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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浪|阿Q在抗战中——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批评中的“典型”问题

2018-01-22 10:26:00  来源: 保马   作者:金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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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阿Q是一个典型人物吗?如果仅从一种朴素的“典型”观出发,那么当然是的。然而,当抗战时期的左翼文学批评者们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典型”概念来把握阿Q时,却发现这个“典型”人物并不能够被简单地包裹在理论之中。阿Q是“谁”的典型?是浮浪人性的贫农,还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抑或是中国的全民族?通过对国民性范式及阶级论范式的分析,金浪老师对这一时期“典型”理论的演进进行了梳理。

  原文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6期。感谢金浪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阿Q 与“典型”理论之关联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线索之一,其中存在着国民性与阶级论两大理论范式,前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曾长期占据主流,后者则伴随左翼文艺运动勃兴并在新中国获得主导地位,而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其实离不开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批评所做的贡献。随着抗战时期各地纪念鲁迅活动的持续高涨,《阿 Q 正传》备受关注,被改编为漫画、戏剧、弹词等多种文艺形式,也促成了阿 Q 在文学批评领域“走红”。冯雪峰、周立波、张天翼、艾芜、欧阳凡海、邵荃麟等都相继写下专论阿 Q 的文章,路沙更将其中部分编入《鲁迅名著评论集:阿 Q》和《论〈阿 Q 正传〉》在重庆与桂林两地出版 1,使这些批评话语得以在抗战中集体亮相。本文考察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批评中的阿 Q 论述,将重点围绕“典型”理论从国民性范式阶级论范式的发展。不过要真正理解其中的演进线索,还必须从抗战爆发前周扬与胡风关于“典型”的一场论战谈起。

  -01-

  阶级论的战前初构 :

  周扬与胡风的“典型”论战

  虽然关于《阿  Q  正传》的早期评论中已然蕴含着某种原始的“典型”运用,如“中国人品性的结晶”2、“中国的一切的‘谱’的结晶”3 等说法,将阿 Q 视作中国国民性的“典型”,但严格而论,这一用法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典型”概念尚存在距离。随着 1930 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蓬勃开展,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书信的译介发表,“典型”才开始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概念的面目被运用于对阿 Q的批评实践,但由此也引发了左翼文学批评内部在理解阿Q与“典型”关系上的分歧。1935年 5月,胡风在为《文学百题》所撰的《什么是“典型”与“类型”》一文中,首次对“典型”概念作了系统性介绍,指出“一个典型,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物,然而却又是本质上具有某一群体的特征,代表了那个群体的”4,在论述“典型”四大理论特征之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时,更以阿 Q 为例作了如下解释:

  它含有普遍的和特殊的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是互相矛盾的观念。然而,所谓普遍的是对于那人物所属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说的;所谓特殊的,是对于别的社会群或别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说的。就辛亥前后以及现在的少数落后地方的农民说,阿 Q 这个人物的性格是普遍的;对于商人群地主群工人群或者各个地主各个工人以及现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里的农民而说,那他的性格就是特殊的了。5

  这一解释随即引来了周扬的批评:

  这解释是应该加以修正的。阿 Q的性格就辛亥前后以及现在落后的农民而言是普遍的,但是他的特别却并不在于对于他所代表的农民以外的人群而言,而是就在他所代表的农民中,他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肌理,独特的生活样式,自己特殊的心理的容貌,习惯,姿势,语调等,一句话,阿 Q真是一个阿 Q, 即所谓的“This one”了。如果阿 Q的性格单单是不同于商人或地主,那末他就不会以这么活跃生动的姿态而深印在人们的脑里吧。因为即使是在一个最拙劣的艺术家的笔下,农民也总不至于被描写成和商人或地主相同的。6

  不难发现,周胡二人的争论焦点在于对“典型”之特殊性的理解:胡风认为阿Q的特殊性是相对于其他阶层或群体而言的,周扬则认为特殊性指的是阿 Q 作为个体的独特存在。

  在随后题为《现实主义的一“修正”: 现实主义论之一节——关于“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的回应文章中,胡风一方面强调自己并不否认“典型”创造包含了个性化原则,其所谓“典型”与“类型”之分别便基于此,另一方面又反过头来批评周扬对特殊性的偏爱导致了对普遍性的否定:“既然组成性格的习惯等等是由一个特定的社会群里抽出来的,那这些东西就一定是那个特定的社会群里的其他许多个体所分有的,既然是其他许多个体所分有的,就不能是被创造出来的典型的独有的或独特的东西,我不懂他的论点为什么这样混乱”7,进而胡风又区分了“典型”的普遍性、特殊性与个性三个不同层面,尤其指出特殊性与个性不应混为一谈。

