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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爱:《乡愁》掩盖下的政治打手和告密者余光中

2017-12-17 17:00:32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方进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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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一首《乡愁》表达的民族情怀和热切期盼国家统一的台湾现代派诗人余光中,掩藏了当年的政治打手和告密者身份,在中国大陆被捧为大师和偶像,酿成垮世纪的“错爱”。

  

  2016年10月6日,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荣誉教授余光中即将过九十岁生日,特地送太太33朵玫瑰象徵“三生三世”,并当众亲吻太太。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以90高龄去世了。大陆媒体和网友纷纷发文悼念,仿佛余光中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相对于2016年11月22日台湾著名的左翼文学家、政治家陈映真先生逝世,大陆官方媒体和网民的冷淡反应,显得厚此薄彼进退失据了。

  陈映真先生是台湾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百度陈映真:1968年7月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民盟成员各被判十年刑期不等,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

  1988年,组织成立“中国统一联盟”,陈映真担任首届主席。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陈映真荣誉高级研究员;

  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授与陈映真客座教授称号。陈映真也参与了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大典”。

  2000年,陈映真在《联合文学》杂志九月号发表《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透露: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的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告密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在当时戒严的台湾岛上是“必死之罪”,陈映真侥幸躲过这场灾祸。

  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吕正惠直言:余光中属于右派的现代派(其中外省文人占多数),其政治立场既反共,又反党外民主运动,也反民进党,反乡土文学,使得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无法找到立足点。

  吕正惠教授还曝料,陈映真曾经对他说:人在历史上可能有错,但事后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对世人有个交待,而余光中却从未在任何场合对他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表现有过悔过。他的做法是首先涂抹历史,隐去这些文章,而在面对能记住历史而又有正义感之人的公开质问时,他仍然顽固地为自己辩护。比如在最近的一个场合,一个青年责备他当年假借权力压迫乡土文学,他语无伦次地回答:他当年反对的不是乡土文学,而是“工农兵文艺”,“显见他至今丝毫不以当年借国民党的利刃取人性命之行径为羞恶”。

  时下大陆媒体和网友几乎一面倒地宣传吹捧余光中“乡愁”诗歌,而对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作为所知不多,很多人“表错情”。

  余光中究竟何许人?在九大卷300余万言的《余光中集》中,余光中将那些成为他的历史污点的文章全部砍去了,这其中包括那篇最为著名的被称为“血滴子”(明清小说描写的一种暗器,专门取人首级)的反共杀人利器《狼来了》。但每一个了解台湾文学史的学者都不会忘记,海峡两岸任何一本台湾文学史都会记载这一桩“公案”。余光中成为台湾文坛打手与告密嫌疑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70年代后期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最大攻击来自两个政治打手,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另一个就是余光中。在乡土作家看来,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强调“反共”的官方言论,而是余光中关于台湾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1977年7月15日至8月6日,彭歌发表了系列官方文章,强调“爱国反共是基本的大前提”,不是“蹈入了‘阶级斗争’的歧途”。紧随其后,1977年余光中在8月20日《联合报》发表了《狼来了》一文,影射台湾乡土文学是大陆的“工农兵文艺”。他在此文开头大量引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以此证明台湾乡土文学的思想与前者的相类,并且说:“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

  接着,余光中从攻击大陆的共产党文艺统治谈起,抱怨台湾的“党治”未免过于松懈,对于乡土作家过于客气:“中共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义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 ‘工农兵文艺’会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指台湾——引者注)外遭逆境之际,竟然有人提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过巧合了。”

  在文章的最后,余光中将他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洪水猛兽,喊出了“狼来了”的呼声,并且表明了自己维护当局的“勇气”:“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针对文坛对于他“戴帽子”的批评,他露出了镇压的凶相,“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余光中这篇文章为当时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的严重政治迫害推波助浪。此文一出,舆论大哗,激起众怒,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聪、杨青矗、黄春明等人愤起辩白,连那些与此无关、立场公正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撰文批评余光中的阴恶。徐复观在《评台北 “乡土文学”之争》一文中尖锐指出:余光中“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这种文学是‘狼’,是‘共匪’。”“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

  余光中终因反毛反共、打压乡土文学有功而受到当局宠幸:1977年8月,由“中央文化工作会”在台北剑潭反共救国青年活动中心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上,乡土文学作家因为有“问题”而多未受到邀请,余光中却高坐在主席台上,倾听“党政军要人”做关于“坚持反共文艺立场”的报告。

