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皓阳：从《建军大业》回顾国共之争的道、术、魂

　　（一） 道

　　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就这样评价“自古得国之正，无甚太祖皇帝者也”。为什么说明太祖朱元璋“得国最正”，因为他“伐无道，诛暴元”，他是真真正正最底层的人民，活不下去了才被迫起义：“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无论是明太祖还是汉高祖，用一个词来精确地总结他们的行为就是“吊民伐罪”，也正因为此汉朝和明朝被认为是合法性最高的两个朝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夫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绝对正义，是崇高的道德观。

　　这就是为什么电影《建军大业》的开头要着重展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的军政府向人民举起了屠刀，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同样背叛了革命，这就是为了说明为何起义、为何建军，为何起义和建军是正义的，为何“道”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毛泽东为秋收起义专门作一首词《西江月》：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的词眼在于“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若无地主重重压迫，哪来农民个个同仇?这就是中国革命的“道”。那么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共产党领导农民推翻地主阶级，仅仅是因为地主“压迫”农民，仅仅是因为“道德”和“正义”的选择吗?不，还远远不止于此，这里还包含着社会前进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们先要明确，为什么地主阶级是落后的阶级，为什么地主一定要被消灭?那么必须要理解地主占有那么多土地有用么?没用。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还会购置机器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技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带来集约化效用，这种进步性是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承认的，只不过会最终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已;而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下地主广泛兼并土地，不会带来任何生产力的提升，反而会带来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流民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减少)。除了重复性的购买土地之外，地主乡绅们有了多余的钱财，会用金银铸个香炉啊、贴个佛像啊、打个首饰啊，甚至就是把金条银块埋在地下，给子孙的财富“优良传统”嘛。但是金银是什么，是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这些地主们的行为就是把货币强行剥离商品市场，变成无用的装饰品和身份象征物，造成商品市场的通货紧缩、国家财政愈发困难，而地主拿走了这些香炉、佛像——这些农业生产剩余，又不会去投资再生产，不会带来生产力的任何提升，形成恶性循环。当时土改的时候陈云给中央的报告，说富农在新生产关系的推动力上都比地主有作用，因为农村乡绅家族种姓势力过强，这些都是大地主，富农有钱了也买不来地，所以就给自己孩子去城市里做实业，在当时“父-富农;子-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普遍配置，所以陈云建议土改时优待富农，可以安抚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地主就像奴隶主一样，在滚滚前进的时代潮流中注定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桶，共产党进行土改、消灭地主阶级，岂止是为民做主，简直是替天行道。

　　那么国民党有意愿消灭地主阶级，推动社会进步吗?曾经有，但后来没有了。孙中山先生的土地政策是包含在“三民主义”之中的，他曾很明确的描述过自己的土地改革理念：“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伦，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或谓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资本购乎?”所以“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土地国有’思想是合乎公理的。” 。但是自四一二政变之后，蒋氏的国民党与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国民党已经是形同陌路，蒋氏国民党因为坐拥长江关口的关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农业土地税的依赖，所以宣布了各地土地税自行消化，不必上缴中央，这自然也得到了各地军阀的热烈拥护，蒋也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内成为了军阀们的“天下共主”。——所以为什么共产党敢光明正大地说自己是“正统”，看看蒋介石，压根没有继承孙总理一毛钱的东西嘛。而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既没有改变农村经济基础的动力，也没有改变农村经济基础的能力，这是其性质决定的。

　　《北平无战事》里有一段台词很经典：

　　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先总理创办同盟会时就提出的纲领，早年改组国民党，更是写进了党章。几十年过去了，在国统区，占中国三分之二面积的农村，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三亿农民没有饭吃。城市的资产，掌握在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手里，上千万的居民，居然要靠美国的救济粮活着。去年一年，国军就一下子锐减到了三百万，竟然还是发不出军粮。民不聊生，人心尽失。我们国民党到底在干些什么?到底在干些什么???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四亿多农民，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他们只懂得，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谁让他们生存，他们就跟谁走。先总理领导国民革命，深知国情，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这个主张被国民党抛弃了，却让共产党在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在党内，经国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在赣南试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你们的攻击。中央党部甚至说他是苏俄的共产党!四一年的党团之争，你们中央党部赢了，政学系赢了，孔宋的财团赢了，在农村依然是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掌握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资产。少数人的利益被你们保住了，国民党却被你们一步一步地推向失败，推向灭亡!

