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腐败VS显性腐败——论《人民的名义》的贵族倾向

　　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揭露了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播出不足一半，不经意间，暴露了更加严重的腐败现象。两种腐败，两个套路，一个做贼，一个劫道儿，是腐败分子与腐败分子相互之间的撕扯，区别只是腐败方式不同。一个显性腐败，一个隐性腐败。“显性腐败”，敛财索贿，贪赃枉法。“隐性腐败”看似不越雷池，却默默蚕食着社会的活力因子。

　　《人民的名义》中有一支“反腐败团队”，最初的中坚，由侯亮平、陈岩石、陈海、陆亦可、沙瑞金等人组成。其中的陈海，是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他的父亲陈岩石，曾是汉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海大学毕业后，子承父业。陆亦可，是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一处处长，她的母亲是法官，陆亦可也算是女承母业。她的父亲是否在公安部门，不清楚，如果是，一家子公检法占全了。如果不是，也不打紧，她的小姨夫高玉良，是汉东省省委常委、政法书记。沙瑞金，汉东省省委书记。他原来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同村的长辈沙振江是抗战时期的烈士，也是陈岩石的入党介绍人，因无子嗣，在陈岩石的安排下，沙瑞金做了沙振江烈士名义的后代，成为烈士子弟。剧中的一号人物，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侯亮平，是不是“官二代”或“官三代”，还不明确，只晓得是个“学霸”，但根据剧情，依照常理，侯亮平应该是高干女婿。换言之，这支“反腐败团队”是高级干部的儿子、高级干部的女儿、高级干部的女婿组成的“反腐败团队”，阵仗豪华，令人目眩。至于陈岩石，属于“老将出马”，他是抗战末期，十五岁就扛炸药包的小八路，后来担任要职，具有一种贵族性质的高风亮节。

　　与这支“反腐败团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腐败团队”。“腐败团队”的成员，绝大多数出身平民百姓，如赵德汉、祁同伟、程度等人。有的以前连饭都吃不饱，有的当了官儿仍然土垃吧叽，有的透着邪性，一看就不象个良民。逃到美国的汉州市副市长丁义珍，出身虽未交待，但其作派，绝不是官二代，否则，他怎么会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化身”和“打工仔”为荣。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出身也未交待，但从李达康、欧阳菁二人的性格和夫妻关系上判断，欧阳菁绝不是金枝玉叶。“腐败团队”中的大人物，是前汉东省省委书记赵立春，副国级，估计编导有意将其刻划成话剧《日出》金八爷似的幕后人物，虽不出场，却无处不在。出面“闹妖儿”的，是他儿子，“惠龙集团”董事长赵瑞龙，商人身份，不是干部。

　　《人民的名义》中，“腐败”与“反腐败”两个阵营，泾渭分明。“腐败”一方，除了赵瑞龙，大都是平民出身的干部。“反腐败”一方，除了陈岩石，全部是高级干部的儿子、女儿、女婿，欠缺的，只有高级干部的儿媳。

　　自从大清王朝覆灭，制度性质的世袭被彻底摧毁，代之而来的，是资源性质的传承。制度性质的世袭，老子是贵族，子孙一出娘胎也是贵族。资源性质的传承与之不同，父母是官员，儿女不一定是官员，不过，最终成为官员的可能性很大，官员的级别越高，官员的儿女成为官员的概率越高。如果官员的儿女不想当官儿，只想发财，或有其他追求，另当别论。只要他(她)们想当官儿，便不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程度地打破了这种资源传承机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这一机制随之复苏，发展。如今，干部家庭的子女，成为干部的概率越来越大，和以前一样，不同的干部级别，产生不同的概率，水涨船高。总之，资源性质的传承，取代了制度性质的世袭。《人民的名义》中“反腐败团队”的成员，正是资源传承取代制度世袭的受益者。

