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黄小娜：在深圳唱女工的故事

　　黄小娜说，“娜”字在广西的壮语里，是“不要”的意思。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做小学老师的父亲给她取这个名字，是期盼下次可以要个儿子。多年后，一头扎进了工人世界的黄小娜告诉我，“故乡”是一个很有归属感的东西，是一个可以随时来去的地方，而女孩子自打出了娘胎，就没有故乡了。

　　十年磨一剑

　　工人乐队“重D音”成立于2011年5月1日。

　　2017年12月的第三个周末，这支乐队在深圳关内最有名的Livehouse红糖罐，发表第二张专辑。

　　“关内”指的是深圳1989年成为经济特区后，因毗邻香港而最早享有制度建设红利的行政区，目前是深圳市中心以及CBD所在地。

　　专辑主创兼主唱黄小娜，站在红糖罐的舞台上，穿着没有腰身的薄棉衣，简单梳起馬尾，扎上头巾。

　　“这是一张为女工创作的专辑，我和女工接触之后有很大的触动，想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嗡嗡的舞台下，隐约听见黄小娜做介绍。

　　那天，黄小娜嗓子不好，她让女工姐妹饭饭做乐队的主唱，自己则在舞台昏暗的一侧安静地弹贝斯。

　　

　　图片为作者拍摄

　　黄小娜2008年从中国政法大学取得法律学士学位，在学校里参加过学生社团组织的公益服务活动。

　　毕业的时候，她想发挥专长帮助他人，又因为朋友多在珠三角，于是她来到了深圳的“小小草工友家园”。这是个成立于2003年的公益机构，服务打工者，为打工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当时的黄小娜一边负责面向职高学生的务工培训、去工业区做劳动法的普法，一边参与到丰富多彩的工人文化活动当中。

　　“也就做两年，之后会做律师”，这是当年的她对这份工作的定位。

　　但从毕业到现在，黄小娜实际投身服务工人已有接近十年之久，其中又与当时还是工人、后创立重D音乐队的先生董军相恋，找到爱情、建立家庭、加入乐队，最终落脚在方兴未艾的工人文艺，又在其中艰难地一点点撑大女工文艺的空间。

　　目前，工人乐队多以男性为主，屈指可数的创作型女工歌手当中，除了已经小有名气的段玉(九野乐队主唱)，另一个就是黄小娜。

　　“哎呀快到十年了”。坐在乐队练习室里的黄小娜抚着腮总结，语带感慨。

　　把她们的故事写进歌里

　　小娜写的第一首关于女工的歌是在七年前，那年她看了一本打工小说《我是一朵飘零的花》，这本书原名为《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讲述一个乡村女孩背井离乡的打工之路，读完深受感动。于是便有了这首《飘零的花》。

　　倘若每一个远离故土的男孩/都是一株无根的草/那么每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孩/就是一朵飘零的花/我们的青春和血汗/被繁华和辉煌埋葬/我们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

　　自这次之后，小娜发现用音乐说出故事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可以为“改变现状”做出一点贡献。“其实工人群体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女工的问题、工伤的问题，甚至养老的问题、融入城市的问题、孩子入学的问题……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讲明白了，才能让别人知道怎么去做改善。”

　　2015年，小娜参加了一个关注女工人流问题的戏剧创作，负责写剧本。戏剧需要具象化，在这个过程中，多年来积累下的生命故事支撑了剧本的情节，也引发了小娜在音乐上的再一次创作。

　　同时，乐队也开始构思第二张专辑的方向，小娜建议，这次可以把问题写得更具体、细致一点，才能找到“改变”的方向。她原来的设想是，专辑从一个姑娘的出生讲起，讲到她出来打工、遇到问题，一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

　　“我都想好了，用哥式比鞋厂因为养老问题而跳楼的女工周建荣的故事，做最后一首歌。”

　　小娜试图向外界呈现“女工”是个具有异质性的群体。“讲到女工，好像都是狭义的，那种流水在线的女工。其实女工有不同的年龄段、工种。像是清洁女工、大龄女工，她们除了工作选择与年轻人(有客观上的)不一样之外，她们(主观上)也更受家庭因素的影响。”

　　“我也想写婚姻制度里的女工是否自主。以前我认识一个新疆姑娘，她被婚姻买卖到甘肃，但是又有家暴的问题，而且那家人也不让她工作，觉得女孩子抛头露面不好。”

　　可是专辑出来不是小娜想象的样子。小娜所掌握的是零碎的经验材料，她自嘲非科班出身，素材很多，但创作能力不够。其实她是来到小小草之后才开始摸索乐器以及音乐创作的，“那个新疆姑娘我有写进去，不过就变成了一句：当我的爱情没有和我一起远嫁他乡。”