　　说完了农业和土地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民族工业。为什么蒋介石的国民党，作为一个新军阀，有名义上统一全国的的实力呢?看蒋氏军政权的地理位置：

　　1931年全国外贸逆差是5.24亿两白银，上海本地的收支逆差是5.47亿两，还要高一些。南京政府从这中间收到了相对旧中国来说，非常了不得的一笔税收。1928年，上海收了3000多万两关税，1931年就达到了1.25亿两，全国进口税达到2.6亿两。这笔钱主要用于偿还国债和军费。到了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51%的收入已经来自关税。再加上可以从沿海地区控制的盐税也占财政的百分之十几。国民政府一多半的收入不直接依赖农村。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严重依赖于关税的收入，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出口是没有关税的，只有进口有关税，而国民政府关税收入越多，就代表着国外廉价工业品倾销内地越多，也就意味着我们还在襁褓中的民族工业所处的环境极端恶化。所以说，从利益层面上讲，蒋氏政权跟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是对立的。在《建军大业》里，蒋说的一句话我印象颇深，“跟江浙财阀要打好关系，七分经济三分军事。喂饱了这群阿公，天下笃定。”江浙财阀这群阿公是什么?买办资产阶级，是为洋人服务的。买办阶级越强势，说明我们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越弱势、越难以得到发展。

　　就拿近年来一直被吹嘘的“黄金十年”来说，十年间国统区的钢铁产量反而始终保持在几万吨的水平。1927年中国钢铁产量是三万吨，到了1931年，汉冶萍公司倒闭跌到了1.5万吨，到1934年靠几个地方军阀恢复到5万吨，上上下下的波动，期间日本人在东北倒是轻轻松松搞了50万吨的钢铁产量。只看当时工业统计数据会说谎，因为把东北日占区也算进去了，就比如说十年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增长的7成是"外资"，而外资的将近9成是日本四大财阀在东北的投资建的电厂。

　　满清末年大清国还能自行生产军舰，重型火炮，马克沁机枪，到了凯申公30年代兵工厂退化只能生产步枪和一点迫击炮。成渝铁路，是清末保路运动爆发的诱因，也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这个中华民国建立前就打算修的铁路，到了民国又打算修，结果到解放前一米都没修出来。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最后一天打进成都，1950年6月，成渝铁路就开工，1952年通车，全长505公里，车头是用缴获的国民党登陆舰运上来的，民国二十多年都没完成的铁路，共产党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1949年四野准备解放武汉的时候，中央数次电令林彪，要以“当年保护故宫的重视程度保护汉阳铁厂”，结果地下党递来消息，抗战胜利后汉阳铁厂压根就没复产，敌人也没有任何破坏的计划。老佛爷地下有知，估计都要瞧不起蒋介石啊。

　　我们国旗上四颗小星，其中两颗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资产阶级会支持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是站在资产阶级对立面的，而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目标是与资产阶级相一致的。看看抗战胜利后党国“接收大员”的表现，就知道站在对立面是什么表现了。

　　所以我们看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既没有能力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也没有动力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既没有能力发展民族工业，也没有动力发展民族工业。于是历史教科书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准确地定义：

　　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有六大世家，分别为：汝南周家，吴兴沈家、会稽顾家、陇西李家、东海陈家、中山张家。其中周学熙是洋务运动中重要人物周馥的儿子，其父周馥曾任两广、两江总督，近代民族工业创始人之一，华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奠基者之一,他所开创的实业集团奠定了京津唐地区近代工业的基础。周学熙亦因此与同时期在江浙一带致力于实业救国的著名状元资本家张謇并称“南张北周”。周学熙的后人(应该是重孙)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我摘取其中几段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会支持共产党：