  ▼ 胡风(1902-1985)。▼

  针对胡风的“修正”,周扬撰文回应称,胡风所谓共性与个性不能共存不过是在玩形式逻辑的游戏,作为文艺表现之对象的人总是兼具社会共同性与个人多样性,且“这种个人的多样性并不和社会的共同性相排斥, 社会的共同性正通过各个个体而显现出来”8。文中再次以阿 Q 为例分析道:“胡风先生说我既认阿Q 有独特的地方,那阿 Q 就不能代表农民,为什么阿 Q 有独特的地方就不能代表农民,这意见实在奇怪得很。……旁的不讲,成为阿 Q 性格之一大特点的那种浮浪人性在农民中就并不能说是普遍的。记得作者在什么地方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当做纯粹农民的话,他一定要把阿 Q 描写得更老实一些。但是阿 Q 的这些特殊性并不妨碍他做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民的代表,并不必‘农民们写一纸请愿书或什么揣在他怀里派他到什么地方去’,因为在他的个人的特殊性格和风貌上浮雕一般地刻画出了一般农民的无力和弱点。”9

  周扬的申辩也再次引发了胡风的还击。在继续重申“典型”之普遍性的同时,胡风继续批评周扬对于人之多样性的强调是对“艺术的概括作用”的否定,并将争论引向阿Q 究竟能不能代表农民以及代表何种农民的问题上来:“阿 Q的作者说阿Q 不是纯粹的农民,这在什么地方说的我不知道,但我以为并不难懂。我说阿 Q 所代表的是他‘那一类的农民’,也就是落后的带浮浪人(Lupmen)性的中国贫农;作者说他不是纯粹的农民, 我想不外指的是他和佃农自耕农富农等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的不同。所以,阿 Q 的浮浪人性虽然对于那些农民是特殊的,但对于他所代表的‘那一类农民’却一定是普通的。”10 阿 Q 作为中国农民的“典型”与作为“落后的浮浪人中国贫农”的“典型”,乃成为“典型”普遍性与特殊性上各执一端的产物。

  ▼ 周扬(1908-1989)。▼

  胡风与周扬这场抗战前爆发的“典型”论争,虽然因与“两个口号”的宗派主义相纠缠而陷入意气之争, 却构成了阶级论范式的初步尝试。尽管在阿Q是中国农民的“典型”还是“落后的浮浪人中国贫民”的“典型” 上存在分歧,但二人强调从“阶级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之视野来分析阿 Q“典型”的阶级论思路,又都显示出与国民性范式下的阿 Q 认识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被胡风表述为是对后者的不满。在澄清“典型”之三大误解时,胡风便指出:“还有一种误解,或者以为典型所包含的是永久的‘人性’,例如哈孟雷特代表了某一种人性,堂吉诃德代表了某一种人性;或者以为典型所包含的是‘国民性’,例如阿 Q 代表了中国人,这是很有害的误解,却正是最流行最有势力的意见。”11 可以说,正是这个阶级论的战前初构及其对国民性范式的不满, 预示了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在阿 Q“典型”论述上的推进方向。

  -02-

  从民族性到世界性:

  国民性范式的延与变

  尽管胡风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国民性范式是对“典型”的误解,但这一范式在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批评中仍得到相当程度的延续。许钦文《漫画阿 Q》一文便重申了国民性批判的现实意义:“虽然早有人说阿 Q 的时代已经过去;事实上却仍然不时的有人提起他,鲁迅先生去世以来,‘阿 Q,阿 Q’更是风行的了”12,而“劣根性不铲除的不配做新国民;我们要建设新国家,必须改进国民性,所以以后,对于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劣根性, 无论是在阿Q本身上和在旁人身上,大家都值得注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13。阿 Q时代被认为不仅没有过去,14 甚至还有发展壮大之势:“阿 Q 的子孙现在可也学起时髦来!他已不再像他的祖宗样的拖着辫儿,挂着鼻涕到处惹人讨厌了。‘抗战建国’论这一套尽唱着高调,他也学会了‘批判’,他喜欢高谈阔论地批判别的人和事,更高兴在背地里说闲话,吹牛皮,而在现在,他也穿上着一身军装,威武地像煞有介事,瞧!看样儿谁能不说他是一个捍土卫国的勇士呢?可是他却始终不愿意参加到实际的工作中去,他更不高兴让自己上前线去跟鬼子拼一下,他以为做工作,真打仗,那是应该有别的人去做。‘天下之大,人群中难道就少我一个吗?’”15

