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保马今天继续推送“纪念台湾乡土文学论争七十周年”系列文章。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已经过去70年了，当事人如陈映真、余光中等相继过世，至今台湾和大陆似乎都没有什么活动来纪念这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和文学论争。但历史并没有终结，反而汇入到当代两岸思想和文学纷争中，围绕“余光中事件”与“狼来了”的讨论就是明证。“狼来了”事件暴露出的，是台湾乡土文学论争背后的冷战意识形态阴影[*]。在此基础上，当年乡土文学运动的“回归乡土”倾向，可以被看作“中国立场”的表达。然而，随着乡土文学论战的结束，“乡土文学”的口号却逐渐被“台湾文学”取代，对美日帝国主义的反抗反过来“在必要时”“成为反中国的主力”，这是这场运动的悖论所在。吕正惠老师认为，台湾的问题可以从中国现代史的立场来加以说明，恰恰是帝国主义的干涉最终促成了“乡土观念”内涵上的复杂性，进而造成了独派“认同政治”。吕老师将台湾乡土文学运动放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层面上进行分析，为我们看待台湾乡土文学、看待台湾的认同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感谢吕正惠老师授权保马刊载本文。

　　[*] 陈映真｜从乡土文学论争到“乡愁”的面纱

乡土文学中的“乡土”

吕正惠

　　七〇年代的乡土文学，就其反现代主义及反殖民经济的立场来讲，具有反帝国主义、回归民族主义、回归「乡土」的倾向。它的反美、反日，在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有关跨国公司及殖民经济的小说中极易辨明，而它的回归中国本位的立场，也可以从小说及理论陈述的字里行间去体会出来。

　　然而，从七〇年代末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以后，「乡土文学」的口号却逐渐为「台湾文学」所取代，而其内容也经历了相反方向的改变。根据已成形的「台湾文学自主论」，「回归」所要寻求的变成是「台湾」、以及「台湾文学」，而「台湾」及其自主性的主要敌人却变成「中国」，本来被「反」的美国、日本反而丧失了其目标性，且在必要时，可以接受成为「反中国」的助力。

　　这样的「转变」，从辩证发展的立场看，是从「A」到「非A」，对原来提倡乡土文学的人来讲，实在是绝大的讽刺。

　　二十年后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我想从当时流行最广的口号「回归乡土」中的「乡土」观念入手，分析这一观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混杂、暧昧现象，以及这一概念最后变成只限定在「台湾」，并被拿来对抗「中国」的转变因素。因为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比事件发生的当时，我们更能以「事后之明」，看到一些当时看不到的「真相」。

　　七〇年代的「回归」运动基本上是对这一倾向的「反动」，知识分子要求自己走出「纯知识」的追求、走出西方观念的笼罩，回到自己社会的现实问题上来。因为是从西方知识世界回到自己社会，所以是「回归」，而「回归」的精神当然就是要关切自己的「乡土」。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乡土」这一观念。七〇年代台湾「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无法对这一观念作彻底而全面的思考的。只有像陈映真这种极少数的已有确定的「中国」观念的人，或者当时心里早已相信台湾应该独立的人(这种人和陈映真，都是极端少数)，才真正了解所谓的「乡土」是指那一块土地，或者是指那一个范围。其他的绝大多数的一般知识分子，恐怕都还没有意识到「乡土」这一观念本身是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是很难加以思考的。

　　问题最突显之处在于：当时最大多数的人都还接受自己是「中华民国国民」这一事实。理论上来讲，「中华民国」的版图包括全中国，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大陆。但实际上大陆正由中国共产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着。两边的人民完全禁止往来，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完全不了解，居住在中国绝大部分土地上的其他中国人(理论上来讲是自己的「同胞」)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所知道的只是，那一大片土地正由一群「匪徒」窃据着，而那里的人民正在忍受这些「匪徒」的「暴政」，而这些都是「中华民国政府」所告诉它的国民的。

　　七〇年代的「中华民国」确实面对着许多重大的问题，譬如，号称是一个「民主」政府，但它最主要的民意机关国民大会和立法院的代表却长久不变;又如它的官僚体制已经很难了解及处理台湾二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变化。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也许更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正在丧失，国际社会日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权，而「台湾」则是「中国」的一部分。

　　七〇年代「回归」运动的特质(也就是其「问题」)在于：它主要关心「中华民国」内部的问题：追求民主、追求更进一步的现代化，并关心一些明显的社会问题，它没有真正触及「中华民国」与中国、「中华民国国民」与中国人这一复杂问题，当时极少人意识到，这一问题自己的切身重要性。

　　我们可以说，只有到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乡土文学阵营内部产生统、独争论，最后形成全台湾社会都意识到「统、独」对立，所谓的「乡土」才真正到了需要澄清界定的时刻。从这个角度来看，「统、独」争论其实是「回归」运动的延长。这个时候，「成形」的统派和独派才真正开始思考台湾社会必须面对的「乡土」问题。

　　作为乡土文学运动主要发言人的陈映真、尉天骢、王拓(也还可以包括引发现代诗论战、可视为乡土文学的唐文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基本上不是按前述讲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

