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南方麻雀（下）

　　四

　　于是找领导汇报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要找就找一把手，要说就说个痛快，他对刘宾儒说：“你替我安排，到时候我要不说我都不是人。”

　　可是真的到了书记楼下了，老龚又迟疑起来。

　　刘宾儒给他打气道：“支持从来都是互相的。学校换届，市委不也要换届吗?市委书记同样需要你的支持。”

　　老龚说：“关键是你不让我谈学校的事。那我上人家家来干吗?来干坐?”

　　刘宾儒说：“完全正确。”

　　两个人在市委宿舍外面拉扯起来。本来劲头挺足，吃了一个哑巴亏，就好像上了一次发条，可到了小院门口他又觉得没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呢?你越是汇报，越是像告状。越是告状，越说明你心中有鬼。君子坦荡荡小人常嘁嘁。可是你不汇报，跟市委书记挨得着吗?

　　其实能争取到这次约见也不容易，刘宾儒钻了好几天才逮到一个空子。刘宾儒说：“你耍我啊。”

　　好在书记还挺高兴，连说了好几个欢迎欢迎欢迎。

　　按刘宾儒的说法，现在市道又变了：十年前大款流行包二奶养小蜜，现在真正的大款都养着几个领导干部;而领导干部呢，十年前流行钻门子找靠山，现在真正有头脑的干部都在结交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因为他们内心深处还是怕被人瞧不起，别看他们表面挺威猛。他们都有历史恐惧症。

　　老龚叹息：“我都五十岁的人了。”

　　刘宾儒吼道：“你就是一百岁，也得顺应潮流。再说你的目的高尚啊，手段也不低劣。你又没拿红包，不就是来看看人家吗?”

　　不过进了门以后还好，两个人配合默契。拍马屁的话全由刘宾儒包了，老龚只负责说是啊是啊是啊。书记也挺随和，没什么架子，还把家里藏的一副字拿出来请老龚鉴定。问到学校，老龚也只是含糊其词说还行。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已经完全成了刘宾儒的木偶。

　　书记说：“你们那个钟健怎么样啊?”

　　老龚怔了一会儿，又说还行。他注意到刘宾儒也愣了一下，没有提示。

　　书记说：“钟健没什么文化。”他做了个含义不明的手势说：“哦，文凭还是有的。”就自己先笑起来。

　　这是最具实质意义的一段话。但仔细琢磨，似乎也说明不了什么。

　　临出门，刘宾儒说，“我们一直想请书记出来聊聊，比如喝个早茶什么的，又怕您不方便，您不是自由人。”

　　书记于是感叹一番没有自由的烦恼，不过他又说，“跟你们出去我怕什么?”

　　老龚趁机夹进去：“那我哪天来请您?”

　　书记说：“好啊，没问题。跟你老龚喝早茶怕什么?跟你洗桑那我都不怕。那些企业老总我不敢沾，沾不得啊。”

　　出来以后，刘宾儒很兴奋，把老龚的肩膀拍了又拍，信心大增的样子。

　　老龚呼出一口长气说，“我都快憋死了。本来正好可以谈一谈问题的。”

　　刘宾儒说：“又来了。现在这样恰到好处：你什么没说，他也没说什么;但你确实已经说过了，他也确实说过了。”

　　“他说什么了?”

　　“第一，他说钟健没文化。第二，他说钟健有文凭。第三，他笑了……”

　　“还是等于零。”

　　“不，”刘宾儒撅着嘴，摆出一副老到的架式：“没文化怎么领导大学?有文凭就能领导大学?这难道不是很可笑吗?”

　　老龚终于笑出声来。

　　刘宾儒说：“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他已经注意到你了，说不说都一样。而且有些话是用不着说的，点到即止，就像打太极。”

　　老龚点头表示同意。但紧跟着新的问题又来了，而且由此又引申出一系列更加严峻的问题：把钟健往哪儿放呢?他没有经济问题，起码现在还没发现他有。也就是说他是只能升不能降的，国情如此没有办法。到市委市政府去肯定不行，这种人不能让他搞实际工作，那样会把一切都搞得一塌糊涂，那样是对全市人民不负责任。经过讨论他们发现这种有文凭没文化的干部其实最难安排，拎起来一大挂放下来一大摊，就像洗不干净的猪大肠，搁哪儿都别扭。到人大也不行，要知道人大现在负有立法的重任，这样的人去了祸害更大。最后只有请他到政协当常委或者当副主席。那儿适合他，可以整天去说大而无当的废话：××同志讲话很重要，我们要深刻领会坚决落实!或者：我们敬爱的××同志亲临现场，我代表××××表示衷心感谢!那儿确实也能满足他，可以经常亮相而且风光无限。