  ▼ 《摩登阿Q》,图/许力。 ▼

  

  国民性批判在抗战中依旧存在自己的社会基础,但战时国人心态的变化却不可避免地使之承受着压力,即便是继续尊奉国民性范式的批评家,也意识到过度渲染国民劣根性对于民族自信心重建的不利。有论者便撰文指出,《阿 Q 正传》暴露与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做法并不符合抗战文学的需要:“我们要明白这是自然主义时期的产品,重在黑暗方面的描写,暴露内在的缺点,以讽刺作攻击,是再现的。抗战文学要有光明的示范,应该是宣传的、表现的,而且要能够鼓动,有着根本不同的地方。具体说起来,就是阿 Q 做着有许多劣根性的代表的人物,是个否定的典型,希望读者对着像阿 Q 所有的坏脾气和坏习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重在消极的警戒。抗战文学却要以积极的指导为主,写出模范的人物来,而且要加以激励,使得读者会得照 16 所提示的实行做去。”17 因此,就算认可阿Q存在“典型”塑造上的借鉴意义,也必须把对“否定的典型”的塑造转化到“正面典型”上来。如果说这一呼吁仍立足于对民族性方面的强调,那么,适应抗战的另一种结果便体现为世界性在“典型”理解上的凸显。

  阿 Q“典型”存在世界性的提法几乎与国民性批判同时诞生,茅盾在 1923年的《读〈呐喊〉》中便写道:“但或者是由于怠于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阿 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至少, 在‘色厉而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18 然而,这一话语却在抗战中出现了爆炸性增长。1939 年许幸之版话剧《阿Q正传》公演之际,许广平便撰文称:“阿Q不但是代表中国国民性的弱点, 同时也代表世界性的一般民族弱点,尤其是农村或被压迫民族方面,这种典型很可以随时随地找得到。”19艾芜的《谈阿 Q》(1940)一文在指明“阿 Q 是综合中国国民精神方面的毛病写成的,而其中最大的毛病,则是精神胜利法”之后,也从民族性转向了世界性:“阿 Q 最特征的毛病,精神胜利,这一点在外国人里面害这种病的,实亦不少。欧美人非常信仰基督教,圣经上的名言,当时深深印在他们的心里。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还难,穷人只消大摇大摆就可以进去。像这样的话,不是精神胜利是什么?实际的幸福让人去享受,自己只得意于渺茫的幻想,正跟阿 Q 老兄差不了多少。”20类似言论亦见于张天翼《论〈阿 Q 正传〉》(1941):

  阿Q是中国人,所赋给阿 Q灵魂的血肉,是中国的。表现这些典型人物的那些形象,全是道地的中国派头,例如“儿子打老子”之类。

  可是——也像现实界中阿 Q 的存在,不仅限于革命时期,不仅限于未庄一样,阿 Q 这样的人,也不仅只我们中国才有。

  外国也有许许多多阿 Q。比如那家太阳牌帝国主义,它也欺软怕硬,而它的侵略我们,已经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它可还要打肿脸装胖子;这一点不明明是个阿 Q 吗?又如卓别林在他片子里演的角色,也十足是一个可怜的阿 Q。