　　现实生活中，干部的来源无非两种，一是富有家庭资源传承条件的干部，二是缺乏家庭资源传承条件的干部。具体到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一是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二是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人民的名义》的编导对两种不同背景的干部，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性评判，形成了刻划干部形象的大致规律。该剧中，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大多数阳光、正直，富有文化品位。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要么卑琐，要么邪恶，要么蛮横，要么土头土脑。干部的品质，真诚还是虚伪。干部的境界，奉公还是谋私。干部的格调，雅致还是粗陋。在《人民的名义》中，这一切，由家庭出身决定。该剧出现的贪官，大多是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而不是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为什么成为贪官?《人民的名义》告诉观众，因为他们以前穷，“穷怕了”。现实生活中，因为以前穷，“穷怕了”而成为贫官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因为以前富，“富惯了”而成为贪官的也不在少数。然而，《人民的名义》只有“穷怕了”的贪官，没有“富惯了”的贪官。“穷怕了”，“穷怕了”……如此的台词，以及类似的台词，在该剧多次出现，这既是剧中人物的语言，也不排除是编导巧妙的信息传递。如果接受并认同这一信息，并予以逻辑推理，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以前生活水平很低，一旦掌握权利，小人得志，高概率犯罪。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以前生活条件优越，吃过见过，掌握权利之后，高概率廉洁。进一步推导：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不嫌其多，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不嫌其少。

　　现实生活中，无数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其文化水平，综合素质，并不亚于同龄的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在许多方面也不优于同龄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无论小学、中学、大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各方面突出的，往往都是平民子弟。而干部家庭的子弟成为“帮扶对象”的比例并不低。《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的儿子侯浩然、陈海的儿子小皮球儿，学生成绩都在平均水下之下。这一点，十二分的贴近现实。曾有教师在网上、报刊上，发表这类问题的研究文章，结论是很多平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天天盯着孩子学习，并随时保持沟通，将生活知识与社会知识，有意无意的传授给孩子。而干部工作太忙，顾不过来，对孩子学习的督促以及日常交流，相对很少。干部家庭的孩子，只有零花钱比平民子弟宽裕，其他方面，不占优势。所以，平民家庭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综合能力更强。毕业后，相当一部分进入干部序列。然而，在《人民的名义》中，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得到的是美化，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遭遇的是扭曲。这一点，又十二分的背离现实。

　　近几十年来，被处决、判刑的高级干部，难以计数，有关资料显示，他们的子女、晚辈不少也是干部，有的职位不低，其中很大比例参与犯罪，犯罪的行为及手段，比他家老子更为恶劣。但在《人民的名义》中，高级干部家庭出身的干部，贪腐行为不曾涉及毫厘，犯罪的，只有平民家庭出身的干部，因为“穷怕了”。“穷怕了”，“穷怕了”，多次出现，不排除主观故意和现实指向。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本来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如此刻划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与其说来源于现实生话，不如说来源于对现实生活刻意地选择，刻意地剪裁，刻意地屏蔽。不难看出，编导的价值理念，具有明显的贵族色彩，因而对现实生活做出贵族性质的社会判断。