　　如同不愿尽孝道的儿女热衷于为有残疾的孤寡老人安排婚事，尽管搞不成谈论一下也很愉快，可以减轻自身的压力。

　　他们坐在人行道上喝啤酒，躲闪着擦肩而过的行人。讨论到后来不免又生出一丝悲哀：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市委对高校不重视，明知他是个猪大肠还要放到高校来。

　　老龚红着眼说：“管他到哪儿，只要他离开S大就好。”

　　刘宾儒说：“关键是你要上来。”

　　老龚说：“谁知道呢，也许又换了牛大肠。”

　　刘宾儒说：“那就看你识做不识做了。桑那一把!”

　　“还真的请啊?”

　　“那还有假?让小姐捏捏他不快活?”

　　“不会搞出什么事情吧?他不会认为我是个老手吧?”

　　刘宾儒突然站起来大声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哪里?”

　　“虚伪!扭扭捏捏!这种作风二十年前就淘汰了!”

　　路上行人很多。有两个小姐还停下来，大概想观察一下，这两个体面人下面还有没有生意可做。

　　接下来日子繁杂而又奇特。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校园里风向陡转。

　　首先是对侯川的通报批评和侯川在课堂上猝然倒下，激起了教师的公愤。校内网页上的BBS天天都是这方面的言论，集中起来就是“教师有没有权力公开批评学校的管理”。钟书记起初还想弹压，把几个网站的头儿狠狠修理一番，说是守土有责，如果不能清除网上污染就坚决取缔。可是网上传播比瘟疫还厉害，这事很快引起上级有关部门的注意，不断来电询问，搞得钟书记又害怕起来。

　　与此相反，老龚在侯川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不但无损丝毫，反而连连得分。他向侯川鞠躬认错的举动被传神了，他被描绘成一个既能捐弃私人恩怨又能维护大局的新时期开明领导。他既能忍辱负重又能坚持原则，既能公私分明又能顶住压力。总之那种被动挨打的感觉一扫而空，反而因为被动收获了许多笑脸。这种感觉特别奇妙：突然一下晴空万里，看到了自己的人格境界。

　　恰好那个曾经向校图书馆赠书的区委书记出事了，传说他家床铺底下搜出一只箱子，里面的港币现金就好几百万。这下钟书记慌了，逢人就解释“学校建在人家地盘上，不得不搞好关系”的苦衷。好像他是被逼到公公床上的小媳妇，大有打碎牙齿往肚里咽的无奈。

　　紧跟着是市委组织部对校领导班子考核打分。按照规定，每个班子在换届之前都要在中层干部中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也就是打分。本来是个例行公事，上级也绝不会根据分数高低决定去留，这道理谁都明白。可是由于“侯川事件”的铺垫渲染，人们的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给领导班子来了个不及格。班子不及格，自然是主要领导不合格。而给领导干部的打分，老龚自然又高踞榜首。这样一来，钟书记捂着腮帮的呵呵笑声就跟咳嗽差不多了。

　　校园里过去有个饭馆，是承包给一个老师的。钟书记搞优化教学环境时下令停办了。这个老师拿着承包合同告到法院，法院判决学校赔偿损失。本来赔了钱事情已经了结了，可这天又来了一帮记者。

　　听说是中央电视台的，钟书记就决定把中层干部会停掉，亲自来接待他们。这帮记者很能煽，先让钟书记把伟大意义说够，把镜头瘾过足，然后才连珠炮似的发问，搞得他浑身红血球队列似的在脸上一排排碾过。

　　“您认为党委的中心工作能压倒一切吗?教学环境与服务设施有矛盾吗?学校签合同很随意吗?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

　　钟书记毛了，说：“我是党委书记，当然是我大!”

　　“您能不能再重复一遍，我们再来一次怎么样?”

　　钟书记这才知道上当，伸手去挡镜头，正好又给录下来。

　　《经济半小时》播出了这个节目，某大报还配发了消息和评论。钟书记这才明白上镜头并不那么好玩，见到谁都把腮帮托起来作沉痛状，那种呵呵笑也更加夸张。一边摇头一边说：“这是断章取义嘛，蒙太奇嘛，他们跟我搞蒙太奇!”