  说“儿子打老子”,这是中国阿 Q的派头。外国阿 Q并不以做人家的老子为讨便宜,但他们另有洋式的“精神胜利法”。

  阿 Q 这一种“儿子打老子”的胜利方式,是民族的。但他所表现的本质(精神胜利法),是世界性的。21

  在这段论述中,张天翼对阿Q形象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关系的表述,恰恰是以在胡风与周扬那里争论不休的“典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为依据:“关于阿Q形象——民族性,局限性。仅属于‘这一个’阿 Q。所表现的阿 Q 的灵魂,则有一般性,甚至世界性;只要或多或少有造成阿 Q灵魂的那些条件的时间内,就会有这些或多或少带有阿 Q性的人物在。”22 通过把普遍性的设定标准从民族性提升至世界性,精神胜利法也就自然从国民劣根性升级为了普遍人性的缺陷。这种通过普遍性设定的提升来论证阿Q“典型”之世界性的做法, 亦见于同时期蔡仪对阿 Q 的论述:“典型本来有高级低级之分,而且这是艺术评价的一切正确的基础。一个伟大作品的人物是可以成为全民族的典型,这是没有问题的。不但可以成为全民族的典型,而且可以成为全人类的典型”23,而阿 Q作为中国全民族的“典型”,自然也可以如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一样,成为全人类的“典型”。虽然以上论述都试图利用“典型”理论为阿 Q的世界性提供理据,但仅仅诉诸普遍性的提升并未构成对国民性范式的本质突破

  同样是运用“典型”理论说明阿Q 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邵荃麟却将阶级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视野:

  “典型是把某一阶层或某一集体的本质的特征统一在一个形象上,而经过个性化过程的人物创造。这句话大概是正确的吧。因此每一个典型人物所代表的必然是他自己所属的一个阶层的特征,这种特征在本质上是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具有其世界的共同性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典型的世界性才能存在。阿 Q 这样人物和阿Q 主义这种特征,不仅在中国有,在世界各国和阿 Q 同样阶层中间也有。”24在邵荃麟看来,谈阿 Q“典型” 的世界性意义必须与“阿 Q 是现代的中国的浮浪性贫农的典型”联系在一起,这不仅说明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更说明了社会本质与民族特质的矛盾统一关系,“阿 Q 是世界的,这是说,阿 Q 具有人类中被压迫在最底层的奴隶生活的特征。更明确地说,是具有人类中被压迫在最底层的而又缺乏坚决反抗的意识与组织能力底浮浪性贫农阶层的特征。阿 Q 是现代中国的,也是说,阿 Q 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中国历史时代的一个社会产物。”25 由此可见,在从民族性到世界性的转变中,阶级视野不仅已然无法回避,而且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03-

  区分阿Q与阿Q主义 :

  阶级论对国民性范式的重构

  战时左翼文学批评在阿 Q“典型”问题上的另一重要推进体现为对阿 Q与阿 Q主义的区分,而此区分乃基于阶级论之上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既然鲁迅充满了对于无产阶级的爱,可他为何还要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安放到一个饱受压迫的无产者阿Q身上呢?尽管前述胡风与周扬关于阿Q究竟是中国农民的“典型”还是“落后的浮浪人中国贫农”的“典型”之分歧中已然隐含了相关的意识,但该问题的集中提出乃拜战时左翼文学批评所赐。周立波《谈阿 Q》(1941)一文在列数了阿 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之后不禁疑问:“但是鲁迅为什么要把整个旧中国的缺点,栽在一个农民身上呢?”26  而艾芜在《谈阿  Q》(1941)中同样在肯定阿Q 是国民精神病状的综合之后也忍不住质疑道:“作者为什么不把精神胜利这一毛病,具象在知识分子身上, 而要找个卑微的人物呢?当时精神胜利的毛病,害得最厉害的,不就是那些在朝在野的读书人么?”27 这些疑问意味着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家们已然意识到阿 Q 的农民出身与其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一回事儿,而是必须严加区分

  事实上,将阿 Q 与阿 Q 主义加以区分的做法,在 1937 年 10 月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冯雪峰的演讲中便已出现。冯雪峰指出《阿 Q 正传》是鲁迅以毕生之力描绘的一幅民族的史图:“在这史图里,我们首先就分明地看见,在征服者和给征服者办人肉酒筵的厨师的合力统治之下,中国的民众——奴隶,是在反叛着的,奴隶的反叛!当然大都逃不出失败的命运。在这之下,就产生了奴隶主义和奴隶失败主义——阿 Q 主义。阿 Q 主义,那精义,不过是奴隶的自欺欺人主义,阿 Q 的有名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奴隶的失败主义的净化。是的,阿Q 本人不过是奴隶的一份子,是中国的被剥削了几千年的农民的代表,他本人只是给人到处做短工的一个流浪的雇农。”28 换言之,阿 Q 主义乃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写照,“奴隶的被压迫史,才真是阿 Q 主义的产生史。阿 Q 主义也依然是血所教训成的,依然是血的结晶”,而阿 Q 不过是阿 Q 主义的受害者。由此冯雪峰不仅说明了阿Q 与阿Q 主义的关系,也揭示了鲁迅对待二者的不同态度:“鲁迅先生以最大的爱给予大众, 给予阿 Q。然而他对阿 Q 的阿 Q 主义愤怒了,并且真的憎恨了,——这是最伟大的愤怒和憎恨!这是民族的和阶级的爱!”29

