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震：评一部贬低浩然及新中国前三十年文艺路线的拙劣著作——硬伤累累的《浩然研究》

　　大约在去年冬，我在网上见到有一部新出版的《浩然研究》在售，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任玲玲，据介绍是南京某高等院校历史学院的教师，这部书是她的博士论文。浏览了一下目录与内容简介，凭直觉对其学术含量不太乐观，便没有购买。

　　前不久，江苏的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他网购了这本《浩然研究》，发现书中多处引用我的文字，有的来自我的评论集《感悟浩然》，有的来自我的新浪博客“古镇三月雨”。为了一探究竟，我也就从网上邮购了这本书。收到后发现，此书篇幅颇大(300多个页码)，价格不菲(定价58元)，系“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之一种。研究和否定浩然是李教授为他的学生任玲玲指定的课题，这部书稿也是在李良玉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在这部书的封底，密密麻麻地印着由李良玉教授打头的4名专家学者(其中3名是某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写的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语，称此书“提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成果”、“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策意义”、“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李良玉教授为这部书撰写的题为《纠正政治化写作的错误倾向》的序言，更是大声疾呼：“要了解对浩然及其作品的卓越见解，读者还是读这本书吧!”

　　虽然我工作很忙，精力不济，但为了领略此书之“卓越”，还是捉闲逮余，断断续续将此书通读了一遍。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十分糟糕的阅读过程。因为我发现，这部以浩然为突破口，打着批判所谓“政治化写作”的幌子，完全割裂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旨在通过贬低与矮化浩然进而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整个文艺路线、政治路线予以否定的专著，其秉持的否定方法与思维方式，基本上还停留在40年前以《广东文艺》为代表的诸多地方报刊对浩然展开的“政治大批判”的水准上。其观点的偏狭、片面、武断与谬误之处显而易见，这是论文作者的政治立场、人生信仰和世界观、价值观与文学观念所决定的，笔者无意改变也不奢望她放弃自己的观点。但研究一个作家，无论你秉持怎样的观念与思想，无论你是要否定还是肯定他，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厘清事实，尊重事实。粗枝大叶，浮皮潦草，连事实都搞不清楚，又如何能读懂一个作家，进而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1982年5月，浩然在致《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的信中说：“我看这样稿的原则：只管史实，不问评价。”为了节约篇幅，笔者也秉持这样的原则，不辨析，不争论，只把我在阅读中随时发现的诸多硬伤择其主要予以指出，加以更正，以免谬种流传，误导读者。

　　浩然在某篇文章里，说过一句话：“文学作品具有宣传和教育的功能”。(浩然：《我的一个进步》，见《泥土巢写作散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对浩然的这个观点，任玲玲的评价是“让人大跌眼镜”(《浩然研究》第227页)。然而，掀开《浩然研究》的封皮，笔者就看到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画面——浩然的一幅拍摄于1982年的照片(这年浩然50周岁)，却被加了这样一个文字说明：“浩然青年时期的照片”。1982年的浩然，无论是生理年龄，还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年龄”，都不能说是“青年”。如果作者专意要用浩然“青年时期”的照片，为什么不采用他1954年22岁任《河北日报》记者或1958年26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拍摄的那幅著名的肖像?这两幅照片，1954年那幅就印在浩然的自传体小说《圆梦》的封面，1958年那幅则以整页的篇幅印在《圆梦》的卷首插页里，《浩然口述自传》第130页也有这幅照片。《浩然研究》里多处提到这两本书，并引用书中的语句，莫非任玲玲根本没见到过这两本书，而是使用的“二道贩子”网络资料?