　　与此同时，学校也成了热点。当地一家小报对S 大进行追踪，随便一件小事，都要深入报道，没完没了地纠缠。教授离婚，学生自杀，都成了他们的开胃小吃。而且查有实据，角度刁钻，看似社会新闻，其实都暗含着深意。流言，像毒蛇吐出的信子，没完没了地追着这座美丽的校园。据招生办的老师调查，今年本地考生中有不少原来打算报考S大的学生现在都有退缩的倾向。他们并非出于出于专业或者城市的考虑，而仅仅是觉得不光彩。正是全国高校都在摩拳擦掌扩大招生，竞争日趋激烈的当口儿，全校没人不骂的。骂领导成了时尚。

　　钟书记下令学校任何单位接待新闻记者都要经过党办批准。他说：“现在上面对新闻工作很有看法，正在整顿，学校又处在敏感时期，党委不能不管。”

　　其实钟书记差不多已经崩溃了。

　　有一天正在办公室里说事，突然头顶上响起电钻声，钻得人心烦意乱。教务处牛处长神神秘秘地告诉他：“这是钟书记装修办公室呢。”老龚不解：“又装修什么办公室?”牛处长问：“你真不知道?”

　　原来钟书记前几天请高人来看过了，高人认为他办公室的朝向有问题，阴气盛而阳运衰，镇不住人。破解的办法就是把门窗重新改过，放两只石头狮子镇一镇。另外这位大师对咱们学校的校旗也有看法，建议换成白底红字。可是办公楼都是正南正北的朝向，钟书记只好找一间顶楼的办公室，把门窗卸下来重新安装，窗偏东南门向西北，而且高高在上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了。

　　没有人不摇头暗笑，也没有人出面劝阻。老龚心想，一个高校落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他也不吭声。

　　又过了几天，党办通知：周末组织一次爬山活动，要求全体中层以上党员干部必须参加。具体安排是：凌晨四点集中，在六点整登上特区最高峰迎接日出，它标志着S大将以崭新面貌迎接新世纪。这本是2000年第一天的活动，因种种原因推迟了云云。

　　这一路上尽管牢骚不断，却也没有缺席的。大家都想来看个新鲜，他们说，这是“开光仪式”。果然，太阳升起，S大的新校旗徐徐展开，白底红字，硕大无比，迎着朝阳波涛一样起伏。钟书记把那对牛眼瞪圆了激动地说：“这个时刻我也不想多讲了，我祝愿大家发财发财再发财，祝愿学校千禧千禧千千禧!”

　　然而“开光仪式”并没给S大带来好运。据招生办预测，今年本地走读生的扩招计划根本完成不了。S大是地方大学，过去计划局要求至少有一半指标留给本地考生，因此外地考生想进来是很困难的。现在这个形势一来，想临时增加全国扩招指标也来不及了。生源是学校的命脉，关系到学校实实在在的命运。

　　这一下，钟书记也傻掉了。他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千禧本是基督教的概念，他祝愿学校“千禧”的本意也许并不坏，总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意思吧，可他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这天学校又来了几个记者，纠缠着非要采访钟书记，搞得他都要哭出来了。

　　老龚骂刘宾儒：“你搞什么鬼啊?你的强项就是这?这帮人全是你朋友?”现在老龚火气也大了，对刘宾儒明显有点居高临下。他在学校的声望如日中天，刘宾儒自然也就矮了下来。

　　刘宾儒说：“绝对不是。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朋友?我只是给电视台打过招呼，而且我只是提供新闻线索，至于怎么处理那是人家的事。我错在哪儿了?我怎么可能往自己脸上抹灰?”转而他又阴阴地笑。

　　老龚说：“你笑什么?”

　　刘宾儒说：“我劝你不要当那个烧香引鬼的黄道士，把鬼请来了又嫌它太难看，不是你理想中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

　　老龚说：“我本来就不赞成你的什么锦囊妙计。S大不是咱们自己的学校?你把学校搞得这么被动有什么好处?你捅的漏子你去把屁股擦干净。”

　　刘宾儒叫道：“这怎么可能?我又不是宣传部长!”