  ▼ 《阿Q》,图/丰子恺。▼

  

  这一区分不仅为抗战时期的邵荃麟所沿用,还被直接运用于对国民性范式的批判:“作为阿Q 性格中的主要特征——阿 Q 主义,不仅存在中国各阶层的人民中间,而且是中国人民中间最普遍最严重的一个毛病。我们常常说的阿 Q 相或阿 Q 主义,也并不限于指阿Q 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人。但是我们如果不把阿 Q 这个典型人物或代表的阶级的特征,阿 Q 和阿 Q 所代表的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矛盾关系,以及阿 Q 主义对阿 Q 这个阶级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挖掘出来,则很容易把阿 Q 单纯地看做代表中国国民的一个典型,而把典型的误解——说典型是代表国民性的误解,混淆起来。”30 因此,要将对阿 Q“典型”的理解从国民性范式下解放出来,就不仅要对阿 Q 和阿 Q 主义进行区分,还必须深入分析阿 Q 主义对于阿 Q 这个阶层的特定意涵:“阿 Q 以及阿 Q 同样的人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他们并不能压迫人。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只是一种可怜的愚昧的自欺自慰,除了自害以外,并不能害人。对于他们,阿 Q 主义固然也是奴隶的失败主义,然而这失败主义的另一面,却是说明奴隶是在反叛着。阿 Q主义是奴隶失败史的血的结晶;阿 Q 的历史是中国底层的愚昧无知的人民被压迫的一幅史图。”31

  如果说冯雪峰、邵荃麟对阿 Q与阿 Q主义的区分中已然包含了将国民性与阶级论区别对待但又对二者之关系进行分析的努力,那么,端木蕻良的《阿Q论拾遗》(1940)一文对作为国民劣根性的阿 Q性的深入分析,则不仅同样立足于对阿 Q与阿Q 主义的区分,而且还着眼于挖掘阿 Q 性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阶级来源

  在以“出不得乡进不得城”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隐喻的基础上,端木指出:“哪一位先生出不得乡进不得城的成分多些,就是阿 Q 性多些。哪一伙人出不得乡进不得城的成分多些,就是阿 Q 性多些。哪一个阶级出不得乡进不得城的成分多些,就是阿 Q 性多些。所以这么一来,阿 Q 性最多的恐怕要轮到我们鄙国可敬的小资产阶级这方面来了。因为我们知道‘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出不得乡进不得城的成分似乎也以他们为多。”32 而阿 Q 尽管属于赤贫的无产者阶层,但由于“阿 Q 既是从农村游离的劳动群,又是从宗法社会下挤出的子弟群”,也就难免不沾染上“出不得乡进不得城”的小资产阶级品性,并与“真正的农民典型闰土” 存在着本质的不同。33

  将阿 Q 性格的阶级起源归诸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也同样为抗战时期的蔡仪所分享。1943 年 11 月,正致力于营构《新美学》的蔡仪在重庆《新蜀报》上发表了题为《阿 Q 是怎样的一个典型》的文章,开篇便总结了关于阿 Q“典型”的三种流行观点:第一种认为阿 Q 是农民的典型,而且是浮浪人性的贫农的典型;第二种认为阿 Q 是现代中国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典型;第三种认为阿 Q 是中国全民族的典型。34 在此基础上,蔡仪指出,第一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阿 Q 的性格不仅与闰土截然不同,反倒能在孔乙己身上发现,所以绝不能说是中国农民所特有的性格;而又因为农民属于小资产者,阿 Q 乃没落了的小资产者的代表,故第二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社会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不发达,小资产阶级便成为能够代表全民族的阶层,第三种说法也就因之成立。在蔡仪看来,阿 Q 之所以能够作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正是因为他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使然。最后,蔡仪得出结论称:“阿 Q 性格的特征,是现代中国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最性格的特征,而这种性格在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都是有的,却未必是最性格的特征。因此严格地说,阿 Q 是现代中国没落的小资产阶层的典型,但也可以广泛地说,阿 Q 是现代中国人的典型。”35