　　当他们谈到「乡土」的时候，他们主要指的是：乡土上的人民，也就是居人口多数的中下阶层人民。由于反对现代主义的精英主义和象牙塔色彩，他们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艺术的使命、文学对现实所应具有的关怀。他们的人道主义明显具有左翼倾向。

　　就小说创作而言，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同时着力于跨国公司和殖民经济小说，除了描述台湾对美、日经济的依赖，还探讨了台湾的人在这一依赖关系中所产生的人格的扭曲，特别是民族尊严的丧失。这里的反帝倾向和民族主义色彩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这些主要的发言人，至少有一部分(譬如陈映真)，事实上了解到「乡土」的问题不能只就台湾范围来思考。不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反共」和「收复大陆」是针对两岸问题唯一可以公开说出的「见解」。陈映真等人不能公然的提出整个中国的「乡土」问题来讨论，可以说是不得已的。当时也有如《仙人掌》杂志所代表的，企图引发大家对五四民族、爱国运动和自由主义改革论的重视。但是，这一论述方式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在当时远不如乡土文学主流所暗含的「左」的倾向那样吸引人。

　　再深一层而论，自由主义在六〇年代曾与现代主义结合，成为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回归运动既以批判现代主义为目标，与现代主义曾有「同盟」关系的自由主义，即使是要复活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其吸引力也不及具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主义。

　　而且，在台湾左翼思想已被断绝将近二十年，当知识分子由「关怀」乡土与社会现实而呈现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倾向时，曾被严厉禁绝的左翼思想就具有独特的迷人之处。所以可能可以说，投向乡土文学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更重视的是其中的「左翼思想」，而不是「乡土色彩」或民族主义成分。

　　不过，对像陈映真这种想法的人来讲，情况还要更复杂。在七〇年代的大陆，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统性尚未消失。陈映真一类倾向的人也许会相信，讲「左」和讲「中国乡土」根本就不是矛盾，因为这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个说法。所以他们可以不必为「乡土」的定义问题再去多花心思。

　　以「左」为重的人，不太关心「乡土」的确切意义;而具有明显中国情怀的左派，当然会以为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既不必辨明，基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也不好辨明，这就把一个原本非常重要的「乡土」定义问题悬而不论，形成一种模糊状态，使得后来的「分化」有了可能性。

　　简单的说，作为乡土文学运动主流的「左统派」(这里使用后来的称呼)在当时几乎完全没有「预估」到「乡土」观念的矛盾与复杂，因此在他们最具影响的时候，也没有事先作任何积极的「澄清」。等到八〇年代初台湾文学论崛起，「左统派」才在批判与论战中正式就这一问题发言。到了这个阶段，既是被迫应战，也就丧失了某种先机和主动。当然，这些都是「后见之明」，以当时的条件而论，实在很难苛责「左统派」。

　　把「回归乡土」和「乡土文学」中的「乡土」观念推演至一个必须明确加以「界定」的关键点的，事实上是八〇年代以后的台独派。他们在西方观念和国民党教育下成长，根本无法了解：近代中国在面临现代西方的冲击时，「社会主义革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不能以「匪徒」来称呼共产党，也不能以西方现代体制的观点来反对中国所试行的社会革命。他们以美国式的西方社会观念来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当然对这一「现实存在的中国」就不会有认同感。更何况，国民党从大陆来接收台湾。「以少数来统治」多数的台湾民众。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不认同，既不能从中国现代史的脉络去解释，就很单纯化成「外来政权」问题，变成是「中国人」在压迫「台湾人」，对「中国」更没有认同感。

　　再从他们的「逻辑」来说，「中国」的土地他们从未踏上过，中国的民众他们从未接触过，怎么能算是他们的「乡土」呢?如果说，有一种「乡土」是他们所熟悉，而具有感情上的「连系」的，那当然是「台湾」了，他们差不多是以这种逻辑把七〇年代暧昧不清的「乡土」观念明确的复位为「台湾」，作为「认同政治」的一种情感要求。

　　台湾问题是可以从中国现代史的立场来加以说明的，譬如：中国战败，不得不将台湾割地给日本。二次大战后，中国收回台湾。但随即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帮不得民心的国民党守住台湾，台湾又暂时脱离中国本部，而统治中国本部的共产党，就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及一九七九以后的改革开放来讲，都有其历史演进的合理性。可是，台独派的知识分子，既无法理解这种「历史理性」，也不愿意听取这种「历史理性」，他们更倾向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就把「乡土」界定为「台湾」了。

　　我们可以说，台独派的「认同政治」也是「历史理性」的产物，是中国积弱不振，导至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以及美国「保护」台湾四十年的结果，也是中国悲惨的现代史经历的「结果」之一。这整个的过程，无法以「理性的陈述」获得台独派的了解，并愿意重新考虑。

　　也许历史的问题也只能以「历史过程」来加以解决。这里想说的只是，从回顾的眼光来看，乡土文学时期的「回归乡土」，事实上是现在普遍存在于台湾社会的「认同」问题的起点。这种诠释方式在七〇年代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目前似乎看起来满合理的。这足以证明，「乡土文学运动」的多重复杂性格。

　　(《联合文学》，十四卷，第二期，一九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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