　　而那几个记者仍在钟书记那儿纠缠。想想，他只好自己过去了。

　　钟书记照例还是埋怨蒙太奇，埋怨断章取义，一脸油汗地托着下巴。

　　那几个人虽然年轻，从神态上看却很老到，正一脸虔诚地给钟书记下药。“钟书记您是谦虚。”“钟书记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钟书记您回答几个小问题!”

　　老龚黑着脸说：“你们把S大搞臭了能有什么好处?我可以回答你们：第一，工资我们一分不少拿;第二，干饭我一碗不少吃;第三，你们害了一万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毕业了还要不要找工作?他们还要不要生活?他们比你们还年轻啊。你们真的认为这样搞很有意思?”

　　钟书记说，“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几个人互相看看，不吭了。

　　从办公楼出来，他的心一直在发抖。他不知道这样会做产生什么结果，传媒会收敛一些?或者变本加厉?把自己也拖进去?但不管怎么样，最直接的作用是他帮钟书记解了围。而这一点恰恰是他不想干的。他越想越委屈，越觉得自己太善良了，整个一个东郭先生。

　　他巴不得钟书记越陷越深，洋相出尽，这样市委才能重视S大的问题。怎么派这样没水平的人到大学工作呢?大学是什么地方?他能培养什么人才?赶快调走!最起码搞得钟书记无暇自顾，焦头烂额，至少也可以少一些瞎折腾。

　　可他又不能不出手，不能不出来说话。毕竟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关系两千教职工的饭碗。要说就要把话说到位，说得绝，让人家印象深刻，不再来纠缠。这就好像踢了一个漂亮的乌龙球，倒挂金钩，香蕉弧线，但球却飞进了自家球门。他只是帮了对手一个忙。

　　是的，他们就是对手，是政敌。承认这一点，正视这一点，才能摆正位置。以前之所以总觉得窝窝囊囊，稀里糊涂，就是因为不敢正视，不愿意正视。想清楚这一点，他才忽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才能真正理解了钟书记。“跟我比他比我懂高校，跟辛校长比他比辛校长懂特区”--这话绝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印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归纳出来的。换句话说，钟书记早就把他当作真正的对手纳入那个“系统工程”之中了。

　　而自己呢，现在呼声显然高过了钟书记和辛校长。班子换届在即，市委是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的。当然，不能满足，不能陶醉，还要继续发展。要出新招儿，要彻底改革，要把S大推到一个新境界。

　　“龚老师，您在跟谁说话呢?”

　　是小陶。老龚说：“是你啊，下班了?”

　　陶月说：“我在这儿观察您半天了。”

　　“是吗?”老龚有些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点……神经质?”

　　陶月挽起他的胳膊：“我陪您散散步吧?”

　　五

　　期末考试的前一天，侯川的噩耗传来。

　　当时党委正在学“三讲”的文件，所以很快就定下治丧委员会的名单。老龚一直是侯川的领导，自然要当主任的。他也不推辞，此刻内心里真的很愿意为侯川做一些事情。从前不管有多少疙瘩，毕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仔细想想，自己虽坐在校长的椅子上，真正的同类还就是侯川。如果当初是侯川当了系主任，而自己埋头著书，死抱理想主义不放，那么今天该追悼的是谁还不一定。

　　可是真的是同类吗?如果跟侯川换一个位置，可能也会为当不上教授焦躁不宁，可能也会为送礼走门子大伤脑筋，但真是遇上上次的停课事件，也能把一切都置于脑后吗?你有勇气仗义直言，破口大骂吗?你敢冲进会议室，抢过别人的话筒，面无惧色吗?

　　从前你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你也曾挥拳揍过那个流氓大队书记，并为此付出了八年农民的代价。你也曾见不得虚伪狡诈，一怒而远走特区。可是从什么时候起，你的脊梁骨就软了呢?你甚至为准备一次发言，一次可怜的申辩，还专门买一包烟来壮胆。

　　欲望真是个可怕的腐蚀剂。你伸手了，你想得到，你害怕失去，所以你就软了。人是不能伸手的，手一伸，腰就弯下来了。

　　他觉着，心脏裂开了，呼呼地透着冷风。然后这凉意又一点一点传到四肢。整整一天，他脸都青着，饭也没出去吃。都说，龚校长因为侯川老师难过呢。有谁知道，他是为自己难过。

　　悼词是指定陶月执笔的。陶月是侯川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这样的安排谁也没有话说。他亲自去档案室把侯川的档案借出来，让陶月带回去看。按规定，这是不可以的。他吼道：“他人都死了，你们还守着档案有什么用?”