  要言之,上述对阿Q 和阿Q 主义的区分在阿Q“典型”的论述上以双管齐下的方式进行了推进:一方面,阶级论视野得到了拓深。相较前述胡风与周扬在阿 Q 属于何种农民上的纠缠,无论是冯雪峰与邵荃麟强调阿 Q 主义作为奴隶失败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产生及其对于阿 Q 这一阶层的伤害,还是端木蕻良和蔡仪将阿 Q 主义的阶级起源追溯至小资产阶级,都不仅以阶级作为“典型”论述的内在视野,还深入分析了其与辛亥革命的关联。另一方面,这一区分又没有简单摒弃国民性范式,而是在阶级论下为之保留了一席之地。前述所谓阿 Q 主义、阿 Q 性、阿 Q 性格等说法,其实都可视作国民劣根性在阶级论范式下的新延续,不过其存在的理由已非单纯的国民性批判,而是出于革命动员的现实需要。在彼时的左翼文学批评家眼中,作为无产者的阿 Q 虽然是革命的潜在力量,但要唤醒其革命潜能就必须对其身上的阿 Q 主义进行持续批判。如果说阶级因素是被动地纳入了国民性范式而从民族性向世界性的自我拓展的话,那么,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对阿 Q 与阿 Q 主义的区分,则通过更加主动的对精神胜利法的阶级分析,实现了阶级论对国民性范式的重构

  -04-

  “为革命”与“写真实” :

  “典型”塑造的标准分歧

  对阿 Q与阿 Q 主义的区分虽然解释了为何鲁迅要将国民性批判安放在一个饱受压迫的无产者阿 Q身上, 从而有助于从阶级论立场出发对国民性范式下的解释进行修正与重构,然而,按照左翼批评家所尊奉的文学标准,这一“典型”塑造又能否算成功的呢?在此方面,欧阳凡海出版于 1942 年的专著《鲁迅的书》便力图提供一种解释。欧阳指出,《阿 Q 正传》并不能简单视作鲁迅的集大成之作,而是应该放置到鲁迅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通过与稍早的《知识即罪恶》一文相联系,欧阳指出,在写作《阿Q正传》前的看似沉闷的时期, 鲁迅思想正在经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从《狂人日记》到《风波》中一直隐含着两种势力的纠葛,然而,

  “他有这种感觉,但还不能利用此种感觉作为思想的武器”,那么,《知识即罪恶》一文则标志着鲁迅以两种势力的斗争来解释人类一切社会纠葛的思想自觉,“他明白地认识,榨取者和被榨取者之间的利害冲突,已经不是口舌可以解决的了,现在需要一种斗争,而且是一种决死的充满感情的斗争。”36  在欧阳看来,这一思想上的变化在《阿 Q 正传》中的直接体现便是“想从阿 Q 身上去发掘革命的种子”37。

  ▼ 《阿Q》,图/史铁尔。▼

  

  虽然同样试图回答前述同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家们都共同面对的问题:“为什么鲁迅不到闰土型的农民身上去发掘,而要到那带有农村流氓无产者性的阿 Q 身上发掘呢?”但与对阿 Q 与阿 Q 主义的区分不同,欧阳凡海更进一步将这一问题视为鲁迅的进步思想(发掘革命的种子)与其小说艺术形式(滑稽与讽刺)之间的不一致所致:“阿 Q 趋向革命的流于滑稽,不是由于鲁迅对革命取旁观的态度,而是因为鲁迅思想跨进了,他想使他的同情心发生积极的合理作用,而欲在阿 Q 身上发掘革命的种子,然而对革命形成过程的认识还嫌不够,因而他的艺术形式没有跟着他的思想跨进而一同跨进,以求得适切的配合,却相反的为了要切合‘开心’二字, 在他一贯的冷巂作风上加以滑稽,加强地阻止了他那艺术形式的那种跨进,所以发生的破绽。”38 由此,阿 Q 的糊涂也被认为因缺乏一般性而有损于对农民“典型”的塑造。这一分析视野虽然受到马克思在批评巴尔扎克时指出的落后世界观与先进创作方法之不一致的启发,但在鲁迅身上,这一情况却颠倒了过来,是先进世界观与落后创作方法的不一致

