦理的弥合与重建上，或许将产生对“心回肠转”又一层的要求。

　　从根据地走出来的作家多曾有“文艺工作者/革命干部”的叠合身份，1952年始选择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十四年的柳青，始终没有失去这双重身份所内涵的张力、生气和能量：《创业史》写合作化中的乡村之“变”，基于对乡村之“常”的细致把握;在“变”的文学性记录中，蕴含着走向未来之“常”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想象。

　　农业合作化招贴画

　　《创业史》从1953年春天写起，写关中平原上一个“稻地里的村庄”蛤蟆滩发生的“生活故事”。此时，国家在集中搞工业化的同时，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逐渐明确成为农村工作的中心;合作化引发了乡村内部经济、文化、社会关系各种状态的变动——对此，国家文件和学术研究中有大量的讨论和历史叙述，那么柳青和《创业史》为什么可以依赖?为什么重要?如果对照赵树理写合作化“扩社”时期的《三里湾》，其中人物的转变多是“形势比人强”，潮流裹挟着人走上合作道路，而柳青在《创业史》中力图写出多数人物的性格形成的“全部基础”和他们在合作化运动中确实的和可能的变化。文学不能等同于现实，但《创业史》对现实的把握和表达，即便有时看起来过于惊心动魄，内在实则有着非常强的构造和逻辑，小说人物的个性和这些构造、逻辑的关系，是鲜活地贴合的。《创业史》的确在书写国家构造出来的社会，但这个国家是具体的，这个构造里呈现出来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饱满的，这样的《创业史》带来了一种认识上的导引，超过了相关材料中的历史论述;而它提供的一些视角，譬如“心回肠转”，可能是当时和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都缺乏、却对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非常重要的。

　　从“心回肠转”与“直杠子”的视角看《创业史》所呈现的干部、群众与国家，提示着：国家对乡村社会打造的结构和逻辑，除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等政治经济因素，能不能很好地基于历史中人的个性、情感和意识状态，能不能很好地对接、涵容乡村已有的伦理、文化资源来展开?如果对此有自觉，“心回肠转”，并进行不断的调整，这一打造的落地会更扎实;而“直杠子”的方式，则可能会压迫社会现存的某些资源和可能性。这个层面，在国家/党在有关乡村革命经验的总结、乡村工作方法的制度设计中，不容易被明晰描述;而在有关合作化的文学书写和历史叙述中，正是柳青这样的写作，提供了特别的贡献。

　　2017年10月18日初稿

　　2018年4月15日定稿

　　注释：

　　1   本文的写作缘于2016-17年“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围绕柳青的共同阅读、实地考察和筹办研讨会;深深感谢吴景祥、贺照田、何浩、莫艾、程凯、刘卓、何吉贤、萨支山、符鹏等诸多师友的日常讨论;本文也获益于团队两次赴陕北榆林和长安县皇甫村的参访，与陕北榆林学院、“柳青研究会”的师友们的交流，以及冷霜、金浪、罗成、吴志军等师友坦诚的评议和意见。

　　2   本文引述《创业史》版本，为《柳青文集》第二卷(《创业史》第一部)、第三卷(《创业史》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   《人民日报》1953年12月30日社论《启发农民自己教育自己》所讲的“启发”，主要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忆苦思甜”，基层干部执行时，就容易出现樊乡长那样要求“报恩”的动员方式;1954年1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对待农民应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则能够针对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状况，谈“说服教育”的问题了。参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文集》第一集，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

　　4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4页。

　　5     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417-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