　　在该书的《绪论》里，第3页，作者说：“孙达佑、梁春水编的《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1月版”，这个出版日期严重有误，应该是1994年11月。同页“《小说创作经验谈》，中原农民出版社，1959年5月版”，出版年代也有误，应为1989年5月。第4页：“1994年1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了孙达佑、梁春水编的《浩然研究专集》”，同样有误，此书1994年首次出版，迄今从未再版。第13页，引用浩然的话“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有误，发表在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的浩然访谈，浩然的原话是“我想这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

　　在该书的第二章，第41页，把毛泽东同志的著名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写成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第44页，“他抓住‘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军节’等节日活动”，——这段话里，作者竟然把“七一”这个党的生日写成了“建军节”!第45页：“他先后在《河北日报》《河北农村》《河北民兵》上发表小诗歌、小故事”，《河北民兵》应为《华北民兵》。该页引用浩然的日记：“我要好好学习写作，努力地做下去，争取当好农民的终身代言人!”其中“终身代言人”系“忠实代言人”之误。在注释里注明这段日记的出处时，作者标注：“浩然：《圆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56页。”其中，第156页，系186页之误。第49页：“写过一篇介绍饶阳县五宫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带头人耿长锁的专题通讯稿”，“五宫村”应为“五公村”。第51页：“所以作品没有学成功”，应为“所以作品没有写成功”。第52页和53页，作者谈到浩然听从了《北京文艺》编辑孙毓春“要大胆干预生活，揭露阴暗面”的劝告后，回到家搜肠刮肚，“一个星期多一点，完成了一部十万字的中篇小说《新春》”，“把歌颂的对象由贫雇农改成改造好了的地主、富农。”这是歪曲事实。据浩然自传体小说《圆梦》记述，他当时按照“揭露阴暗面”的要求，苦思冥想，构思出的是一个短篇小说《梯子》，生活原型是一个“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就会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而且因为这方面生活库存不足，只写了一个开头就写不下去了。中篇小说《新春》的创作则是另外一回事，是浩然在山西长治地区潞安县采访中目睹的生动感人的生活素材，绝非搜肠刮肚的面壁虚构。尤为可笑的是，在第52页作者还说《新春》是“中篇小说”，到了第53页又说它是“长篇小说”。第53页将浩然的《夏青苗求师》说成是“中篇小说”也有误，应为短篇小说。第55页，作者介绍1959年国庆节前夕，诗人郭小川打电话给浩然，主动提出介绍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注释里标注的出处是：“浩然：《圆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435页”，其中，“第435页”系“455页”之误。作者在引文时，也很不认真，比如第56页，摘引柳青给浩然的信：“稿子不要改，不能用就退回;《红旗》退了，就不要给任何刊物发表。”其实，柳青说的是“红旗退了，再不给任何刊物发表。”(见浩然《我是农民的子孙》，《浩然研究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几字之差，却歪曲了柳青的原意。第57页：“1964年的国庆节前，浩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众所周知，《艳阳天》第一卷首次出版，是在作家出版社。

　　在该书的第三章，59页;“文革期间仅发表短篇小说20篇”，并在注释里写道：“这20篇小说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杨柳风》，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8月版。”篇数有误，《杨柳风》共收入浩然1971—1973年间的短篇小说10篇。第66页，有两处把浩然的短篇小说《一匹瘦红马》写成了“《一匹红瘦马》”。此书属于校对不认真而造成的差错也不少，比如，第66页把“一棵大枣树”写成了“一颗大枣树”;155页的第2条注释里，把“华艺出版社”写成了“花艺出版社”;157页把“邀功请赏”写成“邀功请尝”;107页把“又推出《金光大道》的评论特辑”写成“又推出《金光大道的》评论特辑”;199页把“应加强第一号人物程亮”写成“应加强第一号任务程亮”;220页将浩然在三河市的居住地“泃河湾”写成了“洵河畔”;第224页“《苍生文学》来稿数量表”写成“《苍生文学》来搞数量表”;230页把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写成“《金光的大道》”;232页把“小心翼翼”写成“小小翼翼”;第280页，把“胡风、丁玲、陈企霞”写成了“胡风、丁玲、陈启霞”。书中自相矛盾之处也很多，比如，第45页写到身份是蓟县青年团干部、热衷于向报刊投稿的浩然投书《河北日报》为一名“房东大嫂”鸣不平，第274页再提到这件事时，当事人却成了“房东老大娘”，浩然也由前文提到的“通讯员”而成了报刊记者。第235页说《弯弯的月亮河》是“创作于1981年3月的长篇小说”，在同一页的第3条注释里，却又说“《弯弯的月亮河》是一部中篇小说”(笔者注：前面说“长篇小说”是错误的)，第13页说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发表了《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谈，261页却又说这篇访问记发表在这一年的9月29日(这个日期有误)。第266页说南京的吴跃农连发《不和谐的杂音》等三篇杂文批判浩然，同一页却一处写为“吴跃农”，两处写成“吴跃龙”。这种情况书中甚多，不再一一列举。