　　《人民的名义》中，陈海和祁同伟是校友，都是毕业于汉东大学政法系。陈海是老检察长陈岩石的儿子，干部子弟。毕业之后，陈岩石希望陈海当个检察官，一句话，水到渠成，象买棵白菜那么简单。陈海被撞伤后，其母埋怨其父，其父多少有些后悔。因为陈海当检察官，并非最佳的事业选择，由于家庭具备的社会资源，比之检察院更有名、更有利，而且安全舒适的部门多得是。让儿子当检察官，确实委曲了儿子，之所以如此，是老子陈岩石的高风亮节，还有儿子陈海的无私无畏。祁同伟出生在贫困山村，青少年时期经常“吃不饱饭”，他考上汉东大学政法系，不仅是个人的成就，也是全家的荣耀。干部子弟陈海，毕业之后，进入汉东省检察院属于“哪里艰苦哪里去”，“越是艰险越向前”，同时也体现了他父母的革命精神。平民子弟祁同伟，毕业之后，如果同样进入汉东省检察院，则如鲤鱼跳过了龙门。不仅是他个人的辉煌，更是他爹妈的骄傲。可惜，虽然身为学生会主席，因为不是干部子弟，不肯屈就高干女儿粱璐，毕业后，祁同伟被戴“高帽儿”，穿“小鞋儿”，分配到一个偏僻的角落。他的女朋友叫陈阳，陈阳的父亲，正是当时有权的陈岩石，然而，陈岩石高风亮节，不肯走后门儿，施以援手。十五岁就扛炸药包的陈岩石十分了得，不肯帮助女儿的男朋友调进省检察院，是高风亮节。几年后，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到省检察院，同样是高风亮节。而祁同伟，因为家庭缺乏社会资源，纵有“胜天半子”的气概，也于事无补，为了拓展事业空间，剑走偏锋。他抛弃多年的恋人陈阳，屈膝跪地，委身于年长自己十多岁的高干女儿梁璐，借以上位。

　　陈海很早就被撞伤，躺在床上，编导为其着墨不多，但极尽褒扬。祁同伟活动的时间长，空间大，编导变换角度对这一人物进行贬抑。有意无意间，陈海与祁同伟形成了正邪、善恶、美丑的对应。陈海胸怀坦荡，祁同伟投机钻营。陈海人格无暇，祁同伟品质恶劣。陈海对亡妻一往情深，祁同伟对老婆先恭后倨，把粱璐当成聋子耳朵，在外与美女奸商沆瀣一气。但这对于梁璐来说，倒也是恶有恶报。小说《水浒》里有个高衙内，男的，依仗干爹的权势，强抢美女。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里有个梁衙内，女的，依仗亲爹的权势，巧嫁俊男。二人不同时代，却是一路货色。区别在于，高衙内知道自己不是好东西，而粱衙内却无负罪感。

　　《人民的名义》的编导，无视陈海、祁同伟的起点差异，一味扬陈贬祁，根源于对贵族的崇拜和对平民的歧视。梁璐及其父亲，打断了祁同伟的腿，然后送给祁同伟一副拐，并要求祁同伟感恩。编导对梁家父女的“暴行”，确有几分谴责，谴责之后，是极力展示那副拐的精致做工，是极力痛斥祁同伟辜负了做工精致的拐。

　　祁同伟与《红与黑》的于连，完全不同。于连对于所在时代，带着本能的敌意;祁同伟对于所在时代，富有充分的激情。于连的目光，“流露出可怕的仇恨”;祁同伟的内心，充满着亮色的渴望。于连潜入市长太太的房间，感到一种“光荣”;祁同伟屈膝梁璐，只有锥心的无奈。于连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起初最关注“和谁同桌吃饭”，后来主动投入“伪善中心”，依靠个人奋斗，争取荣誉和尊严。祁同伟曾经具有不理性的事业追求，权利的打击，使他的心理产生巨大落差，后来的光鲜，无法补偿精神的伤害。将错就错，一错到底的选择，是他的灵魂饮泣，自我麻醉。

　　祁同伟自视甚高，既使与天对弈，都有信心赢上半子，疑似有些精神疾患。不过，他的确不是池中之物，转换公检法三个部门，都有令人信服的工作成就，他阅历全面，经验丰富，能力很强。最重要的，他曾是缉毒警察，曾与毒贩殊死搏斗，荣获“英雄”称号。如果他不是出身平民家庭，而是出身高干家庭，加之学历，能力，阅历，战功和“英雄”称号，副省长早就当上了，再上几个台阶，也是顺理成章。

　　祁同伟的毁灭性结局，咎由自取。但他的毁灭性结局，始自屈辱的一跪，而屈辱的一跪，缘于邪恶的政治掠夺。这种政治掠夺之所以邪恶，是它完全游走于法律框架之内，而且振振有词。