　　晚上，刘宾儒拎着一箱啤酒上他家来。两个人坐在凉台上喝得沉闷且凶猛。

　　喝了四五罐，刘宾儒才开口说：“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他显得很沉重，话锋早失去了往日光彩。

　　老龚原可以刺他两句：没想到结果，也没想到原因吗?可话到嘴边也就忍住了。这种事从头到脚都是脏的，谁也干净不了，谁也高大不了。

　　七月天了，早就是盛夏了，两个人喝得大汗淋漓，就把汗衫也扒下来，光膀子干。他们这个住宅区是市政府的福利房，熟人不多，学校老师更少，所以也没什么顾忌，只是话越喝越少，汗越流越多。

　　老龚说：“月圆了。今天农历十几?”

　　刘宾儒抬头看看，说：“谁知道啊。我来特区就没注意过天上还有月亮。”

　　老龚说：“尽注意霓虹灯了。”

　　刘宾儒看着他，不答。

　　老龚说，“一个人离自然太远，不好。”

　　刘宾儒嘴撅撅，还是不吭。

　　老龚就一个人嘀咕：“那可不好。”

　　又喝了两罐，眼看着圆月挂到西边楼角上了。老龚老婆喊，“几点了?你不上班了?”

　　刘宾儒这才惊醒似的说，“该走了。”说走，屁股却不动。

　　老龚只好又开一罐。喝完了，刘宾儒说，“真的该走了。”老龚站起来，刘宾儒却还坐着不动。

　　老龚说，“你是不是有话要讲?”

　　刘宾儒这才站起来说，“你能不能推荐我一下?”

　　老龚问，“什么意思?”

　　原来是下半年省里要开“两会”，省里也到了换届的日子。刘宾儒听说分给学校几个名额，有代表也有委员。刘宾儒的意思是，以他的知名度，给个政协委员他是不干的，但如果学校推荐他进常委，他还可以接受。

　　这么个破事，磨磨唧唧折腾半夜。开政协会不就是一年吃几顿饭吗?

　　老龚说，“行，只要开会，我就推荐你。”又说：“不过我推荐的往往很难通过，你要有思想准备。”

　　刘宾儒尴着说：“尽人事，顺天意吧。”

　　没料想第二天党委果真就开了会。钟书记解释说，本来在考试期间不想安排会议的，可组织部催得太急，立等着要报。

　　刘宾儒自然是在名单中的，只是谁能进常委，很难说出个标准。老龚急着要去考场，就先说了几句。无非是研究经济的符合时代潮流，党外人士知名度高等等。他一说完，钟书记就附和，钟书记一附和，辛校长也就没什么意见了。于是会议就结束了。

　　事后又觉着有些蹊跷。按照惯例，在人的问题上，钟书记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而刘宾儒又不在他那个侧重范围之内，怎么一说就通过了?这也太顺利了一些，轻松得让人有点失重的感觉。钟书记还搂着他膀子说，“龚校长你是有水平的人，有什么好建议你尽管说，我是百分之百支持你的。”

　　为了不影响考试，他就建议追悼会放在下班之后进行。这在往常是不可想象的，牢骚怪话肯定少不了。然而出发时候却发现八辆大客车根本不能满足，只好临时又组织了十几辆，连卡车上也站满了。除了自发来的老师，还有好些学生，有的还自制了花篮和挽联。这些器物如今殡仪馆都是现成租用的，可他们还是要带。大家都不说话，听指挥得很，一个个庄严肃穆着。这阵势把殡仪馆也吓住了，他们说，多少年都没见过这种场面了。

　　这气氛自然又感染了钟书记和辛校长。按照“规格”，侯川只是个副教授，他们两个参加已是超常待遇了。现在辛校长却提出来要亲自主持仪式，由钟书记来念悼词。钟书记也是动了情的，当他念到侯川“一生清贫，一身正气，一惯严谨，一厢情愿，痴心不改地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时候也哽住了。会场上一片抽泣。后来，向遗体告别的时候，他居然做出一个要扑上去的姿势。当然这只是一个插曲，在那样的气氛下并没有多少人在意。

　　其实在此之前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件”，如果没有学校对侯川的“决定”，无论侯川怎样英年早逝不管怎样清贫正义，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他想，侯川也值了。自己死的时候，能有侯川一半就满足了。

　　回来路上，他就一直陷在这个问题里。

　　回到学校，人都散去了，正准备回家，陶月来了。

　　陶月幽幽地，“龚老师，谈谈行吗?”