　　在该书第四章，第87页的注释，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的《圆梦》写成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95页，作者说：“1965年10月出版发行的《艳阳天》第一卷农村版(里面有二十多幅彩色插图，作者是画《毛竹丰收》《粒粒皆辛苦》的方增先)”。我收藏有这个版本的《艳阳天》(第一卷上、下册)，里面的插图既不是彩色的，作者也不是方增先，而是杜希贤。由此可见，作者并没有见过或读过农村版的《艳阳天》，只是将网上以讹传讹的资料复制粘贴过来了事。第101页，竟然把《艳阳天》中主人公萧长春的父亲萧老大，写成了“马老大”。第104页：“在小说第四十二章，马老四向萧长春表达了他对人民公社的赤胆忠心”，作者竟然不知道，1957年的中国，还根本不存在“人民公社”。尤为可笑的是，在第110页，作者这样写道：“面对焦淑红的担心和焦虑，萧长春反而安慰对方：‘泪水只能把我的革命劲头鼓动起来，不会让它给浇灭!’他对妻子说：淑红，说实话，遇上了这种事儿，我是心疼。”浩然小说中朦朦胧胧并未挑明的暗恋关系，在这里竟然成了“夫妻”。第111页：“马之悦被关在大庙里的时候，还一直在幻想萧长春被绝了后、断了根苗，必定会一蹶不振、失魂落魄。”这里显然是把《艳阳天》里杀害小石头的地主马小辫当成了“马之悦”。第116页，引用萧长春与父亲说到焦淑红那段话时，在同一句话里，前面用的代词是“她”，后面却成了“他”，似乎焦淑红被做了“变性手术”。同页，引用华龄出版社1995年版《艳阳天》第二卷中萧长春的话：“还有比革命同志再亲近的吗?”，焦淑红的内心独白：“只有革命同志才是最亲近的关系”，《浩然研究》作者把两处的“亲近”一词都写成了“宝贵”，这是疏忽造成的差错，还是另有深意?第126页，作者写道：“李冰之的《评浩然的“新道路”》(《广东文艺》1977年2月号)是最早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批判的文章”。此处大谬。李冰之的《评浩然的“新道路”》发表在《广东文艺》1977年12月号，而不是2月号。此文也不是“最早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批判的文章”，最早的一篇，是李冰之发表在《广东文艺》1977年11月号的《评浩然的<西沙儿女>》。