　　《人民的名义》对陈岩石、侯亮平、钟小艾、陈海等人的品德多有溢美。其他方面，暂且不论，但就对待祁同伟，他(她)们毫无品德可言。

　　陈岩石谈到祁同伟，满脸不屑。他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没有自己的“高风亮节”，他的儿子陈海能否进入汉东省检察院，能否成为反贪局局长?他把扛炸药包炸毁敌人堡垒，当做革命。他把利用职权，将自己的儿子安排在大城市，当做革命。他把说服别人的儿子安心在穷乡僻壤工作，艰苦奋斗，也当做革命。对祁同伟心理伤害最重的，不是梁璐和她的父亲粱群峰，而是陈岩石。他坐视粱群峰对祁同伟的政治掠夺，毫无作为。之所以如此，一是畏惧梁群峰的权势，但用革命的词藻包裹着，二是具有门第观念，也用革命的词藻包裹着。也许还有第三、第四，无论什么原因，都会用革命的词藻包裹着。综观陈岩石，说他是老革命，不错。说他是封建王朝，倚老卖老，皇上也得让三分的王爷，也有道理。封建时代，一些老王爷有个特点：老百姓饿肚子，他为民请命。老百姓的子弟当官儿，他踩上几脚。如果老百姓的子弟比他的儿子官儿大，学问深，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翻来倒去，都是忠君爱国。至于老百姓饿肚子，他为民请命，不排除悲天悯人，但主要是怕出“乱子”，怕“乱子”把贵族阶层乘坐的船掀翻。他具有较强的贵族性质的责任心，同时坐在船上的，包括他本人和他一家老小。如今，老革命似陈岩石者，天天发牢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尤其伤感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其实，“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有赖于他当官以后的“革命”。

　　侯亮平、钟小艾、陈海等人提起祁同伟，不免轻蔑，好似贵族公子、小姐们酒酣耳热之后，耻笑贫寒人家既不具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格调，也缺乏“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气节。他(她)们不会考虑，如果与祁同伟完全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又会怎样?他(她)们更不会考虑，自己现有的职务，有多大比例，来源于对平民出身干部的政治掠夺。尤其是侯亮平，陈海负伤后，他做为最高检副局级侦查处长，被任命为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惹得比他大十多岁，临近退休年龄的副局长吕梁摔摔打打，闹情绪。如果侯亮平没有高级干部的家庭背景，而吕梁是个“官二代”，能出现这种局面吗?梁璐及其父亲对祁同伟的政治掠夺，在侯亮平看来，不过是“权利的小小任性”，“这一跪，跪出个公安厅长，倒也值了”。他对梁家父女打断祁同伟的腿的“暴行”，没有丝毫谴责，但却嫉妒梁家父女送给祁同伟的那副拐，觉得祁同伟没有资格拄着做工那么精致的拐。较之祁同伟，侯亮平、钟小艾、陈海等人的优势只有一条，父母或老丈人的权利在他(她)们事业起锚之前，就做好了保驾护航的准备。如果他(她)们具有相当于祁同伟的能力、阅历、战功与“英雄”称号，职务难说再上几级。祁同伟的仕途，千回百折;他(她)的仕途，一路顺风。祁同伟的腐败，于结局;他(她)们的腐败，于起步。

　　由于是反腐败题材，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甫一开播，立即好评如潮，八方点赞。其实，凭借权利，敛财索贿，不过显性的腐败，患之肘腋。而利用私家资源，培植国家干部，对出身平民的优秀青年，进行不同形式，而又冷酷无情的政治掠夺，则是隐性的腐败，患之心腹。