  欧阳凡海对《阿 Q 正传》的解读,迅速引来同为左翼阵营的邵荃麟的回应。在专门评论欧阳凡海《关于〈阿Q 正传〉》(1942)的文章中,邵荃麟指出,虽然欧阳凡海的解读动机是良善的,且其从社会历史发展与鲁迅思想发展之关系来认识鲁迅作品的方法也是好的,但先入为主地把“追求革命动力和发掘革命种子”设定为一切评价之归宿,也就难免陷入观念先行的陷阱。具体到对阿 Q 形象的分析上,这种观念先行体现在一开始就预设了革命农民的“典型”,因而不仅无法忍受作为流氓无产者的阿 Q形象及对之进行滑稽描写的“破绽”,而且还据此宣称其在“典型”塑造上的失败。在邵荃麟看来,这种观念先行的批评无异于全然抹杀了《阿Q正传》的艺术价值,而最大的毛病便在于把阿 Q“典型”从辛亥革命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如果鲁迅先生在当时把阿 Q 这典型真的写成一个意识觉醒的、充满愤怒的与仇恨的革命农民,那倒和历史真实不符合,成为‘欠真实性’了。”39 与欧阳凡海因鲁迅对阿 Q 的滑稽描写不符合革命农民之理想形象而批评其“欠真实性”的观点针锋相对,邵荃麟恰恰反过来肯定这一滑稽描写构成了历史真实性的写照:

  鲁迅先生替当时中国人民画下了一幅最真实的史图。在今天,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去理解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然而当时鲁迅先生自己却并不是一个革命的指导者,他只是一个战斗的实践者罢了。因此,我们并不能那么机械地把他当时的思想过程和创作过程切成若干细碎阶段来研究,我们只能看到他创作上一个总的发展趋向,即是他愈深入到我们斗争的实践中间,他的认识也更突入到现实的本质,因而在创作的现实主义上获得更大程度的真实性。阿 Q 便是这些真实形象中间最杰出的一个。《阿 Q 正传》的伟大,我以为不在作者在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是较前“跨进一步”,而是在于它所反映的现实较之前作品更本质地深入,因而在作品的思想上,显露出更大的真实性。40

  不难见出,“写真实”与“为革命”确乎构成了邵荃麟与欧阳凡海在阿Q“典型”理解上的根本分歧。“为革命”的追求导致欧阳以“典型”塑造上的“不够积极”为由对鲁迅颇有微词,“写真实”原则则提供了邵荃麟反对以文学形式是否积极来衡量作品的理由,而这背后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主义姿态:“所谓积极和消极,是应该以作者对于现实所取的态度来决定的,并不是决定于作品的形式,作家可以从种种不同侧面去描写现实,不管是正面的描写或反面的暴露,只要作者对于现实不是悲观绝望,而是取积极的斗争的态度,那么这种主观的情感和思想,通过艺术的表现,都足以唤起两者的积极情感。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往往是从社会的本质的矛盾关系上,去展开他的主题,和创造他的典型人物,并不一定要从正面去描写斗争现象或创造革命的典型人物而算是表示积极——那只是一种庸俗的见解罢了。所谓暴露,这意思并不仅只限于暴露黑暗的现象,主要的倒是从这种黑暗现象的里面去抉发社会的本质矛盾,从这里使人们去认识历史的真实。因此,暴露也并不能说是消极的。”41

  如果联系 1938 年国统区由张天翼《华威先生》引发的“暴露与讽刺”问题的争论和 1940 年代初延安文艺界关于“歌颂与暴露”的讨论,便不难发现发生在 1942年的这场围绕阿 Q“典型”的争论并非偶然,其背后隐含着五四新文学传统与正在形成中的延安文艺方向的冲突。虽然行迹穿梭于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1937年奔赴延安,1938年春赴桂林,1941年调重庆,1943年调回延安)42,但欧阳凡海据以批评《阿Q正传》的“为革命”标准及其写“正面典型”的主张,无疑更接近于以《讲话》为标志的延安文艺所确立的方向,而邵荃麟从真实性角度为《阿 Q 正传》所作的辩护及其为暴露文学保留一席之地,则更多透露出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之批判传统的继承。虽然随着抗战后期延安文艺所确立的新方向向其他区域扩散,邵荃麟等国统区左翼文学批评家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己在抗战中的观点,然而,“为革命”与“写真实”这两种不同路径仍保留了下来,并被纳入即将取得主导性地位的阶级论范式。在新中国有关阿 Q“典型”的讨论中,我们仍将听见其不绝于缕的回响。