　　在《浩然研究》的第五章，作者说：“《金光大道》的故事从1950年春天开始，到1956年春天结束，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发展历程。”众所周知，公社化运动在我国是1958年才出现的，在此之前，既没“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更没有这个实体，《金光大道》全书四部才写到1956年，又怎么会涉及到人民公社这段历史?任玲玲这样写，显然是对政治与历史的无知，也是对小说《金光大道》的生疏与隔膜。在该书第149页，作者说：“《金光大道》第四部完成于‘文革’后，故事描述的却是1955年芳草地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此说之荒诞，与前文类似。在第150页和153页，此书有五处都把《金光大道》中的不法奸商沈义仁写成了“沈仁义”。在第160页，此书写到：“2001年春，电影《金光大道》的编剧肖尹宪采访浩然时，专门问及‘高大全’这个问题。浩然说，《艳阳天》里的萧长春是有原型的，即萧永顺;而《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是对当时众多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村优秀基层干部的艺术概括，并没有特定的原型”。在注释里此书这样注明这段话的出处：“肖尹宪：《<金光大道>的往昔岁月》，《电影艺术》，2006年第1期。”这严重与事实不符。肖尹宪先生此文原题《〈金光大道〉的花边旧闻》，最先于2006年1月10日发表在他的新浪博客上，原文是这样说的：“据浩然介绍，小说《金光大道》塑造的高大泉的原型是北京郊区大白楼的支部书记王国福，当时报纸上也正在广泛宣传这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先进典型的模范事迹。”我的新浪博客“古镇三月雨”2007年10月9日转发这篇文章时，发现这句话与我掌握的情况不尽相同，就在此处加了一个批注：“(2001年春，笔者采访浩然先生时，专门问及这个问题。浩然说，《艳阳天》里的萧长春是有原型的，即萧永顺。而《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是对当时众多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村优秀基层干部的艺术概括，并没有特定的原型。作家只在小说第一部的‘引子’里，揉进了当时收集到的王国福童年的某些经历。——转者注)”。《浩然研究》的作者把我的话硬加在肖尹宪先生头上，不知是粗心所致，还是有意为之?但可以判断，肖尹宪先生此文，她其实并不是从《电影艺术》杂志读到的，而是从我的博客，否则，她就不可能看到在高大泉人物原型问题上我的批注。在第164页，此书介绍电影《金光大道》上集的内容时说：“范克明利用高大泉互助组缺粮之机，挑拨张金发卖车向高大泉要粮”。这个太明显的硬伤，使我怀疑《浩然研究》的作者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读过小说《金光大道》，甚至连电影也没有认真看一遍。任何一个看过电影《金光大道》的观众，都应知道向高大泉卖车要粮的是外号“滚刀肉” 的张金寿，而不是村长张金发。在该书的第166页，作者说：“就在电影筹拍之际，从广州方面连发三篇署名李冰之的战斗檄文，矛头直指浩然，说他是‘四人帮’在文学界的黑爪牙，是‘大革文化命’的十年里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作家;他的《金光大道》也是实践‘四人帮’‘三突出’创作原则的代表作，是‘高、大、全’式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典型。” 从这段文字以及文字后面的注释可以判断，李冰之批判浩然的那几篇文章，《浩然研究》的作者只通过检索资料知道了篇名和发表报刊与日期，并没有见到原文。她对李冰之文章内容的陈述，完全是出于主观臆断。因为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1977年底、1978年初，李冰之批判《西沙儿女》和《百花川》，但未必敢批判《金光大道》，更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咒骂为“大革文化命”。因为1978年2月26，时任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在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作者说李冰之是最早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批判的人，但李冰之批判浩然的用语与文风，恰恰是一种“文革”味道很浓的“政治化写作”，比如，他在《评浩然的<西沙儿女>》一文的开篇即是这样写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阶级社会里，文艺从来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不为这个阶级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服务;不从属于这条政治路线，就是从属于那条政治路线。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要超脱是不可能的。”在同一页，《浩然研究》的作者还写道：“紧接着，在这一年召开的北京市人代会上，浩然被撤销了人大代表资格。”实际情况是，1977年12月浩然在北京市第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鉴于1978年初多家报刊发表了批判浩然的文章，1978年2月2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前夕，浩然被取消了代表资格。在该书第168页，作者说：“1975年复旦大学中文系《金光大道》评析组推出《<金光大道>评析专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1975年复旦大学中文系《金光大道》评论组推出《<金光大道>评析》”。在此书第150页，引用小说中雨田的一段话，下面的注释标明出自“浩然：《金光大道》第一部，华龄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367页”。笔者翻遍这个版本的《金光大道》第一部，却根本找不到雨田的那段话，后来发现这段话出自《金光大道》第二部。在第166页的注释中，作者说李冰之的《评浩然的新道路》发表在“《广东文艺》1977年11月号”，而第213页的注释中又说此文发表在“《广东文艺》1977年第12期”;第166页注释中说李冰之《评浩然的<百花川>》发表在“《广东文艺》1978年1月号”，214页又说此文发表在《广东文艺》1977年第12期”。自相矛盾，混乱不堪。注释中的各类错误在此书中还有多处，如第26页、115页、151页、155页、168页、209页、223页、224页、231页、232页的多条注释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差错，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辨析。