　　他问：“怎么啦?很压抑?”

　　陶月点头。只几天时间，陶月瘦了一圈，眼圈黑得象熊猫。

　　他说：“悼词写得不错。特别是一厢情愿痴心不改八个字，有嚼头。”

　　陶月说，“我就是想和您谈谈这八个字。”

　　于是他就留下了。他们先在校园里转，然后又上了滨海大道。

　　陶月说，“侯老师的档案您看过吗?”她说，“我全都看了，每一页都看了。他大半辈子都在写检查您知道吗?”

　　老龚有些吃惊，“怎么这些东西还在档案里?不是早就清理掉了吗?”

　　“还在，从大学时代开始的都在。太可怕了!”

　　“为什么事呢?”

　　“为了入党。他每个季度都写一份检查。连他妈妈的来信都附在上面。”

　　老龚松口气说，“那叫思想汇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和你们现在不太一样，这些我们都经历过的。”

　　陶月叫起来：“你也和父母划清界线了吗?你也把父母骂得一钱不值了吗?他妈妈来信求他，希望他每月能给家里两三块钱，他居然把这样的信都交出来，你能做到吗?听到他爸爸平反的消息，他居然表示不相信，希望党组织能给他查清楚，你能做得出来吗?”

　　老龚有点发呆，心想难怪侯川性格这么古怪，他早就被搞得不成样子了。

　　陶月说，“看到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他根本对入党是不抱指望的，他写了一二十年检查仅仅是为了继续留在学校里。所以我才想到一厢情愿这个词。”

　　侯川瘦瘦的，小小的，平日里眼睛总是红的，从来不参加系里的活动，讲课总是认真无比，声音总是嘶哑着，有时也和学生抬杠，争起来脖子和脸一样粗，……想到这些，他鼻子也酸了。

　　“这年头谁怕谁啊，我谁也不怕了!”

　　现在他完全理解侯川了，他其实是把一辈子积压的能量集中在一次爆发，作了一次总的燃烧。燃烧完了他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念想。

　　陶月抱着他的胳膊靠在他身上簌簌发抖，说，“太可怕了。”

　　老龚拍着她说：“好在那只是历史。他是个活在历史中的人。”

　　“不对!”陶月说：“您是说这些全都过去了吗?没有，这种历史还在延续，一直延续到今天。不然你就没法解释他为什么会把讲课看得那么神圣，没法解释那么胆小的人会去抢话筒，更没法解释为什么最后总是对弱者大开杀戒。”

　　老龚怔住了，这些问题他确实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今天的争斗与历史有多少联系，自己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负什么责任。

　　滨海大道是一条干线，它将海湾切去了一角，使原先的滩涂完全变成了陆地。前几年这儿还有成片的红树林和成群的红嘴鸥，现在这种景观已经见不到了。红树林还有几丛，被宫墙似的建筑隔离起来，据说是为了让它免受噪音的杀伐。可是离开海水的红树林就是住在宫殿里，还能叫红树林吗?

　　他们慢慢往回走，谁也不说话。夜已深了，那感觉不免有点异样。

　　可是已经迟了，他们被几个穿黑制服的围了起来。

　　老龚厉声叫道：“你们想干什么?”陶月紧紧靠着他。

　　“这话该由我们问。”

　　老龚说：“不要胡来，这个地方警察多得很。”

　　那些人笑起来，“他以为是演戏呢。”又说，“注意你们很长时间了，走吧。”

　　老龚说，“为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扫黄打黑懂不懂?”

　　老龚愤怒了：“胡闹，扫黄打黑扫到我头上来了?”可是话音刚落，他腿一软，不知怎么就跪了下来。

　　陶月把他拉起来说：“你们弄错了，我们是S 大的老师，他是我们校长。”

　　那些人又笑，“他是校长我还是市长呢。”

　　老龚叫：“你们怎么打人?”然而他再一次跪倒在地。

　　“打人?谁打人了?”