　　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到台湾呢?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乱、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

　　1945年抗战胜利，国人熬了八年，终于等来云开日出。江浙一带的富豪，八年中基本都将产业撤到了重庆，与国家共荣辱。“8、15”以后，避难的富豪们又面临“复员”的问题，千里长江，将机器、人员、财产运回江浙，谈何容易。时间紧迫，流民思归，船只紧张，甚至雇木船回来的也有，又历尽了不知多少艰辛，耗费不知多少心血，打点了不知多少关卡，才得以成行。富豪们——我指的是旧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受日酋侵略的威胁，也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营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哪里有什么心情夸富?又怎能飞扬跋扈地骑洋马、喝洋酒、包飞机?

　　光复后，富豪们一心以为重开天地，可以大展宏图一番了，却不料国民党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中饱私囊，这种蠢举使这个政权顿失民心。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元券”，百姓买几根油条都要拿成捆成捆的钞票，新疆银行更发行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亿元”大钞。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人也无力回天。民营经济在这种背景下，不知出路何在，心头只有愁云惨雾。因此民族资本家这个阶级，在内战时，多持观望态度，只盼望尘埃早日落定，大多没有跟国民党共进退，甚至有“国民党早点亡了”也好的心态，可谓不足为奇。

　　在人民的对立面，从未让人失望。历史上，国民党为彻底“消灭”红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从3岁孩童到80岁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敌人起初杀人以人头计数报功请赏，后因杀人如麻，改以耳朵计数。国民党独立三十三旅残杀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民数万人。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瑞金县城内的人口差不多减了一半”。

　　据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敌人屠杀3000余人。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之时，对拯救民族危亡不感兴趣、对提高民众识字率不感兴趣、对提高粮食产量拯救民众于饥饿不感兴趣、对发展理工科技不感兴趣、对改善黄河水利不感兴趣、对土地改革发展工业化不感兴趣、对解决遍地土匪恶霸乡绅不感兴趣，唯二有兴趣卖力去做的，第一是捞钱——是坐拥东南控制海关当外国买办打压民族工商业的兴趣;第二是剿共，因为共产党妨碍它实现第一个兴趣。

　　国民党屠杀共产党

　　可以看到，所谓共产党只不过是所有进步势力的集合，所谓国民党只不过是所有旧势力、阻碍社会进步势力的集合，至于你是叫国民党、共产党都没有任何关系，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发达的生产力取代落后的生产力，是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道”就在于此，“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是而已。

　　（二） 术

　　当然，不是说正义的一方，就一定会胜利——《权力的游戏》里奈德·史塔克，是一个高尚的、一丝不苟遵循法律的人，结果他的头烂在了君临城上;不是说先进的一方，就一定会在既定时间内取代落后——我们看印度，依然保留着大量封建余毒，是他们工业化的最大阻力。正义战胜邪恶、先进取代落后，需要斗争，需要英明的、正确的、睿智的斗争方式。

　　好，那么这个“术”究竟是什么呢，在电影《建军大业》里是这样组织开头和结尾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三湾改编/古田会议。这二者是一个正反相映的历史事件：国民党摧毁了自己的组织;共产党在军队中塑立了自己的组织。一直以来，我们都只关注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革命力量的重大损失，却往往忽视了四一二同样是国民党覆亡的起点。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更是蒋介石的一次武力“篡党”的行为。对国民党自身而言，不但左派力量受到严重打击，最为严重的是基层组织几乎损失殆尽。清党不仅没有起到纯洁党的队伍，严密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作用，相反导致了党的分裂和党内人才的逆淘汰。在清党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加之这个时期，蒋介石以军事领袖行使独裁，重军轻党，更使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重建工作处于放任、停滞甚至退化状态。