　　在该书的第六章，第182页，作者写道：“浩然受到江青的青睐，从此平步青云，走上人生的顶峰。‘文革’期间，浩然先后被选为北京市第七、八、九、十、十一届人大代表，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首先，浩然从来就没有当过“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其次，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多后的1977年12月召开的，浩然当选为北京市第七、八、九、十、十一届人大代表，怎么就成了“文革”期间因受江青的青睐而平步青云?!在同一页，作者还写道“电影《金光大道》的主角张连文在20世纪90年代的访谈中透露”，众所周知，电影《金光大道》的主人公是高大泉，而高大泉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张国民，张连文怎么就成了“《金光大道》的主角”?在第183页，作者说：“1975年，浩然对《解放军文艺报》的胡世宗谈起他在河南的一段经历”，据我所知，当时军旅诗人胡世宗借调《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帮助工作，而所谓《解放军文艺报》纯属子虚乌有。第185页，“1977年年底，广东作协的李冰之连发三篇文章，对浩然展开猛烈批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开始刊登一些对浩然的批判文章。”此说与事实不符。1982年5月，浩然在致《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的一封信中曾写道：“因种种原因，其中既包括作品本身含有的缺点和错误，也包括刚刚粉碎‘四人帮’，‘左’了多年的文艺之车的‘惯性’和‘派性’，《西沙儿女》受到一些地方报刊的批判。但党中央的《人民日报》和《红旗》并没有表态，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从来没有给我的《西沙儿女》作过‘适应四人帮反动政治需要’而创作的结论;事实上并非如此”。《浩然研究》一书在第201页引用了浩然信中的这段话，却仍然一口咬定《人民日报》当时也刊登了一些批判浩然的文章。请问作者有何依据?为什么列举不出文章的标题、作者和在《人民日报》的刊发日期?第189页，作者写道：“浩然在中南海两位同志的亲自护送下赶到了大寨”，这种耸人听闻的说辞，十分无聊和可笑。尽管浩然当时是闻名遐迩的当红作家，但其身份只是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的一名创作员，他去外地参加一个会议，还需要“中南海两位同志的亲自护送”吗?实际情况是，1975年9月17日，浩然根据北京市委的通知乘火车去大寨开会，与也去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两名年轻同志顺路同行，一路同行的还有在电影《艳阳天》中饰演萧长春的著名演员张连文，这在浩然留下的日记里有记载。在该书的第212页，作者写道：“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海南军区批判组和广州部队理论组所写的《江青授意炮制<西沙之战>的罪恶阴谋》一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受到全面批判。”在第214页再次提及此文，并进一步指出此文批判浩然的两个“核心证据”，发表时间却又变成了“1978年3月17日”。只要略有一点中国当代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西沙之战》是军旅诗人张永枚所写的一首长诗，当时又被称作“诗报告”。《浩然研究》的作者把《人民日报》对《西沙之战》的批判拿来当做指控浩然的“核心证据”，如此罔顾事实、信口雌黄，令人震惊!