  余光中发表《狼来了》之后,台湾许多现代派诗人都因为其“人品不佳”对他敬而远之,在台湾文坛很少人愿意(或敢于)公开赞扬他。李敖大师对于余光中的人品看得更透,他径直将余光中称为“骗子”,他对余光中的诗歌水平也不买帐,他甚至说,“现在余光中跑到中国大陆又开始招摇撞骗,如果还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认为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问题。”2017年12月15日台湾著名评论家陈文茜在微博中专门提及重病中的李敖“他比某些人的乡愁还乡愁”,无疑是在抨击余光中的“乡愁”。

  然而,1984年余光中《乡愁》却在《人民日报》刊登;1991年,又选入大陆语文教材。前总理温家宝也引用了余光中的《乡愁》。1987年前后,陈映真到四川作协参加座谈,介绍台湾文坛现状时说:“余光中很右,属于官方诗人”。最先在大陆推广余光中作品的流沙河,当场回答说:“无论此人是否属于台湾官方,都不妨碍我欣赏他的诗”。陈映真始料不及的是,当年中国大陆反毛反共逆流日益猖獗,“老右派”流沙河与毛泽东早已结下深仇大恨。1957年“反右”运动中,流沙河因《草木篇》被毛主席亲自点名“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流沙河在全国上下被批倒批臭,后连续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累计20年。也许,流沙河与余光中是在反毛反共的共同情结下惺惺相惜,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台湾岛内的政治主流已经从当年的“反共”演化为当今的“反独”。诗人余光中留下的《乡愁》遗篇,如果能够成为融合两岸人民的民族感情、促进国家统一的“利器”,那么余光中尽管有不堪的过去,他的身后能感召更多的绿营人士汇入到两岸统一的洪流中,也功莫大焉!

  (部分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导赵稀方《视线之外的余光中》)

  关联阅读:杨津涛《诗人余光中的另一面:文坛打手、告密嫌疑人》

  来源:短史记(2017-12-15)

  2017年12月14日,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去世。

  人们缅怀余光中的文学创作。

  但余光中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涉入政治颇深的诗人。

  给人扣“左倾文艺观”帽子

  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学者唐文标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现代诗过度西化及脱离现实。

  余光中针锋相对发表文章《诗人何罪》,为新诗及诗人辩护:“台湾并无职业诗人。所有的诗人都另有自己的专业,对于社会,像其他行业一样,都尽了守法,服务,完税的责任。”

  这种辩护本是成立的。但余光中并未满足于文学层面的辩护,而将之上升成了政治问题:

  “这种论调毫无独创之见,因为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与暴君,都具有这种略同的‘英雄之见’。”

  在文章中,余光中给唐文标扣了一顶“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的大帽子,将唐的文学观,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满口‘人民’‘民众’的人,往往是一脑子的独裁思想。例子是现成的。不同的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只革古典文学的命,而‘僵’文作者妄想一笔勾销古典与现代。这样幼稚而武断的左倾文学观,对于今日年轻一代的某些读者,也许尚有迷惑的作用。”①

  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忌讳“左倾”。凡被认定为“左倾”者,即会招致政治上的麻烦,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故此,台湾学者李佩玲在1974年发表文章《余光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如此评价余光中对在“唐文标事件”中的表现:“这样戴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标(也算得上是压迫知识分子了吧),还在吓阻其他的人”。②

  攻击台湾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艺”

  从1976年起,台湾很多刊物发表文章,称岛内乡土文学是“3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分离主义文学”。

  陈映真、王拓等乡土文学作家发表了很多文章,进行反驳。

  余光中也介入其中,在《联合报》上发表文章《狼来了》,指责台湾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通。

  他视乡土文学为“狼”,说:“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

  他给台湾乡土文学作家扣了一顶“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帽子,且为自己的“扣帽子”行为如此辩解:“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显然是很严重的指控。学者徐复观当时即发表文章,批评余光中的行为——将台湾乡土文学称为“毛泽东所说的文学”以及“狼”——不是在给人扣帽子,而是给人扣血滴子,是在害人:“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

  经历过戒严的台湾作家皮介行,后来也说:“1977年的台湾虽不像大陆那么严酷,但是仍然可以随时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年代,特别是牵连到大陆,牵连到工农兵的‘隔海唱和’,一旦逮捕,都是十年以上的重刑。”③

  台湾解严后,余光中的思想也渐有改变,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自己当年写作《狼来了》的合理性。