　　小娜的创作，多以简单词句重复，用旋律营造情绪。专辑发布会现场，有工友观众随着音乐跳起舞来。

　　相较之下，先生董军在音乐上的熟悉度要更胜一筹。他创作过多首单曲，在重D音专司架子鼓。董军会给小娜的作词把关，“他有一个审美上的东西”，这关过了之后，再由乐队里的吉他手根据小娜设想的旋律进行编曲。

　　乐队成员都是工友出身的男性，他们对“女工”这个群体有着同理心，却缺乏更深入了解的动力。

　　

　　重D音乐队 图片来源于网络

　　董军也创作过一首与建筑女工有关的《英雄》——喝不完异乡的酒/一喝就白了头/三十年来沧海桑田/我还是找不到北斗——抒发的还是离情愁绪。

　　小娜说，董军在乐队中已经算是对性别问题认识比较深刻的，他会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比如带小孩、下厨房等，来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而别的成员，都专注于玩乐器本身。

　　相对于男工，女工面临更多问题，如性骚扰，家暴等等，因此小娜的创作变得更慢了，她有更深的话题想与人讨论，却无人可说。

　　这张让主创觉得尚不成熟的专辑收录了十首歌，其中，《姑娘在何方》讲女工的离散，《冬天的约定》讲留守儿童，《我想》讲女工对自由的渴望。

　　小娜发现，写别人的故事真的是一点也不容易，她常恨自己不是学音乐专业的。

　　尽管这张专辑更像一次实验，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小娜还是想要借助它给女工一点力量。她明白，目前与工友机构联系紧密的女工，已经对性别、权益有了一些“先进的”想法，但她想要影响的人还有很多。

　　研究劳工议题的学者邱林川曾经提醒，在文化创意的背后，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谁来进行创作，一个是谁是受众。独立的工人乐队，尽管与机构、劳工活动家也有着紧密联系，但其影响力不仅无法和主流音乐相比，对工人的影响也较依托于劳工机构的文化组织更弱。

　　专辑里还有一首由女工集体创作的《女人的自白》，歌词写到：我想我有能力/选择我想要的那幅画/我不想我的人生/由别人涂上色彩/我可以围着孩子转/但我要有自己的追求/我有自己的魅力人格/女人要为自己而活。

　　“很多女工对个人的追求、理想有强烈的愿望，比如我们可以带孩子，但这不是我们的天职。我们想让这些积极的歌曲形成一个积极的榜样，不要妥协于现状，要看到其实有人在追求这些东西，要相信可以改变。”

　　埋头写歌并不是小娜追求的目标，她还希望让更多人听到女工的声音。

　　2018年3月8日至10号的女工艺术节，一场名为“让对话发声”的女工艺术节将在深圳举办，她就是主要筹备者之一。

　　“关于艺术节，你可能听说过草莓音乐节，但是那些对于我们工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所以我们要办一个女工艺术节，为底层发声，构建一个女工群体和社会大众之间的沟通对话的平台。”女工艺术节的另一位筹备者、小娜的好朋友丁当总将这句话挂在嘴上，四处“打广告”。

　　这场艺术节旨在鼓励广大女工积极自主发声，由女工亲身演绎她们和城市的故事，表达自己，并建立自信心。也期望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展示和探讨女工面临的问题，让大众看到女工更多元化的形象，了解真实的女工群体，帮助基层女工赢得更多的尊重。

　　她们的喜怒哀乐是真实的

　　如今的小娜常常和女工姐妹打成一片，通过工作坊讲述女工们的故事，再把故事写进歌里。

　　谁能想到，十年前，她刚来深圳时，却是拒绝与女工接触的。

　　2008年，在“小小草”工作，黄小娜很开心，她活跃于工人维权工作以及工人文化活动中，觉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那时候下班，是会和朋友一路唱着《国际歌》回家的”。

　　黄小娜唯独对与女工的“姐妹小组”不感冒。“姐妹小组”的工作内容是，和女工一起做手工、学习防狼术、普及性健康知识等，在这个过程中，女工会向机构员工吐露自己的故事。

　　机构里的每个同事都参与过这个活动，但黄小娜没有。“那时候，我和女工交流有障碍，我觉得她们很脆弱，比如女孩子这也不安全那也不安全，这也要设防那也要设防……还防狼术呢!我自己什么都不怕……我害怕自己说什么话让她们委屈了，而且分享故事的时候老有人哭。”

　　当时的黄小娜对女性形象的想象，来自她的母亲。她的老家是广西一个普通的村落，村子里习以为常地践行着严重的重男轻女。但是黄小娜的妈妈在村子里并不弱势，虽然第三胎才生下一个儿子，但面对村里人，这位母亲坚强、能干且彪悍，她勤快劳动、大大咧咧，为自家的利益会与村人分毫必争。在父亲因为超生而丢掉了小学老师的国家公职之后，母亲在家里发挥的作用有增无减。