　　在此书的第七章，第218页，作者写道：“9月29日，山东省昌乐县举行‘昌乐文化中心’大楼落成典礼，特为浩然在大楼辟设‘泥土巢’，进行文学创作。11月，县财政拨款，购买一辆伏尔加轿车作为浩然用车。” 这段话，把山东昌乐与河北三河各自做的事情混为一谈。“昌乐文化中心”大楼里没有“泥土巢”，只有“泥土书屋”;为浩然提供伏尔加工作用车的，是三河县而非昌乐。作者行文的不认真，还体现在对浩然文章的引用上。比如第226页，她在引用浩然《扎根农村写农民》一文的相关段落时，是这样写的：“一个作家如还这样护短，那还叫什么革命者?连一个一般正直的人格都不够。”而浩然的原文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如若护这样的短处，那还叫什么革命者?连一个一般正直的人也不够格。”(浩然：《小说创作经验谈》，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同一页的引文中，她把浩然的短篇小说集《花朵集》写成了《浪花集》。浩然在《我的一个进步》一文中曾说：“文学作品具有宣传和教育的功能。这是我的文学观念核心之一。经过重新认识，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但同时发现：我以往把‘宣传和教育’功能理解得偏狭、机械。文学作品是艺术品，只有把文学作品处理得艺术化，才能够使之发挥‘宣传和教育’的作用。于是在创作方法和手法上我努力探索更新。”(浩然：《泥土巢写作散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浩然研究》的作者在引用这段话时，为了紧扣先验的“否定浩然”的主题，只保留了“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前面那部分，而对浩然所说“但同时发现”后面的内容拦腰砍去，并以此讥讽“浩然的‘重新认识’可以说让人大跌眼镜”。此等伎俩，已经不是行文不认真，而是故意断章取义了。

　　此书的第234页，作者写道：“1987年，写完《苍生》之后，浩然开始继续写他的自传体小说，第一部写他出生到成为孤儿，书名为《乐土》;第二部从他14岁参加儿童团到当记者，成为文学青年，书名为《活泉》;第三部，写他成为专业作家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创作活动，书名为《圆梦》。”这种说法有误。实际情况是，《乐土》写的是童年生活，《活泉》写的是少年生活，《圆梦》则写的是青年生活。第二部《活泉》结束时，写到浩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成为脱产干部，到地委团校参加学习，那时，他既没有成为记者，也还不是文学青年。第三部《圆梦》，从1949年10月庆祝新中国成立写起，到他1959年由郭小川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止，具体描写了他从补习文化，到向报刊投稿，进而成为报刊通讯员、记者、编辑、青年作家的人生轨迹。此时，距文革爆发还有7年之久。由此可见，浩然的这三部自传体小说，《浩然研究》的作者都没有认真读过。第233页，作者把长篇小说《苍生》中极富个性的一个重要人物田大妈(田留根、田宝根的母亲)写成了“钱大妈”。第235页，作者说“浩然很快又重回歌颂新人新事的创作模式之中：创作于1981年3月的长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创作于1981年5月的儿童体裁中篇小说《七岁像嫩芽一样》;创作于1981年8月的中篇小说《姑娘大了要出嫁》，笔墨统统放在反对农村包办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上”。如此荒唐的论断，只能说明作者对《弯弯的月亮河》和《七岁像嫩芽一样》的内容一无所知。

　　《浩然研究》在引用资料时的某些注释也很不严谨。如第八章第252页，在引用浩然的几句话后，下面是这样注释的：“浩然：《在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8日，根据浩然亲属提供的讲话提纲。”任玲玲如此注释，给人的印象是这个讲话是浩然的亲属直接提供给她的，而实际情况是，浩然的亲属与她素不相识，素无联系，也不曾向她提供任何资料。浩然先生的这个讲话，是浩然之子梁秋川根据父亲生前写在笔记本上的讲话提纲手稿录入，并于2011年4月20日将电子版发给我的。我在《浩然是怎样创作<金光大道>的》一文中引用了这个讲话提纲里的几句话，2011年5月14日首发于我的新浪博客“古镇三月雨”(我在注释里说明了引文来自“浩然亲属提供的讲话提纲”)，此后，文章被多家网站转载(也有纸刊发表)。秋川兄告诉我，父亲的这个讲话提纲，除了我，迄今为止他没有向其他任何人提供过。作为学术论文，正确严谨的注释方式应该是这样的――浩然:《在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3年12月8日，转引自刘国震《浩然是怎样创作<金光大道>的》，古镇三月雨新浪博客2011年5月14日博文。 此书的第九章274页，作者写道：“新中国成立后，1952—1956年，浩然先后在《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红旗》等报社和杂志社工作，发表了大量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国家政策的通讯报道。”此说与事实不符。浩然是1954年6月才成为《河北日报》记者的，1956年9月调任《俄文友好报》记者，1961年8月调到《红旗》杂志任文艺编辑，直到1964年9月离开《红旗》(参见《梁秋川：《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附录1《浩然大事年表》，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版)。