　　陶月搀着他，在耳边轻声说，“看样子不像流氓，跟他们走。”

　　果然他们被带进了派出所。可是进去以后就由不着他申辩了。两个人被分开审讯，老龚每一次想说话都要被厉声的“回答问题”打断。然后从姓名开始，一遍一遍地重复毫无意义的回话。后来渐渐发现这些人不太像建制内民警，更像是临时招来的保安，可这时连反击的劲头也丧失了。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也累了，就让他自己把昨晚的经过写出来。写完了，又让他摁上手印，他们就出去再也不露面。这时他才想到有可能根本不是什么误会，而这时他也差不多软成了一滩烂泥。

　　上午九点，保卫处长一脸惊恐地赶到，任陶月愤怒地大喊大叫这是阴谋这是圈套，他只是陪着笑脸。坐到车上，保卫处长才说，“钟书记把我训了一顿，他说龚校长是不可能做这种事的。他要摆酒给您压惊呢。”又说：“就我们几个人。”

　　老龚叹了一口气，什么话也没说。现在说什么也是白说了。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果不其然，一些人的目光开始异样。交通车上都是同事，平日上下班气氛都还不错，而现在说出话来都是不着边际的：“温室效应越来越厉害了。”“现在人都疯掉了，一个抢劫的为十几块钱就杀人。”

　　老龚和老婆不在一个单位，平时老婆也不大过问他的事，现在也黑着脸非要他讲“老实话”。怎么解释都是苍白的，老婆说，“这个圈套怎么不套别人，刚好把你套住呢?”

　　他只好赌气说，“我真是有问题了!”

　　本来可以问计的人现在也不见了。刘宾儒失踪了，上下班见不着，打电话也找不着，直到放假的那天才出现。

　　学校放假照例要开个党委会，小结一下，安排一下，有什么事情再说一下。这天比以往更加例行公事，好像谁都在等着回家没了讲话的兴致，就是办公室主任在说，钟书记作答。答话时还要背一两句小诗以示博学，完了就拍老龚的手，把头仰起来哈哈一笑。老龚自然是没有心情的，他现在看钟书记真的很像节目主持人了，他的表演比任何时候都夸张，比任何时候都投入。套用时下的流行方式，这家伙简直可以当选本世纪味道最馊的人。

　　还有一个人也很奇怪，就是辛校长，从头到尾他没说过一句话。一张脸就像梅雨天返潮的猪肉皮，毛孔粗大而且一直挂着汗滴。他从前每次开会都要有意无意地提两句市里的领导，他不说×书记或者×市长，他省略了姓，而只说名字，“××同志又怎么怎么啦”，可是这天他一个字也不提。

　　结束时钟书记大开双臂挡在门口，叫道：“谁都别走!今天我请客。”

　　别人都站住了，只有辛校长从另一个门溜了出去。边走还嘀嘀咕咕说，“谁请客还不是公家掏钱?”

　　一车拉到南海渔村，早有小姐把他们迎进贵妃厅。一看，刘宾儒已在那儿等着了。刘宾儒说，“不好意思，听说钟书记请客，我就秃子跟月亮走了。”

　　有人说：“这不叫跟月亮走，这叫秃子等月亮来。”

　　钟书记接着说：“可不敢这样讲。刘常委是省级领导，将来还靠他支持呢。”

　　然后他们就笑。老龚看着，就看出点意思来。

　　其实这个结果早就能预见的，只是没往那地方去想。既不是意外，也就用不着悲哀了，他想。只是这个秃子也忒狡猾了一点，早就知道月亮将从那儿升起。

　　大菜自然是龙虾鲍翅一类，钟书记让每人再点一样小菜，轮到老龚，他就趁机点了一个“清炒混蛋”。众人不解，老龚说：“把鸡蛋、皮蛋、咸鸭蛋放在一起搅和，可不就叫混蛋吗?”又对领班的说：“混蛋要炒得老，越老越有味道。”

　　酒要的是小糊涂仙，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老龚本来喝白酒是不行的，现在居然也是兵来将挡，一副全然不惧的样子。这晚行的酒令是：女人不能说随便，男人不能说不行。于是谁也不想犯规，都表现得很行。

　　喝到半醺，大家都放开了，黄段子也出来了。钟书记忽然扒他肩膀说：“都在传你老兄赌场失意情场得意呢。”