　　一个党的战斗力来源于他的基层组织，然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基本都被划分为了“左派”而与共产党一并遭遇屠杀。可以说蒋氏国民党在清除了共产党这一政敌的同时，也阉割掉了本党最为宝贵基层组织和行动力。

　　王奇生先生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最根源地问题在于，清党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是以军警力量、黑帮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急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上海清党时，清党委员会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亦无权过问，以至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杀害，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吴开先(其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后成为CC系的一员干将)曾亲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陈立夫晚年亦承认，四一二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除一部分国民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如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这种情形不独江苏一省为然。广州市重新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之多(此一数字可能有水分)，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清党前，全国国民党党员总数在100万以上。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减少了1/3。

　　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都说蒋公是共谍，要真说“论迹不论心”的话这话也没错，毕竟一个朝气蓬勃、拥有最广基层组织和最有战斗力党员的国民党，就这样被他毁掉了。从此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由一个革命政党变成了维护大买办、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法西斯式政党。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与其定义蒋政权为国民党政权，不如定义其为“黄埔军阀”，事实根据其一如既往的表现来看，它只不过就是当时全中国势力最大的一个军阀而已。

　　自清党之后，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武力和特务机关。国民党执政模式可以理解为“军——政——党”，而共产党则恰好反过来，无论是闹革命还是执政，永远是“党——政——军”，这也保证了其碾压国民党的战斗力。蒋式政权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一方面国民党摧毁了自己的基层组织，另一方面共产党把军队建设到连上，两党的命运或者说中国的命运恐怕在这时起就已经决定了。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毛泽东首先分析了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提出了“党建在连上”重大主张，当时担任师长的余洒渡提出各种异疑，陈浩、徐韩等人也站出来反对，会议争论非常激烈。毛泽东力排众议，用叶挺独立团把党支部建在团上，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的成功经验举例，来说明“党建在连上”，发挥堡垒作用，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拖不垮，打不烂，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会议一直讨论到天亮。

　　同时，会议还确定了官兵平等的重要原则，这样开创性的建设，也是划时代的：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 “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决议案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对工农革命军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要求，后来扩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何为“建军”，这才是真正的“建军”。单把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拎出来拍两个小时都不为过，这才是真正的“建军”，建立了一只亘古未有具有最先进组织体系的军队。

　　（三） 魂

　　“道”和“术”说完了，但是如果不讲这一部分的话，整个文章是不完整的：那就是先辈们伟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给一位94的老红军整理过回忆录，他跟着贺龙走过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在太行山上打过游击，参加过解放大西南的战争和抗美援朝，他本人就是一部中国二十世纪的活历史。因为这是组织上的任务，最后所有回忆录内容是上交封存的，很遗憾我自己手里没能留下这部活历史，但是老红军有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

　　“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我身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啊，最早我那些战友还有吗，没有啊，我知道的是一个都没有啦，子弹打到人身上跟纸一样，能活下来是命大，就我撑到这一天过上好日子了啊……你说打仗怕不怕死，能不怕么。怕，我给你讲啊，为什么还要上?我们的命贱，娘生了十个孩子，能有三个长大就不错;灾荒一来，人跟那风吹稻子一样一片一片往下倒……我们的命贱，我们不希望你们，不希望你们这一代命也贱，我们打仗是给你们打啊……”

　　最朴素的语言，最高尚的情怀，却代表了千千万万仁人志士共同的愿望：“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谁能想到，这样的语句出自一个17岁少年的中学毕业论文。

　　更想不到的是，这位少年成为了历史上开天辟地式的人物，有无数的有识之士毕生追随于他、追随于那个崇高的理想，纵使献出了青春、生命，也在所不惜。他17岁时的那句话，成为了自己一生的写照，更为此后近三百年的革命者们写下了共同的墓志铭，这句话穿过渺茫的历史、越过飞逝的时间、刺透黑暗的尘埃，至今仍回响在寰宇之间：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的，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