　　《浩然研究》硬伤累累，误谬重重，不仅存在于书的正文，也体现在其附录的资料中。书中的附录3《浩然作品目录》，就至少出现了17处错误。有的是写错了发表或出版日期，比如《车轮飞转》发表在《人民文学》1961年3月号，被写成了1月号;《半月敲门》发表在《人民日报》1961年3月8日，被写成了“13月8日”;《八月的清晨》发表在《北京日报》1961年8月22日，被写成了“8月23日”;《铺满阳光的路上》发表在《长春》1961年7月号，被写成了12月号;《蜜月》发表在《新港》1961年12月号，被写成了1月号。分别发表在《北京新文艺》1972年试刊第2期、第5期的《金光大道》第一部选载和短篇小说《幼芽》，发表时间被写成了197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的《弯弯的月亮河》出版时间被写成了1982年4月。此书第316页在“选集”部分所罗列：“《浩然选集》五卷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版”，而实际情况是，《浩然选集》第1、2、3卷分别出版于1984年5月、7月、8月;第4、5卷出版于1992年6月。同页所列：“《浩然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版”，实际情况是，《浩然文集》共有两卷(原拟出版10卷，收浩然“文革”前的作品，后来这一计划未能兑现)，第一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二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版。有的是写错了篇名或书名，比如《机灵鬼的儿子》被写成了《机灵鬼的儿子火车上》，《弯弯的月亮河》被写成了《弯弯的月亮》，《杨庄风流事》被写成了《杨庄的风流事》，《姑娘大了要出嫁》被写成了《嫁不出去的傻姑娘》，《碧草岩上吹来的风》被写成了《碧草原上吹来的风》。有的是写错了发表期刊，如发表在《芙蓉》1982年第5期的《傻丫头》，被写成了发表在《长城》;发表在《春风》1984年第6期的《终身大事》被写成发表在《农民文学》。书中附录的《浩然作品目录》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收入的作品目录缺失很多，比如浩然的散文集、文论集、儿童文学集一部都没有收入，30多部选集、文集只收入了5部。浩然最重要的儿童短篇小说、发表在《儿童文学》1964年第4期、曾荣获1954—1979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的《大肚子蝈蝈》也没有收入。录用资料必须真实、严谨、准确，对于存疑的资料还要做一番考证、辨析、去伪存真的工作，这样才对读者和研究者、被研究者有用和有益，而《浩然研究》在使用资料时表现出的粗疏、随意与不负责任，为学界所少见。这样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所“研究”出来的东西，除了误导读者、亵渎先人、贻笑天下，还有何用?