　　“达康书记”，颇富余韵。不难想象，他进身干部序列之初，肯定留着宝盖儿头，泛着土腥味儿，带着乡俚腔。好在那时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家庭资源传承的干部机制遭到重创，这为“达康书记”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他凭着本事，步步高升。如果李达康年轻十多岁，与侯亮平、钟小艾、陈海是同龄人，身边少不了出身干部家庭的青年干部，做为来自贫困农村，缺乏家庭资源的他，能否一步步跻身汉东省省委常委，汉州市委书记?恐怕不能。他的仕途也许早已被封闭，封闭他的正是，或者类似侯亮平、钟小艾、陈海这些高级干部的儿子、女儿、女婿，也许还有儿媳。这意味着，干部队伍中少了一个既有朴素的农民情怀，又有远见，性格直率，雷厉风行的高级干部，并且决不仅仅少了一个李达康，而是少了李达康这一类型的干部，人数不止千百，也许上万，其损失，难以估量。如果李达康年轻二、三十多岁，是现实生活中，年轻干部群体中的一员，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做为来自贫困农村，缺乏家庭资源的他，既使通过了公务员考试，他的上升空间能有多大?尤为严重的，今天的青年干部“李达康”，受到的排挤来自多个方面。当前，家庭资源丰厚的，不止国家干部，还有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各科别、各门类、各行业的专家、学者、牛人，以及经纪人、CEO等等等等。这些家庭的子女，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从政，都会对李达康式的青年干部产生强大冲击。家庭资源丰厚的青年干部，利用家庭资源不难在各自部门占得先机。缺乏家庭资源的青年“李达康”如果“没有摆正位置”，与家庭资源丰厚的“侯亮平”、“钟小艾”、“陈海”等人展开竞争，难敌上下其手，惨遭淘汰。

　　市场经济的规律，不仅作用于经济领域。这早已为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证实，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尽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有了“市场经济”，也就具备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天性。而市场经济社会的天性，本身就包含着腐败。

　　光明区区长孙连城，是《人民的名义》中刻划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可以预见，这一艺术形象的寿命，要比《人民的名义》长得多。若干年后，观众忘了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剧名，忘了剧情梗概，却忘不了这个独具特色的人物，就象观众忘了电影《上甘岭》，忘不了其中的插曲“一条大河波浪宽”。

　　孙连城因为仕途障碍，锐意消磨，喜欢天文学之后，方知“宇宙之浩淼，时空之无限”。于是，再无烦恼，得过且过，不贪污不受贿，也不做为，成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庸官。但稍加品评，不难发现孙连城骨子里的不凡。在他的环境中，如果打算寻求“政治资源”，再上一个台阶，怕也不难，但他没有这么做，其原因，是具备独立的人格，不和某些势力同流合污。表象的平庸，内含着精神高度。从他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上判断，他肯定出身平民，做为平民子弟，能够担任光明区区长，足见他具有相当的工作能力，足见他曾是充满朝气的青年干部。象孙连城这样的平民子弟，如果也年轻二、三十多岁，面对当今的社会环境，恐怕连一点点的事业空间都不具备，最终沦为“弱势群体”。尽管他有相当强的工作能力，尽管他是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而且具有精神高度。

　　当前的社会环境，问题重重，而始作俑者，包括《人民的名义》中“反腐败团队”成员的父亲、母亲、老丈人。“反腐败团队”成员的仕途，之所以顺风顺水，自然而然，离不开各自父母或岳父母手中的权利。“反腐败团队”成员占有了事业空间，意味着其他人必须利用家庭资源寻找另外的事业空间。而利用家庭资源寻找事业空间，完全等同于利用私家资源，培植国家干部，掠夺平民青年的政治前程，最终，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由于缺乏家庭资源而被边缘化。

　　毛主席曾说：“治国就是治吏”。这句话，再过一万年也是真理。“治吏”，不仅包括干部的管理与监督，也包括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与任用，是“治国”的核心内容，目前，恰恰这一核心，危机重重。

　　总之，做为一部现实主义，反腐败题材，不乏艺术水平的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反的只是显性腐败，而危害更深的隐性腐败，却不反，不仅不反，还予以美化，带有明显的贵族倾向。其实，《人民的名义》不该以“人民”为“名义”，或者《人民的名义》，只以“人民”为“名义”。

　　2017，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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