　　小娜看不惯男性在家里和村子里都处于比 女性优越的位置，她也看不惯母亲儿子的宠溺。她很不满，最终选择了以出走家庭、外出求学的方式来逃避。但她以为这就是现状，只能逃离，无法改变。“家家都是这样的嘛，没有意识。”

　　这样成长起来的她所相信的“女性该有的样子”就是她那彪悍的母亲——在已然劣势的环境中，也要表现得坚强，天塌下来也应该退缩。相形之下，女工得“脆弱”让小娜很是看不起。

　　“她为什么不站出来，为什么要受到男性的限制，我会期待她们像我妈一样独立。”小娜双手遮脸，为当时的想法感到后悔。

　　直到工作后在机构里耳濡目染，黄小娜才开始真正面对及反思性别问题：那些她所以为的“个人意识问题”，原来是与社会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我后来才明白不管是我妈还是女工，这一群人都是被压制的，她们生活在那样一种环境中，我没有任何资格对她们做要求。”

　　但当时的她还是害怕挖别人的伤口，她也对解决问题及推动改变无能为力。最后，小娜是从自己持续投入的文化工作中领悟了，心不能太大，自己不是救世主，但可以作为女工群体的知情者，理解她们，并帮助她们有勇气讲出来。把伤痛讲出来不是必须的，但“能讲出来，就是改变的第一步。”

　　

　　图片为作者拍摄

　　她与工伤工友聊天，克服了对“伤痛”的害怕。她发现讲述是一种抒发，也许讲述者会有所选择，但愿意讲出来的部分就是讲述者希望面对的部分，应该给予这样一种讲述的机会。

　　她一口气访谈了十位女工，至今对那些故事记忆犹新。在讲述如何面对贫穷、痛苦和难言之隐时，女工表现出与眼泪不一样的面貌，坚强、努力乐观、相互扶持。她们笑着述说自己的经历，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小娜感叹，以前对女工群体的了解太单一，这些坚韧的个性都是自己不具备的。

　　反差不仅表现在由弱转强，也有由强转弱。一个被称为“维权斗士”的女工与她聊天，解释自己锱铢必较是因为她在用自己的工资支持整个家庭，说着说着哭了出来。“看上去再怎么坚强，她们背后可能都承担了很辛酸的东西。”

　　在社会学家潘毅看来，女工的生命中不断闪现的火花、疼痛与记忆，突显出这个时代的创伤，细诉着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会抗争。

　　小娜终于看到了女工眼泪背后的孤独与承担。她还因此想起了会与别人干架的母亲——没有抗争时，她的宽容沉稳也曾令小娜惊讶。

　　“她们的喜怒哀乐是真实的。”这种柔韧及鲜活的多面性，让小娜重新认识了女性，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亲人。

　　我想成立一个女工乐队

　　地铁三号线在关内蜿蜒一段，再从老街站转90度，直直地往北边及东边的工业园区开去。重D音练习室所在的横岗，便是工业园工友们的聚集地。横岗近年打出“建设文化产业”的口号，不过公开报道中，扶持的都是印刷店和眼镜城。

　　从地铁站一出来，有一栋新起的写字楼，在四周矮房中，显得尤为“高端”。乐队就在离这座写字楼不远处的一个旧小区里，这片楼宇残旧，楼高不过五层。

　　

　　图片为作者拍摄

　　小娜虽然是重D音乐队的核心成员，但乐队中其他成员都是男性。她很早就想成立一个女工乐队，连名字都想好了，叫乌门，英文WOMAN，寓意把黑色的门打破。但是相对于男工乐队，女工乐队的不确定性更大，只要有一个成员怀孕，这个事情就做不了。

　　而且，年轻女工中学乐器，会乐器的本来也少，她们更想学会计算机，到工厂里做文员，因为流水线太辛苦。文员对于她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她只能将这个愿望无限期往后推挪。

　　目前国内仅有的一个女工乐队，是由段玉组建的九野。九野有四名成员，其中两人还因为做博士课题的机缘而加入的。整个工人文艺的脉络超过十年，但女工的参与度显然与男工大相径庭。

　　小娜现下正为几个活动忙活着——工人文艺工作坊、工人摄影展的布展、以及明年3月女工艺术节的筹备活动……她累得感冒了，声音哑了，在布展现场只能请别的工作人员帮忙解说。

　　说到未来，黄小娜其实有点不确定路该怎么走。上有老下有小，她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像年轻时那么洒脱。 家庭、孩子、工作、理想，现在的她面临着与女工一样的困境，她本人也早已和女工群体融为一体，一同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寻找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