　　由于《浩然研究》的作者在“研究”之前就确定了一个全面否定浩然的写作主题，所以处处都在围绕这个主题进行诠释与图解。这种预设的立场，使她在对浩然的整体评价上难以客观公正，就是对某一个具体的文学事件的陈述上也充满偏见。比如，在引述1998年前后文化界“争议浩然”的种种观点时，对那些批判浩然的诸多极为尖刻、偏激乃至人身攻击的侮辱谩骂之词，她用“批评”“批判”、“批驳”、“揭发”、“讥讽”、“抨击”等词汇表述;而《北京晚报》原副总编辑、作家凤翔(原名李凤祥)只是撰文提醒与劝诫广东那个部队作家“轻薄为文可以休矣”，她就表述为这是“骂章明的文章”，倾向性何其鲜明!为了达到否定与贬损浩然的目的，她不但把浩然“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创作归结为“政治化写作”予以批判，对浩然在新时期经过对历史、文学、生活与自身的“四个重新认识”以后创作的一大批优秀新作，比如长篇小说《苍生》《山水情》《乡俗三部曲》《晚霞在燃烧》、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中篇小说《浮云》《老人和树》《赵百万的人生片段》《弯弯的月亮河》《花瘸子秘史》《山豆》《姑娘大了要出嫁》《战士小胡》、短篇小说《新婚》《弯弯绕的后代》《误会》《衣扣》《机灵鬼》等等，也一概予以否定，全然无视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新的探索与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武断地认定它们“最终还是落入政治化写作的窠臼”，“过去长期形成的政治化写作的恶习，使浩然已经无法客观地面对这个新时代，更加无法客观地反映这个时代。”帽子扣得很大，却见不到有学术含量和令人信服的论证与分析。看完这部误谬百出、硬伤累累、惨不忍睹的《浩然研究》，笔者不禁要问：究竟是浩然无法客观地面对和反映这个时代，还是当今时代的某些急功近利、粗制滥造、良知泯灭的所谓专家不能客观地面对和评价浩然及其作品?

　　《浩然研究》的作者自己承认，在接受这个课题之前，出生于70年代的她除了知道有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对浩然几乎一无所知。那她为什么通过搜集、堆砌网络或书刊资料，勉为其难地弄出一部洋洋30余万言的《浩然研究》呢?毋庸讳言，这是完成论文以摘取博士学位的现实需要。而全盘否定浩然，是她的导师事先就给她确定的论文主旨(参见《浩然研究》绪论之“选题缘起”)，她只有围绕这个先行的主题来收集、选择与使用材料，忠实地图解这个主题，论文才有可能顺利通过。那么，李良玉教授为什么极力撺掇、说服他的弟子通过“恶补”资料搞出一部“否定浩然”的专著呢?看完了这部书，我从字里行间找到了答案，那是作者不经意间泄露的——“对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歌颂贯穿于浩然的所有作品之中”，“这也就是浩然小说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树立共产主义典范”(见第246页、247页)。歌颂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礼赞共产主义理想与道德风尚，可以说是共和国前30年那一代作家作品的主流，为什么唯独拿浩然“开刀”呢?对此，此书作者也无意中给出了答案：“不得不承认，浩然是将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书写与民间世俗文化结合的最成功的一位作家”，“浩然的小说没有知识分子过分修饰的书面语言，也没有故意借用地方色彩浓郁、土味十足的乡村土话，而是一种文学化了的民间语言”，而这也“是浩然的作品能够被大众广为接受的重要原因。”(见《浩然研究》第249页、254页)但在作者的观念里，浩然的作品“流传度越广，他的危害性就越大”(见第131页)，必须彻底否定。因为他曾歌颂过的新中国前30年，“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社会整体是一个极‘左’时代。”(见《浩然研究》第2页、第19页、第272页。此书中，作者使用“极左”一词时，一律把“左”加个引号，堪称独创)。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社会整体是一个极‘左’时代”——这句话，一字不易地在《浩然研究》这部书里反复出现了三次，就连只有千把字的《摘要》里也赫然在目，类似的说法更是充斥书中，只是有的地方把“20世纪50年代”表述为“建国以来”或“新中国成立以来”。看得出，这是《浩然研究》所要表达和强调的一个核心论点。它所批判和否定的，是以浩然为代表的那一代作家及其作品，还是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论述?醉翁之意不在酒。《浩然研究》貌似研究文学，聚光镜瞄准的还是政治。这部批判所谓“政治化写作”的论文，恰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化写作“范本”。

　　完稿于2017-7-5夜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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