  -05-

  结语

  通过上述梳理,本文认为,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围绕阿 Q“典型”的批评话语,至少从三个面向推进了战前胡风与周扬的“典型”论争:一是国民性范式在民族国家危机中经历了从民族性到世界性的蜕变;二是通过对阿 Q与阿Q 主义的区分,左翼文学批评不仅拓宽了阶级论的适用范围,而且还以阶级论视野对国民性范式进行了重构,从而为新中国阶级论范式的主导格局奠定了基础;三是围绕“典型”塑造标准形成的“为革命” 和“写真实”的分歧,而这也埋下了后来阶级论范式下继续论争的线索。

  注释

  1  《鲁迅名著评论集:阿Q》(重庆:新生图书文具公司,1940年)与《论〈阿 Q正传〉》(桂林:草原书店,1941年)收录篇目基本相同, 前者收录共六篇:艾芜《论阿 Q》、张天翼《论〈阿 Q正传〉》、立波《谈阿Q》、冶秋《〈阿 Q正传〉(读书随笔)》、许钦文《漫画阿 Q》、雨村《新旧阿Q》,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又增补了荃麟的《也谈阿Q》。

  2  雁冰(茅盾):《通信》,《小说月报》,1922年第 13卷第 22号。

  3  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 10页。

  4  胡风:《什么是“典型”和“类型”》,《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104页。

  5  胡风:《什么是“典型”和“类型”》,《胡风全集》第2卷,第 105页。

  6  周扬:《现实主义试论》,《周扬文集》第 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 181页。

  7  胡风:《现实主义的一“修正”——现实主义论之一节:关于“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胡风全集》第2卷,第 368页。

  8  周扬:《典型与个性》,《周扬文集》第 1卷,第 164页。

  9  同上,第 167页。

  10  胡风:《典型论的混乱——现实主义论之一节:论社会的物事与个人的物事》,《胡风全集》第2卷,第 386页。

  11  胡风:《现实主义的一“修正”——现实主义论之一节:关于“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胡风全集》第2卷,第 375-376页。

  12  许钦文:《漫画阿 Q》,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 602页。

  13  同上,第 605页。

  14  冶秋:《〈阿 Q正传〉(读书随笔)》,《抗战文艺》,1940年第 6卷第4期。

  15  鲁力:《阿 Q并没有绝种》,《王曲》,1941年第 5卷第10期。

  16  “得照”一词,原文如此,疑有误,根据上下文,改为“按照”似较妥。

  17  钦文:《抗战文学与阿 Q正传》,《战时中学生》,1940年第 2卷第8期。

  18  茅盾:《读〈呐喊〉》,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14页。

  19  景宋(许广平):《阿 Q的上演》,《现实》,1939年第 1期。

  20  艾芜:《论阿 Q》,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 439页。

  21  张天翼:《论〈阿 Q正传〉》,《文艺阵地》,1941年第 6卷第1期。

  22  同上。

  23  蔡仪:《阿 Q是怎样的一个典型》,《蔡仪文集》第 1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 179-180页。

  24  邵荃麟:《也谈阿 Q》,《邵荃麟评论选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 413-414页。

  25  同上,第 414页。

  26  立波:《谈阿 Q》,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 346-347页。

  27  艾芜:《论阿 Q》,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 439页。

  28  冯雪峰:《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冯雪峰全集》第 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 317页。

  29  同上。

  30  邵荃麟:《也谈阿 Q》,《邵荃麟评论选集》(下),第 413页。

  31  同上,第 416页。

  32  端木蕻良:《阿 Q论拾遗》,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 615页。

  33 同上,第 616-617 页。

  34  蔡仪:《阿 Q是怎样的一个典型》,《蔡仪文集》第 1卷,第 175页。

  35  同上,第 181页

  36  欧阳凡海:《论〈阿 Q正传〉》,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 520页。

  37  同上,第 581页。

  38  同上,第 533页。

  39  邵荃麟:《关于〈阿 Q正传〉》,《邵荃麟评论选集》(下),第 440页。

  40  同上,第 435页。

  41 同上,第 433-434 页。

  42 参见沈素芒:《欧阳凡海的一生》,《新文学史料》,199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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