  1981年,大陆作者唐弢到香港参加文学研讨会,遇到余光中,余光中“私下对他那些政治倾向不好的作品表示了忏悔”。唐弢回大陆后,和陈漱渝谈及过此事。④

  2004年,余光中为平息有关《狼来了》的各种争议,公开发表文章《向历史自首?》,称“《狼来了》一篇是坏文章”;并解释自己之所以会写出这种文章,是因为受到了“文革”的震骇:“去港不久,因为我在诗中批评‘文革’招来《左报》、《左刊》的围剿,攻击我的文字当在十五万字以上,致我心情相当‘孤愤’。……·在‘文革’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对茫茫九州思乡愈深,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但是不能因此就说,那篇文章应该那样写。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

  涉嫌向当局告密作家陈映真

  余光中还被指控:在1977年给“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昇写信告密,称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

  1990年,学者陈芳明披露,他在美国曾收到余光中寄来的“一封长信”:“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

  2000年,陈映真本人也提及此事,称“余光中这一份精心罗织的材料”,是要寄给当时台湾情治机构首脑、蒋经国的亲信王昇:“控诉我有‘新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思想,以文学评论传播新马思想,在当时是必死之罪……在那森严的时代,余光中此举,确实是处心积虑,专心致志地不惜要将我置于死地的。”

  社科院研究员赵稀方2004年发表《视线之外的余光中》,详细复原了“陈映真事件”,引起巨大反响。

  余光中的老朋友黄维梁率先撰文,称余光中亲口对他说:“‘绝无此事’,且‘王先生健在,最近亲自以书面声:绝无告密一事’。”⑤

  随后,余光中发表《向历史自首?》,自辩称绝未告密:“隔了近30年,当时的细节有些已经模糊,但是我绝未‘直接寄材料向王昇告密’,这一点我十分确定。”

  余光中称,那份材料真正要寄的人是《中央日报》主笔彭歌(台湾批判乡土文学的主导者):“我寄材料给他,纯属朋友通信,并未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并且在信中建议)问题要以争论而不以政治手段解决。”

  余光中还说,那份材料不是他“精心罗织”的,而是来自于“一位杰出的学者”,这个人是陈映真和余光中共同的朋友。按照余光中的说法,此人对陈映真“十分推崇”,整理这份材料不是为了对付陈映真,只是想说明余光中《狼来了》“所言不确”,陈映真的真实思路“应该如该材料所示”。⑥

  余光中并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

  以目前材料来看,“陈映真事件”还是一个疑案。

  余光中曾寄出一份表明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材料,但究竟是谁整理的材料,究竟寄给了谁,都不能确定。

  陈映真说,他是听学者郑学稼说起余光中向王昇告密一事,而郑学稼在1987年即已去世,无从查证。余光中说材料不是自己整理,又有王昇的声明作证,余光中对前者不肯吐露姓名,对后者拿不出证明原文,只能说是他的一面之词。

  即便以余光中自己的说法为准——某推崇陈映真的学者将材料给了余,余自作主张将这些不利于陈映真的材料,寄给了当时负责文化整肃的彭歌——他在事件中的角色也并不光彩。

  需要说明的是,陈映真确属左翼作家,曾大量阅读毛泽东、鲁迅等人作品,余光中在材料中证实他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非诬陷。惟告密这种手段,是不能被接受的。

  在大陆更有名

  余光中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但名气并不大。研究者称:“20世纪80年代之前余光中在台湾和香港虽小有名气,在大陆却鲜为人知,除了几位文友对他赏识有加,他的知音寥寥无几”。

  1984年,《乡愁》在《人民日报》刊登,1991年,又选入大陆语文教材。⑦

  余光中由此成为了一位在大陆远比在台湾更知名的诗人。

  余诗进入大陆,也曾遭遇异议。1987年前后,陈映真到四川作协参加座谈,介绍台湾文坛现状时说:“余光中很右,属于官方诗人”。

  最先在大陆推广余光中作品的流沙河在场,他回答说:“无论此人是否属于台湾官方,都不妨碍我欣赏他的诗”。

  其实,陈映真的评价大体不错。前述“唐文标事件”、“乡土文艺事件”、“陈映真事件”当中,余光中始终与官方保持着相同的立场,且文章的遣词造句,往往比官方更具攻击性。

  对于《人民日报》刊登《乡愁》,流沙河的理解是:“当时中央党报对待一首诗的态度,显然是着眼于诗之本身是好是坏,而不像陈映真那样审查诗人左耶右耶,民乎官乎。”⑧

  这只是流沙河的个人看法,真实的历史,或许更为复杂。

  注释

  ①余光中:《诗人何罪?》,赵知悌编《文学,休走:现代文学的考察》,远行出版社1976年;

  ②赵稀方《视线之外的余光中》,《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5月21日;

  ③④⑤⑥古远清编:《余光中评说五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143—212页;

  ⑦何敏芳:《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接受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15年;

  ⑧流沙河:《晚窗偷得读书灯》,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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