　　老龚脑袋陡然就大了，伤疤终于挑开了，一时间桌上安静下来。都想等着看他的洋相，看他怎么狡辩抵赖，怎么理屈词穷越描越黑。一股豪气从脑门上冲出来，他把酒喝干了，酒杯往桌一顿，站起来说：“一点不错，我确实情场得意。不是都讲自己行吗?我就更不能说自己不行。钟书记，龚某人做官可以输给你，做人就绝不能输给你!”完了把椅子一摔，进了洗手间。

　　进了洗手间，忽然就吐了，吐得翻江倒海，泪水直流。

　　刘宾儒跟进来有点同情地看着他，说，“何必呢?”。

　　他洗了脸，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狼狈不堪，又看见了刘宾儒的衣冠楚楚。

　　刘宾儒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他请了个院士来当校长。”

　　老龚笑了，其实辛校长下午的表现已经说明一切。

　　刘宾儒又说：“你不要误会我，我并没有出卖你，我……”

　　老龚摆摆手拦住他，一个字一个字说：“你认为我现在还有兴趣吗?”

　　假期里，老龚把几部过去的讲稿翻了出来，时间太长，有的已经发黄变脆了。稿纸上眉批和尾注写的全是小字，不戴镜子都看不清了。这让他产生一种去日无多的感慨，往夕何夕，生命流失，苍凉而又无奈。

　　这心情持续了好些日子。

　　又有一天，陶月忽然来一个电话，是从香港打进来的。

　　“龚老师，我向您道别了。”

　　他问：“道别是什么意思?”

　　她不回答，却说：“真不好意思，上次给您惹了麻烦。”

　　他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它。你是出去旅游吗?”

　　“不是，”她停了一会儿说：“我是去结婚。”

　　老龚说：“是吗?那我……祝贺你。新郎是谁?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陶月说：“您不认识的。连我也……没见过。”

　　老龚激灵一下，问：“你怎么也……?你是开玩笑呢吧?”

　　陶月说：“是真的。我想了很久，只有这个选择。对方有条件供我读书。”

　　心就像被捏了一把，隐隐地疼痛起来。她不说新郎的名字，也不说“他”，却说“对方”。她没见过这个人，却只有这个选择。

　　老龚半天反应不过来，更想不出应答的话。

　　陶月说：“给您打电话我只是想提醒您一句：您要注意保护自己。”

　　要是自己的女儿他就会说，你这是胡闹。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想留学也用不着这样。别的途径多得很。要是陶月事先来征求意见他也会说，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你是一个好女孩，你完全可以读在职的硕士博士，你完全应该有更好的前途。可是此刻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突然明白过来，陶月显然还有另外的考虑。她只是不说破罢了。

　　是的，陶月走了，结婚去了，校园里所有的疑虑都不复存在了。所有的谣言和攻击都还给了制造者，他又一身轻松了，又可以进入下一轮角逐了!

　　想到这一层，就更加难以启齿。说多了反而显得自己自私，显得自己做作，好像是故作姿态，好像是表演豁达，那把陶月又置于何地呢?

　　“龚老师?”

　　“你说你说，我听着呢。”

　　陶月说：“龚老师，昨天我去看蔡元培的墓了，挺荒凉的。我就以您的名义献了一个花篮。我想您如果在这儿，也一定会献的。”

　　他便一下子噎住：“是，一定会的。”

　　是的，如果他在那儿，有人提醒，他会的。可是香港，他不知去过多少遍了，怎么从来就没想到去蔡先生墓上看一看呢?从师承上说，他比陶月近得多，他毕竟在未名湖畔度过了四年，在燕园红楼有过无数次倘佯，怎么反而是陶月想起了蔡先生呢?陶月和蔡先生有多少联系?或者仅仅是一个理念?

　　陶月啊，你究竟想说什么呢?老师也是人，是普通人，他也得顺应环境，你太理想化了。高尚要有高尚的条件，这东西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可以逼出来的。他木木地不知如何作答，直到陶月收线了，他才道声再见，并且满耳朵都是电流的嗡嗡声。

　　他抬头，看着书架上自己早年的一幅枯笔卷轴，如今已经落满了灰尘。他曾经很得意这种笔法，苍劲挺拔，傲霜斗雪，干涩苦行，呕心沥血。好像也曾拿出去得过一个什么奖的。那幅字的意思也好，是早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奇的话，说的正是那个时代，一代学人天真遥远的谵语狂言：

　　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